蒋书丽

一

《今日中国文学》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大学共同合作创办的一个刊物，旨在向美国介绍当代中国文学。

从2010年创刊至今，《今日中国文学》共出了五期，每半年一期，但2013年两期合并为一期。该刊选择的第一个作家不是声名远播的莫言，而是毕飞宇，并且选取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和一篇在暨南大学的演讲《记忆是不可靠的》，二者既可说是相互印证，又相互矛盾。王家庄恰恰是写的童年记忆，模糊的是主人公一直没有弄清楚的八十六只或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而记忆深刻的是对那世界的认识和寻找。在那特殊年代的闭塞的乡村世界里，一张“世界地图”似乎开启了全村人的世界梦，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着王家庄在世界中的位置，却每每从兴奋中归于失落。而童年的“我”却在一次放鸭子过程中开始了寻找世界之旅，结果可想而知，悉数丢失了全部鸭子之后，“我”得了个“神经病”的绰号。显然，这是一篇关于童年记忆的小说，真实而伤感。对于那些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来说，如果没有他们深刻的童年记忆，中国当下的文学图景恐怕就是别一样的风光了。同样，没有了记忆，世界文学史上还会有那么多经典作品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当代中国很多重要的作家和他们的重要作品，都是一种记忆中的历史写作，无论是莫言还是阎连科、苏童还是余华。正如同李敬泽在同一期关于毕飞宇的评论文章《毕飞宇的声音》中说的那样，“几乎毕飞宇所有的小说都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抓住时代的历史属性。他总是试图从更广阔的现代背景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经验的演变中来阐释他的人物。许多中国作家都是这样”。由此可见，中国当代很多作家其实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叙事，尤其是“文革叙事”和“乡村叙事”，往往二者又是重叠的。几乎每个重要的作家都创作过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作品，当代中国很多重要的小说作品也都是关于“乡村叙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日中国文学》里的小说世界，呈现给美国读者的多是一个历史的场景，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集体创作。

无独有偶，2013年的合刊刊载了苏童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一篇谈话《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再次提到了童年记忆问题。他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是延续童年好奇心的产物。也许最令作家好奇的是他自身对世界的第一记忆”。所以，也就毫不奇怪，几乎苏童的全部重要创作都是关于历史的，关于青春期记忆的。

在《今日中国文学》中出现的当代中国作家，除了毕飞宇和苏童外，还有阎连科、余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作家莫言。阎连科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包括《为人民服务》、《四书》、《坚硬如水》等，而余华的《兄弟》也不例外。作家的个人体验可能都是独特的，也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但是当他们的具有同样的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同时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时，会给西方读者形成怎样的一种关于中国的文学想象和现实想象呢？当然，创作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更不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然而所造成的客观效果当引起重视。

相对来说，莫言的历史视野相对广一些，仍然是一种跨度更大的历史叙事而已，以及一种更精彩的说书演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虽然莫言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综观他的创作，我更愿意称他为一个农民作家，一个极其擅长讲故事的说书人。我们更容易在他作品中看出他对故事性的追求，因而他的小说更多引起的审美体验是一种视觉上的触目惊心，而绝非是灵魂上的洗礼和震撼。他的获奖演说题目即为《讲故事者》，演讲中他也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storyteller（讲故事者，或者说书人），应该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演讲中他同样用大量的篇幅追述了儿时关于贫穷的记忆和有关贫穷的故事。不妨说，五六十年代的这些作家们，是在不断地揭开历史的疮疤给后人看，看得多了，不免恶心，也容易麻木。历史的沉痛教训当然不容忘记，但透过历史，更要看到现实和未来，而中国作家普遍缺乏的恰是这种敏锐。

同一期伴随着莫言的演讲和《檀香刑》的节译，还分别有中外两位评论家的评论文章，一是张清华的《诺贝尔奖、莫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是戴维斯·昂迪亚诺的《一个西方人对莫言的思考》（作者戴维斯是俄克拉荷马大学主办的《今日世界文学》杂志的执行主任）。前者主要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带给莫言和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后者则对莫言和他的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红高粱》是一部具有托尔斯泰式视野的大作品，如果有任何续集出现的话，会立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小说之一。……随着时间推移，我相信这部作品会被看作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显然，戴维斯的评价，和另一个美国著名的文学家厄普代克2005年5月9日《纽约客》中发表的《苦竹》对莫言全然否定的评论截然相反。但在该文中，戴维斯主要探讨的问题是西方读者在阅读莫言小说时所面临的四个挑战，即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四个困难：偶发性的困难、模式的困难、策略的困难和本体论的困难。这里，我并不关注西方读者是如何克服这四个困难，而是他们是如何看待《红高粱》这部作品的。戴维斯认为，“作为一个抛开西方强加给东方的价值和身份的强有力的选择，这部富有挑战性的、杰出的作品是给西方读者一瞥中国历史和文化而打开的最重要的门户之一”。而这里恰恰有我所担心的问题，《红高粱》在对一直以来以主流意识形态统领的抗日文学的突破上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而它又向西方读者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呢？

