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文地理学家Schluter（施吕特尔）于1906年提出“文化景观形态”的概念，强调景观既有它的外貌，在它背后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力量，并把文化景观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种形态。前者指人以及随人移动的物品等，后者则通过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全部效果来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文地理学家Car.O.Sauer（索尔）创立了文化景观学派，指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是解释文化景观。

顾名思义，新文化景观就是新文化时期所创造的人文景观，从可视性的物质景观层面来讲，它包括不可移动的红楼建筑遗存这样的社会文化史“化石”，还包括新文化人遗留下来的手稿、印刷品等可移动文物，而隐性文化景观则包括以“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为表征的新文化政治景观、新文化期刊媒体所营造的语言景观，以及那个云蒸泉涌的时代一代大师泽被后世的精神遗产。这些显性与隐性的新文化表征共同作用而构成的“合力”辐射至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绵延至今，同样涵摄于当代北京历史街区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课题。

红楼无疑是新文化景观的地标性建筑，是中国新文化场域的中心符号，更是新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物证。本书不着意追忆红楼往事，津津乐道旧北大掌故，评判其传播新知，发展学术的一流大学学风，尽管这是她最迷人的风采;不着意将其纳入五四运动的框架下追溯其作为二十世纪政治活动中心的成长发展历程，尽管这是她最耀眼的桂冠;甚至也不重复描画其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意识形态图表场景，尽管这是她最值得探索的学术领地。能否将景观从名词转为动词，尝试把注意力放在观看新文化景观的方式呢？也就是说，在景观中看到了什么并不重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种文化实践的产物，红楼不再仅被当作所见的外在客体，而是框架体系、取景方式。这时候，“新文化”便成了中介、平台、生活圈等等的空间隐喻，是根植于北大红楼现实情境中的缤纷色相，是迅速变化的一整套关系，而不只是随时间演化的区域个性。

“不着意”不是完全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读者反而会时时发现对它们更加具体的展示与表达，追怀与摹写，陈述与罗列，这是对既往研究太依赖于话语分析、太黏着于思想辨证的反拨，也许只是不知深浅的个人偏好罢。希望本书的观看之道能够摆脱自上而下的疏离性凝视，能更加身临其境地参与到景观之中。从建筑本体到政治景观，从文物文献到语言景观、精神遗产，由显到隐，贯通起流动的新文化场域，接近真实全面地映现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曾经走过的这样一段道路，较为准确地为当今时代提供历史参照系，使观者打破窄带，扩大视界，更为清晰地为自己定位，明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第一，新文化建筑景观。在北京不光是古典传统，寻找新旧过渡时期新文化的存在方式，同样能够使国人在这个天际不断延展，边界不断消融的地球村里找到家乡的感觉。红楼本身的建筑风格奠定了新文化的最初基调：一种激进式的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期。没有什么比站在建筑面前涵泳历史更能引发深思的了，它们是步入历史最外显的路径，随时间流逝而积淀为多样的文化沉积层。不远处就是紫禁城，伫立的红楼无言地揭示着已经被建立的传统体系在新生事物成长的压力下是如何崩溃的，汉民族重感悟和直觉的思维方式在此遭遇西方的逻辑与实证。汉花园红楼、景山东街马神庙、北河沿译学馆、松公府、民主广场、东斋西斋都曾经是一个个印记，如今只剩下红楼一处遗存。走进这座当年最时尚的洋楼，可见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办公室，张申府编目室、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鲁迅胡适授过课的大教室、国文教员休息室、新潮社社址、红楼印刷所……表面看来只是一个个房间而已，然而，多少学子曾在这里心游万仞，热血沸腾，它们盛得下宏大的历史风云，更盛得下丰赡多姿的学问思想。

第二，踏上“五四”路。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的地方性经历，现代性的认知图谱是经由西方国家自身范围内的合理化，再到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化的综合而描画成的。在这一认知图谱中，踏上“五四”路，进入的便是这样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在典型的时钟式进化思维表述中，中国自此才具备了既“中国”又“现代”的可能，成为大众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源头，也是“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看来，红楼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实体出发点，更是象征的、含义的、描绘的和想象的现代起始，它制造着以爱国学潮为表征的新文化政治景观，生产着对于世界的崭新看法，在与他者相互关系的框架中彼此定位，重思民族国家主体性问题，在与政治的融会贯通中纳入建构世界秩序的新范畴。

第三，新文化典藏物证。新文化运动的具象历史业已逝去，我们只能找到复原的场景和旧纸堆中对历史的叙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新文化文本——到这里寻找完全客观的普遍陈述不过是一个童话。当历史学家构建自己的叙述时，他以为自己选择的那些陈述是理解过去的最好向导，是应该如何思考过去的最好建议。实际上，从“新文化”这一名词诞生的那一刻起，历史学家们就一直在忙于构造自己所认可的新文化本质，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只筛选那些亲历者早经移情的材料为证据，比如回忆录等等，将更使得对历史进行普遍陈述的目标遥不可及。如果说派生的语言妨碍我们对新文化实在的认知，那么关于新文化历史的实存又如何可能呈现原貌呢？套用时髦的话语方式，怎样呈现一个“原五四”、“元新文化”呢？然而，任何历史都是如此需要依赖个体、他人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设想。就此而言，物的存在有着无可辩解的说服力，凸显物的存在，变得意义非同寻常。当思维赤裸裸地面对物，语言没有机会顾自发挥创造和想象。这样呈现的历史不敢妄说是客观的，但至少是平静的，因之过滤掉了多余的情感和阐释的亢奋，可以尝试触及史实静默的起始。

