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璐

（河北联合大学 体育部，河北唐山 063009）

运动员跨国流动的文化边界问题*
——李娜澳网夺冠的身份政治释义

黄 璐

（河北联合大学 体育部，河北唐山 063009）

以身份政治研究视角，从“国际移民”、“雇佣兵”、“香蕉人”、“中国人”等身份概念的分析入手，结合李娜的跨国参赛行为和社会影响展开了讨论，为理解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释义文本。李娜澳网夺冠后引发的争议话题，反映了运动员跨国流动过程中文化边界的认识问题，表达了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寻求民族复兴，并走向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迷途中，努力寻找与界定自我迷失的身份归属的强烈渴望。“娜争议”背后隐藏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及浮夸的舆论造设手法，将伴随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日趋开放而退出历史舞台。

运动员跨国流动；国际移民；身份政治；文化认同

2014年1月25日，李娜直落两盘战胜齐布尔科娃，获得2014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大众媒体擅于煽风点火、制造陈词滥调的内容生产机制，裹挟着李娜本真的个性风格，又一次制造了源源不断地新闻话题，提升至媒介事件的层面，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衍生问题的思考。李娜取得的成就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有关系吗？明星运动员获胜演讲要“感谢祖国”吗？政府奖励80万元是树立典型还是劫贫济富？种种激辩话语映射出社会价值观的冲突、进步与多元化发展态势，反映了运动员跨国流动过程中文化边界的认识问题，也为进一步理解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释义文本。

1 李娜是“国际移民”吗？

“移民”这一概念存在不同的观点。一般的解释是指越过政治或行政单元的边界，并至少居留一段时间的人。这种解释包括了国境内的移民（如三峡移民）和跨国境的移民（如澳洲移民），跨国境的移民又分为移民出境和外来移民。针对李娜这一案例，本文主要是指跨国境的移民（或国际移民）这一概念。国际移民也称跨国迁移者，指那些越过民族国家边界，进入另外一国或地区居留一段时间的人[1]。也有学者宽泛的定义

为“跨越国家边境的人或行为”[2]。按照现行的普遍认识，移居非常住国一年以上的人为长期移民，移居非常住国介于3个月与12个月之间的人为短期移民。国际网球赛事具有的职业性、商业性、个体性特点，1年当中包括45个比赛周，职业球员通常需要全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并至少参加其中20～25站比赛才有可能竞争世界排名前50位[3]。李娜保持较大的全年参赛强度，以及长期移居非常住国训练的经历，全年至少3个月在非常住国参赛或训练，累积移居非常住国时间远超1年以上。李娜虽然在移居时间上符合“移民”的认定标准，但移居的目的是以参赛和训练为目的，以赢得参赛奖金和荣誉为目标，而非以永久居留（Permanent Resi⁃dence）他国为目的，更形象的说是一个“居无定所”的“空中飞人”。李娜与曾经征战NBA赛场的姚明、易建联的不同之处，在于移居非常住国的对象并非限于一个国家或地点，而是在若干个参赛国家间轮转，由此需要表现的文化身份不尽相同。越来越多的全球明星运动员体现了这样一种特征，在跨国空间转换中难辨身份归属，表现出跨国文化特点和资本主义的商业惯例，但不妨碍这些“跨国公民”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象征[4]。