曾在网上见过调侃中美影视差别的一种说法，一个是只有历史，没有未来，拼命地拍宫廷剧;一个是没有历史，只有未来，拼命地拍科幻灾难片。细细想来，颇有道理。如果我们的文学只剩下了历史这一个维度，显然是不完整的。

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评价，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上，也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围绕着顾彬的“垃圾说”，该刊也刊发了一组评论文章，如陈晓明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景和评价》，与顾彬相反，陈晓明认为：“在过去六十年的当代文学框架内今日的中国文学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当时国内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很多作家评论家。这个显然是我不能苟同的。就如同一个带着镣铐的舞者，很难自由地腾跃，从这里也就明白了当代小说创作中占主流的历史叙事。更何况，当代中国文学界就如同阎连科所说，已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张宁在同期的《垃圾还是黄金——当代中国文学的两种极端评价》里写到：“文学的一个关键基因，就是内在的自由状态。”显然，他说到了点子上。我们所最缺乏的，恰恰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看莫言的《檀香刑》，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深受说书故事影响的、具有英雄情结的好汉而已，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和丰富内心世界的人。endprint

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今日中国文学》并没有忽略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在第一期中就选录了吴俊的《文学上海的诞生、破裂和死亡》，王晓玉的《上海的都市文学》，以及吕约的《北京的“声音”》，为西方读者了解这两个大都市所代表的文学地标提供了很好的窗口。

二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私语”写作到本世纪之初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似乎突破了早期方方、池莉等新写实主义女作家的写作樊篱，将写作现实的触角收回并伸向了自身，甚至扯开了一切的遮掩将全身心都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视野里，引起一阵不小的哗声。《今日中国文学》分两期刊载了同一作者的评论文章，一是《身体写作：棉棉的〈糖〉中的残酷青春、都市另类和经济特区症候》，一是《身体写作：〈上海宝贝〉中的性爱和跨国资本主义》，作者陆宏伟（美国雷德兰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应当说，卫慧和棉棉这两个女作家被放在一起当作新新人类是有着厚实的基础的，同样是七零后作家，同样生活在上海，同样写迷失的女性，残酷青春也好，都市另类也罢，都只代表了她们自己，也只有上海这样的欲望都市才能孕育像她们这样的女性，也只有上海才能产生这样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她们就是上海的化身。不过，相较于美国这个世界上女权主义运动中心之一的国度来说，卫慧、棉棉的创作要显得浅薄多了。

当然除了上述作家之外，《今日中国文学》还介绍了女作家残雪、范小青，以及女诗人翟永明、郑小琼，在“作家特写”专栏中则重点介绍了台湾女作家李昂。

同样写女人，同样涉及到性，同样是年轻的女性作者，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李昂的《杀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无论是从视角的广度还是内涵的深度上来看。《上海宝贝》显露出的是具有典型的上海风情和小资情调的迷惘与堕落，在卫慧的笔下，似乎只有情欲才能体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似乎在她们的身上还游走着张爱玲的影子。而《杀夫》中，则透露出一种鲁迅式的冷峻目光，将两代女性的悲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作者所探讨的是整个社会、历史、文化所给女性造成的悲剧，以及国民性中的冷漠、麻木和自私。因此，尽管卫慧和李昂都因各自作品的最初发表而承担着沉重的舆论压力，其社会文化意义却是截然不同的，作者的思想境界也就高下立判。

