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从静态语言结构学向动态言语交际学的转向，是当前语文课改的发展趋势。语篇，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它总产生并依存于一定的言语交际场中。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凭空而生，总会带着一定的交际目的，打上言说主体的独特印记，呈现出风格各异的言说形态来。从语篇生成的视角来揭示的言说秘妙，发掘言语外在形式的内在运作规律，是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的重要素养之一。

静态语言结构的分析常常会割裂文本与言说主体的有机关联，缺乏对文本形成过程的整体观照，给学生的总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知其然却难以明白其所以然。如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一文，如果我们仅仅把它视作一个静态的、封闭的文本，可能是采用一种对文本形式作客观分析的态势，引导学生从课文的段落结构入手，理清作者思路和行文脉络，分析作者是在中国诗与外国诗的比较中，从诗史、篇幅、韵味、风格、内容五个方面来谈中国诗的特点，从而达到了解文章大意的目的。而对文中大量比喻的运用和表达效果的分析，是从体现钱钟书品位高雅、充满机智的语言幽默特色的视角着眼，而没有揭示出钱钟书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为何要用比较文学的立场、要用大量的比喻来进行论述的内在缘由。作者介绍是一块，行文构思分析是一块，表达技法知识又是一块，知识处在相互分离的状态，没有统整在言语使用的生动场景中，因而，这样的教学是琐碎的、肤浅的、低效的。

如果我们换做“言说”的视角，把钱钟书先生的这篇文艺随笔还原到它产生和存在的“言语交际场”来看，作者介绍、行文构思、表达技法等知识就统整起来了。一篇文章记录的就是运转状态的语言，包含时空范畴、心理范畴、文化范畴和文本范畴四个决定语篇存在内容和方式的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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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言语交际场的四个制约机制

一、“言语交际场”中语篇生成的四个制约机制与语篇交际的“三个世界”

“场”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一个以时空为变量的物理量。任何动态的因子都处于特定的场之中，构成一种互相独立又互相影响、相互依存的能量聚合。所谓“磁场”、“电磁场”，都是动态因子产生运动而形成的。“言语交际场”指向的是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由交际时空环境、言语交际的主客体的交际心理、交际文化和交际文本等四个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下的言语活动系统。作为一个“场”，言语交际场中的任一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关联到其他因素的相应变化。言语交际主、客体都必须遵循“场”对语篇语脉、风格笔调和结构线索的制约，透析话语表层意义之外的情景意义才能更好地达成交际目的。

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发掘言语外在形式的内在运作规律，我们恰可通过言语交际场中语篇生成这一视角来审视“文本世界”（主题的显隐、内容的详略，结构语脉的流转、言语表达的笔调、风格、修辞、方式等）与言语主体的“表达世界”、言语对象的“接受世界”的有机关联性。言语交际场中的四大因素就像磁场一样，虽看不到、摸不着，却时时围绕着语篇交际的“三个世界”运转，制约着语篇存在的方式。“三个世界”外显，是基础，“四个机制”内隐，相依存。

二、“言语交际场”中语篇生成的四个制约机制例析

交际的特定时空 我们要把握的是《谈中国诗》一文是在一个特定的交际时空出现的：这篇文章原稿为英文，是钱钟书先生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的一次演讲稿，后节译为中文的。这是言语交际的“时空范畴”。

交际对象心理 因为这是一篇带着浓郁演讲色彩的文艺小品，言语主体钱钟书先生想要表达 “中国诗的特点” 这一主题，就必然要考虑到这场演讲的听众——美国人想听到什么，他们能够理解的程度如何。因为这些听众不一定都是学者，不一定了解多少中国文学，他们可能对本国或西方的诗歌发展历史和特色更为了解。这就决定了钱钟书先生最好采用比较文学的立场，从文本的接受对象熟知的本国或西方的诗歌入手，在比对中引出中国诗歌的特色来。这是言语交际的“心理范畴”。

交际文化背景 言语主体钱钟书先生谈“中国诗的特点”时，因其自身学贯中西、学养丰厚的知识背景，对各种材料的运用信手拈来，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作者若想仅仅通过一场演讲，让这些美国听众了解中国诗歌的特征，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听众不一定都是学者，不一定了解多少中国文学，不能用太多陌生的文学鉴赏术语来专业评介。若直接用“味” “格”“意象”等术语，或按朝代选名家名篇的思路来介绍中国诗的特色，过浓的学究气息恐怕会让这些美国听众茫然不知所云。因此，钱钟书先生采用了横向对比的方式，居高临下，鸟瞰世界诗歌，选择引用大量西方诗歌名句与中国古典诗词对比，来尽量消弭美国听众对中国诗歌的隔阂，透视全球诗境下中国诗歌的特色，让读者心悦诚服，茅塞顿开。而对比、比喻方式的妙用，旁征博引，使得这篇演讲稿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易于理解。这正是对“表达世界”主体对“接受世界”交际文化背景的考量而采用的表达策略。