世事弄人，概念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鸿沟。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红筹模式赴海外上市融资，为求海外上市，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老板放弃国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荣誉，争相把国籍改为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5]。事实上这些民企老板依然活跃在中国经济市场，将此行为定义为“国际移民”很难令人信服，“移民”这一概念似乎与转换国籍没有必然关系。再如，前埃塞俄比亚长跑运动员贾马尔（Zene⁃bech Tola）曾迅速转换为巴林国籍，虽然她以巴林公民的身份参赛，并且为了符合移民归化的文化要求，还改了名字（Maryam Yusuf Jamal），但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瑞士。她是名义上的巴林公民，但说她代表巴林文化则过于牵强［6］。有人在钻移民制度的空子，以达到个人发展和集团利益的目的。这种现象类似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意境，李娜不符合“国际移民”的概念要件，但在移民所能产生的事实和影响方面却十分吻合移民的特征。其一，虽然“居无定所”并以“访客身份”进入非常住国，李娜在若干个非常住国移居时间累积远超1年以上。其二，李娜跨国参赛行为被发达国家的体育赛事平台经济所吸引，同时也为非常住国的体育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况且，由于个人意愿很难获知，有些情况可能球员自己都很迷茫，是要表现出“以永久居留为目的”的行为，还是有这个想法就算达到“移民目的”的概念要求，范志毅、王治郅、姚明、易建联等曾经短期移民非常住国的中国球员，有没有永久居留非常住国的想法，这种想法达到哪种程度？媒体和民众是否知情？只有球员自己知道，或许连球员自己都不知道。由此可见，李娜不是概念意义上的国际移民，却是事实影响上的“国际移民”。

2 李娜是“经济作物”吗？

国际移民的本质是国家经济扩张的一种形式，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紧缺人才所致。体育人才一般被视为技术性人才，被纳入各国的技术移民类别。以澳大利亚现行移民法为例，将移民划分为家庭移民类、商业与技术移民类、人道移民类三个大类，其中商业与技术移民类规定的“卓越才能”是指有特殊才能与贡献的体育、艺术、科技人才。美国移民分类第四优先中规定的“职业移民”配额，其中“优先工作者”和“专业人才”两个子目录均在第一类规定“科学、文艺、教育、商业和体育各界的优秀人才”。国际移民的目的是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各国移民政策的两个共性之处是对外来移民的身体健康和资金准备的要求，这种功利性的政策导向是为了避免外来移民成为国家公共财政的负担和社会问题的隐患。由于运动员属于高风险性职业门类，运动员保持顶峰竞技状态的时间非常短暂，退役之后会面临失业，所有的荣誉都将褪去，而且很难保证找到体面的工作。例如在20世纪的美国拳坛，一个退役了的拳师所能指望找到的最好工作，只是成为一名酒馆看门人或获得一份与拳击有关的职位［7］。任何国家的移民政策都会力求实现移民利益的最大化，而最大限度规避移民风险。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的扩张触角伸向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并致力于打造全球价值链，将高污染、较低技术含量的中低端产业链要素实现转移，以控制定价权、“市场规则”和高端产业链要素尽享渔翁之利。西方发达国家体育赛事经济需要大量的优秀体育人才资源，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配置，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软实力建设。从世界网球四大满贯赛事来看，无疑处于世界网球赛事体制的“金字塔”顶端，其它由ATP、WTA、ITF管辖的中低级别网球赛事作为产业链中低端产品转移至世界网球发展的“中坚国家”或“后发国家”。四大满贯赛事作为世界网球最具影响力的赛事平台，吸引了世界各地优秀网球运动员的参与。李娜跨国参赛行为可归为“短期移民”的形式，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访客移民”。从后殖民理论视角，李娜跨国参赛行为可视为谋取经济利益的“临时工”，或是非常住国体育赛事的“雇佣兵”。赛事组织者给“雇佣兵”足够吸引力的收益分红，以招徕各国优秀体育人才共聚一堂，建构品牌赛事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体育赛事经济的附加值较高，对推动举办地的旅游经济、城市形象、政治与文化传播领域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职业俱乐部管理者不愿花费太多时间培训国内年轻球员，更倾向于面向全球招募“成品”球员，即有一定技能基础与经验且能达到一线俱乐部期望的人才，选择在后期加工这些“成品”球员，往往能在短期内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行为模式受到道德谴责，被批评为一种变相的畜牧交易市场，青年球员就像被贩卖的小牛崽一样［8］。另一认识维度，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与文化意义上重塑了殖民时期的移民通道，在非洲和南美洲建立了体育人才搜寻移民网络，这些关系网络很像一座座经济培育和文化生长的“农场”，定期收割廉价的“经济作物”，之后进入高端产业链要素环节进行“后期加工”，最后“打包”并“贴牌”出售。以足球运动项目为例，当地一些经纪人在非洲国家的重要城镇建立了训练营或中介机构，希望通过输送球员出国而赚钱。对非洲青年球员而言，凭借足球技能实现移民不只是变得富有这么简单，媒体把获得成功的移民球员提升到偶像的层面，同时在国家队的选拔中，移民球员普遍比本地球员更受青睐，因此，走出国门是获得同龄人认可和成为国家英雄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9］。

