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思维，徐志耀，尹元元

（1.湖南商学院 经贸发展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205；2.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3.湖南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总部经济是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它有高级要素密集、高端企业集中和高回报率等“多高”特征。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甚乐观的情况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许多国内一线城市都纷纷提出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并以此作为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转型的重要战略。例如，北京市就明确提出要“做大做强总部经济，逐步形成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集群”；上海、深圳等地区则提出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攻方向，推动现代服务业、新兴商贸业、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发展，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特色经济为带动，商贸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格局，不断加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并出台了相关发展政策，推动着总部经济在中国城市中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1]是党中央在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发展战略，它是相对粗放式城镇化而言的，主要是指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以及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从总体上看，新型城镇化是对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发展战略的一种细化，具体体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其中，城乡统筹是指城镇化的城乡结构向均衡的转化，产城互动是指城镇化的动力结构向均衡的转变，节约集约是指城镇化空间结构向均衡的转化，生态宜居是指城镇化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结构向均衡的转变。新型城镇化战略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对我国的期待，更是我国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它将成为我国下一个三十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在新型城镇化逐步由概念变成政策并不断得到落实的同时，原先的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必将有所调整，这种调整如何体现、如何落实？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厘清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耦合机制，我们可以借鉴若干经典模式来建立和维护这种耦合机制的形成和运行，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给出促进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对策。

一 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机制

从分工的视角来看，总部经济是经济组织在城市演进过程中对劳动分工深化和细化在空间上的一种具体响应，因此，总部经济归根到底就是城镇化进程的一种必然结果。我国的农村城镇化经历了改革开放头三十年的粗放式快速发展，但是资源过度消耗、产业结构僵化、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以及环境污染恶化等问题使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结构失衡的根本性问题，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总部经济既然是城镇化和城市演进过程中的伴生物，那么其发展就必然遵循从粗放式到内涵式发展的转换规律。虽然，我国总部经济在当前阶段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粗放发展的特征，但事实上总部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总部经济实践经验表明它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之间存在许多可以完美耦合的地方。下面，我们就从城乡统筹、产城融合和生态宜居三个方面来探讨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之间的内在耦合机制（见图1）。

图1 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机制概念模型

1.产城融合机制。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方式是以“造城”为显著特征的[2]，它忽略了城市产业的合理分工和科学布局，直接导致了中心城市产业空心化以及部分城市拥挤效应的问题。最新的总部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城市产业必须按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进行专业化空间布局，而不是求大、求全，将高中低端所有产业都密集地布局在城市中央，也不是一味地将所有产业统统赶出城市。当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传统CBD地区除保留国际商务办公、金融资本经营、奢侈品消费等高端服务业以外，其它如餐饮、批发等传统服务业就应该逐步向非CBD地区转移。甚至，可以在一个城市中培育多个专业化的CBD，分别从事更加专业化的商务活动。这样，城市经济和文化也会随着CBD功能的转换而逐渐转型和演进[3]。总部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既有效防范了城市产业空心化，又不同于传统的纯集聚经济，它在城市和产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即产城融合的均衡结果。而这，正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

2.城乡统筹机制。传统的总部经济发展在外延上是等同于城市核心区经济发展的。然而新的总部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均告诉我们，总部经济的发展不限于城市核心区、甚至不限于城市。这是因为，随着包括地铁、高速公路等城市高速交通网络向城郊的延伸，人们的实际通勤空间由传统的地理空间转换为现代的交通空间，城市空间已经被高速交通网络所改变，因此，缓解城市空间拥挤效应的选择范围就大大增加了。城市规划者可以将批发市场、物流集散中心和中小企业集群等总部经济形式向城市边缘地区、甚至是城市的远郊农村地区（许多地方将这种新兴的总部经济形式称为城市的“新区”[4]）转移。这种城市总部经济部分功能向农村地区的延伸带来了可观的外溢效应，带动了城市与周边广大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周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快速改善，逐渐变成了原有城市的卫星城镇，居民因财产性收入来源增加、工资性收入水平上升而实现了就地城市化。从而在总部经济的带动下，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重要目标，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3.生态宜居机制。传统城市CBD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过多、过密和过高的人工建筑把人与大自然隔离开来，在高楼里面和水泥路上人们看不到绿色植物、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负面影响[5]。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我国城镇化的全过程，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工程建设，例如，汽车交通向生态交通的转变，用最小的化石能源消耗和物流实现城市和城乡流通功能的便利通达等等。新形势下，总部经济也一直致力于改变粗放型畸形发展的模式，逐步形成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生态宜居机制。在这种耦合机制作用下，“总部经济”不再等同于摩天大楼、车水马龙和人头攒动，总部经济追求的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低碳环保、生态宜居。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这种耦合发展事实上是遵循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

二 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的实现模式

如前所述，因为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着产城融合、城乡统筹和生态宜居等三个耦合发展机制，因此，在经济实践中，弄清楚总部经济到底以哪种模式与新型城镇化实现耦合发展至关重要。借鉴国内外的经济理论与城市化实践，我们总结了RBD、CAZ和ABP三种典型的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6]。这三种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注重构建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机制，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不过，它们是从不同途径来切入传统CBD的改造和新型总部经济的。实践表明，投入成本有ABP大于CAZ大于RBD，长期收益有ABP大于CAZ大于RBD，净收益同样有ABP大于CAZ大于RBD。为此，笔者以中部地区代表性城市、也是刚刚晋升为国家“新一线城市”[7]的长沙市为例，分别对以上三种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实现模式进行阐述。

