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心心+陈巍

摘要：刘廷芳博士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诗人、翻译家与教会领袖，也是中国近现代心理学两大全国性学术共同体（中华心理学会与中国心理学会）的发起人与骨干之一。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博期间师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 S. Woodworth），学成回国后一手缔造了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刘廷芳在心理学领域的代表性工作主要是首开汉字心理学研究之先河，系统探索汉字学习与认知规律。除此之外，刘廷芳还积极引荐并修订国外智力测验工具，编写心理测量学工具书;启蒙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家庭教育;全力调和心理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倡导民主教育模式，提升民众思想觉悟。这些工作对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刘廷芳;汉字心理学;心理测验;国民教育

一、生平略传

刘廷芳（Timothy Tingfang Lew，1891—1947），字亶生，浙江省永嘉城区（今温州鹿城区）人。他不仅是20世纪前半叶“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教徒之一”[1]，被司徒雷登称为中国基督教的“教会领袖”“大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上的著名人物”，同时，他还是一名杰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刘廷芳早年肄业于温州偕我公会所办的艺文学堂，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毕业后即赴美国继续学业;1910年至1911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麦卡利中学（美国最优秀的基督教男子学校之一）就读，毕业后进入美国乔治亚大学学习三年。1914年至1915年之间，刘廷芳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联合神学院学习两年。1918年，他以福格奖学金学者（Fogg prize scholar）的身份前往耶鲁大学，并以“极优等”（Magna cum Laude）的成绩获硕士学位。1920年，刘廷芳返回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获该大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刘廷芳回国，后相继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及神学院教授。1921年至1926年，刘廷芳出任燕京宗教学院院长、燕京大学校长助理。

除了“时光大多耗费在大学行政方面，余力亦消磨于粉板及讲台之间”[2]，刘廷芳还拥有一长串耀眼的头衔：神学家、新教领袖、作家、诗人、翻译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等。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是他对基督教的虔诚与对文学的嗜好。他将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倡导教会合一和开展教会本色化的探索以及教育事业上。例如，他积极编印了一批著名杂志，如《生活杂志》（1920—1924）《真理周报》（1924—1926）《真理与生命月刊》《阿美西斯季刊》《明日教育》等。1925年，刘廷芳以燕大神学院院长兼牧师身份主持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祭吊仪式，并宣读悼文《请看吧，这里来了个白天做梦人》。该文情辞并茂，后被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演讲录》所收录。1924年至1927年间，刘廷芳还担任了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主席，他也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个中国人。抗战胜利后，他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后因鼻窦炎赴美就医，旋居英国，并在剑桥、牛津大学讲授中国思想、文艺及文化新潮。之后他又因鼻病复发，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长老会疗养，于1947年8月2日病逝，终年57岁。

二、刘廷芳的心理学研究与实践工作

作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第一批学成回国的心理学留学生，刘廷芳对于中国心理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具体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首开汉字心理学研究之先河，系统探索汉字学习与认知规律。1920年，在著名实验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 S. Woodworth）（1898—1962）的指导下，刘廷芳完成有关中文学习过程及其困难的心理学博士论

文[3]。其论文题目为《学习中文的心理学：一项借助实验心理学方法对学习汉字过程中某些因素的初步分析》（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nese：A Preliminary Analysis by Mean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of Some of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此研究于1916年至1919年进行，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读音（注音符号）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几乎同时展开。在序论部分，刘廷芳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广大民众的文盲问题，症结即是中文学习难度过高[3-4]。他通过给被试呈现汉字字形、字音以及字义（没有告知任何不相关的情况下）来研究汉字新字解释、汉字字形和字音对字义理解的影响、字义难度与笔画多少的关系。刘廷芳设计了10种实验，针对不同背景的受试者，在教育心理学鼻祖桑代克（Thorndike）教授的实验室中进行了超过两年的研究，计有150位受试者参与[3]。连曾访华且对中国心理与教育测验运动贡献良多的麦柯尔博士（William A. McCall）也在受试者之列[5]。研究表明，被试会在实验过程中使用“联结性的帮助（associative aid）”[6]。他根据实验结果，得出几项结论：（1）汉字的学习可以借助已经认识的汉字的联想来解释新字，并且学习者必须具有一定量的已识汉字，才能产生对这种新字的联想作用，而且识字越多，这种联想能力就越大;（2）汉字字形对字义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且字形对字义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字音对字义的理解作用;（3）笔画安排很关键，若改变笔画配置（不改变笔画数），会破坏已建立的字形—字义或字形—字音的连结[3];（4）笔画数对汉字学习难度无明显影响，在字义的学习上，10以下笔画的汉字比较容易认知，10以上笔画的汉字认知则与其结构类型有关;（5）用英文来说明个别汉字的意义，因为缺乏想象力，所以对汉字记忆的帮助甚少。