中国需要在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和成就，国家精英体育也迫切需要在各单项顶级赛事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自信。在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网球等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项目上，中国一直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并耗费大量人力与体制资源寻求突破。“举国体制”解决了网球运动员培养的高额资金问题，也大大降低了网球运动员职业化培养的风险，是中国女子网球项目取得历史突破的强有力保证［10］。如果说李娜、郑洁、彭帅等人是中国培育“经济作物”的“优等品”，那么支撑“举国体制”金字塔的庞大基座，就只能面临“自产自销”乃至无人问津的命运。中国引入了转基因的“作物种子”，放在高能耗、高污染的“举国体制”这一“温室大棚”中培育，“大棚”中生长出的“成品”在远销海外的同时，也为中国在对外形象与文化传播方面赢得了国际关注。“举国体制”这一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场经济”一直是国人诟病的话题，“经济作物”中的“次等品”无法支撑中国职业网球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面临日趋严峻的就业压力和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随着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创立和稳步发展，中国似乎也需要收割自己的“经济作物”了。由此可见，李娜是世界网球品牌赛事的“经济作物”，但不排除摆脱“经济作物”的命运且“翻身做主人”的可能性。

3 李娜是“香蕉人”吗？

“香蕉人”简单地理解是“表里不一”（外表和行为）的人。例如NBA新锐林书豪是典型的“香蕉人”，在种族和外表上是华人，但在人生发展过程中受到美国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其内在思维和行为方式处处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中国球迷的视角且宽慰地说，林书豪是美籍华裔，客观地说则是华裔美国人。李娜的参赛表现（社会与媒体影响）符合西方社会的行事逻辑，例如说话直白不绕弯子，行为大方，言语幽默，会说英语，个性鲜明等特点，表现出与西方社会共有价值观和知识的个人理解，主体间共享的文化规范、信念、认知和行为方式。李娜澳网夺冠获胜演讲表现出的“娜式幽默”风格遭一些国人诟病，因为没有“感谢祖国”，却赢得了西方观众的认可，甚至有部分西方观众称之为“史上最棒的澳网获胜演讲”。这一获胜演讲超越了一般的背诵感谢词、流泪渲染情绪和陈词滥调的套路，迎合了西方社会青睐的“严肃”幽默喜剧风格，即在重要的公共场合，运用比较严肃的“感谢”主题话语，用调侃、转话锋、排比等语言技巧，带给观众特别轻松幽默的体验。李娜首先表达了激动的心情，并祝愿对手今后取得更好的成绩。随后的话语笑点不断、高潮迭出。李娜感谢了她的团队和经纪人，因为“帮我赚了很多钱”。李娜感谢了她的体能师，“去年我摔倒了，但这不是你的错”。李娜感谢了她的教练，一起艰苦度过的冬训。李娜感谢了她的丈夫姜山，“他在中国比我还有名”，并放弃一切“陪我旅行、做我陪练、帮我穿线，他做了太多”，随即逗趣调侃“你是好人”，“你很幸运娶到了我”。

从“娜式幽默”中窥斑见豹，可以看出中国精英体育与国际接轨的诉求和行动。李娜、徐莉佳、姚明等中国优秀运动员，力求融入到国际体坛的生活中去，用国际单项体育通行的规则和行事逻辑进行交流，这些特点表现在打造国际化团队、推行国际化运作、用英语直接对话交流等方面。好比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运用“一手文献”的重要意义，避免二次转译造成信息失真，直接以教练、翻译、科研人员的视角接触国际社会，这也是中国部分媒体褒奖“娜式幽默”彰显“国际范”的重要原因。同时，“娜式幽默”给予我们更多的启发。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建构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中华武术的国际化道路异常艰难。不能总是在纽约时代广场购买“国家名片”进行广告宣传，国外孔子学院中华武术文化传播收效甚微，如何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一

