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劳克·胡恩菲尔德 撰文 □ 崔明溪 编译

持枪的美国人

■ 弗劳克·胡恩菲尔德 撰文 □ 崔明溪 编译

本·巴克尔一家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反枪支管制政治团体。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政治家害怕他们，不一定是害怕他们充足的辩论理由，而是害怕他们强大的财力。约500万枪支拥有者是这个协会的成员，然而这也意味着，95%的持枪美国人都不是协会成员。他们是普通的教师、护士、家庭主妇、单亲妈妈、猎人、律师、农民，以及友善的邻居；他们是暴力牺牲者，被杀者的孩子；他们不想杀死任何人，是武装起来的沉默的大多数。有些人喜欢他们的武器，大多数人厌恶，但没有人愿意交出它们。

安·阿森保尔搬家了，因为她觉得家里已不安全。她一直都拒绝拥有武器，在所有窗户和门上都安装了警报装置，还和一个安保公司签订了合同。合同中写着:房子前后都安装有一个恐慌按钮；一旦她按响这个按钮，就会有人给她回电话；如果她没有接听，几分钟之内就会有人来帮忙。

而那个晚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警报装置开始尖叫，门外是杂乱的脚步声，门轰隆作响。安按下恐慌按钮，把儿子和自己反锁在浴室中，用手机报了警。警察没空，她不停哀求，安保公司却让她先看看来人是谁，他的汽车是什么样子的。邻居们都呆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出来。只有她和儿子孤单地处在危险之中。

不知何时，周围恢复了安静，入侵者终于放弃。两个小时后，安才敢从浴室出来。一天后，她买了那把手枪。“我意识到，我只能依靠自己。”

取消的协议

在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附近的钱德勒市，马尔科·维克多和妻子一起住在一栋大房子里。“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自由。”维克多说。因此他成为律师，也因此成了富人。维克多认为，禁止武器不是解决方法。坏人总是能拥有武器，他们才不管什么法律。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要让好人手无寸铁?我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谁存谁亡，就是这么简单。我有保护自己、家人以及财产的权利。”但是维克多先生，您需要一分钟能发射20颗子弹的突击步枪做什么?“我不需要它”，维克多说，“但这是我的一项不能被剥夺的权利，是我的自由。”

一个国家的成立遵循一个基本的协议:我，你的国家，我保护你；你，我的公民，相信我能做到。这就是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交易。如果有人威胁你，抢劫你，你会生气，可是你什么也不会做；你请我代劳，我，你的国家，我负责这一切。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这个协议被取消了。不是一夜之间，而是慢慢地，悄无声息地被蚕食殆尽。现在的版本是，我是你的国家，但是你最好别依靠我。有些地区，就连警察也不愿涉足；美国依然强大，但它早已不再保护每个人。

我们中的敌人

金·海瑟尔的父亲总是将一个棒球棒放在门边，大门紧闭，栅栏高高。她的母亲被一个男人谋杀了，他本是来帮她砍树的。在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圣诞节，金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一把枪。

这件事已经过去20年了。金·海瑟尔是一名护士，住在弗吉尼亚州一幢带有小花园的房子中。她的哥哥吸毒成瘾，金只好抚养哥哥的儿子，他18岁了，是个心事重重的少年。为了这个孩子，金把武器放在一个保险箱中，钥匙藏得好好的，子弹也保管在其他地方。敌人有时就在我们中间，坏人常常长着一张熟悉的脸。但是，如果现在有人闯入，金首先必须拿钥匙，然后去保险箱拿枪，再去藏有弹药的地方装好子弹。如此麻烦，这武器究竟有什么意义，她究竟有什么机会战胜敌人?“有很小的机会。”金说，“希望渺茫，但是比完全没有强。当年我的母亲就什么都没有。我其实不喜欢枪，如果所有人都交出它们，我也会交出。但我不会做第一个。”

这是冷战时期的原则，至今仍然潜伏在美国人的心中。别碰我，因为我有武器；如果你攻击我，我就会回击。这很疯狂吗?也许，但整个世界秩序就建立在这种“震慑平衡”的基础之上；如果其他人有核导弹，我们也得有；如果其他人攻击我们，我们也会按下红色按钮。

但这有用吗?美国那些几乎毫无限制地允许私人持有武器的州，真的更加安全吗?入侵者害怕对手开枪，就会停止自己的罪行?没人知道。

美国的DNA

在博尔德市，一个瘦弱的男人站在家门口。这栋亮堂的房子有着大大的窗户，邻居都非常友好。“我家大门总是敞开的，就是在我外出旅行时也不例外。”丹·鲍姆说。丹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记者和作家，为《华尔街日报》和《纽约客》撰文，最近他就美国枪支文化写了一本书。他家里有把手枪，车库里的保险箱中还有步枪。他身边很多人拒绝使用武器，丹却打心眼里喜欢它们。

