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爱兰，王海平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1 问题的提出

农民增收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重中之重。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在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让农民富裕起来。然而，农民收入增加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按照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多元化，农村公共品包括以下三大类别:第一类为道路、水利设施、电力等，这类农村公共品可以满足农民农业生产的需求，直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也为农民增加非农业收入奠定物质基础;第二类为义务教育、农业科技等，这类农村公共品满足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需要，增强农民专业技术知识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可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第三类为医疗卫生、生活保障等，这类农村公共品可以满足农民安全的需要，延长农民劳动时间，减少农民收入负担。因此，以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类别为导向，科学制定高效率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规划，有益于为农民增收服务。那么，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如何，各类公共品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多大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国内学者对于农民收入与公共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逐步发展。林毅夫［1］认为，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杨瑞珍［2］认为，财政支农资金严重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制约着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逐年加大支农资金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减少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为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徐祥临［3］认为，必须开辟农民增收的第四条渠道，即政府应大规模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村的购买力，产生农民增收的乘数效应。陈荣仲［4］阐述的促进农民增收的5条途径中指出，要在引导农民搞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帮助农民参与公路、桥梁等公共工程建设，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秦绍忠［5］认为:近年来，财政支农资金虽有所增加，但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基础建设的需要，农民收入连年增长趋缓，因此，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农村倾斜，将小型农业基础设施纳入各级政府基础建设投资的范围，从而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效益。陆耀邦、莫明荣、梁自力等［6］利用农业资源公里网点监测技术，调查了970户农户涉及农民增收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劳务收入等状况，并分析了农户收入构成特点，其中二三产业在农户收入构成中潜力巨大，但是苦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市场信息不畅，只能就地买原材料，要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就要解决农业生产发展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

在实证研究中，唐国华［7］利用协整分析表明不是所有的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同等效应，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最重要，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重点在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王岩，王志彬［8］考察农业固定资产投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农业科技投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三者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依次递减。宁淑媛［9］利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发现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影响，提出要注意软件型公共品与硬件型公共品的协调发展，并指出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品需求决策制度。

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从最初的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到现在的重视软硬件型公共品协调发展，理论认识已经有一个质的转变。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农村公共品供求关系发生着变化，为了及时把握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并明确各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优先序，该文选取反映农村公共品投入的3个指标，即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以及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建立VAR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农民收入的长期影响，根据各类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公共品供给优先序。

2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2.1.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基础数据的易得性及构建模型的结构稳定性，构建的模型以农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为解释变量。各个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经费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0～2011年。

2.1.2 数据的预处理

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对原始数据可靠性的干扰，对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固定资产指数平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以及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进行GDP平减。

2.1.3 变量说明

(1)农民人均纯收入 (Y):农村公共品投入不仅直接增加农民农业收入，而且带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这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包括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

(2)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 (X1):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涉及面比较广，我国的统计年鉴并没有专门汇总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该文选取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替代变量。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侧重于农村道路、水利、发电等设施投资，能反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X2):在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把财政性预算内经费中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两项相加便得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4)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 (X3):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是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中对农村居民的医疗补贴。

2.2 变量的检验

在构建VAR模型之前，需要对4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如果变量不平稳，那么需要通过差分处理使得变量平稳，由此避免虚假回归。当所有的变量满足同阶单整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即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只有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才能建立VAR模型。

2.2.1 单位根检验

为了尽可能消除变量数量级不同和数据异方差性的影响，对该文涉及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和农村医疗经费投入4个时间序列数据平减之后进行对数化处理，并记为LNY，LNX1，LNX2，LNX3。

表1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从表1中的检验结果可以得知:LNY、LNX1、LNX2和LNX3的ADF检验值的绝对值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这4个时间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通过对4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结果表明，LNY(-1)、LNX1(-1)和LNX2(-1)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稳的，而LNX3(-1)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

2.2.2 协整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由于4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接下来对4个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

表2 特征根迹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检验结果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2种协整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以及农村医疗卫生投入4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构建VAR模型。

表3 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

表4 各变量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2.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4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不是农民人均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可以促进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医疗卫生经费的投入。第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作用。

2.3 VAR模型设定

根据选择的变量:LNY、LNX1、LNX2和LNX3，构建3维向量自回归模型。

2.3.1 确定滞后阶数

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越大，模型中所需估计的参数就过多，自由度下降使模型变得没有效率;滞后阶数过小会导致估计偏差。该文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最小化并结合似然比LR检验，确定滞后阶数为3，如表5。

表5 向量自回归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标准

2.3.2 回归结果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直接建立无约束的VAR模型，根据以上确定的滞后阶数为3，利用Eview6.0得出的模型回归结果中，LNY对LNX1、LNX2、LNX3的脉冲反映函数为:

表6为模型参数检验情况，可以看出，各方程调整后的R2都非常高，方程总体解释显著，由此说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不错。

