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琳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济南 250021）

所谓高校社会捐赠，是指高校获得社会各方包括法人实体、自然人等给予的捐赠，属于公益捐赠。也就是说高校社会捐赠，是指捐赠人为了资助教育事业，自愿将其所拥有的财产赠予高校处分或管理使用的行为。高校社会捐赠在我国已存在多年，但在高校经费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不大，作用有限。随着全球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经费问题成为高校发展的共同难题。资金问题成为影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大力发展高校社会捐赠，拓展高校筹资渠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对高校社会捐赠的研究

（一）捐赠者行为动机

高校社会捐赠在美英发达国家已有多年历史，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发展。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对社会捐赠的研究理论已比较成熟。乔海曙，许国新（2006）通过研究将国外对慈善捐赠的动机总结为三种类型：1.道德型:斯密(Adam Smith，1759)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的行为具有利他主义的倾向，开创了“道德人”理论，随后穆勒、马克思等人都对此做了深入地阐述，“道德人”认为慈善是利他的。2.功利型:斯密(Adam Smith，1776)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性本恶，人是一个精于计算不会感情用事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43)创立了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行为动机分为金字塔型的五种需要，人在实现生理、安全和社交需要的前提下有受到尊重和实现自我的需要；奥尔森(Olson Mancur，1965)、贝克尔(Becker G.S，1974)、费希本和阿杰恩(M.Fishbein&I.Ajzen，1980)等人分别从行为、心理对“经济人”作了进一步地阐述；“经济人”认为慈善的目的是为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是功利的。3.互惠型:安德列尼(An2dreoni James，1987)提出了“温暖理论”(Warm-glowtheory)，阐述了人的非纯利他动机;格兰R和科恩瑞德(Glanz2er Amihai&Kai Konrad，1996)通过对大学捐赠名单的实证研究，得出慈善行为隐藏互利动机的结论；美国学者约翰斯通提出高教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教成本由政府、家长、学生和社会捐赠者承担，该理论符合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

也有学者用效用理论对捐赠的动机因进行了分析。例如Sugden（1982）假设捐赠者在个人消费与提供公共品之间分配自己的收入，以最终达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存在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个体行为人自己不捐赠，而等别人来提供公共品。Margolis（1982）认为捐赠者存在两个效用函数，一个是捐赠者的私利效用函数（self-interest utility），而另一个是其所属的团体的集体福利的效用函数（group-interest utility），捐赠者在某个“公平分配”的观念下，在预算约束内进行个人消费和捐赠，最终同时达到个人和集体的效用最大化。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这一理论前提是利他的，捐赠者被假设为非自私个体，将他人的福利考虑在内。还有学者认为约束捐赠者的不是利他主义的思想，而是一种道德规范，是人人都要考虑的规则制度，通常被称为“Kantian”。例如Laffont，1975和 Collard，1978，1983。

效用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捐赠者的行为，但在使用一般效用理论解释慈善行为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正如苏格登所述:对无私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能够对此类行为中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已发现的规律作出解释，许多作者提出了一些颇具前景的观点，但仅此而已。

