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冰

(1.吉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117； 2.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44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理论的匮乏，中国经济学在摆脱了僵化的“苏联范式”困扰后，又面临着以“美国范式”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的冲击。*程恩富在《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中，对“苏联范式” 和“美国范式”进行了界定和说明：“苏联范式”是指1950 年代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美国范式”则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在当代以美国为中心，故称为“美国范式”，以与“苏联范式”相区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不仅体现了每个有爱国心和责任感的经济学者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刻思考，更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对理论指导的迫切需要。程恩富教授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94年他就提出了在新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的主张，引起了当时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 从方法论、基本假设、学术方针和创新原则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建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系统清晰的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本文将就程恩富教授的中国经济学现代化思想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中国经济学现代化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代末到1978年，这一阶段为仿苏阶段，中国不仅在制度和道路上复制了苏联的发展模式，更在理论经济学上全盘接受了以反映苏联经济体制和政策为主的“苏联范式”。第二阶段从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苏联范式”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反映和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中国范式”经济学却还在孕育和形成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反映发达市场经济思想成果的西方经济学被广泛介绍和引进到中国的大学课堂和理论研究中来。然而，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和传播并未得到正确而有效的引导，从理论研究导向、科研队伍以及高校课程安排等方面，西方经济学夹杂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严重冲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中国经济学面临着“范式危机”：“苏联范式”已不再适应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要求；“美国范式”由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能成为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蓝本。两种范式都无法完全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理论经济学在事实上的缺位，使“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成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最关心的问题。

早在1994年，程恩富教授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中，就对中国经济学的这一发展困境作了总体判断，并在全国经济学界率先提出了建立系统地科学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经济学的主张。[1]这一提议引起了连锁反响，1995年后出现了大量关于推进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文章和著作。当时比较集中的议题是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在这一议题下，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偏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向的观点，主要有：“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或国际化”、“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是改革的方向”、“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只有先从组织上让非马克思主义的‘海龟’执掌院校”，等等。[2]

针对这些片面的、错误的观点，程恩富教授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西方经济学本身的逻辑缺陷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悲剧说明，随意照搬西方经济学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现实难题。”[3]中国经济学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正确回答，就绝不是“如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接轨、使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而应当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进中国经济学在科学轨道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4]即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较为正确和可行的提法和原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2008年，程恩富教授在《经济学现代化及其五大态势》一文中，对“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他指出，“所谓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指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必须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需要, 在历史传承和现实借鉴中不断实现自主综合创新的过程。”具体来说, 就是“世情为鉴、国情为据,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 综合创新”。[2]2009年，程恩富教授在《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一文中，对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中国经济学作为应当科学地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挑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说，也就是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的问题。”[4]

二、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方法论基础

经济学的现代化转型首先要实现方法论上的创新。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虽然秉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在事物的矛盾分析、本质研究和发展趋势方面取到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多年来受“苏联范式”和“左”的思潮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对经济规律、经济范畴、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分析和阐述缺乏量的规定性，而简单武断的定性分析又掩饰了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这使得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相对于已经成熟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同样面对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时，不免会“相形见绌”。尤其在定量分析方面的不足，已经成为少数人用来批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进而否定马克思经济学，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借口。程恩富教授对这种错误的观念予以了澄清，他指出，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相比，马克思是同时代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那种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不重视定量研究的看法是一个误点，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方法来抨击马克思经济学，则属于一种无规则和反认识论的苛求。[3]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5]在《资本论》写作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分析，而且他还特别强调经济范畴质的研究与量的分析的紧密结合，在他的书稿中，概念理论阐析的每一步基本上都伴随着数理的推导和数量关系的论证。马克思认为，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并不在于追求数学化和形式主义之美，而是为了更科学地阐明对象上量的规定性。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仅仅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好更形象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它最终是服务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任务——揭示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后所掩盖的客观发展规律。相反，“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多缺乏科学的定性分析和制度说明，往往把经济现象视为本质，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视为永恒的一般性，并以此为不加说明的前提进行量的过度分析，舍弃其应有的人文内涵，这明显是对数量的片面运用。”[6]把本应是作为工具的数学方法披上了华丽的彩衣，并被推上了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工具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经济理论本身却成了工具的附属，数学在某种程度上的滥用，已经成为国外经济学杂志上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经济学数学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学杂志上也开始充斥了连篇累牍的数学公式。虽然说还没有到数学的使用被作为炫耀作者数学功底的程度，却也被当作作者理论上的创新，认为只有使用数学工具的文章才是具有理论创新的文章，否则，就属于“垃圾”。工具被当作了目标，简单明了的经济思想披上了繁琐的数学外衣，增大了认知成本，理论经济学有被数学主宰的倾向。与此相反，经济学应有的人文性、阶层性和终极关怀等分析较为匮乏。

1999年，程恩富教授在《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中强调，数量关系可以更形象地阐释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还能为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提供比较准确的依据，因此，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分，但又要防止走上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文精神与数理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6]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在利益矛盾分析，揭示事物本质关系和长期演进方面有明显优势，但从现代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还缺乏公理化的程式、规范化的学术结构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有必要从相邻学科研究方法中寻找借鉴，如法学的案例分析法、数学的逻辑演绎方法、史学的归纳法、现代科学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关方法等。[7]因此，中国经济学的重建，首先必须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3]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和知识。[8]使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哲学的灵魂、科学的理论结构，而且具有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穿透力和精确性。[7]

