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天羽

（北京大学）

“势”的智慧
——读于连《势——中国的效力观》

惠天羽

（北京大学）

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1951－）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亦是一位见解十分独特的西方汉学家。在阅读于连这部 《势——中国的效力观》之前，笔者已略读过他的另一部著作《迂回与进入》，及至进一步参阅相关论文时，笔者发现，于连的不少著作都具有链条式扭结的互参关系，而这种特别的现象帮助笔者扫清了许多阅读壁垒，在理解于连中西比较研究观的基础上尚得以提出属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势 中国式智慧 迂回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一书中以中国的“势”为集中论点展开论述，他认为中国思想非常注重“势”。“势”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主要是指局势逻辑。人在面对某种状况时，只有当他懂得利用自身所处局势，他的行动才会带来原本希望的效果。为了实现某一趋势所具有的可能性，他必须知道从那些还处于萌芽状态之中的元素里，分辨哪些是有益的而加以鼓励，哪些是有害的而应该阻止。其实这一行为或者思想状态颇有运筹帷幄之姿，并且正如于连所启用的“迂回”一词所表述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正或者反的静态行为点，而是一个蜿蜒曲折的思维动态图。

由于比较诗学兴起于西方世界的这一历史背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往往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桎梏，对于东方文化所包容的哲学视野大多抱有观望姿态，或以神秘玄幻等“一言以蔽之”，在某种程度上，毕竟未将东方思维纳入到可与西方哲学相媲美的高度进行审视。事实上，西方哲学观里经久不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即将逻辑作为哲学重中之重的观念源远流长，而东方文明所造就的散点式智慧理念并未真正进入西方学者的考查及借鉴范围，东方在他们眼中始终只是带有轻视色彩的“他者”，并不足以立于与西方哲学对话的思维平台之上；另外一种从东方立场出发的所谓“对话”，则是主要由东方学者发起的综合哲学论，并且从未以东方本土文化思想为主体运用于对西方哲思的阐释，而是恰恰相反，特别偏好于以西方由来已久的哲学观阐释融合东方智慧，这就导致了东方哲学在价值上的某种失落和不公。于连的著作在这种西方中心论基调下所起的搅动波澜的作用十分重要并且使他的中西比较视野呈现独特、开阔的情态，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名学者，于连对以中国式智慧为表征的东方思维进行了较为公正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且其出发点并非扬此抑彼，而是首先看到了西方哲学笼罩下的世界逐渐异化的现象，认为西方哲学已不再能够被轻易视为一个圆融自洽的因果逻辑体系，仅仅辅以宗教神学也已渐渐无法将已处于失控和崩溃边缘的后现代景象重整山河。于连通过对中国式智慧的分析，认为这一看似散漫无至上逻辑操纵的所谓哲学包含着比西方哲学求真思维更为接近人性人生、社会运作等的道的智慧，他将中国这一“能屈能伸”的迂回思维浓缩为一个词“势”，认为这是西方哲学应该吸收借鉴的另类智慧，这无疑彰显出了于连独特的中西比较视域，也为我们对于他的这类观点提供了认可或者批驳的空间。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中通过势这个字检视了中国思想里政治、军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文学作品等）、历史中各种情况的演变趋势以及推动自然的大演变这些重要领域当中的逻辑，并且引发和回答了一些更为普遍的问题：比如实况组合中起作用的潜在性、机能运作上的两极性或者是单纯的相互作用而自然产生的倾向并且以交替方式发展。[1]5在《势》里，他首先从军事方面的中西差异来凸显“势”的涵义和价值。以势为基础的中国兵法和希腊传统下的西方战略模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主张审时度势、战略布局，也即于连所说“投入之前胜负已定”；后者则以直接对抗、正面交锋为核心理念。兵法乃是艺术的一种，并且集合着整个民族的内核性思维，凝聚着人民的智慧，因而特别能代表一种文明蕴含的思想维度。于连认为，中国人在战略上往往采用思维上的迂回来左右局势，智慧的重心正在于行动前的思维调度，尽其所能做好一切事先分析。这或许有些类似经济学中的决策树，每一可能性的分叉都试图事先被包容在结果的有效性之中，正因为如此，军事或者谋士在中国古代战役 （无论是战场上的还是宫廷里的）中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与此不同，希腊人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制定作战计划，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然而他们还是将眼光主要投于两军真正对峙的宏大场面，以肉眼可见的真实力量进行搏击和对抗，可能性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远没有确定性显得崇高，他们所追求的正是可见可感的士气和胜利，这种直接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哲学观里贯穿始终。这样看来，中国智慧与西方哲学在军事（战略）上已经体现出了一暗一明、一曲一直的强烈差异。于连使用的“弩”的比方颇有深意，“弩作为‘机制’的‘启动’，很自然地象征突发攻击的一支力量充沛的军队，即所谓的 ‘势如弓弩’”，“弩这个主题除了其本身固有的合宜性之外（因为弓弩紧绷的意象显示其所含藏的可能性）……”这里我们便很清楚，于连所讨论的“势”具有一种内在生发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于连反思西方的哲学成见，他认为西方哲学中有某种偏见，原因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自发性上，而是建立在假设和可能性之上，它偏向独一、“超越”的极化，而不是互相依附和相互性，它最终强调自由，而不是自发性；与之相较，中国人的思维之原创性在于他们不关注任何终极目的，视之为万物终极，他们从现行的进程之内在逻辑的观点出发，从现实本身出发寻找现实的诠释。

