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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炽焰今安在

2015-01-04朝颜

文学港 2014年6期
关键词:天马

朝颜

深秋。在瑞林镇的资料室里,偶遇《从梅江出发的天马》一书,翻之,心中一惊,殊不知此间僻壤,竟是清朝维新派代表人物陈炽的故里。

随便翻开瑞金任何一份历代文人名士的名录,陈炽的名字都赫然在目。不久前,一位游人问及“瑞金史上出过哪些知名人士”,我说到明代进士、“江西五大家”之一杨以任,说到清代开瑞金一代诗风的诗人谢适,说到清代诗文有汉魏风骨的杨枝远,清代进士杨方立,清代举子、理学家罗有高,当然,也说到清末爱国主义思想家、戊戌变法巨子陈炽……可是,我竟然无法准确地说出,他们分别出自哪一个乡镇哪一方土地,更无法说出具体的渊源和细节。除了定格于历史的名字,和一些生涩坚硬的形容词,我何曾触及过他们的体温和灵魂?

于是探访陈炽故居天马山庄,成了排上日程的头等大事。一则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二则对已故百年的先人作一次文本之外的打量。

天马山庄位于禾塘村境内,路途迢遥艰难,仅能徒步前往。带路的是村干部阙老先生,“他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可惜了。”他说。一声叹息过后,神情里皆是怅然。我看见路边的枫树,正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殷红区别于众多树木。以极致的热烈呈现于世者,极少,陈炽应属此类。

在通读陈炽的生平之后,我时常感慨名字与命运之间冥冥的关联。从1855年到1900年,从生到卒,只是短短的四十六载光阴。为救国而生,为救国而死,仅一个“炽”字,便极精准地定义了他的一生。他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凶猛、激烈、气焰高涨,你甚至可以听到他的生命在“噼啪”作响。然而也因其太过炽烈,故又太过短暂。

说到陈炽的名字,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十九岁那年,陈炽以生员身份参加省试,取得优异成绩被保送入京,备作拔贡。进京以后,陈炽亲见清王朝的日益衰腐,忧心忡忡。他对本家先祖,南宋抗金志士、爱国主义思想家陈亮深为敬慕,决心效仿陈亮,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于是改号次亮,表明志向。在诸多的大名和乳名中,次亮应是陈炽唯一自己作主取用的。作为陈炽的偶像,陈亮一生所有的光亮都付与了抗金复国大业。临终之前,他仍不忘寄诗皇帝,激励其勿忘抗金之事,发出“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这样的壮语。于他们而言,如果一生的光芒只能耀眼一次,那么,这光芒必是为民族而锃亮。陈亮,陈次亮,中间隔着两个朝代,几千年的光阴,但他们照亮的方式何其相似。

关于陈炽的死亡,史料如是记载:“1898年戊戌政变,维新志士或遭戕或遭戍、或逃亡国外,维新事业终成泡影,陈炽一时愤慨不已而中狂病,往往酒前灯下,时高歌、时痛哭、若痴若狂,竟于1900年6月9日病卒于京都赣宁新馆,时年四十六岁。”

这样的死法,虽没有谭嗣同等人慷慨就义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却也应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人们不断地设想陈炽生命的另一种结局:政治抱负失败后,他若能将心里的石头放下,还有家乡可以退守。瑞金与京城相隔千里,远离波谲云诡的政治争斗,他应能获得一份余生的安详和宁静。以陈炽的学识造诣,吟诗作对、唱和乡里、著书立传,都是很不错的选择。也许,他还会成为晚清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以诗歌才情名垂青史。

1881年,年仅二十七岁的陈炽便牵头与江西的三位诗友陶福祝、勒深之、欧阳文斋合刊诗集,名曰《四子诗录》。其中陈炽的诗尤显才情学养,79首诗,或思乡怀旧,或忧世爱民。描景时意境奇幽,抒情时则炽热浓郁,言志时更铿锵有力。随意摘录一首《往邑城途次占》便可得佐证:

沿溪窈窕千竹林,白沙如雪波深深;何人倚棹莫讴发,不是寻常山水音。

仰华山高如画图,山门阒寂无人呼;云中问讯旧鸡犬,佳处茅庵留得无。

溪流转处丛木青,瘦梅一树相伶俜;山人晓起忘朝暮,晴日落山门尚扃。

但是且慢,别忘了陈炽是一名斗士。彼时的他早已和文人的诗意,文人的羸弱作别,把全部的心血都扑在了强国富民的斗争中。即便不能挥刀相向,他也不愿意离开风云变幻的政治战场。或者,在他的心里,还残存着某些幻想:还会有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吗?于是他没有离开,他痴痴地等待着,并付诸一切实践中,直到燃尽最后的一丝儿火星。于是一团火的熄灭将生命的无数次偶然悉数抛弃,走向一个必然的归途。

如若一座建筑能够为一段历史承重,或者为一个人物的灵魂留下注脚,那么天马山庄的存在无疑是意义非凡的。可是,由于交通闭塞,天马山庄至今知之者甚少,仍处于原始的家族保护状态。

这是一幢被群山环抱的大祠堂,绿树掩映,青砖黛瓦,飞檐高翘,颇有气势。可以想见,在一百多年前的禾塘村,在远离市井喧嚣的深山幽谷,这座两层建筑必是鹤立鸡群。于正门最醒目处,刻有“天马山庄”四个红色大字的石匾额高高地悬在门楼上。其书法苍劲有力,为陈炽亲自题写镌刻。“文革”时期,破四旧的浪潮席卷而来,这块石匾眼看被毁,是族人冒着风险于月黑风高之夜藏到屋后,翻过来做踏脚石板,方幸存至今。此为后话了。

在陈家后人眼里,这座建筑有一个最朴实的名字——陈家祠,最初为陈炽之父陈惟檝所建。陈惟檝也是举人,外出为官,家道逐渐殷实,拨出银两购得旧屋右侧叶姓人家土地,建造祠堂。1891年冬,陈惟檝病故,在京的陈炽告假归乡,为父营葬。此后陈炽有较长一段时间居家孝祀,延至1892年。闲适的乡居生活没能消磨他的意志,也没有让他淡远了政治。他要的是行空万里,要的是驰骋环宇,要的是胸怀天下一展宏愿。于是,他大笔一挥,写就“天马山莊”四字,并悬挂于祠堂门楼,除表明自己的志向外,应还有昭示后人心怀高远之意。

如今,这四个字色泽陈旧,早已褪去了当年的冲动和孤傲,锐气与光芒。在阳光照耀下,它们蒙上了历尽沧桑后的端庄稳重,和古旧的墙面融为一体。我不知道三十多岁的陈炽在题字之前,有没有喝下一盅助兴的米酒,有没有反复吟哦,舞之蹈之。也不知道那时候的禾塘村乡邻,以及在家安居的母亲和结发妻子廖氏,是否能够读懂这四个字。我只知道,这小小的山村和安逸的生活,断是羁留不住他的脚步。自从少小离家读书,直至进京做官,陈炽乡居的日子少之又少。站在天马山庄高高的门槛上,他坚毅的目光时时穿越巍峨的群山,眺望着远方。

在远方,有他关心的国家危亡,战事缓急。当时,沙俄强占我国大片领土,欧洲列强正妄图瓜分中国,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越迫越近,而清王朝却腐败孱弱,益显日暮途穷。陈炽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人,也是一个眼光比同时代许多人看得要远的人。早在1884年,陈炽就用了一整年的时间进行四方游历。这在他后来的《庸书》自叙里有确实的记载:“壮年奔走四方,周历于金复、登莱、江浙闽粤沿海诸要区大埠,登澳门、香港之倾,览其形势,诇其情伪,译其战守,进退分合之所由。”那年春天,正值梅雨季节,陈炽站在澳门港口的一艘大船上,望着穿梭来往插着各色旗帜的船舶,望着咋咋呼呼满口“鸟”语的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心中泛涌着一层又一层的波浪。游历,打开了陈炽的视界和心智,也更增添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与责任心。

站在天马山庄面前,我仍旧很难将一个思想激进、救国救民、行进于时代前列的青年和一座宁静闭塞的山村对应起来。显然,试图从一座沉默不语的建筑身上找到答案是不可能的。而陈炽的族人,则更愿意从风水学的角度去解释天马山庄走出大人物的现象。他们说,此屋依山傍水,视野开阔,有龙脉之相。这些,我自是不懂。站在屋内的天井下仰望天空,我只看到两道飞翘的屋檐恰似两个相对的马首,仿佛一蹬足就要腾空而去。