个需要精耕细作的文化传播实践问题。首先应该成为“他者”，用“他者”共有的价值观和表达方式讲故事，才有可能影响“他者”，甚至改变“他者”对“自我”的刻板印象。例如曾经风靡世界的MV《江南Style》，韩国歌手朴载相用美国嘻哈文化的表现形式极尽“包装”，推出具有韩国民族内质的文化内容，让人重新发现“首尔江南区”这一文化地点。

韩国流行文化的崛起得益于东方化、本土化、地方化的内容重塑战略这一事实，以及“娜式幽默”蕴涵的文化政治涵义均能说明，不论是“全球化了的”（Global⁃ized）本土，还是“本土化了的”（Localized）全球，都经历了主体身份置换这一文化解读与重塑的过程。如同《黑客帝国》中“救世主”进入机器世界的身份密码，进而与机器“主程序”的“巅峰对决”，最终从机器世界的内部环境改写了“整个程序”及“人类历史”。换言之，西方社会和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是有违客观事实的，这是一个由擅于想象中国的美国人或美籍华裔群体，甚或一个有着东方血统的“香蕉人”群体建构的中国形象。更直白一点来说，李娜跨国参赛行为具有寻求个人利益和为国争光的双重意义，要想得“利”，只要刻苦训练、技术精湛、勇夺桂冠即可；要想得“名”，不仅为自己洗脱“中国土豪”的身份，更为国家亮出“美丽名片”，就要先学会做“香蕉人”。

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面临的紧迫局势不是争做“香蕉人”的问题，而是外国人扮演中国“香蕉人”的角色要比中国人扮演外国“香蕉人”的角色更到位，中国未来面临的文化防御风险则更大。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产品已经写入到世界各地许多社会的宪法，在那里的公众记忆与识别中，这些文化产品甚至失去了原有的外国性，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新一代的年轻人会认为麦当劳原本就是一个中国公司一样［11］。李娜跨国参赛行为基本符合西方社会具有道德文化教养的“香蕉人”标准，但是否藉此认定为“香蕉人”则很难盖棺定论。这一明辨身份的讨论重点，是主体选择文化身份的归属问题，是林书豪要做“美国人”，还是李娜要做“中国人”的问题。李娜图有“香蕉人”的外表和虚名，出于谋取个人利益、为国争光和跨文化交流等目的，本质上却想做“中国人”，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详见后续讨论）。由此可见，李娜是概念意义上的“香蕉人”，却不是事实影响上的“香蕉人”。

4 李娜是“中国人”吗？

黄皮肤、黑头发、说中文，中国出生并拥有中国国籍，李娜当然是中国人！正如开篇有关移民概念与政策实践间关系的讨论，问题不能看表面，定义不能太绝对。早年移民日本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遭到部分媒体和国人的强烈批评。如果说何智丽转换国籍并改名小山智利这一行为触犯了中国社会的认知底线，那么王治郅舆论封锁事件则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同样是征战NBA赛场的姚明，不仅誉为中国的“文化使者”和“国家名片”，更是获得了中国劳模、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政协委员、中国篮球杰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如果将李娜“居无定所”和“不定期归国”的跨国流动行为视为国际移民还有商榷的余地，那么姚明长期移居德州休斯敦市则完全符合国际移民的特征。“娜争议”与姚明的正舆论形成鲜明反差，这更让人无法理解。

