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哲

在审视“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过程时，人们往往把《新青年》遭遇的种种话语冲突不假思索地视为思想异见者（包括个人、报刊以及社团）之间的“论争”。不可否认，“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报刊发达、社团众多，因此，思想的分歧和主张的差异在所难免，“论争”也自然有着极高的发生频率。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论争”并不仅仅是对“五四”时期《新青年》话语冲突的历史描述，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概念。

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论争”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诸多“论争”并不是围绕“文学”作品及其批评展开，而是在一个更为宏观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发生。这使得在文学研究中，“论争”往往能够独立于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而存在，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范畴和研究领域。第二，对“文学史”来说，“论争”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文学现象，它也构成了历史的“关节”——文学思潮的转换往往是通过“论争”的方式予以实现，即一种新的文学必须通过“论争”战胜既有的文学，才能确立自身的地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论争”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也构成了“方法”的意义，并成为观照文学现象的“框架”和“视角”。

由此可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论争”概念具有非常鲜明的建构性：一方面，作为“新文学”发端的“文学革命”，被描述为一场由《新青年》同人挑起、策动并最终“胜利”的“新旧之争”；而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把“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发生”描述为一场“新”、“旧”双方的“论争”，才使得基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论争史”得以呈现出来。

从“论争”这一范畴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带有某种“起点”意义。“五四”之前，虽然“论争”多有发生（如“今古文之争”、“国学”与“西学”之争，以及《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的“革命与立宪”之争等等），但是基于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传统著作观，人们往往并不重视这些“论争”文字的历史意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章太炎，“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而章门弟子之一、后为《新青年》同人和“新文学”代表作家的鲁迅对此极不以为然，他回忆自己对章太炎的印象时写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将章太炎的“论争”文字视为“战斗的文章”，在他看来，“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显然，鲁迅对“论争”文字的态度已经与乃师截然不同，这其实也表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著述”的看法已经摆脱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传统思维，而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力。

“五四”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论争”的态度已然发生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各种“论争”文字的汇编。“五四”开启了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各种“主义”的提出，各种文化主张的呈现，使得“论争”文章的收罗有了可能。就文学范畴来说，最早关注并凸显“论争”文学史意义的，是左翼作家群体。其中，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一书，应该算是有关“新文学论争”文字最早的汇编。这部书汇编的对象是刚刚结束的“革命文学”论争，其中，李何林特意强调了“论争”的性质，他在《序言》中写道：“这里所收集的也不是这一次的所谓‘革命文学’和‘非革命文学’文献的全数，这里收集的是与这一次论战有关的各方的‘论’而且‘战’的文字；凡是泛泛的一般论文艺的而不对着或影射着对方的‘战’的文字，都统统割了爱……”在这样一个标准中，“论争”已经脱离了文学作品和批评，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范畴和关注对象。而具体到“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而言，第一部“论争”文字的汇编应为张英若编撰、1934年出版的《新文学运动史》一书。张英若本人在其序言中说明：“本书所收的资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只是最初的一个阶段，因此，也可以名之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初编’。”值得注意的是，张英若在书名中着一“史”字，表明“五四新文学运动”已经和现实拉开了距离，变成了一个“历史对象”。相比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的“即时性”而言，张英若的《新文学运动史》实际上更具“研究的性质”，其汇编的宗旨即在于“避免史料的散佚，择其主要的先刊印成册，作为研究的资料”。在这种对作为历史的“五四”的追念与研究中，“论争”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期历史图景的重构已经开始：所谓“封建作家”（林纾）、“进步的封建阶层”（学衡派）等称呼开始出现，而在各编的标题中，“论争”（以及与其含义相似的“斗争”）也已经成了高频词汇。

在张英若与李何林的著作中，“论争”虽然初现端倪但并未凸显，而受各种条件限制，它们在当时也未能引起足够的反响。在众多的“汇编”中，真正凸显了“论争”的意义且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文本，应该是郑振铎在1936年编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32年，郑振铎本人向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策划者赵家璧正式提出了“文学论争集”的想法。赵家璧曾在《编辑忆旧》一书中写道：