由此出发，便涉及一个关于哲学与智慧的辨识问题。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生命力——效果的智慧，势使思维在不断跃动中逐渐充盈，犹如一团不可见的气萦绕在思想的周围，这种气并非外界输入，这点和西方观念有着完全的不同，气与势的互相激发生成是内在自发的能量运转，它将中国哲学的非神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西方观念里总要穷尽全部可以论证的逻辑直达神学，上帝之手在终极意义上操控着看似深奥的哲学，这就使得西方哲学难免会不断地从一个圈套落入另一个陷阱，中国的“道”的智慧可以说为西方人点亮一条求存之路。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具有无限的包容性，道含阴阳，二者在其内部不断互转，生出层层之气，道乃是浑然一体，它是一，也就是全部。道就是由历史的全部经验不断充盈而成，它具有宇宙般的那种气蕴和能量，它是自发的，具有随机而变的态势，因此也就是无穷无尽的，它不追求终极目标，因而也无法被终结，可以说，中国智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绵延不绝地生发于世世代代，随历史而蓬勃，并且由于它对于历史经验的这种息息包容，它所产生和蕴含的能量就是富含人性的，是生于人，属于人的，也就是极为自洽的。因而可以说，对真理的追求产生哲学，对道的追求产生智慧。真理的反面是谬误，哲学由于对真理的追求因而总是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性质；而道无分正反，它是全部，因而智慧不选择正反，它只是摒弃偏执，在正中体会反，亦在反中体会正。“道同时是一又是另一个，它同时是万物由之而生的混又是达到每一特定个体化过程的具体实现（既是始动因又在时间中通过万物造化展开自身）。道同时是开始和终结，不存在两种现实的范围，但有上游和下游（而不是意义上的优先）。”在哲学求真的排他路径中，西方逐渐走到了崩溃与异化的边缘，正是哲学对话体式的逻辑论辩使得西方思维在不断排除谬的过程中走向了怀疑和不可知的境地，并且最终只能将求解的途径指向无法论证的上帝，这种由于不断论证而由不得论证之物解答的最大悖论早已失落了它原本的闪亮面目。

这里再次回归到“势”的论述上来，于连在以政治为例的分析中产生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于连用“时势造英雄”来概述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方式，然而之后他说“主张个人的能力与势并行运作，共同左右着成败；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这两种决定成败的因素彼此排斥”，于连又使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即“前面将国家比作马车，其含义应该倒过来解释：如果马车够坚固而套马车的挽具也质佳工细的话（挽具代表来自情势的效力），就不需要特优的马夫，而只需要规律地安置驿站，俾使所有的马夫，不论其才能高低，都可以跑得又快又好”。[1]24如此看来，于连似乎过于夸大了“势”的作用，因为在于连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他所理解的“势”乃是具有内在自发性质的，在这段关于政权如何造就并且得以稳固的阐释中，于连的表述具有几个悖论的地方：首先，如果势是内在自发的，那么何以能说“规律地安置”？毕竟“安置”是无法自发完成的行为；由此衍伸，得以使马车坚固也即政权稳定的情势应该由谁或者什么东西来造就？仅仅依靠情势的自生性应该无法准确地迎合历史的需求；再次，马夫的好坏是否重要，我们已可以从王朝的更迭中清楚明白，即便于连认为王朝的兴衰覆灭仅仅与情势的效力有关，然而，人君乃至整个统治阶层的品质绝不可被免除对局势的控制力。

幸而，在这些过于绝对的论断之后，于连还是在本书的七、八两章及时扭转了他的早先决议。在《在现实中运作的势》这章中于连提到了“势理不可分”，这一与势呈镜像融合的理并非西方哲学辩证观念下的真理，而是趋势自身保有的合理。于连认为气理的关系最能说明势的含义，事物中起作用的势之形成，既靠气，也靠理。“使事物现实化的气和指导现实化过程的理分不开”，这就表明，于连虽然认同中国智慧中势的自洽和内在生发性，然而他亦没有完全摒弃理的指导意义，只是，那种对话体辩论式所求的真理被与势相系的合理所转换，这一理论陈述非常合宜地将中国智慧运用于整个人类思维的调解之中，令其具有平和的可解性。于连认为中国智慧中的理性，其根基既不是本体论的也不是宗教性的，“治之理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现实而存在，进行中的趋势也不可能离开治之理而存在（离势无理，离理无势）”，[1]216这在于连看来正是中国思想里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

[1](法)弗朗索瓦·于连.势——中国的效力观[M].卓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