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军，苏晓鹭

(1.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大连大学 信息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作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1]、世界上年代最久的唯一留存下来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现在已经被公认是世界最佳水资源利用的典范[2]。其“深淘滩、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方略至今仍被水利界奉为圭臬，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与管理的成功，是“以水治水”的最成功范例[3]，其巧夺天工的工程布局及调控自如的治水功能令当代国内外水利专家们为之瞠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使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等治水法则所形成的都江堰治水文化，成功地再现了大禹治水的“疏导”原则。

目前，关于都江堰治水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工程选址和营构上所蕴含的“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4]、顺天应人的哲学内涵[5][6]、“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7]、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及其与道教的关系[8]等。基本上是以现代的水利科学来解释都江堰的治水经验，如验证都江堰是“分疏治水的成功典范”[9]、“是‘以水治水’的成功范例”[10]等。而关于都江堰治水的“疏导”原理及传统文化内涵，则缺乏足够的挖掘。虽然有人指出“都江堰是天(水资源)、地(河势)、人(智慧)的巧妙融合”，“是‘道法自然’思想在世俗化（物质层面）的表现形态”，“易理明显体现在整个工程之中”①①详 见http://www.77sc.com/djy/w1.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5c50770100gjpa.html； http://www.docin.com/p-444947135.html。，但均语焉不详。没有清晰地揭示出其治水的“疏导”过程。

为此，本文拟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思想，利用《易经》的对立统一规律，对都江堰治水的“疏导”过程进行解析，并进一步探索其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所组成的治水系统的“无为管理”体系，以期深入挖掘都江堰水文化的内涵。

一、都江堰水利工程简介

都江堰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成都冲积平原的出发点处，是战国末期蜀国郡守李冰为根治岷江水患而兴建的一个集防洪、灌溉、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由于成都平原地势东南倾斜坡度很大（都江堰距成都50km，落差竟达273m），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即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则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都江堰的渠首枢纽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以及百丈堤、金刚堤、人字堤等部分组成。其主要工程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有机、完善的整体，巧妙地实现了引水、分水、泄洪、排沙等治水目的。详见图1所示：

在图1中，鱼嘴的作用是分水，即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西边的叫外江，为航运提供便利。其工作原理是满足弯道水流“大水走直、小水走弯”规律。枯水期（冬春季）上游来水量较少，水流经鱼嘴上面的弯道绕行，主流直冲内江，进水量约6成，外江进水量约4成；丰水期（夏秋季）上游来水量较大，水势不再受弯道制约，主流直冲外江。内江进水量约4成，外江进水量约6成。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观测结果，当岷江来水量小于500m3/s时，内外江分流比约为6:4；当岷江来水量大于500m3/s时，内外江的水量分流比变成4:6②②转引自“都江堰——我国传统治水文化的璀璨明珠”（李可可、黎沛虹，中国水利，2004.18，第75页）。。

飞沙堰的作用是分洪飞沙，分洪是指飞沙堰位于内金刚堤与人字堤之间，其堰顶较两堤为低，当内江水量超过需要时，水会从堰顶溢入外江；飞沙的原理是弯道环流中凹冲凸淤的水沙运动规律。由于飞沙堰与其上游的内江河段形成微弯的河道形态，水流挟带的泥沙会在弯道环流作用下，从凸岸的飞沙堰顶上翻出，进入外江。这种分洪飞沙效果，在内江水量较大时，会更加明显——当内江水量超过某个最大值时，水流会直冲飞沙堰，将其冲毁。此时，几乎全部的上游来水都由此进入外江，从而保证了灌区的防洪安全。

图1 都江堰工程布置示意图

宝瓶口是一个狭长的瓶颈状的引水渠，是都江堰灌区的总取水口，起控制引水量的作用。它与鱼嘴、飞沙堰巧妙配合，能自动使进入灌区的水量稳定，以达到枯水期或枯水年能保证成都平原的灌溉用水，丰水期或丰水年则不致使灌区水量过多、泛滥成灾的目的——当上游来水不大时，进入宝瓶口的水流接近明渠水流，进入灌区的水量与上游来水量成正相关；当上游来水过大时，宝瓶口会抬高上游水位，使多余水量溢出飞沙堰，同时促进泥沙在宝瓶口上游处沉积。此时，其过流量不再与上游来量成正相关关系，从而控制了进入灌区的水量，达到稳定引水量的目的。

上述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达到自动引水、自动分水、自动泄洪、自动排沙、定点沉沙等治水目的。从而使此前旱涝频仍的成都平原一跃成为“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并且，在其建成2200多年以后的今天，都江堰仍在发挥着社会、经济与环境、生态等多种效益。

二、都江堰治水法则的易经解析

都江堰之所以能够独步千古，成为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其奥妙在于“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治水法则的成功运用。按照《灌县都江堰水利志》的说法，“乘势利导”指充分利用都江堰渠首流量大、坡度陡等优良自然条件，用简易的工程建筑物去分流引水和泄洪排沙，以达到排灌两便的目的。按照《都江堰志》的说法，“乘势利导”指充分利用地形特点修建工程，‘用四两拨千斤之力’，乘势导引灌溉用水，排泄洪水泥沙。如渠首分水堤、溢洪道、宝瓶口等三大工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联合发挥引水分洪排沙的重要作用。可是，在“四两拨千斤”中如何“乘势”？如何“利导”？如何“因时制宜”？其内涵却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缺乏明晰的解释。

