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牟伦祥

真假被告人

文/牟伦祥

办案札记：

从曾某案件以后，在审查案件过程中，我更加注重细节，穷尽每一个疑点，力争让自己所办的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今很多年过去了，多少岁月的疾走，多少风雨的冲刷，我仍然不敢对法律监督工作有丝毫懈怠。无论是面对被告人狡黠游移的目光，还是面对受害人期盼求助的眼神，我只有忠于职守，忠实法律，做到心细如发，正直无私，内心才安稳踏实。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法治的光芒温暖百姓的心灵。

牟伦祥，男，1966年1月生于重庆市万州区，现供职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宣传处。钟爱新闻写作，共发表新闻作品1000余篇计50多万字，现为重庆市检察官文学艺术联合会理事，《检察日报》、正义网特约通讯员。

《西游记》里有个真假美猴王的故事，最后在佛法无边的如来面前，假美猴王最终原形毕露，自食恶果。而我在担任国家公诉人期间，也曾遇到过一件真假被告人的案子，我查疑析微，历尽艰辛，最终甄别了案情，使罪犯受到了相应的法律惩处。

2005年，是我进入重庆东部一个基层检察院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时令至九月初，重庆依然还高温高热，早上太阳一出来地上就像着了火。那天下午，我到一个刚出狱的罪犯家中访问归来，回到办公室还未来得及喝口水，内勤又将一本案卷摆上了我的案头。

我俯下身子一瞧，公安机关的《移送起诉意见书》显示，又是一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每次审查这类案件，看到与自己儿子一般大小的被告人时，我心里总感到揪心般的疼痛。特别是他们那双渴盼新生的眼睛，久久在脑海里闪现。

这是一起极为普通的抢劫案。被告人曾某，家住小周镇，其父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养牲口、干农活，家中还有一个7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曾某初中未毕业就来到城里闯荡。四月的一天深夜，月黑风高，曾某从网吧出来，便持刀尾随一名下班回家的妇女，在街头转角处，曾某冲上前，抢劫了妇女脖子上的金项链。

因曾某作案时14岁零两个月，公安机关将其刑事拘留后，检察机关没有批准逮捕，现取保候审在家。案情非常简单，按照法律程序，我很快将全案审查完毕。最后，只等曾某到检察院接受讯问，就可结案了。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案件却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天清晨，太阳还未露脸，我担心曾某趁天气凉爽上坡干活，于是便按照他在公安机关留下的电话，拨了过去。

“嘟、嘟、嘟……”一阵铃声过后，一个女人拿起了电话。

“是曾某吗？”我问。

“我是他妈妈。”对方回答。

“哦，请曾某今天到检察院605办公室来一下，我们有问题要讯问他，准备把他的案子了结了。”

“什么？什么案子呀？”曾某的妈妈如五雷轰顶。

我也大吃一惊，心想：你这妈是怎么当的，难道儿子犯罪了还不知道？我一五一十将案情告诉她。听完，她在电话那端哆嗦着说：“这……这不可能吧，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怎么会抢劫呢？你们可不能冤枉我儿啊，检察官同志！”说完，电话里竟传来“呜呜”的哭声。

这下，轮到我一头雾水了，紧握着电话的右手久久悬停在空中。匆忙中，我以为电话号码拨错了，下意识再次核对，又准确无误。再印证被告人基本情况，与曾某妈妈讲的完全吻合。真是活见鬼了！一件小小案子居然找不到被告人，这在我办案生涯中还从未遇见过哩。

疑问，迅速在我脑海里升起。我安慰对方几句后便撂下电话，直奔公安局刑警队而去，想查个水落石出。

公安局刑警队在城西，检察院在城东，两者之间还有些路程。此时，正值上班高峰，车水马龙，路况十分拥堵，恰好我们乘坐的警车空调又坏了，汗水很快浸湿了检察服，幸亏开车送我的驾驶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见缝插针，左冲右突，即使这样，到公安局刑警队也足足花了两个小时。

我将案件疑点向刑警队办案人员进行了陈述。办案人员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随即将副卷材料提出来让我一一过目。的确，从提供的材料根本看不出破绽，曾某交代的父母姓名、年龄、住址、家庭电话样样吻合，受害人对嫌疑人的描述有板有眼，最关键的是给曾某办理取保候审的叔叔也证实是曾某所为，这些证据材料均指向曾某，曾某应是本案的作案人。我临走时，办案人员信誓旦旦说：“嫌疑人是曾某，曾某就是嫌疑人。”

对于这样的结论，让我不敢轻信。但一时又找不到辩驳的理由，反正心里感觉不踏实，我进退维谷，无计可施。

案子进展到这一步，对于一个办案人员来说，心灵遭受的是何等煎熬，内心又有多么不甘啊！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次日下午，曾某的妈妈突然将刚开学没几天的曾某带到了我的办公室。

“检察官同志，你看嘛，我儿子这样本分，哪像犯罪的人哟！他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从未去城里待过。”曾某妈妈把儿子拉到我眼前，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起来，分明受到了极大委屈。

“大姐，别慌，先喝口水，慢慢讲，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请相信法律。”我一边安慰，一边急忙给母子俩倒水。