另一方面，由于钱钟书先生对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深刻的认读，在鉴赏评判时，他才能以自己的“文学良心和鉴别力”，做到不偏不倚，公正赏评。他可以冷峻地讽刺“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也可以不卑不亢地否定外国人对中国诗的错误评价：“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 ‘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这种学贯中西，古今互见，间架不倚的学识涵养，熔铸成这篇演讲稿特有的言语交际“文化范畴”。

文本语用规范 作为一篇谈论中国诗歌的演讲稿，还有文本形式上的考量。主体的言说应该运用一种符合交流情境的、约定了的体裁和笔调。哪怕是大学者的演讲稿，也不能学究气盛，必须得考虑到演讲辞的文体特色。首先在构文思路、内容详略的处理上得主题鲜明。先要考虑到诗歌主要是一种文学的体裁，而中西方文学关于“爱情”“战争”“家园”等母题都是相通的，因此，诗歌的内容比对不是本文的重心所在。通过比较中西诗的异同，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如果要讨论中国诗的特点，主要还是在体裁形式本身的比对上，这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行文思路：在表明比较文学的探究立场基础上，从诗歌的形式（渊源流变、篇幅长短、笔力风格）和内容两个方面展开，而对诗歌形式的流变阐述也就成为全文的主要内容。

同时“谈”而非“论”，表明其行文风格是对话交流式的。“中国诗”规定了“谈”的内容，也关涉谈的方法，宜用与西方的诗歌比较而谈。因此，作为一篇演讲稿而不是学术论文，就得化深奥为通俗，化复杂为单纯，现场对话感要强，观点的层次应清晰、鲜明。在文中，作者一提到美国的诗人，就会用“贵国的”称谓， 提及西方的诗作时用“你们的”称谓，第二人称的措辞，极大增强了演讲的现场对话感；论及诗歌的特点时，探讨的每一分论点都有一句明显的“中心句”来提示，使得文稿层次明晰，观点鲜明。如“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提示要探讨诗歌的发展；“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提示要探讨诗的篇幅。这些行文结构、衔接组合、措辞择句、表达技巧等因素，就构筑了言语交际的“文本范畴”。

三、“言语交际场”中语篇生成内在秘妙发掘的意义

语篇交际，就是指以语篇为单位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语言交流活动。实际上，语文教学涉及到了言语使用的背景、概念规范、个性化生成等多个层面，都是着眼于语用。从言语语料入手，借助语言相关概念的帮助，深入到历史、文化、生活经历等知识背景，着意关注具体语境中言语主体对相关语言概念的合时宜的运用方法。对语篇交际时空范畴、心理范畴、文化范畴和文本范畴的整体考量，实际上关联起言语主体、言说文本和言说对象三者，构筑起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相通的立体语篇交际场。

而作为一个智慧的语文教师，他的功效恰恰在于在作者、文本和学生读者之间构造公共的阅读、对话空间，以全局的视野，还原语篇产生的生动情景，勘破语篇的关联点、空白点，点醒文本的灵趣、妙处所在，提升学生的语文品位。

《谈中国诗》是以美国人为对象的一次演讲文稿，在这一特定的言语交际场，自然关联到言语主体的陈述必然要考虑到陈述双方的交际心理、文化背景，这些因素制约着《谈中国诗》这篇文章的体裁笔调、行文构思、技法风格等“用法”，揭示出钱钟书先生为什么要用中西对比和引证、喻证的方式来谈中国诗的隐性的、深层的制约机制。以这种境遇还原的机制来看背景性的知识，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作者的生存状况和生命历程，更揭示了产生“个人”思维方式和观点的动机和方法。清楚了这些，课文句子的理解、作者文风特色的把握才能紧密地与言说主体勾连在一起，成为有价值的、赋予生命色彩的活化知识。

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的。这些时间空间因素往往因为交际主体和客体的主观态度不同，而附上不同的感情色彩。如果能寓情于景，恰当结合言语环境来品读言语形式，可以激起言语交际客体的共鸣，产生良好的“场效应”。 这样，学生不单单了解到一篇文章“写了什么”，还能明白一篇文章“为什么要这样写”，从而体验到文本读写的内在规律。如此一来，行文构思、幽默笔调、对比论证等语文知识就不再孤立、单调，而赋予着言语主体鲜明的个人色彩和精神意图。在他看似随意而实则深刻，看似轻淡而实则味厚的言说背后，我们读到了一个学贯中西、博思多才、风趣幽默的学者形象。

而且我们还可进一步去反思同样的主题，在不同的言语交际场合，面对不同的言说对象，“还能怎样写”。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构思设想，如果钱钟书面对的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他会如何来谈中国诗？作为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结合自己学过的古典诗文，我们又会如何来谈中国诗的特点？由此，达成“以一篇通一类”，以读促写，体验到言说内隐的运转规律，把生硬的知识术语润泽为学生的言语智慧。

当言语知识不再仅仅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客观结果，而彰显出启迪人生、丰富精神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语文教育才能走出有知识、没文化，有智力、没智慧的失美境地。语文知识教育永远和言说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能抵达心灵、转化为生命智慧的语文课程知识才是我们努力追寻的理想形态。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4批面上资助项目系列论文之一。

[作者通联：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