三、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

中国经济学的重建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学创新的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是决定和指导中国经济学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早在1999年，程恩富教授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套用清朝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达方式，在中国学术界首次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方针，初步阐释了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即中国经济学的重建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点，科学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

2000年，程恩富教授在充分考察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和人类经济理论变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重建除了继承，还必须超越和创新，做到有扬有弃。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包括了许多很有创建的合理成分，例如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都应成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重要的思想源泉。[3]

通过“体用说”，程恩富教授初步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学重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为后来提出的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创新总则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2009年，程恩富教授发表了《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和《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两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程恩富教授进一步发展了“体用说”，将推动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扩展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这个仅有24字的学术方针，不仅简明扼要，而且严谨求实，不仅从根本上厘清了马学、西学和国学的关系，而且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6]

具体来说，首先，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马学为体”，从研究方向、内容和地位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和主导作用，是否以“马学为体”，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成败。其次，“西学为用”，即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借鉴和利用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但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固有缺陷, 因此，马学和西学的“体用”地位是绝不能颠倒的，“西学为用”必须要以“马学为体”为前提。最后，“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 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经济现象的精华，这是体现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必要元素。

以上概括了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的关系，但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程恩富教授认为，要想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 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也就是说，在构建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要善于借鉴整个世界及各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演化和发展状况，以把握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是经济学者们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依据，要善于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中汲取营养, 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程恩富教授指出，理论上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和实践上的“世情为鉴”、“国情为据”,最终要落实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是在结合当代中外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提供的经济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更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总之，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 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 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认识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

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是科学演绎和推理的必要前提，是内涵于所有范式经济学中的重要环节。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就大量地使用了理论假设，只是“后来人们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往往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来指谓马克思的某些经济思想，而不愿把这些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9]人们往往把假设等同于脱离实际的空想或幻想，如果把称之为“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的马克思的某些经济思想视为理论假设，那就等于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假设是有不同内涵和不同类型的。程恩富教授在1999年发表于《财经研究》上的文章《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中，就理论经济学的假设做了具体的分析。程恩富教授认为，假设可区分为假定与假说，其中，经济学上的假说法，“是指以现有的经济事实材料与科学原理为依据，对未知的经济事物或规律性作推测性分析的一种方法。”而经济学上的假定法，“则是出于简化等经济研究的方便，在逻辑分析的始点就事先设定某种经济状态的一种方法。”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是科学的，几乎每一个理论假设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后，才能确定其是否真实可靠；即使如此，由于经济学假设的检验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实践对理论假设的检验也是相对的。不过，经济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的构建是不能乱假设的，必须对其进行分类分析。程恩富教授根据假设的科学性程度、抽象程度、覆盖面以及假设与现实的关系，将假设划分为较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假设、基本的或具体的假设、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接近现实的或远离现实的假设。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论”和“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就属于片面的、远离现实的假设，而“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则是不科学的假设。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也应构建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理论假设，并更应强调理论假设的科学性、规范性、辩证性和现实性。这是因为：(1)不同的理论范式若要进行比较和沟通，或是对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式进行批判或借鉴，首先两个理论范式必须具有通约性，即要有可以对话的共同语境。理论假设是能够提供这种对话语境的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理论假设代替公理、原理等表达方式，更利于对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列宁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进行检验和完善，更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3)以理论假设代替公理、原理等表达方式，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和预见力”。重建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学使用理论假设的这一表述，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所必然涉及到的假设及其前提条件。[3]例如，“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大体同时具备诸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前提条件时，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条件不存在而导致低绩效，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3]

在对假设的内涵、分类和必要性等内容进行充分论证后，程恩富教授对构建中国现代理论经济学作了初步阐释，即“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假设，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假设，并据此确立反映我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6]

21世纪初，程恩富教授对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提出了与西方经济学“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论”、“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等理论假设相对的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2007年，程恩富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一文，对这四大理论假设进行了系统的阐述。[9]2009年和2014年，程恩富教授根据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又分别提出了“公有制高绩效假设”[4]和“市场和政府双调节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内容。这方面的工作在国内目前还尚无学者做出很好的研究，程恩富教授在理论假设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五、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态势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前景。程恩富教授对此做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中国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和“学术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正在快速向前发展，一大批老中青经济学家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伟大实践中，积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目前已呈现出五大发展态势：一是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二是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三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四是注重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2]这五大发展态势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更是对程恩富教授本人在探索中国经济学重建之路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最好总结。

在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中，程恩富教授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成果：第一，首创政治经济学“五过程法”新体系，阐明了政治经济学变革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并按此体系主编和出版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第二，独创性地提出和论证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资源与需求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公有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市场与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民生导向改革论、一府两系的国资管理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思路；第三，首创“大文化经济学”，阐释了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第四，创办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及其刊物，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交流和借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2006年程恩富教授又主编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典卷、欧美卷、日本卷、苏联俄罗斯卷和中国卷)，成为我国第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多卷本学术专著，为我国更好地引进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素材。

“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10]这是已故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为程恩富教授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所写的题词，这也正是程恩富教授的真实写照。同时我们也坚信，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道路在程恩富教授“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基本学术方针和创新原则的指导下，必将越走越宽广，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科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程恩富.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N].社会科学报，1994-04-07.

[2]程恩富.经济学现代化及其五大态势[J].高校理论战线,2008,(3).

[3]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J].学术月刊,2000,(2).

[4]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5]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3.

[6]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J].财经研究,1999,(7).

[7]程恩富.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J].河南社会科学,1999,(1).

[8]程恩富.经济学的综合创新与构建海派经济学[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3).

[9]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10]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