我同郑振铎商谈时，我原来的设想是《大系》分三部分，理论、作品和史料，理论和史料各编一卷。……当我把《大系》的编辑意图和组稿打算向他说明后，我就提出请他担任理论集的编选。他考虑一会后，认为理论部分应当分为《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两册。前者选新文学运动发难时期的重要理论，以及稍后一个时期比较倾向于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后者着重于当时新旧两派对文学改革上引起的论争，以及后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争等等。

郑振铎极力主张“理论”与“论争”两者“分开编”，并且表示“可以担任后者的编选工作”，由此可见他对“论争”独立意义的重视：“没有论争就不可能推动文学革命的前进，它与《建设理论集》有联系，但也有区别。”这部与“建设理论”有所区别的“论争集”，实际上是从历史的高度将“文学论争”与“五四新文学”关联在一起。而在《导言》的撰写和体例的编排中，郑振铎极大凸显了前者之于后者的重要意义。由此，“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实际上成为一个“扎硬寨，打死战”、不妥协的历史过程：“革命事业乃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不妥协的态度里告了成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因此可以说，在《文学论争集·导言》中，郑振铎通过“论争”建构起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图景，甚至可以说，他是把“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历史描述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文学论争史”。

事实上，这样一种描述与其说是在追溯“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史”，倒不如说是通过历史资源的整合来解决“新文学”在30年代遭遇的新问题。大致来看，这样一种“建构”对“新文学”的意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巩固“新文学”的合法性

胡适在编写《建设理论集》的时候，是把作品当成“新文学”的核心，而对“理论”和“争执”都予以轻视，他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

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固然是史料，这七大册的小说，散文，诗，戏剧，也是同样重要的史料。……‘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文学革命产生出来的新文学不能满足我们赞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产生更满意的社会秩序一样，虽有最圆满的革命理论，都只好算作不兑现的纸币了。

在这里，胡适的论述具有强烈的文学本位意识，在他看来，“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的意义都在作品本身的意义之下，而将“论争”称之为“争执”，也表明他本人对“论争”并没有太多的重视。但具体到“新文学”这一特定的范畴，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特定的时期，这样一种“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的标准并不足以确证新文学的合法性。无论从“新文学”自身的艺术成就来说，还是就其被社会各阶层的接受而言，此时的“新文学”作品尚未从整体上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准。

正是基于这种“经典作品”缺失的尴尬状态，“新文学”阵营才必须借助“文学论争”来树立自身的合法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郑振铎把“新文学”的发生描述为一场短兵相接的“新旧之争”，在这样一种历史描述之中，《新青年》同人是以“发难”的姿态策动了“文学革命”，并取得了这场“新旧之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学”是《新青年》“论争”（或者说战斗）“胜利”的一个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新文学”是通过对“旧文学”论争的“胜利”来确立自身地位的。显然，这里的“论争”并非在共时性的空间中展开的交锋，而是基于一种“文学进化史观”——“新文学”战胜“旧文学”，本身就是这种“进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郑振铎将林纾等人视为“反对派”，冠之以“反攻”、“反动”等字样；而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戏剧等）的专题“论争”中，也出现了《旧小说的丧钟》《中国剧的总结账》等带有“优胜劣汰”意味的标题。

这样一来，郑振铎实则规避了对“新文学”阵营极为不利的“经典作品”问题，而用“论争”奠定了“新文学”的合法性。他在文末宣称：“把这‘伟大的十年间’的‘论争’文字，重新集合在一处，印为一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是有许多话省得我们再重说一遍！”

（二）召唤“战斗性”

考察郑振铎为何如此突出“论争”的地位的原因，也要考虑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所处的30年代本身的政治文化语境。事实上，郑振铎的立场不仅仅是新文学的立场，更是新文学阵营分化之后更为“激进”一方的立场。“五四”之后，新文学阵营出现了巨大的分化。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已经全面进入了学院体制之中，他们更多是在从事学术研究，很少再从事与社会有更多呼应的文学创作。而对于那些受左翼革命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而言，胡适等人“学院化”的转向实为“开倒车”的行为。张英若的《新文学运动史·序记》就已经将“整理国故”视为“一部分的新文化运动者开始对封建势力投降”。郑振铎本人更是在导论中指出：“连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信仰似乎也还有些在动摇着——这当然和反抗白话文运动有连带的关系的——读经说的跳梁，祀孔修庙运动的活跃以及其他种种，处处都表现着有一部分的人是想走回到清末西太后的路上去，乃至要走到明初，清初的复古的路上去。”正是基于此，郑振铎对“论争”的阐述偏离了“论”的题旨，而更偏向于“争”的向度。

