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

一、杂志时代的“泡沫化”

从长时段的阅读史来考察新文学的兴起及新文化的内在机制，意味着聚焦点从文学的生产环节、创作者，转移到消费、传播过程及普通读者身上。当文学、文化生产尚处于“试运行”阶段时，更需要密切追踪买方市场，引导阅读风尚。新文学的创作者、新文化的广大追随者，正是以报刊为媒介的新型阅读文化培育出来的。

五四新文化的“培养皿”，实则是一种新型阅读文化，而报纸杂志无疑是近代阅读文化转型的加速器。用胡适的说法，晚清以降“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1923年第75 期）“杂志造时代”的说法，更早是罗家伦在《新潮》上提出的：

《新民丛报》《民报》现在虽不足数，而在他们的时代，的确有历史的价值。请问十年前的“新党”，有几个不是《新民丛报》造的；十年前的“革命党”，有几个不是《民报》造的？……至于现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又何曾不是《新青年》等几个杂志鼓起来的呢？（《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1919年第4 期）

“五四”前夕的中国杂志界，被罗家伦分为四派：一曰“官僚派”，即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机关报，系官家的“档案汇刻”；二曰“课艺派”，多载策论式的课艺及无病呻吟的赋得诗；三曰“杂乱派”，又名“上下古今派”或“半新不旧派”，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代表；四曰“学理派”。“学理派”中“脑筋浑沌的”又分两类：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为“市侩式”，《国粹学报》《中国学报》《洪宪学报》等为“守旧式”。“学理派”中“头脑清楚的”，有政论类的《甲寅》《太平洋》，科学类的《科学》《学艺》，及社会思想文学类的《新青年》《新潮》等。罗家伦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描画出“五四”前夕中国杂志界的一副指掌图。

“五四”后文化运动向四周扩张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做太多架桥铺路的工作，出版界现成的发行路线，已经为新文化的传播作了相当的铺垫。除却各地自办自销的出版物，北京、上海作为新文化的策源地，借助中华、商务、群益等书局的销售网络，对外输送知名的趋新报刊，如北大派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研究系的《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后易名为《改造》），国民党方面的《民国日报》《星期评论》与《建设》，还有以学社为依托的《少年中国》及各色势力杂凑起来的《新中国》等。据1919年10月25日《时事新报》统计：仅在长沙一地，新式刊物已销出千余份，其中《新青年》这样的金字招牌最具号召力，售量多达三百份，《新中国》分销处多，《新生活》价值低廉，均销至二百份，《解放与改造》《建设》之类有党派色彩的杂志销数也有百份上下，其余各得部分人的信仰，可销至数十份或十余份（《湖南新思潮之发展·新杂志之功》，《时事新报》1919年10月25日）。

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可以说是“杂志时代”的顶峰。据郑振铎观察，“五四”以前，受欧洲停战的影响，出产了好些定期出版物；“五四”后，在爱国运动的刺激下，新思想的传播速度加快，杂志也愈出愈多，仅1919年11月就有20 余种月刊、旬刊、周刊面世。与杂志空前繁荣相对的，却是市面上谈鬼神、论“先知术”的各种奇书及黑幕小说的发达。按郑振铎统计，1919年出版物中，杂志数量最多，其次是黑幕小说及各种奇书，最缺乏哲学科学类的研究专著（《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新社会》1920年第7 号）。出版界空前热闹的同时滋生出大量泡沫：杂志的种类虽多，却没有专门研究作依托；貌似新颖正当的报刊言论，多是辗转抄袭来的。“五四”后杂志的泡沫化增长，既是知识饥渴的表征，也预示着急速膨胀的新文化有沦为“快餐文化”的危险。

二、看不见的读者联盟

杂志的风行是看得见的文化“运动”，更切实的运动着力在人上。被席卷入新文化运动中的边缘知识人，以报刊为媒介，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读者联盟。阅读新文学及其它新文化出版物的过程，也就是地方知识青年寻求社会上升渠道的过程。新文化的追捧者主要还是有相当的读写能力和知识储备的（准）学生，他们在阅读的同时，也在学习一种新鲜的表达技巧，由此融入到这个看不见的对话群体中。而报刊提供的交流渠道，如《新青年》的通信栏、《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给这些狂热的读者暗中允诺了一个身份转换的机遇：从匿名的消费者跃升为新文化的积极参与者乃至代言人。

被“运动”到新文化阵营中来的舒新城回忆说，自民国五年起“便继续不断地阅读《新青年》——最初并不是知道这刊物的价值而订阅，是因为它是由湖南陈家在上海所开的群益书局所发行而订阅——对于陈氏的议论，当然是表同情的，不过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有深切的表示”。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刊物接踵而起，自己“正当已醒未清之时，对于旧者几乎样样怀疑，对于新者几乎件件都好，所以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白纸印黑字，只要可以买得到，无不详加阅读。竟至吃饭入厕都在看书阅报，以至成了胃病”。（参见舒新城：《我和教育》，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