“我小时候很胖”，丹说，“我不能跑步，不能打架，不能做男孩们为赢得友谊必须会做的事情。我会的，只有射击。”射击的时候他会忘掉周围的一切，集中注意力，呼吸，聚焦，感受到力量。

丹曾得过癌症，现在他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医疗保险只支付了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如果癌症复发，他的房子也将保不住。对他而言，不会有更失败的境况了。“这就是美国，你得靠你自己，这种感觉就是美国的DNA。”他说，“你的胜利属于你一人，你的失败也由你一个人品尝，你的弱势就是你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本·巴克尔一家生活在亚特兰大东南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对衰落的地区。巴克尔喜欢打猎和钓鱼，有一些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武器。他最喜欢的是从祖父手中继承的那些。他有一些半自动步枪、猎枪，此外还有一把乌兹冲锋枪。

巴克尔有一个15岁的女儿和一个17岁的儿子。儿子杰斯患有唐氏综合症，从小残疾，巴克尔爱他胜过一切。杰斯有自己的步枪，他和父亲一样喜欢狩猎。他的妹妹苏珊也精通射击，她的步枪是粉红色的。

就在记者到访的前一周，用过晚餐后，他们坐在厨房，有人从花园的黑暗角落向他们的房子开枪了。一共8枪。苏珊最先做出反应，抓起哥哥，一起扑倒在地。巴克尔马上回击，但是没有打中任何人。他们不知道开枪的是谁。这地方毒品交易猖獗，巴克尔有时会在一份地方报纸上写上几笔相关内容，也许这惹恼了某些人。

现在巴克尔家厨房桌子上专门放了一把枪以供随时使用，桌布上写着:信仰-爱-希望。他们将窗户上的洞遮挡起来，中弹的冰箱已经不能使用。

周日，巴克尔一家去教堂，他们将狩猎的一部分野味捐赠给无家可归者。他们爱自由，是善良的基督徒，是乐于助人的热心人，也会杀死攻击他们的人。

无法解决的问题

惨剧发生后，纽顿市桑迪胡克小学的家长们成立了一个组织。纽顿不应只是一个大屠杀的名字，而是美国武器暴力终结之始。人们可以在网上宣誓，这就是所谓的“桑迪胡克约定”。

组织成员开展了关于禁止冲锋枪的讨论，但他们的一些成员自己就拥有这样的武器。所有人都希望更加安全，但是怎样才能达成安全呢?有人说，老师应该武装起来，接受训练，以阻止滥杀无辜者。为何我们用武器来守护我们的钱，却不保护我们的孩子?

关于对武器商进行审核的讨论也在热烈进行中。有过犯罪史的人和精神病人不被允许购买武器，但这并没有在全美范围内施行。何况就算真的实施了，精神病人还有持有武器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另一建议是禁止冲锋枪。但到底什么是冲锋枪?问4位不同的专家，能得到5种不同的观点。其实绝大部分受害者都死于手枪之下，只是这不会成为头条。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之后，由于害怕政府会出台更加严格的武器政策，人们将出售武器的商店抢购一空，并囤积子弹。据估计，美国一共有约3.2亿件武器流通。对很多美国人而言，武器泛滥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拥有更多武器。

可以预见，这样的悲剧会再次发生。准确地说，已经再次发生了。就在小学发生枪击案后的次日，美国就有84人在枪支下丧命；美国一年间死于枪击的人数比9.11恐怖袭击中的受害者还多十余倍。其中有来自密歇根的4岁的米夏尔·伊斯特，他在玩父亲手枪的时候杀死了自己；15岁的哈迪雅来自芝加哥，在公园里被枪杀，当时她正和朋友们说话；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20岁大学生，毫无目的地杀死了三个人，然后自杀；在芝加哥，一个六个月的婴儿被枪杀，当时他的父亲刚把他放在汽车副驾驶座位上。

采访结束的那天晚上，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开车几小时后，记者来到德克萨斯州府奥斯汀的一家烟雾缭绕的酒吧小憩。虽然这里禁烟，但里面的人对我说，德克萨斯没有人会遵守法律。有着长长胡子、大大啤酒肚的客人们唱歌，跳舞，喝酒，衬衣下藏着武器，这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深夜，在酒吧里认识的大卫和迈克说要绕一点路，陪我回酒店。他们说，这城市很危险，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怎样的人，那些无家可归者、吸毒者或某个非常普通的疯子，都可能是可怕的灾难。

我看着他们的手枪问:“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他们愤怒地看着我，显然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是好人。”迈克回答，但这辩白听起来是那么苍白无力。不信任感冷冷弥漫，令人绝望。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