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云

对“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高凌云

“十三五”时期，在全球经济平缓增长的趋势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将出现大幅重叠，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国际产业结构将呈现以 “软化”“先进化”和 “绿色化”为方向的大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将大幅提升，贸易保护主义也将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中国仍会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影响国家；但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将步履维艰。

国际分工贸易 投资新规则 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化驱动力在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成为推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革的最主要力量，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正在密集重构，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步伐缓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想要获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称的地位需要长期争取和努力。客观理性地评价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并对 “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形势进行科学预判，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新一轮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一、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

“十三五”时期，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中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整体而言，仍将呈现出一个较为平稳且缓慢的发展期。

首先，美国复苏进程加快。得益于油价下跌、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等，美国经济正在经历温和复苏，劳动力市场、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稳步改善，通胀温和、财政政策宽松以及房地产市场趋好在内的经济刺激条件继续存在，美元走强显示美国经济仍有韧劲。未来五年，这一趋势可能得到延续。如果国际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市场，很有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的贬值趋势、打破2008年以来美元汇率的盘整局面，使美元汇率持续上行。但是，除人口老龄化外，因创新不足和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影响，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并非十分乐观，美元走强对美国本土出口的冲击将继续存在。

其次，欧元区将保持低速增长。尽管遭受了债务危机的打击，欧元区仍然是一个发达的国家集团。近期欧元区经济已明显出现好转迹象，通货膨胀趋于缓和，失业率逐渐降低，相关经济景气指数连续上升。但是，欧元区在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上更偏重公平而非效率，倾向于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容易带来僵化的弊病。因此，即便是债务危机告一段落，当前困境暂时缓解，欧元区也很难实现较为快速的增长。

再次，日本经济前景仍不乐观。在 “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日本经济复苏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效果，特别是在提振股市、激发出口导向型大型企业活力、增加经济效益、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有较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存在实际收人下降、日元贬值、外需疲软以及提高消费税率等诸多短期风险，消费、出口和投资三驾马车很难持续改善，加之人口少子老龄化趋势还在加速、社保资金缺口增大、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高、创新能力下降等诸多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其长期前景不容乐观。

最后，新兴经济体增速总体趋缓。在过去较长时间内，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有力地带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但是未来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各新兴经济体国家均将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外部需求萎缩或变化，内部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积聚等。整体而言，增长仍是新兴经济体的主流。

二、国际分工的趋势

以全球价值链 （GVC）为代表的国际分工，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主要特征，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将进一步改变国际产业格局和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模式。

全球价值链在倡导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获得了全面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是其获得巨大收益的重要途径。目前，发达国家掌控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位置，所得到的贸易和投资收益最大。例如，在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中，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就掌控着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而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就成为加工工厂，仅赚取微薄的利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不同的角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的上游高技术零部件就越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下游劳动力密集型零部件并完成组装任务。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而这完全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贸易和投资战略。如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参与度，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沿着如下路径寻求不同阶段的发展：一是从事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活动：发展中国家依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与跨国公司建立非股权关系，从事加工贸易生产，其出口中内涵着不断增加的中间品和服务。通过这种非股权生产模式下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扩大参与全球化的广度边际。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求升级：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高增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扩大参与全球化的深度边际。三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勇于竞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高增加值环节利用国内生产能力取得竞争，并通过跨国并购使国内生产企业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四是转变全球价值链模式：发展中国家根据其出口构成提升加工贸易中的进口构成，其进口构成与自身生产能力可以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五是实现全球价值链跨越发展：一些国家出口竞争力依托国内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而得到提升，FDI在贸易一体化和国内生产能力建设方面起着催化剂作用①UNCTAD Report，“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February，2013．。

因此，上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结构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判断，“十三五”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将出现重叠，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首先，新兴经济体增速仍将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这将导致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的企业 “走出去”，对海外公司实施跨国投资战略，体现在价值链上就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整体由下游向中上游攀升。其次，由于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不同，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工可能出现一些调整，部分新兴经济体将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再次，发达国家的 “再工业化”政策，可能使某些制造业回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不断高企的状况，提出了 “振兴制造业”的 “再工业化”目标，如果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继续快速上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可能出现回流现象。

