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参”与“集议”

古代中国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难免有局限性，因此才有了“朝参”和“集议”这两个会。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 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参”。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参”。

“集议”则由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集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工资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

谁能议事

古代的“议事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人。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的驻京大臣，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实为“公务员”群体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的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

集议的开会气氛比仪制森严的朝会活跃得多，人人可以畅所欲言，即使无所倡议，最终也必须行使表决权，然后由会议主席向皇帝如实汇报。汉元帝时，贡禹上书，请罢郡国宗庙，参加集议的70个人都赞成这个提案，皇帝便可颁诏。汉成帝时，集议郊祀礼仪，车骑将军许嘉等8人是一种意见，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50人又是一种意见，皇帝遂按多数派的提案颁诏。

还有“谏议”

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不同的是，谏议多有“提案”。

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取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所交建议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能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善待百姓。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