李娜不仅符合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标准，从社会行为和道德表现方面来看同样符合“中国人”的认知标准。其一，李娜的参赛奖金、广告代言等合法收入并未流失海外，这与曾经为NBA“打工”的巴特尔、王治郅、姚明等人如出一辙，不论是增加“外汇储备”，还是最终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都站在了“自己人”的立场。其二，李娜承担了一名“中国公众人物”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责任，例如将比赛所获奖金捐给玉树灾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其三，李娜承担了一名“中国名人”为广大支持者互动发展的责任，为凝聚社会力量和幸福中国建设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虽然李娜媒体曝光的严重情绪化缺陷，为建立良好的媒介形象大打折扣，但却无法否定李娜为社会舆论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例如在微博中与球迷展开互动，并感谢球迷的支持，“很高兴大家一直支持我，没有你们的支持也不会有今天的我。梦想终于成真了，大家一起加油！”［12］其三，李娜承担了一名“中国网球人”为中国网球事业发展的责任，例如为中国网球公开赛“捧场”，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比赛，以及代表中国参加一些中低级别国际网球赛事等。

以主体身份置换这一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姚明可以去美国“打工”，马布里也可以来中国“就业”。NBA可以给予外籍球员姚明联赛荣誉，当马布里领衔北京金隅队夺得2011-2012赛季CBA总决赛时，CBA却无法给予马布里总决赛MVP。马布里扮演中国“香蕉人”所表现出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表现，与李娜无明显差异，正是马布里有目共睹的亲社会行为和媒介表现，赢得了中国球迷和社会的认同，中国球迷已经把没有取得中国合法国籍的马布里认同为“自己人”，亲切称之为“马政委”。中国篮协遵照“民族主义”这一金标准炮制的“总决赛MVP只授予中国公民”的说法，让球迷们无法理解马布里是“美国人”这一事实，并跳出来为马布里“喊话”，群起批评中国篮协呆板的制度规定，引发

不小的舆论风波，为做缓和处理，马布里被CBA官网评为总决赛MVP；为赛制改革需要，中国篮协授予易建联和马布里2012-2013赛季CBA常规赛MVP称号。马布里扮演的“香蕉人”角色入戏太深，乃至成功俘获了中国球迷的“心”，广大球迷汇聚的舆论压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制度设计。如果主体身份置换为李娜，是否从文化根性上影响西方球迷，进而改变西方社会对当代中国的形象认知和政策设计，这是可以尝试做出实证的跨文化交流问题。

再列举一些衍生的例子，中国驻他国外交人员、文化传播工作者（例如国外孔子学院）、援外经济建设工作者等，他们是名正言顺的中国人。再如，上述讨论提到的转换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国籍的中国民企老板，他们整天泡在国内，费尽心思琢磨中国的“事情”，谁会否认他们不是“中国人”。再如，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完全依靠中国运动员移民的贡献，能够合法取得新加坡国籍，并适应新移民在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归化要求，代表新加坡出赛，新加坡社会主导价值观就认同为“自己人”。从中可以看出，后现代国家是以共有价值观和社会情感记忆为立国根基，地理、法律和民族意义上的边界正在逐步拆除，渐渐融入到全球化这一主导性的人类发展进程中，文化意义上的边界问题突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李娜的国家身份归属问题不能单纯从地理、法律和民族意义上做出判断，更应该站在隐性的文化价值视角予以解释与观照。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语言，能够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并符合现行中国社会价值观和文化道德的评价标准，似乎都应该纳入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一范畴。由此可见，李娜是法律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中国人，是对内对外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中国人，是身处社会价值观分裂时代的悲情民族英雄，是新一代中国公民。

5 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边界问题

讨论至此，再回过头来理解李娜澳网夺冠引发的种种社会激辩话语，就不难做出分辨与判断了。关于“感谢祖国”和“举国体制”。李娜澳网获胜演讲中，最后一句演讲词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大家”所指和能指的范畴，狭义的理解是指现场观众，广义的理解是指现场观众、全球媒体观众、世界网球项目的工作者和广大球迷群体，更涵盖了中国的球迷以及支持李娜的球迷。感谢了中国球迷，感谢了中国人民，不就感谢了祖国吗？除了中国人民，谁还有资格代表当代中国？感谢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中国，归根到底是要感谢祖国的人民。难道要奉行某些扭曲的社会风气，感谢“举国体制”的栽培，感谢某些机构给予的参赛机会，感谢某些领导的培养提拔吗？“举国体制”也是来自纳税人的钱，难道“举国体制”也要成为“公司”实现收支平衡，实现回本和盈利？李娜澳网获胜演讲有力彰显了“中国风度、中国高度”的文化精神，生动诠释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精神。