事实上，郑振铎所叙述的“五四论争”是与“革命思潮”鼓荡的三十年代紧密相关的：“这样的先驱者们的勇敢与坚定，正象征了一个时代的‘前夜’的光景。”在这里，被视为“一个时代的‘前夜’的光景”的“五四”已经与当下的“革命思潮”相互贯通，充满了一种昂扬的“战斗精神”，“五四”也成为了一个“战斗”的时代：

在那样的黑暗的环境里，由寂寞的呼号，到猛烈的迫害的到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兴奋与苦斗之中生活着。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是一步步的随了反对者们的突起而更为进步，更为坚定，他们扎硬寨，打死战，一点也不肯表示退让。他们是不妥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需要指出的是，郑振铎把“文学革命”赞颂为“扎硬寨，打死战”的“战斗”过程，并不仅仅是情绪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战斗”精神已经成为对“五四新文学革命”予以重新定位的标准。这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文学革命”两位主将的评价出现了差异。胡适尽管是“首举义旗”的人，也是“文学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建构者，但在郑振铎看来，他那种温和、理性的言论形态却并不足取：“他还持着商榷的态度，还不敢断然的主张着非写作白话文不可。”而陈独秀则相反，他因其激烈的言论姿态而被褒扬，甚至成为“文学革命”中“战斗”精神的化身：“他是这样的具着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郑振铎是在缅怀“五四”，倒不如说是在当下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对胡适等“学院化”的知识分子予以含蓄的批判。

由此可见，在郑振铎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叙述中，一个新的“论争”框架已经形成。作为“新文学”阵营中人，他通过“论争”为“新文学”建构合法性，而作为“新文学”阵营的左翼分子和激进派，他又凸显了“论争”中的“战斗”精神。

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开始正式建立，在这样一个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其基本规范和主导力量，由此，“新文学”的研究已经偏离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范畴，而被逐渐整合成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文学史”。当文学被单纯地视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时，郑振铎试图呼召的那种“战斗性”自然被阶级话语全面整合，所以，“斗争”的意义被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

但这里要强调的是，“斗争”与“论争”虽则多有相通性，但并非一回事。如果就那种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建构而言，两者甚至处于一种反向的消长关系中——对“斗争”的突出与强调，恰恰是对“论争”的遮蔽和稀释。诚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所说：“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如此看来，“斗争”所涵盖的范围不仅仅包括“论争”本身，还包括文学批评乃至文学作品。当鲁迅和郭沫若等人的文学作品都已经被视为“斗争”的“檄文”，当“新月派”的作品也被解释为对反动理论的支持，那么，“论争”本身就很难在文学史中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了，它与作品和批评的界限已经消融在一片激烈的“斗争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李何林、郑振铎等人所开创的“以论争入史”的写法不仅没有得到承袭，反而遭到了背弃。

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斗争”逐渐消解，也就难以继续支撑“文学史”的主干脉络。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研究的内部范畴又开始分化为文学批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论争”。由此，“论争”（包括“五四”时期的“论争”）才得以重新成为一个较为独立、专门的研究范畴。此一时期对“论争”的研究成果颇多，就本文重点涉及的“五四论争”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思想史层面展开，其研究的主要方式即在于对“论争”双方思想的辨析。在这样一类研究中，学者们注重跳出双方的政治、文化立场，以一种客观、中立的超越性姿态对双方的思想予以辨析。但这种理路的限度在于，他们更多是将“论争”视为一种思想、文化的预设框架，而缺乏对“论争”这一框架本身的反思。所以，这样一种研究与其说是“论争”研究，倒不如说是“论争”双方思想的比较研究。

第二类对“论争”的研究主要是“文学论争史”的撰写。这类作品虽多，但其价值仍然停留在史料收集、整理的层面上。截至目前，这些“论争史”大多未能找到一个宏观的历史框架和贯穿始终的历史逻辑。因此，其所编撰的“论争”多是微观意义上的“论争”事件，而所谓“论争史”不过是把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予以罗列而已。