当时湖南长沙尚无代售新派报刊的书店，楚怡学校的体育教员黄醒，个人创办一种《体育周报》，以之与各种刊物交换，且代售各种刊物，并亲自送达。舒新城与黄醒本就相熟，托他代购了所有的刊物，同时于本省的报纸而外，又订阅了《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三种报纸连同五六十种定期刊物，一年共九十余元。舒新城只有四十五元一月的薪俸，还要供养家庭，只能通过笔耕，一面替《体育周报》撰文，一面向上海、北京各处投稿，来换取他的“精神食粮”。1919年末，舒新城因在《学灯》上发表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而丢掉教职，便与岳麓的旧同学合办了《湖南教育月刊》，又引起当地军阀的注意，不得不离开长沙，投奔到研究系麾下。

出版物的狂潮不仅为新式教育吸纳了舒新城这样的人才，也为新文学培养了无数的青年读者。这些无名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化的勃兴中预见到“一个转机”，报纸杂志教导他们如何把自己的名字变为铅字，从而与另一些光辉熠熠、似乎高不可攀的名字出现在同一版面上。

1930年代才崭露头角的作家沈从文，就是新文化从旧势力处争取过来的文学青年。《从文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年版）的最后一节“一个转机”，讲述了他向新文化“投诚”的经过。在20年代初地方自治的风气中，沈从文所在的部队也筹办起文化事业，他被借调到新设的报馆担任校对工作，与负责排印的印刷工头住在一起。来自长沙的印刷工人，受“五四”的影响，得风气之先接触到好些新书新报，而小兵沈从文此时还沉湎在线装书的世界里。这个有点“朽”的乡巴佬从大城市来的进步工人那里学到了他关于新文化的第一课。

在印刷工人的点拨下，沈从文知道了“封面上有一个打赤膊人像的书”名叫《改造》，《超人》的作者是一位“天下闻名的女诗人”。通过翻看这些书报，他又记下了许多新文化人的名字，发现白话与文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落脚的虚字。但更关键的启悟是，未走出湘西世界的沈从文从白纸黑字的印刷品上“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沈从文被这些新式读物彻底征服了，他毅然决然地投降于新文化，“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

日后当沈从文看到报上有捐款兴学的新闻，便也将十天的薪饷寄给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的编辑处，末尾署名“隐名兵士”。在这些新式读物的感召下，沈从文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于是来到北京开始了他求学卖文的生涯。20年代中期，沈从文的文章终于出现在造就了“天下闻名的女诗人”冰心的《晨报副刊》上。但他这时期的作品还称不上严格意义的小说，只能算是刚入门的习作，经由模拟新文坛上流行的各式文体，抒发他对于一种触而不及的身份的向往。就像小学生描红一样，沈从文一笔一画地揣摩着新文学的规则，迫不及待地要加入到新文化的体制中。直到三十年代，从习作者晋升为小说家的沈从文才找到属于自己的经验与文体，知道调动新文化以外的地方资源，来对抗（也可以说是调剂）新文化人的口味。

沈从文弃武从文的经过，说明在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运输者、发售者和读者的链条中，读者完成了整个循环，并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前前后后。新文学的作者自身也是新文学的忠实读者，通过跟踪阅读及与其他作者、编辑、读者的多方联系，形成了某种文体自觉与社会批判的立场。

三、读什么与怎么读

阅读史研究不仅关注谁在读、读什么，还要回答在哪里读、什么时间读、为什么读等问题。为报刊长期写稿或办报办杂志的人，多半也是报纸杂志的热心读者。以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的钱玄同为例，从新近整理出版的《钱玄同日记》（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可以窥见“五四”一代学者的阅读习惯。

以1917年《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北上为分界线，1917、1918 这两年，钱玄同购阅的杂志，除《新青年》外，只有基督教青年会系统的《进步杂志》，清季吴稚晖、李石曾办的《新世纪》，《留美学生季报》以及《东方杂志》这几种。1919年以后，钱玄同购阅报刊杂志的热情骤涨，该年日记中出现的报纸杂志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新潮》《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新中国》及日本《新村》等。1920年钱玄同购阅的范围，不止北京、上海两地的出版物，同时关心地方文化运动的动向，如广州《民风》、福建《闽潮》、河南《青年半月刊》、杭州《钱江评论》。然而1921年以后，钱玄同阅读杂志的热情明显消退，1921年日记中提及的杂志仅《改造》一种。