三、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十三五”时期也将是国际产业结构大的调整期。这一调整，首先体现在 “软化”趋势。所谓产业结构 “软化”，是由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以物质生产为关联的硬件产业结构向以技术、知识生产为关联的软件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产业结构的 “软化”不仅是指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所谓 “经济服务化”的趋势，也是指整个产业结构的演进更加依赖于信息、服务、新技术和知识等 “软要素”。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不断上升，从而形成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新趋势。二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广泛应用，为传统产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同时，信息技术加快了各类技术相互融合和渗透的步伐，提高了工业产品信息化、生产工具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新时期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三是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其次，也体现在 “先进化”趋势。这里的 “先进化”，是指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和现代管理手段，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形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推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近年来，主要工业国纷纷制定各种发展计划，促进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发展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新潮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优化了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为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结构系统优化，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再次，还体现在 “绿色化”的产业转型趋势。碳排放所引发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已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以 “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全球化的 “低碳革命”将逐渐深化。从经济角度看， “绿色化”要求合理地利用资源和能源，降低生产成本，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目标的同时，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维护。因此，绿化美化、重视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绿色产业，构建低碳、绿色、生态的现代产业体系，必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潮流。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缘或经济发展水平临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在平等互利以及彼此自愿地约束各自部分经济主权、甚至相互对等地分享或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条件下，通过建立共同协调机构，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制定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消除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步实现区域内共同的协调发展和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贸易发展、实现产业互补和共同经济繁荣的过程。“十三五”时期，将会出现更多的、具有更多新特征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安排。

（一）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我们判断，“十三五”时期，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仍将持续快速增长。首先，以国际贸易组织 （WTO）为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随着WTO成员的不断增多，发展中国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即便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较多矛盾和分歧，协调和达成共识的难度极大，导致 “多哈回合”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屡次陷入困境，无果而终。很多国家和地区逐渐对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丧失信心，把注意力转向建立区域性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其次，FTA自身的优越性和灵活性被越来越多地认可和接受。FTA参与成员少，谈判更加灵活和自愿，比较容易达成共识。FTA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按照不同的时间表自由签订协定，贸易利益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另外，FTA协议超越了以往只降低关税、降低数量限制的范围，向服务业、投资等领域拓展，可为缔约方创造更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再次，是 “多米诺骨牌”效应。有的国家虽然自身并不愿意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但它们会感受到游离于区域贸易集团之外的巨大压力。因此，它们必须考虑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从而产生类似于 “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二）经济一体化将呈现更多的新特征

目前，全球及各主要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合作模式、组织架构、地域重心以及运作领域等方面，均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并且从区域贸易规则开始，伴随着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货物、投资、服务贸易规则融合后逐渐向多边经贸规则扩展，必然会出现诸多制度层面的新特征和创新。

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模式打破了传统理论限制，组织成员在地域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同质性减弱，异质性或混合型趋势愈益明显，南北型合作成为发展的新主流。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和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等，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基本条件，即同质的国家之间易于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展经济协调合作，如东扩前的欧盟与美加自由贸易区。但是，在生产分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发展，导致近些年区域贸易协定 （RTA）的发展基本上改变了这一趋势，越来越多的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起来。这表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色彩越来越淡化了。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格局日益复杂，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成员交叉重叠，呈网络化、跨洲性的发展趋势。过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带有明显的联合一致、共同对外的特征，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对抗甚于协调。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之间在地理上基本是连成一片或邻近的，形成贸易集团的主要动力之一是为了对付其他更强大的贸易团体或集团，保证多边谈判以及进入出口市场的讨价还价能力。但近年来，这种封闭式的一体化发展道路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昭示着各国追求的并非一时一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要条件和时机成效，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一体化是必然选择。

第三，亚太地区是当前及下一轮区域一体化的重点。自2009年底以来，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一是美国的高调介入和推动使得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成为当今亚太区域合作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TPP或将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从而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立，加速实现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提出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目标。二是2012年11月20日，东盟十国与六个自由贸易区伙伴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式启动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旨在整合和优化东盟与中、日、韩等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建成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区。这不仅对进一步密切东盟和其他六国经济关系和提升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巩固和发展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话语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了强劲动力。三是经过历时十年的艰苦努力，东亚自贸区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一方面可以扩大区域内市场，推动三国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对促进东北亚一体化进程乃至亚太及全球经济贸易格局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涉及的领域日趋广泛，内涵和外延不断加深，而且标准也越来越高，这将成为重塑国际经济合作基本规则的关键。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使国家间的联系程度更加紧密，利益纠葛在一起。生产的一体化要求各国市场规则的一致性，以及各国间标准的相融性。这需要更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来处理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促使国际贸易规则从边界规则向边界内规则扩展，这些边界内规则涉及一国的国内政策，如国有企业行为、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等。全球价值链所带来的挑战还包括：全球贸易更多地由FDI所趋动，贸易和投资规则有整合的必要性。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关联度加强，运输服务、商业流动、信息服务等新领域涌现，需要新的贸易规则来协调这与商品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生产分割所引起的中间产品在多国间的流动，使原产地规则的确定需要更细化。