刘廷芳的这几点实验结论，特别是“汉字字形对字义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字音对字义的理解作用”[7]首次指出了汉字作为一种图形文字的典型特点。该观点对于今天的汉字心理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实验是中国学者最早开展的汉字心理学方面的系列实验研究。对此，台湾学者刘蔚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研究是哥大师院中国留学生第一篇教育心理学方面的论文，论文题旨环绕中国最迫切的平民教育‘识字课题，切中时代需求，其主题实在独特，实验时间之长、篇幅之厚（达377页），比起稍后出现的教育心理学论文，仍是罕见。” [3]这项工作也为后续郭任远、艾伟、沈有乾、周先庚、杜佐周、陈礼江、蔡乐生等深入探索汉字心理问题乃至确立汉字心理学这一学科领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引进并修订国外智力测验工具，编写心理测量学工具书。刘廷芳与陆志韦、俞子夷、廖世承、陈鹤琴等人在这一时期修订了比纳—西蒙智力量表，并出版了合著《测量概要》一书[8]。1922年秋，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博士来中国，帮助编制各种教育测量表和训练有关人才。1923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施行教育心理测量首期讲习会”。讲习会邀请麦柯尔博士与刘廷芳担任主讲，男女学员295人，为各省教育行政官员、中小学校长及师范学校专任教员[9]。该讲习会对教育测验的实施对象、种类、注意事项、实施过程以及如何计算分数等作了一系列的说明，阐明了教育心理测验的意义以及重要性。教育测验是为小学一至八年级的学生而制的，分为文字和非文字（智慧的）两大类别，非文字测验又分为抽象的、机械的和社交的。其运用归纳的方法，通过实施测验、校阅测验以及解释测验三步来施行该测验，以达到通过测验了解学生，评判教育的目标，确定目标数量或使目标更为明确，鼓励师生进取达到教育上的进步[10]。同年，刘廷芳被任命为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标准测验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所制定的测验标准由全国教育促进会广泛运用于中国国立学校和基督教会学校。1932年，刘廷芳还出版过一本《中国中学生心理态度之研究》的小册子。这些工作为促进教育心理测量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探索心理发展，启蒙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家庭教育。刘廷芳在《婴儿的心理》一文中曾表示：“四岁以前，心理刚发展的时候，外面受了什么影响，他都知道，将来就不能挽回了。”[12]同时他指出“身体与心是分不开的”，所以“要讲儿童的心，不能不讲儿童的体”。以此联想到“身心关系”上，刘廷芳的立场给传统的认知心理学承袭身心分离的二元论传统，视心智为独立于身体感觉运动系统的抽象符号信息加工的观点给予了冲击。刘廷芳指出：“虽然婴儿的心理尚未成熟，但是婴儿（一）受到外感作用时，是有反应的;（二）对反感有反应，如“望梅止渴”现象;（三）具有联结性。”这三点也很好地向我们表明了“心理”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存在一个“发展”的问题[11]。

在对儿童心理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作为一个教育家，刘廷芳还在家庭教育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颇具前瞻性的合理建议。在《儿童的教导、幼童的教导、婴儿的教导》一文中，他指出：“父母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对儿童的好坏之分是没有固定的标准的，常常以自己的私心为准。”[12]同时他还认为：“我们要小孩子将来在社会上独立，先得要使他在家庭上独立。小孩的好坏是要从他的理论上说，从他有限的知识以及方法上讲。”[12]所以我们应当给孩子适当的机会发展本能，慎用好坏字眼。更应该尊重小孩子的人格，对他要有一种恭敬的态度。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儿童他有他的本性，不是注入什么他就会什么，他有自然的天性，自然的意志，自己能发展。”[12]根据儿童的衍生以及他的心理，他有他的本能，我们要根据他的本能加以校正，加以选择。例如学习能得到一种娱乐或者痛苦，类似于行为主义的强化作用，当孩子哭的时候父母给他东西吃，那么“哭”和“有东西吃”便形成了

