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锦煜

“你幸福吗？”央视记者多次向路上行人提出这个问题，受访的有小学生、老年人、大学教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两院院士等，但他们的回答千差万别，多种多样，没有一个统一认识。什么是幸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清两点，一是什么是幸福，二是从哪些指标来考察幸福。下文将就这些问题做探讨。

自十八大以来，为什么人们对幸福问题这么感兴趣，因为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经过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转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已从“温饱型”进入到“小康型”，正在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在这个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消费转型的转型期，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已从经济发展速度转为关注民生。因而，幸福就摆到了人们面前，成为人们关心和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幸福

在数以万计的汉字中，中国人总是对那些带“福”字的词语情有独钟，幸福、祝福、福气等等总是被人们挂在嘴边。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虽然没有幸福感这个名词，但却包含着追求自我参悟，自我解脱的超凡境界。从儒家思想来看，淡然超脱是人所应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中国哲学更关注内在的超越性，是以心灵的自觉来提高精神境界，达到终极幸福的路径。所以，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提到幸福感这个名词，但中国哲学更深刻的揭示了人对精神境界的追求。

西方幸福感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幸福感的客观现实层面。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的一位执政官梭伦在与克洛伊索斯国王的谈话中最早谈到了幸福的定义，他认为金钱、权利等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这些并非是幸福的等价物，与感受到幸福的程度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在梭伦之后的两个世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多位思想家在有关幸福的理论探索方面均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并得出了“希腊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思想，并认为拥有这四德的人便是幸福的。在幸福这个问题上，中西方思想家在不同的道路上开辟了通往幸福之门的不同的路径。

二、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内涵

幸福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邻里亲善的一种客观凝聚的产物，又是一种个人心情舒畅，生活舒心，家庭和睦的主观感受。幸福的内涵包含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要幸福生活。既要对客观满意，也要心情舒畅，所以幸福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社会生活，这其中也包含自然环境的宜居和个人的感觉体验。幸福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是一种正向的心理感受，也是一种积极的发展状态。而幸福指数就是根据人们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度，按一定的价值标准所做出的评价，是对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它可以反映一种社会事实和人们主观对生活状态感受到的变化程度。

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个概念的是喜马拉雅山下的边陲小国——不丹。1972年，时任不丹国王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政府也不应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同时应该关注居民的幸福，政府应把施政的目标放在是居民实现幸福上。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的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之后，不丹也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2005年10月，联合国环境署将 “地球卫士”奖颁给了不丹国王和不丹人民，2012年6月，更是在不丹不断的外交努力下，联合国大会将每年3月20日订为“国际快乐日”。

三、提升国民幸福感的现实意义

2011年2月27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交流时将“幸福”解读为“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四心”的提出更是让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级政府，怀着对幸福的期待，掀起了一股更富内涵的经济转型热潮，通过转型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端正经济发展的目标，追求科学、均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幸福转型”也成为了当代中国转型方式的关键词。

（一）幸福感下降导致社会矛盾突显

广东省，位于中国南部沿海，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近期公布了一组名为《2012年度广东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报告》的数据，其中在21个地市中，位居全省人均GDP榜首的深圳市，其幸福指数却排在了第四，全省平均幸福指数61.94，比2011年度的61.31和2010年度的60.79均有小幅上升，但总体得分并不高。2010年深圳市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达21.19%，远高于国内平均患病率，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倍。

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不单单影响了一个企业，一个集团，一个城市的形象和公信力，更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加大了政策实施的阻力。试想一个没有公信力的政府，在客观上会导致人才的流失、合作的减少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主观上，也会让规则之中的人们感到不公，这种幸福感的衰减、蜕化又会形成反作用力，给社会制造更多的冲突与矛盾。还记得2010年在深圳市富士康龙华园区相继发生的十余起跳楼事件，更是将深圳市快速的经济发展与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谱写成了不和谐的旋律。

（二）关注幸福，关注民生

2011年末，由于多地雾霾天气的持续影响，让我们都认识了PM2.5这个原本陌生的专业术语。PM2.5是particulate matter的缩写，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直接进入肺泡之后会永远停留在肺泡中，对人体心血管和神经系统产生不利影响。2013年1月29日，中国气象局将雾霾预警信号标准进行了修订，首次将PM2.5作为发布预警的重要指标之一。

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粗放的发展方式可以说是元凶之一。大量的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加大了城市空气净化的负担，有时换来的经济增长也难以弥补治理环境时所付出的代价。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顾当前，不计长远。可是，当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成为了一座窒息之城的时候，我们还能否享受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快乐？这不由得让人想起1952年那年冬天的“伦敦烟雾事件”，连续5天的大雾导致至少1.2万人死亡，我们会重蹈伦敦的覆辙吗？

众所周知，秋冬季节是雾霾天气的多发季节。2012年冬天，河南省郑州市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简称AQI）更是多次爆表，超过最大值500重度污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幸福指数想必也随之下降到了冰点。

本文以地处中原的郑州市为例，跟踪了从2013年9月25日至10月9日的AQI数据，如图1所示。

图1 郑州市2013年9月25日—10月9日空气质量指数（AQI）状况

根据AQI指数的有关标准，介于0到50之间属于优，50到100属于良，100到150属于轻度污染，150到200属于中度污染，200到300属于重度污染，300到500及以上属于严重污染。由图中我们可以看出，9月25号以来，河南省郑州市空气质量指数值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十月份前九天中仅两天是轻微污染，剩余七天为中度污染或重度污染。这样的空气环境严重的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试想，如果郑州市以重度污染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树立，在这之中的人们想逃离，在这之外的人们想躲避，那这座失去了人气的城市终究要靠什么求发展呢？