（二）高校社会捐赠的影响因素

对于影响社会捐赠的因素国外学者也有较多研究，不少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他们把捐赠看作各种相关因素的函数，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如Weisbrod和Dominguez将高等教育社会捐赠看作是价格、广告和质量的函数，建立模型，并对其进行分析。Steinberg以类似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与价格没有显性关系，而与投资则显性正相关。而在影响因素研究中，对影响捐赠者行为的因素，尤其是对校友捐赠的研究最为集中，这可能是由于校友是一个特殊的高校捐赠群体，捐赠来源稳定，捐赠比例与捐赠数额较大，在高校社会捐赠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国外学者从校友的个体特征（如收入、性别、所学专业、职业、在校经历等）、高校的特征（如高校的教学质量、管理运营状况等）、高校的筹资运营情况等多个角度对校友捐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例如，毕业生个人及家庭收入与校友捐赠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高，校友捐赠的可能性及数额越大。有的学者发现，个人收入每增加10000美元，捐赠增加2%；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0美元，捐赠就能增加9%。有的学者认为专业、职业对捐赠具有显著影响，从不同专业毕业，从事不同职业的学生的捐赠行为有很大的差异。例如BELFIELD，C.R.和WUNNAVA，V.P.等人认为自然科学和法律专业学生捐赠较多，而教育、医学、社会科学和语言学专业的学生的捐赠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专业、职业的不同，导致了毕业生在收入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到他们捐赠的数量。而奥昆纳德、哈瑞森、米歇尔等人认为拥有商科或经济学科学位的人比其他学位专业的人提供大额捐赠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具有商科和经济学科背景的人在一生中有较高的收入。此外该模型还强调了捐赠者在校修业年限的重要性，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校友捐赠。由于校友的忠诚被分散在几所学校，没有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与已经拿到学位的毕业生相比向母校的捐赠要少。也就是说，在同一所学校获得多个学位与向母校捐赠呈正相关。奇夫 (Chiff)(1985)和斯坦伯格(Steinberg)(1983)就所得税对私人捐赠的“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其效应系数在-0.66到-0.001之间变化。他们的一致结论是：政府放弃部分税收会促进私人捐赠。英国有关研究(2003)总结认为，美国高校在捐赠筹资方面所具有的最大优势之一是慈善捐赠的经营意识。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而捐赠的私人收益是捐赠行为的最大动力(Lise Vesterlund，2004)。捐赠人从非营利组织那里获得的私人收益主要有：赞誉、热烈欢迎和感谢赠礼、免费的会员资格以及不断更新的展览材料等。另外，捐赠的私人收益还可以是非具体的实物，如个人在决定捐赠水平时往往考虑感谢礼物对其声誉的影响价值(Tullock，1966)，或者为了避免他人责难或在获取社会喝彩的利益驱动下作出捐赠举动(Becker，1974)。

总结来看，国外对高校捐赠者行为的研究，更多的是利用模型、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捐赠者个体尤其是校友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数理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因素与捐赠行为间明确的相关关系与影响系数，对于高校的捐赠筹集工作具有比较明确的指导作用，但缺少深层次的理论分析。而且由于是进行数理分析，所选择样本数据的不同可能导致分析结果的截然相反。此外，研究较少涉及企业等其他捐赠对象，缺乏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

二、国内对高校社会捐赠的研究

国内对高校社会捐赠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目前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社会捐赠的必要性分析、对英、美等发展达国家高校社会捐赠情况的介绍比较、我国高校对社会捐赠的管理以及捐赠的道德、法律分析等方面。

（一）高校社会捐赠存在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

当前社会捐赠在高校筹资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其重要性却日益凸现。多位学者从社会捐赠在高教成本分担制度中的地位，实现特定社会目的、治理结构优化等多个方面论述了社会捐赠的重要作用，说明了社会捐赠的必要性。

孟东军，张幼铭（2003）根据成本分担理论认为社会捐赠已与政府、学生家长和学生、高校并列成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四大主体。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捐赠已成为筹集教育经费的主要渠道，在我国，社会捐赠虽然数量少，但其已在高校建设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补充作用。罗公利（2004）从论述了社会捐赠在高教成本分担制度中的重要作用，社会捐赠不仅有利于缓解高校财政危机，而且有利于达到特定的社会目的，实现捐赠者财产的效用最大化。罗公利，杨选良，李怀祖（2006）认为社会捐赠是大学治理结构优化的动力。大学治理结构的形成，必须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大学的运作机制是“以志愿求公益”，依靠寻求社会活动主体对自己的优先选择，获取社会公众的支持。社会捐赠密切了大学与外部的联系，优化了大学的外部治理结构。这种由捐赠所构建起的纽带将各方面的需求和评价信息反映出来，从外部对大学的办学方针和策略产生重要影响。也有部分学者对社会捐赠在高校筹资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布鲁斯·约翰斯通(D.Bruce John stone)（1999）认为美国经验表明，成功的慈善募集要有4个特殊条件：1.对院校施以慈善行为的传统或文化；2.不论是校友还是朋友对特定院校的个人看法；3.已认定捐助的个人又足够富有，可能会捐出50万美元及其以上数额的人数；4.对慈善行为的税收减免政策。但大多数国家并不全都具备这些条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一条都不具备。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慈善募集不可能在大多数国家公立高等教育政府经费补充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

