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勇

[摘 要]二战时期，欧洲犹太人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从而沦为了难民四处寻求避难。但在当时的特殊国际情况下，欧美国家没有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而中国在当时恰好处于一种合适的时机当中，从而使得这些犹太难民当中的一些人选择来中国上海寻求避难所。

[关键词]二战；犹太人；上海；避难所

二战时期，众多的欧洲犹太人遭到了种族大屠杀危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其中很多的犹太人来到中国寻求一线生机。本文将从中国当时的国内环境和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两个方面来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特殊的国际大背景

犹太人来中国寻求避难有其客观的历史情况，上海并不是他们的首选之地，但是最终他们选择了上海作为其遇难时期的生存地。因为上海处于列强共管的地区，在签证和进入方面相对而言更加容易。当犹太人四处寻求避难的时候，许多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外国港口都会把他们驱赶回去，或者是突然间宣布签证无效。”（1）“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犹太人集中移居上海，其直接原因就是纳粹德国加紧对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犹太人的迫害，而上海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不需要签证允许进入居住的城市。”（2）全球只有中国上海成为唯一的外国人无需护照、签证、保证金等条件便可进入的城市，而当时的中国也正处于中日战争战乱之中，有80万中国难民逃离中国内陆受战争威胁的地区，来到上海避难，“尽管如此，当时上海接纳的犹太难民却超过了英国统治下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五国同时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3）正是中国用实际行动抗议了德国法西斯。共同的遭遇和苦难，使中国人民和犹太难民同舟共济、团结互助，共渡难关，在黄埔江畔共同谱写了中犹人民的友谊史篇，上海成为那个年代历史的见证，也将成为今日促进中国人民和犹太人友谊的桥梁。

在面对犹太难民潮的时候，当时的欧洲主要国家对于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并没有给予完全的帮助，反而是袖手旁观。例如，“甚至在水晶之夜后，美国和英国政府依然不愿意承认第三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处于及其危险的境地。像工部局的成员一样，他们的外交领袖同样视德国犹太人的逃离主要是他们自己的问题。”（4）

在政治方面，二战前英法两国主要推行绥靖政策，宁愿牺牲弱小国家也不愿意去冒险制止德国的侵略行径。二战爆发后，法国很快就被占领，哪里会有“闲暇”来管犹太人死活。而英国也忙于对付战争危机，没有太多精力去救助这些犹太人。

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欧洲各国深感救济犹太难民将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纷纷对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关闭了援助的大门。例如英国发表的白皮书里就阻止难民进入英国；巴勒斯坦、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也没有了犹太人的容身之所；法国、西班牙、德奥的犹太人不断被送往东方的中国和北方的俄罗斯。“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起，犹太难民曾以每周1000人的速度涌向上海，总人数一度高达25000人左右。”（5）

对于犹太人来说，其自身的素质特征也有助于他们能在上海存活下来，他们都有双重认同，既有犹太民族认同，又有所属国际认同，所以在适应国外生活这一方面上，比较容易。

二、中国的情况

首先，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标志着闭关自守的失败，上海作为通商五口岸之一对外开放，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世界各地的商人纷至沓来。其中祖籍为巴格达、孟买、埃及的犹太人首先来到中国，导致一批新的犹太社区在中国土地上出现。这些犹太人在上海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并在很多方面与当时的清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革命党革命时期就曾接受过犹太人的馈赠。所以，这些已经在上海取得定居并且获得很大成就的犹太人可以给来沪逃难的犹太人很好的帮助，这一点有助于吸引部分犹太难民将上海作为他们逃难的目的地。此外，我们众所周知的一点是，犹太人的世界网络联系比较紧密，彼此相互帮助，比如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很多的德国犹太人就靠着国外亲友的救济保持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受到太大的影响。而犹太人在中国上海取得的成绩，也是对欧洲犹太人很好的激励。难民们也会将上海作为自己获得生计的福地。

犹太人来到中国后，得到了国民政府、驻中国的国际慈善机构、教会组织和工商界人士以及中国劳苦大众等各方面的援助。

民国政府对于犹太人还是有相当了解的，民国政府知道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所获得的成绩，所以也希望可以得到犹太人的好感。“犹太人财力丰盈，人才尤多，若能结其好感，得其协助，实是我莫大之臂助！”（6）1939年，孔祥熙致国民政府呈中指出：“无国籍之犹太人之情形特殊，我国素重人道，先总理亦常以人类大同主义训诲同志，吾人理应尽力之所能，予以协助”（7）之后，民国政府制定了一些关于救济逃难来华犹太人的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国的云南建立一个犹太聚居区。这一计划后来由于当时政府的能力问题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最终流产。