四、幸福指数反映发展理念的变迁

（一）传统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理念中，对社会发展、经济进步通常以GDP作为指标评价。这种衡量的方法更注重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大部分国家都会选择以GDP作为主要指标来测量其发展程度。不可否认，经济增长的确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因此积累了丰富了的物质资源。然而，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纯粹的以GDP论英雄可能会导致社会发展重心的偏移，使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的陷井。由于经济的增长并不能体现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状况以及社会福利的真实情况，也不能反映科学技术、智力资本的增加等社会因素，最终可能会导致国富民弱的后果。

（二）综合发展理念

由于单纯以GDP求发展导致的种种后果，我国很有必要借鉴“不丹模式”，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制定一套更加完善的综合发展指数。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文化效益、精神效益和健康效益等。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说过，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增加人民福祉”。因此我国应从单纯的“GDP决定成败”转向“强调综合指数”，在这一综合指标体系中“幸福指数”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幸福指数”能更好的关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最根本的民生问题，给施政者以参考，是反映社会心态以及对政府满意程度的“晴雨表”。

五、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设计

（一）国外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国际上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幸福指数研究和排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OECD）于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发布的一项名为 “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本国居民可以就自己国家在住房、收入、就业、社交、教育、环境、政府治理、健康、生活满意、安全、工作与生活平衡等11个方面20项指标上的表现进行排序，以衡量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其中住房、收入、就业等方面的指标用于衡量生活的物质条件，社交、教育、环境、政府治理、健康、生活满意、安全、工作与生活平衡等方面的指标用于衡量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客观指标有17项，主观指标有3项；正向指标有14项，逆向指标有6项。目前该组织发布的数据包含OECD34个成员国，以后将扩展到其伙伴国家，代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

（二）国内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提出了“幸福广东”的概念，逐渐淡化GDP在评价城市实力中的作用。并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广东省落实“十二五”发展主题主线的核心任务，并要求各地研究制定“幸福广东”的指标体系。

广东幸福指标体系分为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其中客观指标包含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公用设施、社会安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和人居环境等十项内容；主观指标包含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环境、社会公平、政府服务、生态环境等七项内容。

客观指标在衡量的时候又根据区域的不同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对于珠三角地区，就业和收入的权重为14%、教育和文化为9%、医疗卫生和健康为9%、社会保障为12%、消费和住房为12%、公用设施为6%、社会安全为10%、社会服务为7%、权益保障为8%和人居环境为13%；对于粤东西北地区，就业和收入的权重为14%、教育和文化为10%、医疗卫生和健康为10%、社会保障为12%、消费和住房为12%、公用设施为7%、社会安全为10%、社会服务为7%、权益保障为8%和人居环境为10%。在客观指标的一级指标下，又分为48个二级指标，主观指标下设36个二级指标。

（三）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构想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本文构建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其中共含9项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其中客观指标8项，主观指标13项，主客观指标在每个一级指标下穿插出现，以最能反映该级指标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为宗旨，并设定了在定性定量分析时对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其中正向指标18项，负向指标3项。这些指标在运用的时候又被赋予不同的权重，按其权重大小依次为：经济发展占14%，就业为13%，社会保障为12%，住房为12%，环境为10%，医疗健康为9%，教育为9%，收入分配为7%，政府治理为6%。

在中国现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决策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任何政策的推行和实施都依赖于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每位居民对自身生活梦想的实现巩固了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在现行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需要的幸福，所追求的幸福，不是少数人的幸福，更不是建立在部分人痛苦的基础之上的幸福，而是国民的幸福，大众的幸福，多数人的幸福。转变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增进人民福祉。

在理解和运用幸福指数的过程中，我们要抱着科学的态度，理性看待。幸福指数作为测度国民幸福感的软指标，与测度经济增长的硬指标GDP之间相互弥缺补差，相得益彰。幸福指数与GDP应用于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评价对象和评价标准，通过幸福指数可以把握国民的满意度以辨识社会的运行态势，为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而GDP可以考察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六、提高幸福指数的途径

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广州代表团小组讨论时说，幸福在老百姓的眼中像花儿一样，各级党委政府要创造花儿生长的环境和条件，提供阳光、空气、土壤，土壤不能有重金属，日照要充足，空气要有纯净度，同时群众要除草、浇水和松土，还要打虫子，每个人都要为幸福广东尽职履职，幸福广东是共建共享的过程。这是省委书记对幸福转型的寄语也是对如何提高幸福指数的展望。

（一）保持良好的社会心态

幸福的花儿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心态的浇灌。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幸福感也同样需要一个积极的社会风气，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清华大学幸福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秘书长倪子君女士曾经做过一项全球范围内的关于影响幸福的因素的调查，调查显示，遗传基因、居住环境和个人态度分别占比50%、10%和40%，也就是说，在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我们自身的因素占40%的比重，所以国民保持良好的心态，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二）关注民众的民生问题

幸福的花儿也离不开良政的照耀。一届政府是否具有社会的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幸福指数中反映出来。在不丹王国的四项幸福指标中，有一项是“良政”。在不丹，政府将出口水电及发展旅游业获得的收入用来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且在政策上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保护居民的信仰。这些立足于国民福祉的政策在保护了国民信仰忠诚度的同时，也增强了国民对政府的忠诚度。

（三）维护稳固的经济基础

幸福的花儿还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养料。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会导致人们在短期内盲目、不计后果的滥用资源，但没有了经济发展的铺垫也难以在富民强国的过程中获得话语权。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强国与富民并行，强国与兴业并行，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把握住机遇，运用好资源，解决好民生，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幸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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