作为该刊“作家特写”栏目重点介绍的台湾女作家李昂，该刊选发的是一篇叫做《牛肉面》的小说，该篇小说于2007年在法国巴黎被改编成剧目上演。正如译者林丽春总结的那样，“通过一碗让人倍感意外的浓汤牛肉面，李昂探讨并解开了那个有关台湾人身份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错综复杂的结构”。同期刊发的还有李昂的一篇《黑暗的李昂VS明亮的李昂：自我访谈》。在这篇长篇访谈中，李昂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历程。不可否认，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在台湾的特殊年代里，她最早触及了两个禁区：性和政治。这是一种作家良知所赋予她的勇气和智慧。所以，篇首的编者按语里她被称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作家之一”，她是当之无愧的。同时，配发的评论文章是叫Darryl Sterk所写的《鹿港小镇的精神和李昂神秘的文学家园的救赎》。该评论全面分析了李昂以鹿港小镇为背景的创作，以及以鹿港为代表的传统和现代性的碰撞。李昂早在高中毕业就已离开了那个鹿港小镇，成为一个在全球到处跑来跑去的美食家，“她似乎是一个自由的精灵。她小说中的人物都在追寻着更宽更广的生活轨迹。然而四十年来她不断地感受到回到她的神秘的文学家园鹿港小镇的压力”。传统、现代、女性、自由，这些个字眼注定了李昂的创作具有了世界性，从她早期创作的那些以鹿港为背景的作品中，她就进入到了世界文学舞台上来。因此，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不分民族地域的，没有时代局限的，是能够让读者在其中找到自己和自己时代的影子的。

如今的台湾，早已经不是当年李昂发表《杀夫》时的台湾，关于女人和性，已经有了更加开放的态度，大陆同样如此。该刊选发的《性别和戏剧：中国舞台上正在变化的女性形象》（作者：于晓玲，俄勒冈州立大学中文副教授）一文即全面地考察了八九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变化。作者特别选取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潘金莲和西施，这两个人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她们的形象所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是深入人心。在《水浒传》和《金瓶梅》里，潘金莲是作为淫乱的女性出现的，但1986年在魏明伦执导的《潘金莲》里，这个堕落淫乱的女性已经成为一个追求自身幸福的新女性，但在这追求的过程中她遇到了四个阻碍她的男人：张大户、武大郎、武松和西门庆。可以说，魏明伦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解读了潘金莲的不幸命运，作为一个男性，这在中国的文学界还是相当难得的。而对于西施，作者将其称为“中国的特洛伊海伦”。在作者看来，昆曲《浣纱记》写的是以吴越战争为背景的西施和范蠡的爱情故事，而在八十年代浙江罗怀臻改编的越剧《西施归越》中，故事有了深入，西施最后成为了一个被嫌弃的象征着国家耻辱的女性，最后悲愤自尽。

可以说，作者对中国传统戏剧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的考察是相当全面和深刻的，并指出中国传统戏剧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考验妻子对丈夫的忠诚度，如元杂剧《秋胡戏妻》、京剧《汾河湾》、《五家坡》、《蝴蝶梦》（又叫《大劈棺》）等，同样的，经过改编的现代版的川剧《田姐和庄周》中的女主人公田姐，已由历史上的单纯追求性的满足的女性成为在追求爱和责任间彷徨的新女性。但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发出了疑问，“中国女性如何强大起来而不丧失女性特质，或者不被当作玩偶和商品对待呢？”不幸的是，当前中国女性不断地突出自己女性特质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当玩偶和商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有大量的女性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但更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物质化、商品化了。

尽管该刊选取的女性作家不多，甚至没能体现出当代中国女作家的整体风貌和成就，但却基本反映出了中国女性意识的历史变迁，在这方面的确是为西方开启了一条透视中国女性问题的门缝。

三

相对于作家来说，《今日中国文学》所介绍的当代中国诗人要更多一些，也就更有代表性。他们包括翟永明、郑小琼、食指、西川、车前子、王家新、田禾、曾德旷、伊沙、树才、张枣、黄广青、吉狄马加、于坚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该刊登载了马克·本德（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文学和民俗学专业的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口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篇文章《白鹇鸟的叫声——四川和云南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系统介绍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诗人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更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组诗人，一是使用英语进行诗歌创作的华人诗人如裘小龙、王云和叶维廉;一是使用汉语创作诗歌的美国诗人，有Jami Proctor-Xu，Denis Mair和Afaa Michael Weaver。

被该刊重点介绍的诗人是食指。在第二期的“人物特写”中登载的是张清华的评论文章《先锋的回归：食指和他的诗》。食指个人的命运遭际无疑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作为一个在“文革”期间开始创作并被广泛传颂的一位诗人，他对后来者的影响相当深远，然而这样一个具有开创性贡献的诗人，却不得不忍受着长达八年在精神病院的孤独与困苦，直到一个女性将他解救出来，但他的诗歌创作却一直没有间断，只是从躁动归于了平静。该刊选取了食指从“文革”初期创作的《相信未来》到《家》等九首诗，基本反映了他各个不同阶段的创作和精神面貌，更是从他身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心路历程。