而事实上,陈炽真正的出生地是天马山庄近旁的老屋。老屋陈旧的木门上,挂着一张油漆斑驳的门牌:瑞林镇禾塘村横背12号。老屋的前面,站着陈炽的第四代孙,八十四岁的老人陈贤泽。陈贤泽戴着一顶旧式帽子,身材矮小,门牙已经脱落殆尽。晴朗的天气,他却穿着一双高筒的雨靴,而且两只颜色深浅不一。他向我絮叨着说,他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光是在朝鲜,就打了一年多的仗。我知道,他认定我是一名干部,并期待我的到来能给他的晚年增添一些给养。屋外破旧的斗笠、扫帚、畚箕,一一呈现着落败与衰旧。这些,都滋长了我某种难言的情绪。

我曾经多方努力,都没能找到一张陈炽的照片或者画像。我没有试着从他的嫡孙脸上寻找蛛丝马迹,去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炽,一丝儿念头都没有。因为在我的心中,早已勾勒出陈炽的形象。他应该是一个伟岸的美男子:身材颀长,雄姿英发,目光如炬,谈笑自若……这样的形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只能存留于想象中的。

打开锈迹斑斑的门锁,陈贤泽领着我进入一间大约五六平米的屋子。屋内空空如也,仅墙上贴着的一张四大美女图尚未揭去,年代已不可考。陈贤泽指给我看:“这就是家瑶出世的房间。”在禾塘村,人们更习惯把陈炽唤作陈家瑶。传说陈炽出生时,巧遇一和尚摇铃而至。家人尊为天意,给他取乳名摇铃子。后来摇铃子逐渐长大,聪明伶俐,颇得父母宠爱,于是改摇为瑶,取正名陈家瑶,意为陈家之宝。真的,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陈炽可称得上陈家的镇族之宝。如今,陈炽的后人已逾百人,在全国各地繁衍生息,其中不乏仕途学术商界的成功人士。但是再没有一个人,像陈炽那样,把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了国家。

如果非要对陈炽现象追根求源,我相信真正促使陈炽走出瑞林,走向政治的风口浪尖的,还是读书。从州试,到省试,再到殿试,陈炽以读书为支撑,穿梅江,达县城,抵省会,一路高歌猛进,最后跃步京城,完全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直到今天,瑞林的乡间还口口相传着许多关于陈炽读书的故事。在乡人们的眼里,陈炽是一个“神童”。十二岁那年,父亲带着陈炽赴宁都参加州试。由于山高路远,陈炽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让儿子跨伏在自己的肩上。路人见了讥笑他“骑父当马”,陈炽未加思索,从父亲身上跳下,从容对曰:“望子成龙。”行人皆大为吃惊,赞为“神童”。进入考场,考官见其还是个孩子,便问:“你今年几岁?读了几年书?”陈炽答道:“我今天十二岁,读了十二年书。”考官不信:“莫非你在娘肚子里生下来就读书了?”陈炽说:“我六岁启蒙,日夜勤读,日六年,夜六年,合起来就是十二年。”面对人生的第一场考试,年龄最小的考生陈炽最终以榜首之名中得秀才,震惊了乡里。

瑞林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家乡出过这样的“神童”,出过一个进京做官、光宗耀祖的大人物。是啊,这位天赋异禀的人物,从十二岁开始,参加了至少五场决定人生命运的重大考试,且屡战屡胜,每每高中榜首,官也越做越大,一度成为光绪皇帝身边说得上话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长辈们将故事向孩子们讲了又讲。他们省略了陈炽英年早逝的情节,反复传递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他们将吾辈不能企及的遗憾深深埋藏,将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瑞林镇,梅江边上至今学风浓郁,估计陈炽功不可没。我想,天资固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勤奋苦读才是推动着他一路前行的主力。在天马山庄,陈贤泽为我口述了这样一个细节:陈炽年幼读书时,容易打瞌睡。为了防止睡着,陈炽自作主张,用一条鞭子绑住头发,另一头挂在墙上,用钉子钩住。一旦瞌睡,头皮剧痛,人便清醒过来,继续读书。这个故事和汉朝孙敬的悬梁之举如此相似,饱读诗书的陈炽想必也一定知晓“悬梁刺股”。无论出于模仿还是源于自创,幼年陈炽的意志力都足以令人惊叹。

