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晋源

[摘 要]谈到外戚政治，首先想到两汉，西汉“外戚之祸”虽不及东汉惨烈，但西汉的四大外戚家族——吕、卫、霍、王的知名度却远高于东汉的窦、梁等外戚家族，首当其冲的就是吕氏外戚家族，学界对于吕氏外戚有几点误解，通过对吕氏家族成员在朝中任职情况和授爵情况的考述，证明“诸吕擅政”一说并不成立，且基于吕氏掌权的偶然性，吕氏外戚掌权也不应被视为西汉外戚政治的发端。

[关键词]外戚政治；西汉；吕氏外戚；吕后；擅政；肇端

外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股特殊的政治力量，外戚政治尤以两汉最为典型，两汉的政权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处在外戚的操控之下的，外戚对两汉的政治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两汉外戚政治肇端于西汉的吕氏外戚，将为汉初的“诸吕之乱”看作是吕氏外戚擅政的结果，笔者对此有两点疑问。首先，笔者认为吕氏外戚对政治的干预远未达到“擅政”的程度。外戚擅政是指外戚僭越皇权，独揽朝政，外戚是指皇帝的母族或妻族，以及公主的夫族，惠帝高后年间实际上掌握皇权的是吕后，吕后是高祖的后妃，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为外戚，因此吕后掌权应该说是女主专权而并非外戚擅政，而若说吕氏家族其他成员，他们对政治的干预程度并不高。

参考《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和《汉书·百官公卿表》，我们可以将吕氏家族中参与政权的成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朝中担任要职的，以吕禄、吕产为代表，一类是高后所封王侯，即吕台、吕通等人。

首先来看吕产、吕禄，《汉书·外戚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陈平曰：“何解？”辟强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1]丞相如辟强计请之，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

从这段记载中的“诸吕皆官，居中用事”来看，似乎吕氏外戚在朝为官的人数众多，但通读有关惠帝高后一朝的其他史料，并未找到除吕产、吕禄外的其他吕氏外戚在朝为官的证明，只有一个长乐卫尉吕更始，“诸吕之乱”中吕氏成员也是以吕产、吕禄为核心，或者说除吕禄、吕产的其他吕氏外戚也许有在朝中任职的，但职位必定不高，他们连名字都极少见于史书记载，通常以“诸吕”一概而称，所以我们可以说，吕产、吕禄就是吕氏外戚中官职最高的人。

《汉书·高后纪》记载，“七年冬十二月，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2]这就是吕产、吕禄所担任的最高官职，根据《资治通鉴·汉纪五》的记载，吕产在任相国前曾担任过帝太傅，高后七年，“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3]吕禄在担任上将军之前是何官职未见记载。

吕产虽居相国位，但未见其行丞相事，且吕产但在相国位的时间很短，高后八年八月，诸吕之乱爆发，吕产被杀，在相国位仅八个月。吕产和吕禄的主要权力是掌控南北军，南北军是长安城内的禁卫军，控制了南北军便控制了长安城，吕后深知南北军的重要性，在她持天下之初，便任用吕氏子侄将兵居南北军，临终前又“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1]望保全家族不为人所制。这一时期的政治权利主要掌握在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手中，陈平和周勃都是是高祖临终前向吕后指定的人选，二人都是开国元老，位高权重，一掌政治，一掌军事，极大牵制了诸吕的势力。

再说吕后所封吕氏诸王侯，高后掌权时，违背了高祖与群臣订立的“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约定，封王诸吕，根据《史记·惠景间王者年表》和《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的记载，吕后所封吕氏王者五人（嗣位者在内）——吕台、吕产、吕禄、吕通、吕嘉，侯者八人（嗣位者在内）——吕种、吕平、吕胜、吕更始、吕忿、吕莹、吕庄、吕荣，吕氏五王中，梁王吕产、赵王吕禄前文已论述过，吕王吕台，“高后元年，为吕王，二年薨”[4]，“三年，王嘉嗣，坐骄废。”[4]，燕王吕通为吕嘉弟，高后六年，嗣吕王，“八年，为燕王”[4]，当年九月就卷入诸吕之乱被杀，王位更迭频繁，很难掌握稳定的政治权力，且汉初诸侯国初建，实力尚未壮大，统治者又采取措施抑制诸侯王的军政权力，王国内诸侯王以下的最高官吏傅相由中央任命，“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5]，“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5]，诸侯王若要发兵，需要有中央虎符为验，列侯的权力则更低，经济上虽有封国食邑，政治上却要受所在郡的管辖。这些都说明吕氏家族虽然政治地位很高，王侯满庭，但整体上对政治权力的掌握程度并不高，因此“擅政”一说并不准确。

其次，吕氏外戚掌权是否是西汉外戚政治的肇端。吕氏外戚掌权是吕后和功臣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是女主政治下一种畸形的外戚政治形态，造成这种畸形的外戚政治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吕后的性格，司马迁评价吕后性格刚毅，从吕后将昔日仇敌戚夫人做成人彘，可以看出吕后手段毒辣，在惠帝已继承大统的情况下仍毒杀赵王如意，可以看出吕后对权力抓的很紧，不能容忍一丝威胁自身权力的因素存在；二是惠帝性格荏弱，又少年早逝，给了吕后把持朝政的机会，三是功臣集团对吕后的相互妥协，刘邦驾崩后，功臣集团为自保，不愿与吕后敌对，功臣集团的妥协给了吕氏外戚上台的机会。以上三点原因可看出吕氏外戚掌权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虽说历史是偶然大于必然，但偶然当中总有一些必然因素的存在，而在吕氏外戚掌权这一事件中，若吕后为人温顺，惠帝不早亡，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可能政权就不会落入吕后手中，“诸吕之乱”就不会发生，因此吕氏权兴完全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西汉外戚政治的发展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而具有很强的规律性，且吕氏外戚掌权与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并无关联，因此笔者认为吕氏外戚掌权能否作为西汉外戚政治的肇端还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外戚传[M].上海：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