（二）对高校社会捐赠的运行机制研究

我国学者对高校捐赠的运行机制研究多数集中在对英、美等发展达国家情况的介绍比较，并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和建议。英、美等发达国家在社会捐赠方面做得比较成功，通过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募款机制、类型和方式等进行介绍，对其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历程及制约因素的分析，对影响高校募捐的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和文化因素的比较，学者普遍认为良好的捐赠文化，高校的管理和有效运作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刘军、黄梅（1999）结合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募款机制、类型和方式，对创建我国高等教育的募款机制和募款方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应该在高等学校内设立发展办公室，其领导者直接对校长负责，从事募款工作的人员职能应专业化，而且募款形式要多样化。陈志琴，俞光虹，周玲（2005）通过对中美两国影响高校募捐的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因素的比较，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捐赠事业不发达，经济水平不是决定因素，事实上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国的制度不完善，而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在背后起关键作用的强大力量。汪开寿、唐祥来（2006）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历程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制约教育捐赠的因素包括物质财富、税收政策、慈善捐赠的经营理念和捐赠文化等，并认为发展我国教育捐赠事业应注重：政府制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学校加强捐赠筹资的组织、制度建设，并加大对捐赠筹资的投入，实行成本——收益核算制度，拓展捐赠市场。同时，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教育捐赠文化氛围，促进捐赠事业可持续发展。蒙有华、徐辉（2006）认为美国高校非常重视筹款集资，并建立了严格的捐赠管理制度，吸引了大量的捐赠资金，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而我国高校的教育捐赠制度刚刚起步，大部分高校只重视募集资金和吸引捐赠，而对资金的管理和有效运作重视不够，造成教育捐赠资金不增值、使用不当和监督不严等问题。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充分利用好教育捐赠资金以促进大学的发展是摆在我国高校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因此，借鉴美国高校教育捐赠制度的经验，对于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途径，有效地管理好、使用好教育捐赠资金以促进我国高校的发展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还有学者对我国高校社会捐赠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我国高校社会捐赠的筹集管理情况。孟东军、张美凤、顾玉林（2003）简要比较了目前我国高校社会捐赠管理方式，将其归纳为几种典型的管理模式。李榕(2004)对奖助金形式的高校社会捐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议。笔者认为奖助金社会捐赠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筹资机制。一般讲，资助方向越具体、越明确，捐款人的热情就越大，筹资的效果就越好。笔者通过对北京大学所获得的奖助金捐赠的数据分析，总结出不同地域、不同捐赠主体所具有的不相同特点和变化规律，并认为其都存在继续增长的可能性。由此对今后的奖助金捐赠的管理工作进行了探讨。蒋国河（2005）认为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捐赠事业之所以发展不畅，根源于当前与教育捐赠相关的价值和制度出现了梗阻：一是作为教育捐赠内驱力的价值文化的式微：二是缺乏足够的拉动教育捐赠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对教育捐赠行为来说，价值文化和制度是两个重要的拉力因素。价值文化解决的是内部驱动力，而制度则提供了外部的拉动力。笔者认为重构价值体系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传统文化的精华入手，充分吸收和利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资源；制度创新则要从政府、高校各方入手。

