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扬 陈彩蘋 陈天闻

（南通市港闸区档案局、南通市崇川区城东街道政法综治中心、南通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分局，江苏南通，226005）

2010年6月16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端午节，我们的母亲驾鹤西游，寿高80岁。在整理遗物时，我们发现了母亲珍藏的不同时期、不同颜色的“选民证”共10张。凝望着一叠稀有的选民证，我们一家人感慨万千，对于子女中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来说，更是如获至宝。

母亲珍藏的第一张选民证，是新中国第一次普选的选民证。这张选民证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文字竖排法、繁宋体印刷、黑色毛笔字填写。上方自左至右横排“选民证”3个大字，中下方内容分为三部分：右边的“注意”栏目，标明“一、凭证参加选举；二、只准本人使用”；中央一栏是姓名、性别和年龄，分别用毛笔写着傅芳、女、二十五岁；左边是填发机关和填发时间。选民证上盖有“宜春县民主乡选举委员会”方形大红印章。另外9张选民证的年代分别为1956年、1958年、1961年、1965年、1980年、1990年、1992年、1997年、2002年。

母亲于1930年农历七月初十出生于江西省宜春县，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母亲的第一张选民证是在1954年2月领取的，她在宜春县民主乡划分的选区参加了选举，投下了自己庄严神圣的一票。

傅芳（前排左一）与陈天扬（后排右）、陈彩蘋（后排中）、陈天闻（后排左）

母亲的第二张选民证是1956年11月18日填发的，正上方盖有“许家塘街道办事处”红色横条印章，左下方盖有“宜春县宜春镇选举委员会”大红圆形印章，反面盖有“已参加选举”红色横条印章。这一年，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全国乡的行政区划普遍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作了调整，增加了县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举行了第二次基层普选。

第三张选民证是1958年3月22日填发的，选民证中央位置盖有“宜春县新田乡选举委员会”大红图形印章。同年，由于人民公社化和行政区域的扩大或建制合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再次调整各级人大代表名额，规定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超过《选举法》规定的名额。

第四张选民证是1961年元月12日填发的，纸张颜色特别黄，且非常粗糙，那时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选民证上盖有三枚红色印章，中央偏右处有两枚：一是“已参加宜宥镇选举”长方形竖排印章，二是“湛郎大队选区”横排长条印章。左下角盖有“宜春县宜宥镇选举委员会”圆形印章。母亲这期间在中国人民银行宜春专区中心支行和宜春县支行下属的营业所，及宜春专区三阳煤矿、宜春陶瓷厂、宜春县供销社等单位工作过，所以参加了不同选区的选举。

1962年6月，母亲从江西宜春调至江苏省南通市交通局财务科，后又在南通地区行政专署交通局养路段、南通市税务局城区分局内勤组等单位工作过，1965年6月调至南通机床修配厂（后来的南通第二机床厂）财务科工作。同年12月20日她领到了南通市选举委员会颁发的选民证，这是第五张。选民证的纸张为黄色，正下方骑年盖月处印有“南通市选举委员会”红色圆形印章。这是她第一次在南通市参加选举。史料记载：1963年，经过决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1226人增加到3000多人。这次代表名额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需要增加更多的各界人士到人民代表大会中来。在基层选举中增加了流动投票箱等举措。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把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民主和法制破坏殆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被迫停止活动，人大代表失去了作用，基层代表的选举也就停止。分别印发给母亲的1965年12月20日和1980年3月的两张选民证见证了这一段历史，这14年间民主选举竟是一段空白。“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正在不断进步的选举制度，公民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决定县和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作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上出现了3项重大突破：一是选民有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权利；二是推行差额选举；三是县、公社（镇）两级人大代表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任期也由过去两年一届改为三年一届。反映这一时期民主发展历程的是母亲的第六张选民证。这张选民证1980年3月由“南通市城中区选举委员会”印发，选民证的颜色改为粉红色。后来，每次区级人大代表选举，选民联名提出候选人很多，经过几次反复筛选，再定正式候选人，这使选举民主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986年7月母亲从第二机床厂退休后，一直在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路新村居住、生活。其间她参加了辖区6届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保留了4张选民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今，已有60多年时间了，这10张选民证，既体现了一位共和国公民对自己以主人翁态度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无比珍惜，同时又见证了60多年来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我们敬重母亲的民主情结和档案情结，从而更加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