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芳

自8月31日第四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順利產生，坊間一直對新屆政府的施政路向及主要管治團隊成員揣測紛紛。12月1日，政府公佈了中央任命主要官員名單，接下來新屆政府怎麼走？管治團隊怎麼做？自然而然成為全社會都關注的熾熱焦點。本刊邀請到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林明基副教授和余永逸副教授，分別與廣大讀者一起分析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迎面哪些挑戰和危機？探討社團政治化對政府管治所帶來之影響？以及對新上任的管治團隊有何期望和要求？……

經濟挑戰與危機並存

回看特區15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果，去年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四，僅位居盧森堡、挪威、卡塔爾之後，令國人刮目相看。對此，儘管林明基副教授也深表認同，但卻持不樂觀的看法，“大家都知，GDP不代表一個地方經濟發展情況，去年本澳GDP被世界銀行公佈排名第四，其實也只不過是表面風光。”他接著分析，回歸以來，澳門經濟收益分配有越來越不公平的趨勢，博彩業一業蓬勃發展，從事博彩相關行業的群體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為追逐更大的利潤，財富擁有者都將資金投資股票和炒樓，而不是進取投資新的產業，以致經濟轉型政策落實得很不够，使本澳產業經濟走向多元化漸行漸遠。

澳門經濟發展非常之好，是否等於沒有任何社會問題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林明基教授看來，每年政府財政收入之八、九成來自賭收，當有朝一日賭業遇到外來因素的挑戰時，對澳門而言就是一個經濟危機了。他坦言：“這些經濟上的挑戰與危機，是源自一直以來過份單一的產業結構，而且有朝一日，會慢慢演變為社會問題上的挑戰。”

他舉了這樣的一個例子，回歸初時的澳門罕有發生遊行示威活動，但現今每逢重要日子，如：五·一勞動節日、十二·二零回歸日等等， 都會爆發與民生訴求有關的遊行。追究原因，是因為現在年輕一代遇到的問題很多，首當其衝要面對的樓價高企問題。以一對高薪公務員夫婦來計，供一層樓要40年才供完，若是低收入公務員要60年才供完，上不到樓，也可能結不成婚，這成為當下很嚴重社會問題之一。至於處理高樓價方面有何應對之道，他認為，就算政府提供公屋供應及優化稅制都不過隔靴搔癢，因為澳門樓價高不在於澳門人口多，而是彈丸之地根本满足不了投資者炒賣投資的需求，唯有希望橫琴開發之後，投資者轉而去炒賣橫琴樓，本澳樓價才有機會慢慢回落到一個合理的水平。加上本地樓市主要投資者來自內地，而內地也有經濟發展過熱的挑戰，若是萬一內地真的面臨經濟衰退，本澳樓市會必將受到衝擊。此外，未來若美國加息，港澳地區無可選擇要跟隨，就算加幅2%，可能隨時令到居民供款多一半，甚至乎多一倍，屆時很多人出現負資產，將對整個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這些也是未來政府要面對的挑戰。

林明基教授總結說道，未來特區政府會面對的挑戰和危機很多，其實都是和經濟發展過份單一有直接的關係，長遠地看，若下一屆政府仍然解決不了這些年輕人的切身問題，久而久之，特別是年輕一代的80、90後的不满情緒會加深，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引發社會混亂，進而演變成政府的管治信任危機。所以，經濟問題很容易發展為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最終會演變為政治問題。談及澳門政治問題，林教授也不禁直言，很多人都批評澳門傳統勢力強大，政府太照顧傳統勢力的利益，倘使政府管治大幅傾斜某一利益階層，造成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惡果，便會導致民怨有朝一日爆發。“比較值得留意的是，很多代表著新的社會聲音的新興社團的出現，並日漸活躍參與各種表逹社會訴求的活動，這些社團充當了為某些群體發聲的工具，這正反應了當下很多社會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加之傳統社團與新興社團的理念難以一致，兩者之間的矛盾只會繼續擴大，甚至乎激化為新的社會矛盾，可能很快會演變成政府的管治危機。”他如是說。

冀新人事新思維

解決社會訴求

儘管澳門回歸15年來的經濟發展驕人，但不爭的事實是的確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而最讓社會各界詬病的，莫過特區三屆政府跨越15個年頭的時空裡，政府管治能力不僅不進步，還一直飽受社會質疑和批評，而今，市民唯有寄望新一屆新政府能夠有新人事新氣象。