此时，我转头才发现，曾某只有1.5米多高，身体瘦弱，穿一双破旧塑料凉鞋立在墙角，像做错事似的低着头，不停地搓手，显得极不自然。当我与他目光偶尔相对时，他更是诚惶诚恐。

事不宜迟。接着，我与同事立即对曾某及其妈妈分别进行询问，努力想从他们的言辞中找出破绽。两个小时笔录结束后，从他们讲述的情况看，再作全面综合分析，曾某确实无任何作案嫌疑。但我还是放心不下，一边让曾某母子坐在办公室休息喝水，一边打电话通知公安办案警察前来对曾某进行辨认。二十分钟后，办案警察赶到我办公室，通过仔细观察，以及与曾某的对话，当即否认此人系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警察对我讲：“嫌疑人高高大大，身材魁梧，劲儿挺大，当时我们两名警察抓捕他时还反抗过。”

案情至此，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我心中也有数了。看来，曾某的确不是本案被告人，那么真凶又是谁呢？

下班的音乐缓缓响起，我还在独自冥思，办公楼外的路灯渐次明亮，我依然在苦想。当时钟指向晚上10点时，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真正的被告人会不会在作案被抓后，冒用了曾某的姓名呢？沿着自己的思路，我四处寻找突破口，最后终于从驻看守所检察干警那里得知，每一名被羁押人员进所时均要拍照。而“曾某”被拘留过，看守所肯定有他的照片，只要一对比，岂不是真相大白了？案子有了一线转机，我高兴得哼起歌来。当晚躺在床上，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

第二天是星期六，原本计划陪妻子去看医生，我决定改变主意先去看守所，生怕时机稍纵即逝。当我急匆匆赶到看守所一查，果然有“曾某”的照片，但照片上的“曾某”与我见到的明显不符。为稳妥起见，我立即驱车前往60公里外的曾某家，准备把他妈妈接来看守所辨认。

几经打探，在旁人指点下，我很快找到了曾某的家。那是怎样的一个家啊：三间土房在风雨的侵蚀下摇摇欲坠，院坝里有些掉落的瓦块，房屋里一只公鸡飞到桌上正在觅食。

“屋里有人吗？”我试着喊了一声，没应答。

不一会儿，曾某奶奶从里边灶房里走了出来，她见到我一惊，急忙闪到一旁去了。接着，曾某妈妈跟了出来，见是我，忙不迭地用衣袖擦拭凳子叫我坐。这时，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扛着锄头进了房间，曾某妈妈对我说：“这是孩子他爸，听说孩子出事了，专门从深圳赶回来，昨晚到家就把曾某打了一顿。”说完，声音哽咽。我当即批评了曾某爸爸，男子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一声不吭蹲在一旁。紧跟着，我讲明来意，男子听后，含着感激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妻子说：“让她去，让她去！”曾某妈妈把眼角泪珠一擦，眼光一亮，很乐意跟我去看守所。

我们坐着汽车风驰电掣赶回看守所后，曾某妈妈一眼认出照片上的“曾某”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同村的熊某。顿时，她委屈的泪水哗哗直掉，嘴里直喊：“这个人，在我们村尽干坏事。儿啊，你差点被冤枉了……”

我好不容易平复曾某妈妈的心情，将她送回家已是下午了，她要丈夫马上杀鸡留我吃饭，被我婉言谢绝。我站在院坝，掏出手机迅即将新情况反馈给公安办案警察。后经查证核实，本案的真正被告人终于现出了原形。

原来，现年17岁的熊某与曾某居住在同一个村子，他对曾某家的情况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一年前，熊某伙同他人抢劫三名在校学生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当公安机关将熊某等人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时，熊某销声匿迹了。这年四月，本性难改的熊某再次携带弹簧刀，在城里巷道抢走一妇女价值约1800元的黄金项链。熊某被抓后，他知道自己犯有“前科”，为逃避法律制裁，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便假冒本村曾某之名。鉴于“曾某”刚满14岁，又是初犯，认罪态度好，公安机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哪知熊某人小鬼大，在取保时谎称父母外出打工，打电话找了一个所谓的“叔叔”来将他取保出去。熊某在公安机关留下的联系电话是曾某家的，致使曾某差点挨冤枉。

厘清案情脉络，还原案件事实真相后，熊某机关算尽还是没逃脱法网，最终被法院以抢劫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真正的被告人受到了法律惩处，我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收到熊某判决书的当天，我真切体会到了司法的核心价值在于追求公平与正义，而法律监督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作为一名检察官，肩负法律监督使命，虽然在这起案件中把住了最后一关，没有放纵罪犯，更没有使无辜的人受到司法追究，可是，案件本身对曾某及家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和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不知怎样弥补？

我与公安民警商量后，决定到曾某就读的学校和村委会，为他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消除不良影响。

两天后的一个早上，晨曦微露，远山含黛。我与公安民警一道，辗转来到曾某所在的学校。班主任热情接待我们，并说：“你们来得正好，曾某近段时间情绪很低落，个别同学知道他‘犯事’后，经常奚落他。”于是我们到曾某班上，讲了案件全部经过，并表扬曾某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学生。那一刻我终于看见，曾某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