作为诗人和西方诗歌的翻译者，王家新得到了更多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也由于其部分诗歌是旅居国外期间所作，与国内学界称其为“知识分子诗人”不同，而被看作是具有世界主义风格的诗人。在关于王家新的一篇访谈《旅行诗歌和灵魂在场——王家新访谈》（作者John A.Crespi，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汉语系副教授）中，诗人谈到了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和德国诗人保罗·策兰，这是王家新比较偏爱的两个诗人并且亲自翻译了两位诗人的作品。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在他的翻译和他的创作之间，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情感上的共鸣的。也就不奇怪，在王家新的诗歌里，始终萦绕着一种诗人独有的忧郁气质。

其他被重点推介的当代诗人还有于坚、车前子，以及少数民族诗人代表吉狄马加，该刊还刊载了一直坚持平民化写作的诗人伊沙、打工诗人的代表郑小琼、女性诗人的代表翟永明等人的诗作。Heather Inwood（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现代中国文化研究助理教授）的评论文章《在突破和责任之间——对二十一世纪诗人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的重新审视》则对新世纪中国当代诗歌进行了全面考察，既有诗歌界关于“现场”的争论，也有对“草根诗歌”、“底层写作”等诗歌现象的深度梳理，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能如此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住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的动态，实在难能可贵。

然而，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该刊所介绍的这些以汉语创作的中国诗人，而是那些以英语创作并取得很高成就的华人诗人，以及用汉语写作的美国诗人。2013年的合刊就编选了这样几位诗人的诗歌，裘小龙就是其中一个。来到美国后，他转向了英语诗歌和小说创作，尽管是非母语写作，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成功，即便是诗歌这样精致的语言艺术，他也游刃有余，屡次获奖，只是在他那一串串英语单词的表象下，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仍然是唐风宋韵。而几位美国诗人的汉语诗歌，不难想象充满了中国意象，从西湖写到了日坛，也从台中写到了夜里深深的思念。这两组跨语言写作的诗人，似乎在充分表明，国籍不算什么，母语不算什么，而只有诗歌，才是真正通用的世界语言。

对于台湾诗人，这里选取的是诗画文俱佳的罗青。Paul Manfredi（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和副教授）的《在词语与意象之间——罗青和他的视听自画像》对罗青在诗与画方面的艺术追求给予了深刻的解读，一方面追溯了罗青所受的中国古典诗画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罗青在当代现代主义诗歌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没有台湾文学，就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学，来自于同一文化传统的台湾文学也就必然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日中国文学》在这里向西方所传达出的也无疑是一个大中国文学的概念。

四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在几大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已充分证明了，中国电影工作者们的实力和才华，特别是第五、第六代电影导演们。由于电影和文学如此紧密的亲缘关系，《今日中国文学》还特别登载了一组影评文章，有蒲剑的《当代中国电影：票房进入全盛时期》，Man-Fung Yip（俄克拉荷马大学助理教授）的《差异的困境：对香港武打片中的女侠人物的再思考》，以及朱萍（俄克拉荷马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性别和妇女，以及中国电影和文学理论研究）的《真诚的凝视：贾樟柯电影的艺术和现实》。虽然只有三篇文章，却不失为西方读者和观众了解当代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窥豹之管。

而在学人风采这一栏目里，则重点介绍了乐黛云、叶维廉、王德威、葛浩文，这几位大家的名声在中国文学界可谓如雷贯耳，各自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乐黛云教授创建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叶维廉则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诗学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化;王德威则在美国学术界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翘楚;葛浩文更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给西方英语世界的第一人（指其重要性，而非时间性上的第一人）。可以说，正是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卓越的学术贡献，奠定了今天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最新一期的《今日中国文学》则重点推出了刚刚逝去的夏志清教授，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为钱钟书和张爱玲在大陆的重新被发掘立下不小的功劳。

从这些栏目的设置，以及作家和诗人的选取上，不难看出，《今日中国文学》在推介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力求全面。与今日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整体成就来说，这里所选译的虽不能说是九牛一毛，可也不过是千万分之一而已，但毕竟，这代表了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了世界，与这个伟大的国家一样，虽曾千疮百孔，终究蹒跚前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