在题写“天马山莊”的同时,陈炽还为每一间屋子都题了词。“克己”、“复礼”、“爱日”、“歌风”……每一个词都有典可据,尽显主人的书生意气和人生追求。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克己”,如果我没有猜错,此典应出自《左传.昭公十三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克己”,是孔子倡导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更是陈炽对自己,对后人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约束自己。这样的约束,几乎贯穿了陈炽的一生。可惜在1900年的赣宁会馆,陈炽最终将“克己”二字抛诸脑后,被愤慨主宰了身心,以至悲愤之火疯狂而没有约束地烧毁了他的生命。

为了追寻陈炽读书的印迹,我又登上了距天马山庄几十里之遥的仰华山寺。寺院的前身,就是陈炽读书启蒙的地方——仰华书院,为当地十八姓(族)捐资捐物所建的“启蒙文社”。

七十多岁的守庙人领我绕着新建的寺院走了一圈,并把书院的旧痕指给我看:“学堂比现在大多了,有三十六间房,四个柱头。原来还有大操场呢,学生都在那里下操、走跑步(方言)。”如果仔细辨认,昔日的房屋石基、大梁柱脚仍依稀可见。据说当年整个瑞金县仅此处建有如此规模的大学馆,除陈炽外,原江西省民政厅厅长阙由熹、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玉辉、原江西省物资厅厅长张志辉等名士均先后在仰华书院启蒙受教。老太太用艰涩难懂的方言向我描述着仰华书院昔日的辉煌,当然,她说得最多的,还是陈炽。她没有文化,却能够背诵得出陈炽赞扬瑞林的诗句:“瑞有中洲并盖州,八字水支两片流;左有仰华钟鼓响,右有莲花结成球。”因为这首诗囊括了瑞林的一个村名(盖州村)和一个岛名(中洲岛),还有一条江(梅江),又把仰华山和莲花碗山写了进去。老太太久居于此,自是无比熟稔。后来她又说到陈炽夏天爱到不远处的西洋潭玩水洗澡,衣服被同学抱走了,光着屁股回到书院。我不禁“扑哧”一笑,一件小事又让神化了的陈炽重新回到凡间,尽显调皮活泼的孩子天性。

值得一提的是,陈炽走出仰华书院之后,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分外关注。1875年,二十一岁的陈炽乞假回乡,与诸友人叙情谈诗,颇为欢洽。作为从瑞林走出的读书人,陈炽内心里期盼着更多的有志青年走出家乡,以酬壮志。于是,他振臂一呼,倡设了宾兴会。这个组织是真正属于读书人的组织,由众诗友集资,专用于接济贫困生员、秀才出门应考。直到1891年,陈炽因父丧归籍,仍奔波于宾兴会之事,筹得诸多款项,以期资助更多的贫寒学子。如今,没有人能说出宾兴会给多少读书人带去过福音,也没有人能说出有多少人因为宾兴会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但人们都记得,有一个人,为了瑞林的教育事业,奔走过,呼号过,也奉献过,这便足矣。他不愿意蜗居家乡,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家乡。这,是他的族人永久的骄傲。

把目光从瑞林的这一方天地移开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阅读陈炽,你会发现,他的真正价值不是作为读书人身份的陈炽,而是作为杰出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身份的陈炽。

如前所述,陈炽曾于三十岁那年游历四方。但他的游历是有目的的游历,而不是简单的纵情山水,赋诗作对。其时,清朝政府弊病百出。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时移势易”,“寇敌在门”,而冥顽不化的封建守旧势力“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愚昧昏蒙,不知变革,在西方列强进逼下“辱国辱身,茫然无所措手足”。陈炽焦虑于心,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之路,于是遍历沿海诸要埠,亲历香港、澳门诸繁区,考察其政治、经济诸形势;又博览群书,较古今得失,广泛结交通晓洋务者、外交使节,以综合心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你也许无法想象,深得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浸淫的陈炽,在京多年也许仍乡音难改的陈炽,那时候竟然研学起了西文。他怎样艰难地把一个音节,一个单词咀嚼下来,然后用生硬的喉头发出陌生而奇怪的声音?怎样在某一个深夜里,突然领悟了某一句西文的意思,披衣起床,点灯笔记?又怎样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籍,去向精通西文的人士请教?而这一切,只为了旁考西书,探踪古今中外全局,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他嫌中国的洋务实践太多袭西方之皮毛,而未尽采其菁英。他要亲自翻过那座由弯弯曲曲,望之眼花的外文堆砌的大山,从中提炼富强之要策。需知从未留过洋又没有进过西式学堂的陈炽,啃的可是一块硬骨头。但是没有关系,他有的是韧劲,有的是坚持,别忘了小时候的他就已经具备了悬梁夜读的坚忍意志。