关于“媒体煽动民族情绪”。伴随李娜澳网夺冠过程，部分媒体在宣传其为国增光的同时，步入了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片面渲染洲际元素、国家元素、肤色元素，或冠以民族英雄的溢美之词［13］。如果说伦敦奥运会花样游泳决赛，CCTV解说员难掩情绪、声音哽咽是“情有可原”，那么李娜澳网夺冠CCTV后续解说评论带有先入为主的“民族情绪”则“不合时宜”。因为奥运会以国家间对抗为媒介噱头，渲染民族情绪是诸国媒体通行的潜规则。职业网球赛事则以球迷观赛体验和“球迷节日”著称，追求职业性和商业化为赛会原则，欢快的节日气氛不能被沉重的民族情绪破坏，球迷感情不能被狭隘民族主义绑架。北京奥运会国内媒体已经批评了中国运动员“唯金牌论”的功利取向，李娜澳网获胜演讲再搬出历史的陈词滥调，只会给中国形象“减分”。没有必要在严肃的媒体场合自我吹嘘、感谢自己，表达有目共睹的事实只会“适得其反”。澳大利亚网协主席指出，“今天对于中国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一天”。同时法新社、美联社新闻播报主动与“亚洲”、“中国”等民族涵义联系起来，第三者立场或许更有传播力和感染力。李娜适时变换演讲风格，创新演讲内容，彰显“国际范”，力避“土豪观”，向国际社会讲出了美丽的“中国故事”，展现了中国文化风采。

关于“为国争光”。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指出：“利用好职业网球这一多元利益聚合和实现的有效激励平台，坚持职业网球为手段，奥运争光为最高目标，丰富网球项目为国争光的内涵”［14］。不能将奥运会这一“国家对抗”平台狭隘化，世界杯足球赛的全球影响力远超奥运会足球比赛，职业网球四大满贯赛事同样比奥运会网球比赛的全球影响力要大，各单项运动项目具有不同的赛事运作特征和发展形势，在各单项运动项目的顶级赛事中取得佳绩，就是最大的“为国争光”。美国男篮失去雅典奥运冠军，没人能够否定美国作为头号篮球强国的地位，这说明无论是精英体育还是职业体育，都能达到“为国争光”的舆论影响效果。这里应该考虑中国媒体战略问题带来的变化，中国传统媒体热衷于奥运会、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欧洲媒体热衷于足球、网球、高尔夫等项目，由此建构了体育赛事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影响范畴。奥运会网球比赛在国内具有强大的媒介影响，职业网球四

大满贯赛事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媒介影响，李娜澳网夺冠这一媒介事件对于国际舆论的影响力，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层面上的“为国争光”。同时不能忽视对本质问题的思考，“奥运争光”这一最高目标的最终价值旨归是人民的福祉，是以落实与促进人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和人民的幸福感为基本原则。面对李娜澳网夺冠这一媒介事件，网球迷们都“惊呆了”，中国人民都“笑翻了”，完全达到了“为国争光”的“全民狂欢”效果，甚至超越了“奥运争光”可能产生的舆论效应，这不就是中国人民期待的“为国争光”效应嘛。

凡此种种，无怪于由运动员跨国流动的文化边界问题，引发的社会与文化争论。身份政治是文化政治研究或文化边界争论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身份认同（Identity）作为认知结果形成的是一种自我定义和A与非A的结构，通常讲的“国家认同”、“社区认同”、“家族认同”、“阶级认同”、“文化认同”等多是指人们对于自己归属于自己国家、社区、家族、阶级、文化等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5］。李娜跨国参赛行为所引发的社会争议，或者上升到运动员跨国流动的层面，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寻求民族复兴并走向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迷途中，努力寻找与界定自我迷失的身份归属的强烈渴望。运动员跨国流动的文化边界在哪里？哪种跨国交流行为能够得到当今中国社会的理解？民族性在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伴随中国梦的冉冉升起，全球化与民族性这对矛盾体又将演绎怎样的文化历史？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思考的问题。