联结。

刘廷芳还是中国倡导性教育的先驱之一。1922年12月，他曾受邀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过题为《性的教育》的演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姚以奇回忆说：“尤以……林长民刘廷芳诸氏听众为最多，每次都在一千人左右，将讲演会场——本校风雨操场，挤得毫无隙地，并有多少向隅，和立于户外窥听的。”[13]

第四，积极投身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运动，全力调和心理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回国后，刘廷芳因其心理学专长而与博晨光（Lucius C. Porter）在燕京大学共事。当时燕京大学只设立心理科，但其行政与业务并不分离。刘廷芳先在燕京大学神科任科长，主授教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课程，又在教育学系教授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科目，同时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心理系兼任教授一职。1920年，在他的建议与倡导下，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正式成立。刘廷芳兼任系主任直至1925年陆志韦从辅仁大学加盟燕京接手心理学系主任。1926，刘廷芳赴美讲学。在美期间，刘廷芳多方筹措为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募款，得到白兰女士（Mrs. Mary Blair）巨额捐助，使得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图书仪器设备得以充实。其实验室因此被冠名 “白兰氏心理实验室”（Blair Psychological Laboratory）。

除了对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建设的卓越贡献之外，刘廷芳还是中国近现代心理学两大全国性学术共同体——中华心理学会（1921）与中国心理学会（1936）的发起人与骨干之一。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在南京高师临时大礼堂开成立会，通过简章，票选陈鹤琴为总务股主任，陆志韦为研究股主任，张耀翔为会长兼编辑股主任，刘廷芳与廖世承、凌冰、唐钺为指导员。1937年1月24日，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大礼堂举行，会上公推陆志韦为主席，刘廷芳与陆志韦、萧孝嵘、周先庚、艾伟、汪敬熙、唐钺等七人被票选为理事。

刘廷芳也是将心理学介绍到中国教会的功臣。在当时，教会普遍抗拒心理学，视心理学为20世纪的宗教之劲敌，刘廷芳却认为心理学为“宗教的良友”。刘廷芳于1935年在《紫晶》向中国基督教徒介绍一本由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宗教心理学教授爱里奥德（Harrison S. Elliott）所著的《心理学对于宗教的影响》（The Bearing of Psychology on Religion）。在这本书的一序中曾说道：“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不过五十年，在知识界仍是很幼稚的一种科学。然而它已经在人生各方面，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今日谈宗教的，随处都与现代心理学的主张，与这些主张所产生的观念接触。有人说十九世纪之末叶，宗教的劲敌是地质学与生物学。二十世纪中，它的劲敌是心理学。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一切科学不是宗教的劲敌，却是宗教的良友。因为科学与宗教，若是不背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不相互敌对的。倘若我们觉得某种科学是宗教的仇敌，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宗教或是科学，还没有得着真确完备的认识。”[14]

第五，倡导民主教育模式，提升民众思想觉悟。刘廷芳等人在《教育杂志》上出过一篇名为《毕业会考问题研究专号》的文章。该文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毕业会考问题研究经过。其中涉及会考制度的理论探讨，包括以下几个问题：会考对于学校日常工作的影响;现行会考制度的缺陷;会考是否为促进中学教育目标所必要;会考是否为整顿学校现状所必要;学校及学生之评判与现行会考制度;如何考核及改进中学教育;改良会考制度建议;各国的学校考试制度。第二部分是关于会考实际经验的调查，其中涉及教育行政人员、与考学生、教职员、阅卷委员以及家长。此次调查对于以上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对会考制度存在的利弊也都有各自的观点[15]。