说到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著作《盛世危言》,学过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序言是由陈炽所撰。那一年是1893年,陈炽通读全书,激赏之余,欣然命笔,留下诸多哲理警句,至今引人深思:

“顾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空文垂训,道可传而器不可传。”

“中国乃闭关绝市而不能,习故安常而不可。”

“故三代以上之为治也,家塾、党庠、学校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始皇愚之。”

……

在序中,陈炽最早提出“务实而戒虚”的主张。再后来,中国才因此衍生出了“务虚会议”这一说法。陈炽的思想之超前,目光之远瞻,着实非常人所能及。我想郑观应力邀陈炽作序,应不是因为陈炽军机章京头班的身份,也不是完全因为他的学养之深厚,而是他们二者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共同的维新思想,共同的救国救民的理想。他们都有着留心天下利弊,誓要力挽狂澜的一腔沸腾热血,正所谓知音也。

1894年,陈炽将十年心血成果撰集成书,题为《庸书》。这是一本全面体现陈炽政治变革思想的代表作。面对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以一个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变通!

《庸书》内外百篇,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除针砭时弊,全面阐述治内攘外,挽救危亡的主张外,同时在教育、商务、法律、农政、边防、医学诸方面皆有其独到的论述。陈炽认为:救亡图存,要抑制西方侵略又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把持海关,另一方面发展资本主义商业。辩证统一地看待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既不偏激,也不盲从,足见陈炽的思想已经抵达了旧式文人所难以抵达的高度。关于反对不平等条约,收回权利,当时的维新人物康有为等人都避而不谈,或者说根本不敢谈,而陈炽却在《庸书》中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着实勇气可嘉。更难能可贵的是,陈炽居然还提出了实行君民共主政体,采用议院制,要求民权等主张。明确要求设立一个具有立法性质的国会,要求成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庸书》的问世,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书局竞相刊印,一版再版,一时京城纸贵。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庸书》被改良派作为变法的参政书进呈光绪皇帝御览。但陈炽终究还是一个科举考试中走出的官员,他依然无法去除骨子里的迂腐和愚忠。幻想依靠封建政权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无异于在病入膏肓的躯体上涂点药膏了事。

1895年,陈炽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结交,真正从纸上谈兵的状态走向了行动实践的维新主阵地,同时也成为帝党与维新派的中间联络人。那应该是陈炽一生中最热血沸腾、最干劲十足的一段时期了。他起草变法大纲,捐助资金,创办近代中国最初的维新报——《万国公报》,成立“强学会”,频集通才,又向外国购置图书、仪器,成立京师强学书局……可以想象,那时的陈炽,必定浑身充盈着一股激荡的力量,虽百事缠身却不觉辛劳。他步履轻盈,朗声大笑,恨不能废寝忘食,很快翻开个明朗朗的崭新的天。

站在瑞林镇的梅江边上,向江岸的山形远眺,可见毛竹和油茶等经济作物郁郁葱葱。这些年,瑞林人民在山水之间大作文章,且种且养且工且农,生活日益富庶。

翻开陈炽的著作《续富国策》,你会看到在《农书》一卷中,一百多年前的瑞林人陈炽早就对种养致富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我想,他坐在赣宁会馆的油灯前,写作“种竹造纸说”和“拓充渔务说”等篇目时,一定想起了家乡那蜿蜒的群山以及滔滔的梅江水。据康有为说,陈炽曾在江西开过造纸局,对“种竹造纸说”进行过切实的尝试,可谓是理论联系实际也。

纵观陈炽思想理论上的终身成就,比之政治、教育思想,他在经济研究方面成就应属最高,堪称近代中国著名的经济思想家,《续富国策》便是一个明证。这部洋洋十几万言的著作,是近代中国人自著的第一部经济专著,可操作性强,至今仍对振兴国家经济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1896年,在写作《续富国策》之前,陈炽还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翻译英国人斯密德所著的《富国策》。看到翻译二字的时候,我几乎吓了一跳,以陈炽所掌握的半拉子英文水平,按理还不至于能当起翻译来。后来细究,方知是他和精通外文的朋友合作所成。朋友负责口述文意,而陈炽则负责在文字上进行加工整合。其实《富国策》早些年就已有汪凤藻的中文译本,可是陈炽嫌其文采不佳,看不得这样的平平之作在青年手中流传,于是作出这个惊人之举。作为一个旧式文人,陈炽真是迂得可以。但在这固执之中,亦能看出他的坚守和可爱。