无论是“激进的发泄”、“暴跳的水军”、“闷骚的看客”、“理性的评说”等多元社会话语生态，“看不得别人好”、“羡慕嫉妒恨”、“投去赞赏的目光”、“耳畔响起的掌声”等多元社会心理表达，还是从“卖国贼”到“海外兵团”、“海外使团”再到各种善意称谓的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看待运动员跨国流动现象的思维成长历程。当今世界早已不是冷战时期的“零和博弈”，而是以“合作与发展”为时代主旋律的共赢模式，全球化价值观和民族性进程共存发展的时代。或许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意义上的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正经历着价值观的嬗变和身份政治的话语重构过程，等待国人推倒最后的“柏林墙”。最后要说的是，运用“揪小辫”、“扣帽子”、“挥棒子”的舆论造设手法，以及驱动这种不负责任的无理宣泄话语背后隐藏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终将随着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日趋开放和宽容而退出历史舞台。

［1］李芳田.国籍移民及其政策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4-17.

［2］郭秋梅.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迁移组织（IOM）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22.

［3］霍子文.“单飞”对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的启示——以李娜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2012（6）：73-77.

［4］LLOYD L.WONG，RICARDO TRUMPER.Global Celebrity Athletes and Nationalism：Fútbol，Hockey，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J］.Journalof Sport＆Social Issues，2002（2）：168-194.

［5］种昂.企业家何以移民海外［N］.经济观察报，2013-12-23（15）.

［6］JASON PHAN.Foreign Talent，Local Glory：Can National Ex⁃cellence Be Outsourced？［J］.Sport，Ethics and Philosophy，2013（2）：186-201.

［7］STEVEN A.RIESS.Sport and the American Dream［J］.Journal of SocialHistory，1980（2）：295-303.

［8］MARTIN LITTLEWOOD，CHRIS MULLEN，DAVID RICH⁃ARDSON.Football Labour Migration：an Examination of the Player Recruitment Strategies of the‘Big Five’European Foot⁃ball Leagues 2004-5 to 2008-9［J］.Soccer＆Society，2011（6）：788-805.

［9］RAFFAELE POLI.African Migrants in Asian and European Football：Hopes and Realities［J］.Sport in Society，2010（6）：1001-1011.

［10］高守东.中国竞技网球步入巅峰的沉思——以李娜问鼎法网为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6）：601-605.

［11］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M］.王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4.

［12］刘静，邓秀军.明星运动员媒介形象的全媒体塑造策略研究——以李娜的“大满贯”参赛经验为例［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9）：19-22.

［13］姜富生，刘亚.李娜法网夺冠的成因及对我国网球职业化发展的启示［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10）：53-56.

［14］孙晋芳.中国竞技网球发展的战略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5）：1-4.

［15］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5.

Cultural Boundary Problem Reflected in Athletes’TransnationalM ove

HUANG Lu
（Departmentof Physical Education,HebeiUnited University,Tangshan Hebei063009,China）

From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politics，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identiti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lansquenet,American born Chinese and Chinese，and combined with Li Na’s transnation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the paper carries out a discussion so as to provide a paraphrasing tex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Li Na’s championship in Australian Open Tennis Championship reflects the ideological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athletes’transnational flow，expresses Chinese’strong desire of striving to find and define their lost iden⁃tity since themodern times on the way of globalization to search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The narrow concept of nationalism and flatulentmeans of public opinion creation hidden behind“the contro⁃versy of LiNa”will step down from the arena ofhistorywith the gradualopening of Chinese social values.

athletes’transnationalmove；internationalmigrants；identity politics；cultural identity

G80-05

：A

：1672-268X（2014）01-0001-06

2014-01-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TY001），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85SS1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