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英

去年，《山西日报》刊登了省委书记袁纯清《八进砖壁村——包村住村纪实》的报道，反复阅读以后，感触很深。

领导干部下乡住村（蹲点），既是帮助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也是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领导干部下乡住村（蹲点）成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工作制度和经验，有的干部一年要在“点”上呆四分之一的时间。在住村地区，他们搞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并推而广之。那时的报刊，下乡蹲点也屡见不鲜。但随着城市建设任务的加大和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有些领导干部渐渐忘了农村，忘了农民，忘了农业，他们“吃在机关、睡在宾馆”，整天就忙乎一个“城”字，充斥报端的也是他们的“开会”、“讲话”、“考察”、接见，几乎看不到他们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消息和镜头，间或到某县开会、视察，也是记者随从一大串……与那时领导的下乡住村（蹲点）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难怪袁纯清撰文说，“要把下乡住村作为联系群众的一项基本制度坚持下去，特别是要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完善机制，注重实效。”这是省委书记袁纯清的肺腑之言，也是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的重大举措！

下乡住村（蹲点），要像袁纯清那样选择后进村。袁纯清选择的是地处太行山腹地、山大沟深的砖壁村，2010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600元，是个穷山村，也是个老区村。两年来，他帮助该村商定发展思路，围绕红色旅游这一核心优势，重点发展农家乐，同时打造设施蔬菜园、水果采摘园、优质核桃园、旱作杂粮园四个板块，大幅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力争到“十二五”末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下乡住村（蹲点），绝非是单纯劳动，而是要通过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情况，增进感情，帮助所住村庄根据本村优势确立发展思路，搞好近期和远景规划，明确努力目标，推动工作。当然，下乡住村（蹲点）的对象，也可以是大村，也可以是先进村，不过，对象不同，目标也就不同，方法也就不同。

下乡住村（蹲点），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像袁纯清讲的那样，“尽管我每次劳动的时间都不长，流的汗没有农民多，但它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对过去劳动的回忆，是对慢慢忘却的劳动的一次重拾，是与农民的一次零距离接触，是和村干部面对面交流，所以，我认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机会较少，更应该珍视劳动，每年都抓抓铁锹，挥挥锄头，接接地气，沾沾泥土，不见得干多少活，要害是不忘一粥一饭之不易、一丝一缕之艰辛，是感悟劳动人民之伟大、体验劳动创造财富之快乐。就我来说，虽然自小生长在农村，深知稼穑之艰辛、农民之不易，但春种秋收的欣喜、汗流浃背的惬意，仍使我对农民的感情增添了一份、对‘三农’的认知加深了一层，对劳动的体会深化了一步。”除此而外，还要像袁纯清那样，走访农户，访贫问计,召开座谈会，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如党员的、村民的、包村干部的、乡镇书记镇长的，等等，围绕发展这个主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共同为建设美好的家园出谋划策。笔者认为，这是下乡住村（蹲点）的基本方法。

袁纯清说：“我们应全面扎实搞好下乡住村活动，并且把住村变为包村，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经常性的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更加鲜明地突出帮助农民收入翻番这个农村工作主题。我找省委组织部了解了一下，全省乡镇书记1190余人，乡镇长1060余人，县级党政班子成员1700余人，市级党政班子近200人，市县正县级领导干部1800余人，加上省级党政班子成员、省直厅局长，总共6000余人。如果每个人包一个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下的村子，实地指导帮助那里的农民开辟新的生产门路，扎扎实实干上几年，实现收入翻番，这也称得上一项造福于民的大事业、大功德。感于斯，念于斯，以信的形式写给大家，以期形成共识，进而成为我们共同的行动、共同的作为。”

袁纯清书记的这封信于2011年6月8日在《山西日报》发表后，得到全省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省市县乡四级主要领导干部6000多人住村包村增收，据说，2012年与2010年相比，包扶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6.9%。不过，差距还是有的。特别是有些下乡包村干部仍利用交通工具之便早去晚归，相当一部分干部下乡仍吃请，有些干部下乡包村只是蜻蜓点水而不深入实际，有些领导则是只“授人以鱼”而不“授人以渔”等等，如果都能够像省委书记袁纯清那样或者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领导干部下乡蹲点那样实实在在，群众一定会非常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