此外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中国华洋义赈救灾委员会等慈善团体也对来华犹太人进行了大力的援助。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募集救济金；为犹太人介绍工作；检查犹太人的生活状况等等。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潮流——对少数民族的宽容性。尤其是对其中的犹太人这个纯外来民族的宽容性，“犹太人一来到古代中国，当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以后的历朝统治者也都遵循这一政策。”（8）在犹太人的流散过程中，越是想要征服他们的政权，其实越是在提醒他们与主体民族的差异性，这往往让他们更加刻意去保留自身民族的独特性，从而走向一种与主体民族隔离的生活。但是在中国，犹太人受到了较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们与汉民族的关系比较融洽，在感情上，中国人对他们还是比较友好的。这也是犹太人能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化原因之一，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是如此。

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宗教社会，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道教相对于外来的佛教等并没有太大的传播，即使有，也大多集中于民众和统治者的对于“长生不老”这样的养生目的方面。历朝统治者也只有汉朝初期用黄老思想来作为统治思想，之后的汉武帝在强盛之后立即采用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工具，即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虽然出现过诸如梁武帝“天花乱坠”这样的极少数统治者，但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欧美西方那样的强烈影响。所以犹太人在中国不会遇到在西方世界那样被基督教等歧视和排斥的境地。在宗教思想上他们还是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具体到上海来说，上海作为旧中国开放最早的一个口岸，其社会性质也不同于其他普通的中国地区，因此上海的资本主义发展较为充分，这就为来华的犹太人谋生提供了很好的就业环境，犹太人所具有的技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面较轻松的找到工作，当然，并不是全部的犹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同时上海也具有传统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并且近代以来上海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众多的难民。所以在人口方面，上海是中国各地人口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来华的聚集点。所以从这点出发，本地的上海人以及后来定居在此处的上海人在感情上的排外色彩比较淡。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日本人在上海的影响。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并没有直接对犹太人采取暴力措施，当时中国东北、华北等大片领土被其占领，但日本人并不存在特别的排斥犹太人意识。20世纪30年代末期，日本还没有和德、意结成联盟，也没有正式成为轴心国的成员，对希特勒的排犹政策也不感兴趣，它当时围绕的中心就是如何使国民党尽快投降，如何巩固对已占领领土的统治。因此，日本对德国在犹太人方面的政策并未采取合作态度。日本人最开始对犹太人在感情上还是存有好感的，因为在“日俄战争”期间，正是犹太人富商在日本人得不到西方世界的贷款的时候给予了日本人巨额贷款支持。所以，日本想要得到犹太人国际力量的支持。而此时德国则急于把犹太人驱赶到别的地方去，这二者在时间上恰好吻合。并且虽然同样是法西斯侵略者，但开始时候，日本和德国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德国要求日本在其控制范围内对犹太人采取敌对态度，日本对此则不愿意接受。由于害怕损害到与美国的关系，而犹太人在美国被认为是很强大的，“五相”强调他们的政策是像对待其他外国人一样对待犹太人。日本人也曾制定过相关的对犹政策，他们曾制定了一个叫做“河豚鱼计划”的阴谋。阴谋旨在全球各地的犹太人立即开始向中国东北大转移行动，颠峰时期，在整个东北犹太人大量蜂拥而至，仅哈尔滨一地就有近三万犹太人。

此外，一些中国政治人物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的中国驻奥地利公使何凤山。跟他相关的就是著名的“生死签证”故事。他在任职期间恰逢当时的德国排犹时期，在他的帮助下使得很多的犹太人得以有机会逃脱纳粹的迫害，从而赢得一线生机。

中国独特的抗战背景也是犹太人来华的政治条件之一，这一点主要可以从国共两党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犹太人身上也有着强烈的革命性色彩，比如反对法西斯。在中国的抗战过程中，也有着一些犹太人战士，犹太人独特的地位让他们在政治上往往反对专制。并且犹太人中产生过很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诸如马克思、卢森堡等人。这一点可能使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犹太人有一定的好感。二战时期，一些犹太人在中国的表现也证明了他们对于中国抗战的现实意义。当时来华的犹太人当中的很多人投入到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当中。著名的有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德国犹太记者和作家希伯。还有被陈毅称为“新四军的白求恩”的罗生特（Jakob Rosenfeld）。希伯和罗生特可以说是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的犹太双子星座。希伯曾在1925年报道过五卅惨案，1939年还采访过叶挺，皖南事变后采访过刘少奇、陈毅、粟裕。并在抗战中英勇牺牲在大青山。“为了纪念他，先后在山东梭庄、江苏的赣榆、山东的临沂树立了纪念碑。罗荣桓、梨玉、肖华在碑上的题词是：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希伯英灵永垂不朽！”（9）

正是在这样一些国际国内特殊的情况之下，最终促使犹太人在中国的上海寻求到了一段时间的避难所，虽然后来因为其他原因，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离开了上海，但是那段历史是无法被人们遗忘的。

参考文献：

（1）耿升译《中国的犹太人》[M]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2）王健《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3）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

（4）宋立宏《从西奈到中国》三联书店2012年9月第307页

（5）沈中洲、傅勤《上海旧事》[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481页

（6）（7）《重庆国民政府安置逃亡犹太人计划筹议始末》[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96年第15页、第3卷第7～15页

（8）潘光《犹太人与中国》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9）许步曾《寻访犹太人》上海社会科学院2007年第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