传统的RTA内容涵盖的范围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核心，主要通过取消或削减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后来扩展至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然而，新一代RTA除在规则上与WTO保持一致外，涉及的内容日益广泛，内涵和外延不断加深。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贸易投资便利化、贸易投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劳工标准、原产地规则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此外，有的协定还包括经济技术合作以及海关合作的内容，有的已经超越了WTO的要求，即所谓的 “超WTO协定”，或者说要求成员在某方面做出比WTO更多的承诺。新一代RTA这种“超WTO协定”在遵循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协定伙伴国家之间提供更加自由的经贸空间，从而实现了互惠互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除了在合作协定中谋求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之外，试图利用经济一体化内部合作规则制定影响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动机明显增强。如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体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主导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发达国家在应对新经济形势挑战中，力求通过携手合作主导贸易与投资规则谈判，重塑全球贸易新规则，掌握全球贸易 “话语权”，以维持其在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全球治理中主导权的战略意图。

五、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

经济危机通常是贸易保护滋生的温床。全球仍然没有完全走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因此，“十三五”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仍将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在关注贸易保护在手段、方式和内容上可能出现变化的同时，可以肯定中国仍将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

首先，需要警惕贸易保护中政府援助措施的运用。为尽快摆脱危机，加快国内经济复苏步伐，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包括政府采购和政府救助措施。这些经济政策将重点从限制进口转移到扩大出口上，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扶持，增加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自2008年11月至今，政府援助措施和政府采购已经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26%，成为最重要的保护手段之一。以往贸易保护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目前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1／5。因此，在新一轮贸易保护抬头的过程中，各国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代替了以往的贸易限制措施，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手段。

其次，需要警惕贸易保护转向新兴产业和稀缺资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被视为带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重要引擎，因此各主要经济体都将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企图依靠资金和技术优势控制新兴产业关键领域，占领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由于稀缺资源被广泛运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发达国家格外注重控制这一战略性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技术水平较低而大量地出口资源型产品。长期粗放式经营和大量出口导致许多丰裕型资源变得极为紧缺，有些甚至需要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求。于是各国政府通过出口限制等贸易保护手段来保护本国资源，稀缺资源领域的贸易摩擦逐渐加剧。

再次，需要警惕 “全球治理”成为贸易措施的新 “保护伞”。随着人们生活理念的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越来越集中于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粮食和食品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关乎到人类生存，也是涉及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全球新的治理机制建设过程中的重大议题。因此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常常以全球治理为借口，行 “贸易保护”之实。如一些发达国家凭借环保技术优势，以节能减排为口号，提出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概念，随后，碳关税、碳标签、碳认证等 “三碳”问题便随之应运而生，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崇。

（二）中国仍将是贸易保护的主要目标

《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7月至2013年5月中国受到的歧视性贸易措施共877项，占到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总数的41%。其中，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限制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成为对中国贸易限制的主要手段，占中国被实施措施总数的比例超过20%；对中国贸易保护的对象已从具有出口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扩展，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塔、钢铁、化工等产业。2011年11月，美国正式对进口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发起 “双反”调查，开启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首例 “双反”调查。紧接着又对原产于中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和应用级风电塔发起 “双反”调查。2012年法国成立11个委员会对国内的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等一些核心产业进行监督，以在 “必要”时干预国外企业的并购。同年，欧盟又开始对中国光伏电池展开 “双反”调查，并欲征收惩罚性关税。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华贸易保护措施的隐蔽性在提升。国外往往通过国家安全、拒绝并购、投资审查等各种名目行贸易保护之实。如美国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阻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其国内进行收购、设备供应等计划。其目的就是打压外国企业保护美国企业，实行贸易保护。除此之外，中兴、华为这些企业在印度、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遇到同样挑战。如印度以 “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国内运营商从华为、中兴手中购买电信设备，直至华为等企业接受其苛刻的条件后才允许重新进入印度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对外投资遇到的阻力和干扰越来越多。中国对技术的引进，特别是高技术引进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这些将直接影响中国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趋势