校徽、校旗、讲义、课程表、试卷、同学录、白话尺牍、宣传单、刊物、新文学初版本……这些代表新文化的实物最初生长在生动真实的环境中，后来从鲜活的历史肌体中剥落，转移到博物馆这个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预设，尽量进行有限创造的人文环境中，去努力彰显历史。它们从此也获得了另一种生命，在各项陈列展览中以独有的语言，向人们讲述和传播什么是新文化。它们的价值、含义、状态，乃至某些形状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在不断的信息重组和能量转换中，构成另一种文化场。endprint

第四，新文化语言景观。新文化运动在语言中留下极为明显的痕迹，乃至原初就是一场从白话文入手的语言的革命，一方面是要将那些在民间自然生长的语言重新挖掘出来，使之重新活到印刷文字中，主流话语中;一方面则是尽力改变先前主流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属于极少数人或者说是统治阶层、精英集团的“话语”通过教育启蒙变成公众性语汇。这些各式各样的触及新世界的表达和用语，集合起来织就了新文化之网，撒向听者的想象空间，将其拉进信仰的界面。

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代表了新文化主张的流行话语如“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反传统”、“个性解放”、“全盘西化”广泛传播;“废灭汉字”、“不读中国书”、“打孔家店”、“整理国故”、“非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等口号如雷贯耳，非常有鼓动性，乃至具备了纲领性，至今还影响着当代人的思维模式。这些新名词和话语的涌出使新文化时期的普遍思想状态在人们面前充分打开，它们不断地被言说、阐释和传播，仿似一砖一瓦，构建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幻象的新大厦。这一建构过程有时不得不是一个“非如其言而有其义”的诠释过程，逐渐熏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文化语言景观。

翻阅新文化期刊，新文化语言迎面袭来。也许是似曾相识的传统话语突然浮现，带着走出遗忘的新鲜气息;也许不是新文化人的发明，而只是在这场运动中改变了内涵及价值，并被频繁运用的所谓新词;也许只为了吟诗和思考，也许是导控着情感，驾驭着心灵;更有智识者拒绝遵从旨意的自由表述……这一切均在期刊杂志中不断被使用，为形成中的新文化悄无声息的吸纳汲取。一部分新文化用语将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永世长存的表达，一部分只是一过性的流行语，一旦当下的任务完成，便与制造它的局势一同沉没，成为一个历史的过客。无论属于哪一方面，它们都会在日后为精彩纷呈的新文化时代提供证据。

新文化语言景观的呈现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新文化实际是传统文化因果相续的一个善巧变化，不能脱离传统文化条件而独立存在，在新文化的语言景观中，二者则显示出对立的依存关系，被人为地制造了判若鸿沟的新旧界限;另一个是，新文化如何在全副武装的话语实践下，规范和引导行为，用认为是最合适的途径，生产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并迅速自我命名和合法化，最终使新文化成为了一场运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同时产出了一个作为新名词的新文化运动。

第五，新文化精神遗产。红楼聚拢和培养了学贯中西的新文化大师，蔡元培倡导“相容并包，思想自由”;陈独秀立志“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李大钊努力“从那灰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鲁迅“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更有“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惊醒熟睡的人们”的钱玄同、“向‘是的一方面做去”的刘半农，他们获得了新文化旗手、英雄、战士的尊称，其精神资源灌溉后人，泽被甚远，绝不会随红楼建筑和历史文献的消失而泯灭。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文化启蒙者，红楼成为新文化、新学术的中心和策源地，辐射到周边区域。它像一个系物桩，拴住聚拢而来的人。第一代新文化人都是北京的新移民，他们带着多样的文化背景，从四面八方为同样的追求而来到沙滩，感受无法阻挡的现代思潮之辽阔，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潮流，并从中锻造出一种自觉心。对于这些流浪的新文化追求者来说，沙滩一带具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感，特别能激起他们的皈依之情，从而不再无目的地漂浮。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无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主人身份，从而游离了统治的军阀政府。在红楼进行每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时，他们学会了担负责任，与人平等地沟通，自由地追求爱，加倍珍惜时间，自觉有计划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饥似渴地阅读白话报刊，乃至禁书，鄙视陋俗，讲究卫生，强调平民意识，感受劳动的光荣，做有组织的活动，融入群体，服务于社会，彼此互助，共同进步，当然还有独立不羁和率性而为，自命不凡……这一切逐渐约定俗成，乃至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行为方式的新习气，积聚而成所谓的新时代特征。初到沙滩的人哪怕不注册进入北大，只要留在那儿，租住周边的公寓，到红楼课堂上去偷听，一切行为便不再如此前般没有着落，他们的行为方式便逐渐被上述新的时代特征所同化，从而在后来的历史陈述中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

应该说，新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双向的，共同的白话语言、习俗、行为和思维将新文化追求者维系在一起，而不同文化身份的他们在此聚集的过程中，又使先前的居住地和环境中所带来的社会观念与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以及整个社会和局部区域的特殊发展趋势等等相遭遇、相碰撞，从而也给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在这一双向的过程中，他们认同沙滩区域的文化先导意识，并来定义自己。新文化群体就是这样通过划分自己和他者来相互定义，并积极建立起来的。

红楼包容了新文化人，而新文化人在红楼发挥他的创造力，开始互相交融的过程，就此而言，汇集了新文化能量的红楼承载了那些新生命的密码，传递和重组历史信息，使得红楼这一文化记忆库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历史在这里不断地重新刻写，沙滩一带记录下各种文化价值的变化，呈现出个性与集体性、断裂和连续性之间的张力，而今依然在起作用。这一切会使某一天，某个流连于沙滩一带的当代人在疲于奔走中蓦地灵光乍现：哦，生命曾经如此，历史曾经如此，世界曾经如此。

（姜异新编：《沙滩红楼——新文化景观》，大象出版社即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