但是，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思想来解释上述治水法则，则就显得相对容易。“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即利用水的特点（“势”）来引导其流向，以获得灌溉、防洪、航运之“利”；要根据一年四季水“势”的不同而采取相应措施。简言之，水具有其独特的自身特点（“势”），并且随时间变化而有阴阳之分（水量多、流速快为阳，反之，则为阴），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有阴阳之分（利为阳，弊为阴）。我们应根据其阴阳变化特点而采取相应措施。具体详述如下：

（一）水势的阴阳变化

水的最大特点是从高处向低处流。但其流量、流速会随着天时（四时）、地利（地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随着天时的变化，水有枯水期（水多，阳）和丰水期之分（水少，阴），对应有涝旱的利弊。随着地利的变化，水有走直（流速快，阳）和走弯（流速慢，阴）之分，对应有凹冲凸淤的结果（弯道水流的离心现象）。因此，治水不仅应该知晓水的特点（“势”），而且还需要具体的天时、地利（“水势”的阴阳变化）而采取相应措施，这样才能达到人和——“乘势利导，因时制宜”。

（二）取水的“乘势”与“因时”

鱼嘴建筑在岷江冲出山口呈弯道环流的江心。它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内江灌溉，外江航运）。按照弯道水流“大水走直、小水走弯”的规律，冬春季江水较枯（阴），水流经鱼嘴上面的弯道绕行，主流直冲内江，内江进水量约6成（阳），外江进水量约4成（阴）；到了夏秋季，水位升高（阳），水势不再受弯道制约，主流直冲外江，内、外江江水的比例自动颠倒：内江进水量约4成（阴），外江进水量约6成（阳）。这就利用了天时的变化和地形的特点，“因时”地“乘势”——以来水量500m3/s为界，阴（来水量少）中取阳（多取水），阳（来水量多）中取阴（少取水），完美地实现了“利导”（阴阳平衡），从取水量上解决了灌区冬春季枯水期农田用水、生活用水需要和夏秋季洪水期防涝之间的矛盾。

（三）水量控制的“乘势”与“因时”

当来水量较大时（阳），经过鱼嘴分流后，进入内江的岷江水（阴）在飞沙堰会进入到第二个弯道，形成又一个弯道环流。再加上宝瓶口的离堆阻住水流，一部分水流回涌，夹带泥沙的底层水会被翻到表层，在弯道环流作用下，从凸岸的飞沙堰顶上翻出，泻入外江（阳）。剩下的清水（阴）则直接冲向离堆，经宝瓶口流向成都平原。这样，在经过鱼嘴的“因时”与“乘势”取水后，飞沙堰又一次地“因时”“乘势”——根据来水量的大小（阴阳），进行飞沙、排洪（阳），“利导”清水（阴）进入成都平原灌溉。

值得指出的是，飞沙堰与宝瓶口“因时”“乘势”控制水量的标准是水则（宝瓶口边坡刻有测量内江进水量的标尺。一尺为一划，共24划）。当内江的水位高度与飞沙堰齐平时，宝瓶口的进水量刚好够成都平原的工农业用水。当宝瓶口水位超过13划的刻度时（阴阳的界限），飞沙堰开始溢流排沙。反之，飞沙堰则作为宝瓶口的侧面堤坝。从而有效地控制着成都平原的进水量，对来水量进行“利导”——既保证灌溉用水，又不危及灌区的安全。

（四）“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易经卦象解析

将上述取水、水量控制中的阴阳变化画成表格（阴用“–”表示，阳用“—”表示。见表1 所示），则可以容易地得出“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卦象。在枯水期，通过多取水，“利导”的结果是得到坎卦（灌溉用水具有坎卦性质）。因其五行属水，水生木，正对应于灌溉（利于庄稼生长）。在丰水期，通过少取水和飞沙堰的泄洪，“利导”的结果是得到震卦（灌溉用水具有震卦性质）。因其五行为木，与禾苗生长属于相同性质，也符合灌溉的目的。所以，无论来水量多少（阴阳），通过都江堰的“乘势利导”——以灌溉为目标进行引导，都实现了为成都平原提供灌溉用水的“利”。

在表1中，除了上述坎卦、震卦以外，还有乾、兑、离和艮、坤、巽六卦。为什么不用具有这些卦象性质的水呢？以丰水期为例，为什么不多取水？从表1中可以看出：此时水的卦象为乾、兑，五行为金，金克木，其结果是把禾苗淹死，所以不取；为什么丰水期要利用飞沙堰排洪控制水量？答案是此时水的卦象为离，五行为火，它会把禾苗“烧死”（泥沙大）。所以也不取。反之，为什么在枯水期不把水全部利用？其答案也非常简单——艮、坤的卦象属于土，土太厚会给禾苗破土成长增加多余的负担……。总之，除了坎、震卦象的水之外，其它卦象性质的水的特性均不利于灌溉，与治水的目标不符。