表6 方程情况检验

2.4 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

如果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则VAR模型系统平稳，反之则是不平稳的。不平稳的VAR模型不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经过检验，如图1表明构建的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落在单位圆之内，因此VAR模型系统平稳，满足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条件。

2.5 模型分析

2.5.1 脉冲响应函数

由图2可见，LNY对来自LNX1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开始时呈现负向效应，到第2年负向效应达到最大值，随后逐步减弱，并在第3年减小为0，之后冲击反应一直呈现出正向效应。这说明在前3年我国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起着负向作用，但是3年以后，农村基本建设投入对农民收入增加起着正向作用。

图1 VAR模型特征根的单位圆

图2 LNY对LNX1一单位标准差的响应路径

由图3可见，LNY对来自LNX2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一开始呈现负向效应，至第2.5年负效应达到最大，随后逐步减弱，到第4年减小为0，随后冲击效应转换为正向效应。这说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是一种长期正向效应。

由图4可见，LNY对来自LNX3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一开始呈现正向效应，到第3年正效应达到最大值，随后逐步减弱，在第4.5年减小为0，之后表现为负向效应。说明了在长期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对农民收入是反向影响。

图3 LNY对LNX2一单位标准差的响应路径

图4 LNY对LNX3一单位标准差的响应路径

2.5.2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分析［10］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率，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即扰动项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下面利用已经建立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如表7，表中LNY、LNX1、LNX2和LNX3列分别表示其对LNY的影响。

表7 方差分解

从表7中可以看出，对农民人均收入变化贡献率最大的是其自身因素的变化，但是它对自身的贡献率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到了第10期下降为52.27%。就农村公共品供给而言，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贡献率在前2期突破4%，但是随后一直在3.5%左右波动，贡献率变动幅度比较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变动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贡献率第2期为4.4%，然后逐年递增，一直到第10期贡献率为25.1%，说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变动在长期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起到重要作用;农村医疗经费投入变动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贡献率在第5期有所下降，之后便逐步增加，到第10期贡献率为19%。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结论

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见，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 (特别是大型建设项目建设)初期，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增加了负担，但是在长期，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果有益于农民进行相关的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在开始一段时期内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呈现负效应，但之后都表现为持续增大的正向效应，说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农村医疗卫生经费的主要筹资渠道来自于政府财政预算，但是从医疗服务来说，其筹资渠道主要来自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从长期来看，伴随着医疗服务价格的上升趋势，虽然政府财政预算增加，农民个人医疗账户支出亦增多，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农民增收负担。

从方差分解分析的结果来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贡献率13.3%为最大，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贡献率11.5%位列第二，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贡献率3.4%相对最小。长期而言，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能为增加农民收入做出贡献，但是如今非农业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农村最需要的是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的职业农民，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使农民具备提升工农业生产的潜力，并通过进一步的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把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因而使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对农民纯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较大。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的直接作用是增强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延长农村居民的工作时间，为农村居民增收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从长期来看，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和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比较重要，这是由于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类型发生了变化，从注重基础设施的硬公共品需求转向对教育、医疗卫生等软公共品的需求迫切，因此当前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以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有效化，促进农民增收。

3.2 对策建议

3.2.1 深化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机制

从长期来看，要继续深化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当前，一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要素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城乡资源自由流动、均衡配置。二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切实把国家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不断缩小城乡公共品发展差距，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3.2.2 形成农村公共产品差异化供给的战略思维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平均化”现象严重，导致了资金投入不少，收效甚微的不利局面。故而，各级政府要有区别、分层次、有重点地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在实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必须按照优先序供给，全面普及农村基础教育，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育现代职业农民。全重点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同时鼓励社会办医。在保障农民收入不缩水的前提下，满足农民差异化需求，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3.2.3 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品供给模式

要完善中央、省级财政支农主要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实施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府仍处于主体地位，市场处于从属与被支配地位。政府决定供给种类与规模，并且对公共品的市场供给进行宏观监管。在大力放开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的领域，增加信贷资金对公共设施建设的支持，建立县域内金融机构支持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机制，为农民增收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制度环境。

［1］林毅夫.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农业基础设施的牢固.调研世界，2001，(7):3～4

［2］杨瑞珍.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与政策.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1，22(02):30～34

［3］徐祥临.农民增收的第四条渠道.经济日报，2001-2-21

［4］陈荣仲.农民增收:全局性问题·多元化促进.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2，23(03):43～46

［5］秦绍忠.关于当前农民增收的几个问题.理论前沿，2004，(17):12～14

［6］陆耀邦，莫明荣，梁自力，等.农民增收问题调研报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1，32(01):73～78

［7］唐国华.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4):19～24

［8］王岩，王志彬.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与农民增收关系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5):80～82

［9］宁淑媛.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证分析.经济与法，2013，(4):179～180

［10］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