第三类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即基于人物研究、社团研究、报刊研究来对“论争”予以“重评”。这类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但是其限度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对“五四”时期“论争”的这种“重评”越来越凸显出一种“翻案”的倾向。在这样一种语境中，为林纾、杜亚泉、《学衡》《甲寅》等人物或杂志“正名”，往往是通过赋予他们“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方式实现的。而以《新青年》同人为代表的“新文化”人物则被冠以“激进主义”的身份，他们“全盘反传统”的文化主张也被予以激烈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已经成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之争，这与其说是对“新旧之争”的研究，倒不如说是彼时那场“新旧之争”在近百年之后的延续。

由以上论述可知，作为一个被建构的历史框架和研究范式，“论争”已经对当下的文学史研究构成了严重的束缚，它使得“五四”时期多元的文学、文化景观呈现为“二元对立”的模式，更使得研究者本身在丰富的历史细节面前陷入某种价值判断式的“立场”之中。因此，当我们审视“五四”时期“新文学”发生的历史时，必须对“论争”这一认知装置本身予以自觉地清理和反思。

从研究视域上看，这一“论争”框架最大的限度，就在于它把“五四”时期的“言论空间”视为一种既成之物。仿佛那些思想不同、观念各异的知识分子是天然地处在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并围绕某些具体的话题进行着思辨层面上的“论争”。似乎这个“言论空间”本身已经具备了一些先在的自由和规则，使得知识分子既是言论自由的受惠者，又是“论争”规则的遵守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青年》同人诸多激进的“论争”话语才会被视为对言论自由的消解，以及对论争规则的破坏。

但是历史本身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一个公共性的“言论空间”以及一个成熟的“论争机制”，都不可能先在地存在于历史之中。1916年，胡适在《归国杂感》中曾经慨叹中国思想界的沉闷，称其“和现在的思想潮流绝无关系”。事实上，这种沉闷并不仅仅来自袁世凯威权政治的压制，更来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自身的运作机制，其中既有社会道德产生的舆论压力，也有思想界内部由于“门户”而形成的思想壁垒，这些都使得“新文化”在旧体系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中，“中”与“西”之间，“新”与“旧”之间产生的并非思想的分歧，而是话语的隔膜——前者可以通过“论争”予以解决，而后者甚至连“论争”本身都难以发生。

因此，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并非先在地处于一个“言论空间”之中，他们也并非一个既成的“论争”中的某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遭遇的那种激烈的“话语冲突”，并不是在其与持异议者之间产生，而是在他们与其所处的言论环境之间爆发。所以，我们研究的关键不应该是探讨既成“言论空间”中《新青年》的话语与其他不同话语的关系，而是应该考察这套话语如何开辟了一个新的“言论空间”——在这里，“论争”及其相关的“言论空间”已经不是预设的框架，而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展开的过程。事实上，在“言论空间”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成熟的“论争机制”应该算是一种最高级的“完成”状态。

对“论争”这一后设的认知装置予以消解以后，我们才能够更为清晰地审视“五四”前后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因此，《新青年》早期遭遇的“言论冲突”与其说是“论争”，毋宁说是一种“批评”。当然，这里所谓“批评”是与“论争”相对照而言的，我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它的“单向性”，即它尚未构成互动式的“交流”与“对话”。事实上，“批评”与“论争”有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批评”是“论争”的前提，没有完整、成熟的“批评”，“论争”是不可能形成的。而我们综观“五四”时期的言论情形，《新青年》所操持的恰恰是一种“批评话语”，林纾、《国故》等所谓“反对派”与其说是“论争”的对手，倒不如说是“批评”的对象。而《新青年》对他们的“批评”并非仅仅针对某种具体的思想和言论，而是指涉整个壁垒森严、隔膜厚重的话语体系。简而言之，“批评”意味着对这个体系的破坏，也意味着对自身文化观念和主张的树立，那些“偏激”的观念和“出格”的主张本身，就是“言论空间”新拓展的边界。

超越“论争”的研究范式来看，“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或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更是一种“新的文化场域”的生成过程，这个“新的文化场域”从根本上说是开放性的，它不仅使得“新文化”得以传播和确立，甚至也能够对“旧文化”予以容纳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