日记能够为阅读史提供的细节，不仅是看什么，还包括从哪儿买、在哪儿看、什么时段看。钱玄同购买报刊的途径，并非长期订阅而是随兴零买的，主要是通过报馆、大学、书店（如青云阁、东安市场）以及编者赠阅。在哪里看、什么时段看，则反映出读者的阅读状态。杂志对钱玄同而言，多半是澡堂读物，或于枕上观之。如1919年9月13日日记称：“出至《益世报》馆买《建设》一、二两册”，“七时至澄华园洗澡剪发，看《建设》杂志文三篇”（第347 页）。又如同年10月23日“至青云阁购《少年中国》妇女号”，“七时至澄华园洗澡，看《少年中国》”（第354 页）。1920年1月2日下午“五时出门洗澡。看《新青年》，从五时看到十二时”（第358 页）。

较之杂志，报纸的阅读方式更多样化。1919年1月7日钱玄同看《国民公报》，报上刊有蓝公武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说《新青年》中有了钱玄同的文章，于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热心遂减去不少”（第339 页）。1月8日看上海《时事新报》，其中有骂他的讽刺漫画。1920年1月15日钱玄同“取去年五月以前之《晨报》末页，检录其文，作一目录，以备检查。”（第361 页）1922年2月17日“到《晨报》馆购得十年十二月、十一年一月之《晨报副镌》各一册”（第394 页）。可见报纸也不一定是全年订阅、逐日翻看的。

除了去报馆购阅，为节约阅读成本，许多读书人都有到公园看报的习惯。如1919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载下午6 时“在中央公园阅报”。至于如何在公园阅报，许钦文有段十分详尽的回忆，述及1924年5月鲁迅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吃茶看报的情形：当时中央公园有这样一种卖报纸的人，背着装报纸的布袋，一手擎着一叠报纸，在茶摊里转来转去，见到静坐着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便凑上前去，把那擎着的一叠报纸放到他们面前，不说一句话，顾自离去，再从布袋中拿出一叠报纸来四处转悠。那叠报纸中，除北京出版的以外，有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天津的《益世报》等。喝茶的人翻完那叠报纸，只需放个铜元在那些报纸上面，卖报人转回来，就把那叠报纸连铜元一起收走，仍然不说一句话。这种看报的办法确实经济，读者可以省去许多订报的钱。许钦文称鲁迅家里只订了北京《晨报》和一份晚报，但要多方灵活消息，故常到中央公园去喝茶。（许钦文：《来今雨轩》，《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 辑）

四、“五四”前后的阅读文化

从阅读史的角度重写“五四”文学革命，关注的不是现代“文学”观念的移植，或文学作为一种书写系统的变革，而是文学的阅读方式，即文化消费模式的转变。社会学意义上的阅读，不仅是个体的认知行为、一个封闭的室内行为，也是镶嵌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建构，一种多媒介的交流实践。

如果把“阅读文化”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制约这个系统的基本因素有：文本类型、客观的阅读环境及主观的阅读状态，但关键是能否形成一个读者联盟（reading community）。所谓读者联盟，大致分为两种，或伴随着面对面的交流，以社团、学校或读书会等组织为依托；或以报刊特别是以投稿、读者通信为纽带。无论现实的还是想象的阅读联盟，居于核心地位的都是读者的自我认同、自我期许，即读者以为他是谁，期待成为怎样的人，属于哪个社会文化阶层。

西方的新文化史家已开发出一些能够显示重要区分的标识来整合阅读实践的历史，如默读与诵读、精读与泛读、私人阅读与公开阅读、宗教阅读与世俗阅读。除了这些宏观的区分外，还应寻找某一特定时空主导某一读者共同体的阅读范式。哈贝马斯曾描述过18世纪末德国的“阅读公众”，即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他们的阅读范围已超出了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读者数量急剧上升，与之相应，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产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Lesekabinetten），尤其是作为新阅读文化之社会枢纽的读书会也建立了起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 页）

而新文学、新文化召唤出的读者联盟，需要放置在“五四”前后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其形成的契机。“五四”前夕，傅斯年在《新潮》上批评中国一般的社会，“社会其名，群众其实”。在他看来，“名称其实”的社会，“总要有个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以此为标准，即便是北京高校的学生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社会——群众》，《新潮》1919年第2 号）。“五四”以后傅斯年宣称，“无中生有的造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

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青年的两件事业》，《晨报》1920年7月5日）

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何思源也注意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共同化”（socialization）的趋势。称之为“社会共同化”而非“社会共同体”，是因为在何思源看来，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而非结果，“是动的不是静的，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有多种功用的不是独一的”。“五四”以后，“社会共同化”最明显的表征，当属“新青年”的崛起，即学生群体中“我们”的观念和情感（we-feeling）的发达。对于学生界中“我们”意识的生成，何思源解释说，“五四”以前北京学生没有联合行动，缺少团体的情感：

近来抗令罢课、打曹汝霖、关总统府，内里组织，外边通电。后来的结果，于是人人都有“我们学生”的一种观念。就生出学生一体的意思出来了。这种情形就是学生界中的社会共同化。（《社会共同化》，《新潮》1921年第1 号）

当五四运动由街头抗议转入文化运动的轨道时，政治运动中生成的“我们”意识也随之转化为文化领域“社会共同化”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