对《富国策》反复深入的研读,加深了陈炽对富国富民的认识,也进一步启发了他自己一系列独到的经济思想。陈炽认为,英国人斯密德说的那些还远远不够,更不能完全切合中国之实际。他在日思夜想之间,终于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于是动笔著起书来,使得一部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传世之作《续富国策》得以问世。

作为一个女人,我忍不住会想,陈炽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救国救民,奔走于维新运动不说,还捐银办报,又著书立说,他还能空出多少时间与家人相聚?他的妻子儿女,能得他多少关爱呵护?和陈贤泽闲聊的时候,他和我讲到过陈炽的妻子廖氏。廖氏乃当时宁都同知之女,按说也出身于书香门第,门当户对也,应该多少有些共同话题,但是廖氏却在深深的幽怨中度过了一生。据说因为她时常抱怨夫君常年不得见面,发出“嫁人莫嫁读书郎,夜夜守空房”“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样的感叹,以至被陈家人所不待见。陈炽在外做官,偶尔归家,廖氏竟然不得与之相会,仅在回京途中落轿一瞥,实乃冤哉枉也。天马山庄庭院深深,从狭窄的石窗户里,泄进的几缕阳光仍难掩其幽暗之感。可以想见,当年的廖氏,在浆洗搓麻中度过了多少难熬的等待时光。最终,她只等到一副归家的灵柩。我站在天马山庄的萋萋荒草间,为一个封建社会女人的命运,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惆怅。我还知道,1897年8月,陈炽参加了不缠足会并被选为理事。可见,陈炽对于男女平等思想已经有了一定的萌芽。据说,陈炽在京城另娶有一名史姓小妾,但是后来带着儿子东渡日本,再也没有音讯。她为什么选择这样决绝的离开,我猜想,必也未得陈炽多少怜爱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妄加评判一个亡者的婚姻情爱观。也许我们只能这么理解,陈炽胸中装着国家大事,根本没有功夫儿女情长。

回到这部集陈炽毕生心血的《续富国策》,我们看到他在自叙里说:“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是的,全书分“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卷,详尽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方案,他主张设立议院,振兴商务,发展工商业,并提出成立商部,制定商律,保护关税,取消厘金,设立公司,实行专利等保护商业措施。此书面世后,一版再版,深受时人的欢迎。

那时候,他多么期望这部著作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影响,以使中国“他日富甲环瀛,踵英而起”。确实,他的诸多改良措施在清政府的改革诏令中都得到了具体的反映。如“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开办实业,提倡西法垦殖,裁撤驿站,设邮局,开采矿藏”等,完全就是陈炽经济思想的缩写。此时,陈炽还参加了官府编撰时书方略,并获编撰、校勘之功,“著俟得知府后,以道员在任候补,得道员后加二品衔记名御史”。经济思想的被采纳,政治上的加官晋爵,那时候的陈炽,一定意气风发,快意人生,感到了非比寻常的幸福。这幸福,与小家的幸福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只可惜,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如此短命,只坚持了百日就被迫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戊戌六君子”的鲜血祭奠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变法,也彻底击碎了陈炽的幻想。我们还记得,他在《八月十三夜旅宿见月》一诗中,曾经坚信过三五年后人生壮志就能实现:

素彩已堪掬,寒轮仍未圆。犹抱茕独意,自破沦浪天。

欲折桂枝去,泪盈明镜前。君其畜光影,期予三五年。

只叹三五年早已过去,陈炽最终却落得个梦碎京城。一团炽烈燃烧过的火馅,终于熄灭得干干净净。天马山庄已然老去,一些人和一些事注定会被时代的风雨悄然淡忘。再次端详天马山庄这座古旧的青砖建筑,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我把现场拍摄的照片通过微信发送到了朋友圈,点赞的很多,但是我相信,没有人能体味我心中此时的滋味。今天的人们,快速地刷着微博,许多深刻的东西都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但是毋庸置疑,陈炽们所期待的、毕生为之奋斗的国富民强早就实现了。只不过,实现的途径并非资本主义。

我不知道,如果陈炽有知,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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