在研究之中，有部分学者着重提到校友捐赠及基金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乔海曙，许国新（2006）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高校校友的潜在义务，揭示校友捐赠的互惠性。作者认为校友捐赠是高校社会捐赠的主体，是高校社会关系中特殊的群体——校友对母校提供的物质、智力、精神等方面的捐赠。校友捐赠，可以实现对高等教育的融资功能、信息功能和发展功能。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校友捐赠是校友与校友及校友与学校间的合作交易机制，是一种互惠型的交易(A→B，B→A)，这种方式有别于社会其他成员的道德型捐赠(A→B)和功利型捐赠(A″B)，具有可持续的发展力。我国是一个人情味浓重的国度，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制度要有效，因而在社会资本学的基础上，将校友捐赠理解为跨期补偿的“人情式契约”来揭示其义务性，从而提倡校友捐赠推动高校发展，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并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陆根书，陈丽（2006）认为在社会捐赠的各种渠道中，校友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母校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更高的关注程度，因而具有更高的捐赠可能性。校友个体特征、在校经历以及高校特征和筹资努力是影响校友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对母校的感情；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筹资效率是提高我国高校校友捐赠的可能性与捐赠数量的重要方法。

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的定义，基金会是一种以非盈利性法人或慈善信托形式存在，以资助与其没有联系的机构、协会或个人的科学、教育、文化、宗教或其他慈善活动为主要目的，促进社会公共福利发展的组织。董玲俐（1995）认为大学捐赠基金是捐赠人发起在大学内设立，以捐赠资金或其投资收益用于大学教育事业，从而起到兴教助学效果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大学捐赠基金大多以投资收益作为使用资金。投资收益率的高低决定了资金使用额和收益规模的大小。基金投资的运行是建立在专业投资机构操作而达到稳定收益基础上的。大学捐赠基金可采用直接管理、委托管理和公司管理三种模式。同时由于大学捐赠基金在捐赠人和手印人之间，有多个主体参与，形成了复杂的赠与关系。增加了大学捐赠基金的监督管理难度，意而要基金会自律与社会监督相配套，实现大学捐赠基金规范化。李未（2004）认为基金会是一种受捐赠人的委托，对捐赠资金进行有效管理、运作、增值并合理使用的非政府、非赢利公益性组织。因其具有规范的管理、透明的制度、科学的运作等特点，可以更好地体现捐赠人的意愿，因而受到捐赠人的普遍认可，成为多数捐赠人首选的捐赠渠道。谢秋葵（2005）论述了基金会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基金会的资金捐赠与校友捐款成为美国高校自愿捐款的两大巨头。基金会的捐赠职责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贯穿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它的捐助充分体现出美国自治文化与服务精神，作为一种非官方的民间力量，它承载着美国“小政府、大民众”的深层文化观念。可以说，美国的现代基金会意蕴的是一种信仰，它的精神实质浸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是美国精神与文化积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高校社会捐赠的分析仍多停留在对国外情况的介绍、比较，而缺少对我国现状的深层次分析。而且由于资料等的限制，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也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难以针对我国高校捐赠现实情况的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方法。

（三）高校社会捐赠的道德、法律研究

我国也有学者对捐赠行为的伦理道德、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分析了教育捐赠引起的伦理道德困惑与法律问题。杨团等（2001）对上海企业捐赠社会公益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行为，分析了上海地区企业捐赠的特点、类型等，提出企业捐赠是市场交换、互惠交换、再分配交换三种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并为规范、激励企业捐赠行为提出了相应对策。张旺（2005）对不同时期美国高等教育慈善捐赠的形式和影响方式进行了比较详细地梳理，从社会文化、捐赠者和政府政策等三个方面对影响慈善捐赠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提供自愿捐助主要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慈善捐赠成为人们的自愿行为，继而成为大力提倡的社会文化传统。而捐助者的个人动机、价值观念和特定的目的是其提供捐赠的主要原因。政府政策激励也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农贵新、何静（2003）认为捐赠是道德行为与经济行为的统一，它属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资源的重新配置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产生很大影响。捐赠理性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捐赠行为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捐赠理性的影响因素有:时间空间，捐赠物自身，组织建设，政府行为，捐赠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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