“十三五”时期，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 “新常态”。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刻结构性变化，以及越来越频繁的要素流动，都呼唤新型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出现。

（一）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方向

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二战后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是一种以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为核心，通过经济、贸易、金融协定等国际条约体系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经济治理模式，包括治理平台和机构两部分，其中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包括八国集团、20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APEC等；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则有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等。近些年，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虽然迈出了崭新步伐，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主导权过于集中等。

“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将体现四个方面的要求。首先，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切实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顺应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 “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议程设置、议事决策等各方面应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平衡反映各方意见和关切，使最终结果符合各方利益，实现共赢。其次，考虑到代表性和决策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实现代表性、决策效率和实施效力的有机统一。再次，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同时包括目标共识的协商机制与约束性规则的制定机制。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既要通过协商政策目标方向达成一些共识性、意愿性的东西，也要制定一些约束性的规则、量化的指标，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应考虑设定国际宏观经济框架内的 “数量化规则”等。最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同时兼顾短期的经济危机应急机制和长效的经济治理机制。正如习近平主席在G20圣彼得堡峰会上指出的，“我们要放眼长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将会逐步推进

国际金融、债务危机的爆发，揭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不足之处。但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再调整，以及大国之间、各集团之间博弈和较量等。具体而言包括：各国不论大小、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其利益均应受到尊重，但也应同时考虑和照顾他国利益，在此基础上，通过充分协商、妥协，达成实现各国共同利益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体系。每个成员根据自身能力、特点以及通行的国际法原则，允许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大小、方式和时限等方面存在差异，没有区别责任、片面强调共同责任将有违公平合理。同时，国际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承担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做出力所能及贡献的责任，没有共同责任，区别责任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为无本之木。所有这些，都将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将呈现渐次推进的特征。

七、结语

总结起来，“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基本上可以保持平缓增长的态势；同时在这一整体趋势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上将出现大幅重叠，从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与之对应的国际产业结构，将呈现以 “软化”、“先进化”和 “绿色化”为方向的大调整；在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将大幅提升；另外，贸易保护主义也将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且中国仍会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影响国家；尽管这些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处于制度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仍将步履维艰。

而从国内来看，“十三五”时期，有三个方面的变动需要特别关注。首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着 “三期叠加”带来的诸多挑战，GDP年平均增速可能下降到7%左右。其次，与经济增速下滑相对应，中国对外贸易也将进入低速增长期。因为一方面世界经济尚处于深度调整期，国际市场总需求难以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持续高增长水平；另一方面随着 “刘易斯拐点”的来到，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趋势在加强，经济贸易发展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约束加强。再次，中国资本净输出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加强。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增速明显放缓，而我们对外投资依然有希望在未来十年出现10%以上的快速增长。

结合国内外的形势，我们建议，“十三五”时期应重点谋划好以下工作：第一，主动参与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制定，在亚太、北美、拉美、中东欧、欧亚经济联盟、非洲、阿拉伯国家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自贸区的全球布局进行有针对性地推进。第二，以 “一带一路”为抓手，加快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能源资源开发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第三，在积极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综合效益的同时，大力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培育世界级跨国企业。第四，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建立安全、高效、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

1．胡鞍钢、鄢一龙、杨竺松：《关于 “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建议》，《经济研究参考》2013年第55期。

2．代谦、何祚宇：《国际分工的代价：垂直专业化的再分解与国际风险传导》，《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3．刘戒骄：《生产分割与制造业国际分工》，《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4期。

4．崔焕金、刘传庚：《全球价值链驱动型产业结构演进机理研究》，《经济学家》2012年第10期。

5．华晓红、周晋竹、宫毓雯：《全球价值链与东亚生产网络》，《国际贸易》2013年第7期。

6．周宇：《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7．李向阳：《构建 “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8．韩景华、任维：《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及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2期。

9．张平、付敏杰：《全球再平衡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政策选择》，《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1期。

10．张茉楠：《“一带一路”重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展研究》2015年第5期。

11．卢中原：《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分析》，《政策瞭望》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高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