對於新屆政府主要官員團隊的組成，林教授形容是“不變之中的改變”，在他看來，若說新屆官員有何突破之處仍言之尚早，要有的話，也要待他們上任一段時間後才能看到。現屆主要官員中很多都是三朝元老，有多少下啖火，市民都己經心中有數，故不會期望他們還會有新的施政招數。他進而坦言：“除了任期未滿十五年的審計長，其他高官全部被換走，符合當下社會預期。新一屆主要官員中有商界社團知名人士，作為一名成功的生意人出任經濟財政司司長，若他能將生意上的成功經驗用來管理政府，可能會非常成功，也可能會不成功，現階段很難斷言。希望‘新官上任一定有三把火，出現新人事新作風，以及帶來新的管治思維。”

在接受記者的專訪時，余永逸副教授就說到：“就有關新一屆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命來看，澳門政府還是繼續採用過去的做法，以公職人員為背景的人士擔任主要官員，只有經濟財政司司長是來自商界，這或已變成澳門主要官員的特著，亦反映公職人員是主要官員的搖籃。”他接著分析道，從理論層面來看，主要官員的委任是政治任命的，不能單從公平性的原則去評論委任的方法，這個制度本身的目的是要建構一以行政長官為首的管治團隊，官員與行政長官之間的合作是一個重要考慮，而他們是否持相同的理念亦是重要因素。然而由於澳門沒有政黨政治，而行政長官在參選前並不一定活躍本澳政治，沒有一個團隊在非選舉期間協助他參與公共事務，這就帶出現時主要官員任命的特著，即以公職人員為基礎。

同時，余教授還指出，這還能引申出這個管治團隊不一定有共同的管治理念和團隊合作的經驗，主要官員還是靠他們在過去政府工作經驗作為其日後施政基礎。進一步而言，在這個環境之下，官員的能力就顯得比團隊合作更為重要。這亦能體現任命本身的標準是否能反映官員的個人能力。“因此，在這個特定環境和制度，如何能選取更有能力的官員？任命的公平性就顯得更為重要，我們或許需要考慮只可能在公職體系中，提拔有能力和潛質擔任主要的官員，一個公平和有競爭的人才發展計劃，或有助長遠提升主要官員的治理能力，當然這個是基於公職系統是否在將來還是主要官員的搖籃，而政府是否考慮從不同的途徑發展澳門的政治人才，這或需要有更長遠的規劃。”

就坊間有意見擔心主要官員“大變天”，會否不利政策延續性的說法。在林明基教授看來卻是多餘的，他認為，澳門作為一個地方政府，相信很多政策若中央不同意，未必會一下子出現180度轉變，若真如此的話，這種改變也會令到本澳社會無所適從。在這一問題上，余教授也表逹他的相同意見。如他所言，由於絶大部份的主官都是來自公職系統，他們的施政方針應不會太過偏離現時政府的政策。不過，他也不排除有一個改變的可能性，“可能提出一些更具體的改革，以顯示他們上任後展示改革的決心，但我相信這些改革都是過去社會裡討論多時，又由於種種因素而未能落實，這或可因新領導上場而作出一些具體的改變。”筆者也認同余教授的上述觀點，相信“新領導上場會有所改變”也和社會上普遍的期望是一致的。

近年本澳政治生態出現社團政治化趨勢，社團能否培養未來政治人才似乎也成為一個社會共識，如余永逸教授所說，關鍵是看政府是否會繼續以公職為任命主要官員的途徑，若是希望擴大政治人才發展的途徑，現時社團就是一個可能途徑。這或需要在各個諮詢組織入手，要加強各諮詢委員會的功能，並要求各委員會就相關的領域向公眾報告，亦要對委員作一評鑑，了解他們是否熱衷於委員會的工作，及其貢獻是否乎合期望。他還提議，亦可考慮把一些委員會引入選舉，加強這些有潛質的政治人才的鍛鍊，亦可以以更公開的渠道讓不同的人士參與。

臨近12月回歸日，坊間最關注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子，目前司級高官大換位，會否引發各司旗下的局級官員及直系下屬出現改朝換代後大地震的骨牌效應？若真如此，五司旗下眾多局中，除了現任局長己退休的工務局、公職局、環保局、電訊局及房屋局，其他各局不少據位長逹十五年的正副局、辦公室主任、顧問等高官就可不用換？恐怕讓社會最不想見到的是，所謂的新屆政府換屆形同“換湯不換藥”，換來同門同系橫調或互調的把戲，結局是“塘水滾塘魚”，還是原班人馬在唱戲！所以說到尾，隨著司長高官塵埃落定，接下來各局級官員的選撥才是亮點和真正的戲肉所在。對此，全城皆拭目以待並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