除此之外，为了提升民众的觉悟，刘廷芳还在《教育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国难严重期间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觉悟》[16]。他深刻地指出：（1）我国国民从国难的经验中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深切觉悟，他们认识到教育是救亡的唯一途径;（2）我国国民从国难的经验中认识到现行的教育制度内容都需要进一步地彻底改造，求合实用，以适应当前环境;（3）数年来的国难使得每个国民都感觉到了切肤之痛，并激起了他们的爱国之心，从而逐渐养成了他们想要为国家奋斗努力的志向;（4）在这个国难时期，最重要的觉悟是专门人才与教育的关系。刘廷芳认为，今日教育的使命便是在这四点上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并且国民能渐渐地将其所认识化为实践[16]。

不仅如此，刘廷芳代表同社人的共同意见发表了一篇名为《明日之教育发刊词》的文章[17]。他指出：“虽然每个人的背景、教育经验、政治立场以及信仰都有所不同，但是却有相同的努力目标：（一）共同相信教育是救国最重要的工具;（二）全社的人对于中国今日的教育都一致地表示不满意;（三）都相信中国的教育需要有中国特色;（四）共同相信中国的教育需要力求生产化;（五）共同确信教育是专门事业。”[17]除了上述五点之外，他还进一步呐喊：“中国之教育，绝非一党、一派、一家、一阀所能包办得了，这样的行为是愚夫的作为。真正的中国明日之教育，是在教育问题上有着共同观点，共同尊重，共同热心之同志，各尽所能，用实验之方法，合作之精神，去造成的。”[17]

三、影响与评价

沈庸在《闲话燕大老师》中提到对刘廷芳的第一印象时如此感叹道：“一位终生虔诚的基督教徒、教育家、热心关怀并精诚协导学生的老师。”[18]当然，刘廷芳将毕生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传播基督教文化福音事业上，心理学只是他为之奋斗事业的有效手段，再加上天年不假，刘廷芳对于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的贡献及其在业内的声誉略显“高开低走”。然而，无论是他对待心理学事业的虔诚与勉力，还是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奔走与疾呼，我们都能清晰地感知到其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燕京大学不会忘记这位掘井之人，刘廷芳的名字更应该镌刻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之上。其背后所蕴藏的“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的不懈追求精神，尤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发扬。

[1]陈丰盛. 诗化人生——刘廷芳博士生平逸事[M]. 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社，2012：11.

[2]刘廷芳. 生命月刊第五年[J]. 生命月刊，1924，5（1）：1.

[3]刘蔚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学生博士论文分析（1914-1929） [J].教育研究集刊，2013，59（2）：16-17.

[4]Lew T-F T. 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nese[J].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24，8（1）：1-53.

[5]Lew T-F T. 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nese[J].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23，7（4）：120-181.

[6]Lew T-F T. 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nese[J].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24，8（4）：1-105.

[7]Lew T-F T.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nese[J].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24，8（3）：144-219.

[8]叶澜.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00.

[9]杨彩丹. 北高师与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J]. 教育学报，2010，6 （4）：96-102.

[10]麦柯尔，刘廷芳（讲授），赵崇萃（辑录）. 教育心理测量之施行方法（附表）[J]. 教育杂志，1923，15（12）：1-20.

[11]刘廷芳. 婴儿的心理[J]. 青年进步，1929，（124）：2-22.

[12]刘廷芳，高凤山，曾秀香. 儿童的教导、幼童的教导、婴儿的教导[J]. 青年进步，1929，（124）：2-22.

[13]姚以齐. 本社四年来的回顾[J]. 平民教育，1923，（68，69）.

[14]刘廷芳. 现代心理学在宗教上的影响序[J]. 紫晶，1935，8（1）：179-181.

[15]李建勋，刘廷芳. 毕业会考问题研究专号：一、毕业会考问题研究经过（附表）[J]. 教育杂志，1936，26（4）：1-4.

[16]刘廷芳. 国难严重期间国民对于教育问题的觉悟[J]. 教育学报（北平），1937，（2）：7-9.

[17]刘廷芳. 明日之教育发刊词[J]. 明日之教育，1932，1 （1）：1-5.

[18]沈庸. 闲话燕大老师[J]. 学府记闻——私立燕京大学，294-304.

栏目编辑 / 王晶晶 终校 / 黄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