如此，我们就将都江堰中“天(水资源)、地(河势)、人(智慧)的巧妙融合”过程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解析，实现了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剖析都江堰治水法则的目的。

三、都江堰治水系统的无为管理内涵

在感叹都江堰治水中“天(水资源)、地(河势)、人(智慧)的巧妙融合”之余，我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运作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为干预——鱼嘴全凭天然分水；飞沙堰自动分洪排沙；宝瓶口开敞无闸，内外江水流量全部依靠岷江来水量自行调节。这种“全自动”的运行方式——自动分流（无坝分水）、自动控制水流量、自动排沙、自流灌溉，使都江堰成为一个开敞式的工程，“其根本性的思路，便是把水流的控制权交给水流本身，不用人力调控”[11]。显然，这是一种“以水治水”的无为管理，是中国传统文化“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应用。

上述“无为管理”可分为主体、客体和目标三部分，对应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层次，其实现过程可细分为“遵其道，守其德，明其本，用其法，归其根”五个步骤。简述如下：

（一）“天时”与“遵其道，守其德”——简易

在这里，“天时”指都江堰的水环境。对应于无为管理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治水是人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过程。因此，必须尊重“天”的内在运动规律（道）——从高处向低处流，让“天”自己来管理自己。这对应于易经的“简易”特点——万事万物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大道至简至易，不过阴阳平衡而已。

表1 都江堰治水法则的易经解析

在了解了“天时”后，在治水过程中一定要“遵其道”——遵守水环境中的各种规律。即“一阴一阳为之道”——枯水期为阴，丰水期为阳。它们各有其不同的四时变化规律。人只不过是“守其德”——了解其变化特点（德是物质运动特性的稳态表现），如“凹冲凸淤”、“大水走直，小水走弯”等，以进行“乘势利导”。换句话说，人只是顺从水的特性，辅助其运行而已。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守其德”意味着人天整体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天”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无为”的理论基础。因此，治水活动的出发点是走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即应向“人天合一”的方向发展。这是“天”的“好生之德”所在。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应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地利”与“明其本，用其法”——变易

“地利”是指对“天时”的具体运用过程。对应于无为管理的客体。在治水过程中，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工程即是根据“天时”而修建的“地利”。这对应于易经的“变易”特点——万事万物都是随时变化的，应该“因时制宜”。一方面，应该抓住变化的源头，以不变应万变。如鱼嘴建在岷江冲出山口呈弯道环流的江心。上游来水的所有变化都从此开始，是变化的起点。飞沙堰和宝瓶口是人工建筑的结果，是根据水的运动特点而修建用于引导其运动的工程。另一方面，则应该积极准备应变。这对应于都江堰的“岁修”制度（“深淘滩，低作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等）。

在“地利”的获得过程中，首先应该“明其本”——治水的目的是实现人与水环境的和谐，即实现“阴阳”的平衡——解决灌区冬春季枯水期农田用水及生活用水的需要和夏秋季洪水期的防涝问题。

其次，是在“尊其道，守其德，明其本”的基础上“用其法”——水的弯道环流特性应用。无论是鱼嘴的选址、飞沙堰的设计、宝瓶口的开凿还是“岁修”制度的确定，虽然都建立在水的弯道环流离心现象基础之上，但其做法则灵活多变——鱼嘴选址在岷江45度的弯道上，内江深，外江浅；飞沙堰设计在内江末尾的弯道上，其高度决定于宝瓶口上的水则高度；宝瓶口的离堆开凿与飞沙堰弯道相对，通过水则与飞沙堰协同控制水量；“岁修”的核心是保证内江的弯曲和深度，等等。这一切都是“因时制宜”的结果。是一个“人天合一”的动态平衡过程。

（三）“人和”与“归其根”——不易

“人和”是指人与万物的运化达到和谐的运动平衡态，即所谓“天人合一”。“和”是指既能顺其自然而运化，又能在运化中调控非自然的变化，并使之达到平衡的过程。对应于无为管理的目标。其检验标准是“皆大欢喜”。简而言之，即是“和”。这与易经的“不易”特点吻合——万事万物都有其基本运动规律，都要达到其和合状态。这是治水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治水活动不可更改的原则（“不易”）。

“归其根”是指治水要围绕既定的发展方向进行，“根”指治水的归宿。都江堰不仅仅是实现了排洪、灌溉、除沙三大目标，而且，自建成以来，2000余年不仅没有对岷江河道、周边地区及成都平原产生任何生态与环境的负面效应，反而促进了成都平原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提高与协调发展。这种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中国水利史上“人和”的楷模。

以上三个层次、五个步骤的“无为”管理层层递进，构成了都江堰治水“无为管理”的基本内涵。其结果是“无为而无不为”——使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治水法则所形成的都江堰治水文化，成功地再现了大禹治水的“疏导”原则。

[1]倪振先.都江堰一个令世界皆赞扬赞美赞誉的名字[J].中国地名,2013(1):32-33.

[2]李可可,黎沛虹.都江堰——我国传统治水文化的璀璨明珠[J].中国水利，2004(9):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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