图2 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的实现模式

1.城市商业游憩区模式（RBD）。说到长沙市的CBD，不得不提“五一商圈”，它是长沙市历史最悠久的总部经济集聚区[8]。五一路是连接湘江一桥和长沙火车站的东西走向的街道，集聚了大量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和商贸企业，包括老省政府大楼、省委大院、芙蓉广场金融街、友谊商店、五一路步行街等等企事业单位。然而随着该区域总部经济的发展，楼层越建越高、人口越来越密集、交通也越来越拥堵。近几年，长沙市政府从4方面对五一路总部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强调不能一味地造楼而要有机地融入湖湘文化，让五一路总部经济成为一个城市商业游憩区（即RBD）。长沙市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其一，限制楼宇的高度，不盲目地发展“高空”经济；其二，改善交通，拓宽五一路，将五一路步行街设计为长沙地铁的中心枢纽等等；其三，增加湖湘文化的含量，如恢复古“太平街”、“坡子街”和橘子洲风景区，重建五一路步行街等等；其四，绿化环境，将五一路建成潇湘第一绿化带，将湘江打造成“莱因河”以及增加公园草地面积等等。这些措施已经逐步使五一路总部经济从纯粹的CBD转换成为城市商业游憩区，该地区已经发展成为长沙的新名片，这也是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互动、耦合发展的代表性实现模式。

2.城市中央活动区模式（CAZ）。在长沙市，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互动的CAZ模式主要有高新区和梅溪湖新城两个典型代表。长沙市高新区创建于1988年10月，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是长沙市总部经济集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长沙高新区并未满足于传统的总部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不断地将各种经济与社会服务功能纳入到高新区的发展战略中来，使高新区从企业集聚区向城市中央活动区的发展模式转换，包括麓谷林语综合大型生活社区的建设、长沙最大体育公园——保利体育公园的建设等等。梅溪湖国际新城是长沙市政府在2010年开始建设的长沙国际总部经济的新集聚地，除摩天办公大厦以外，梅溪湖新城从一开始规划就非常重视给人们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包括3 000亩的湖体水面，4 360亩的桃花岭公园，集大型歌剧、舞剧、交响乐等高雅艺术表演、艺术展览、艺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等等。这两个地区正逐渐成为长沙总部经济的新集聚地。

3.城郊总部基地模式（ABP）。随着长沙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城市中心地区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交通越来越拥堵。许多长沙市本地的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承受这种过高的生产、办公和生活成本，纷纷将发展的眼光转向城市郊区。近几年在长沙南站周边的城郊区域出现了一种新型总部经济集聚和发展模式——城郊总部基地模式（ABP）。其中，中南总部基地地处长沙市雨花区与长沙县暮云镇的交界处，2011年规划和建设的是湖南省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总部经济集聚区。该区域集聚了包括产业研发、总部办公、产品展示、后台结算、信息交流、员工培训、会议会展等多功能的产业环节，同时依托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精益求精的园区规划，为企业营造一个绿色、生态、集约的总部经济ABP发展模式。在这个环境友好的平台里，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诸如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机构、风险投资机构、金融保险机构和商务会所等高端服务。这种模式不但为中小企业的总部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空间，也为郊区周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城乡统筹发展布下了种子，因此是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全新载体和新兴模式。

三 促进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对策

从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动态演变来看，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它既是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具体落实。如前文所述，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的机制分别是产城融合、城乡统筹和生态宜居，而实现这种耦合的具体模式则包括城市商务游憩区模式（RBD）、城市中央活动区模式（CAZ）和城郊总部基地模式三种类型。然而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为加强和促进两者的融合和耦合，我们至少还要从以下两方面来努力。

其一，地方政府应该使公共产品投入在空间上逐步实现均等化配置，引导总部经济向非中心区域有序扩散。交通公路、公园设施、教育资源乃至行政服务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分布对企业总部经济的实现成本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前，地方政府仍然更多地将公共资源密集地布局在城市中心区域，这是造成城市拥堵的根源所在。地方政府应该改变这种传统的公共产品区位方式，转而将这些资源向城市非中心地区转移，逐步实现空间上的均等化配置，引导企业向非城市中心区、甚至城郊地区有序扩散和重新集聚。

其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该更新观念，合理选择总部办公空间区位。传统的思想认为，能在城市核心地区租赁办公场所、特别是传统的CBD超高层办公场所是一个企业实力的重要表现，这直接导致企业为了面子而非理性，选择了租金高昂的传统CBD高层办公场所。这对中小型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将原本不充裕的资金用在技术研发和营销创新等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刀刃”上，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重大意义。因此，应该引导企业更新观念，将绿色低碳、生态、宜居等观念融入到企业的办公区位上来，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将办公空间向城郊地区的ABP总部基地转移。

[1]聚焦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EB/OL].[2012-12-18].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18/c40555-19930931.html.

[2]蔡继明,王栋,程世勇.政府主导型与农民自主型城市化模式比较[J].经济学动态,2012（5）：58-65.

[3]胡霞.中国城市服务业空间集聚变动趋势研究[J].财贸经济,2008（6）：103-107.

[4]周国华,浦东新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条件与路径选择 [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8（4）：43-46.

[5]阎小培,周春山,冷勇,陈浩光.广州CBD的功能特征与空间结构[J].地理学报,2000（7）：475-486.

[6]柳思维,徐志耀.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的沿革、演进与创新[J].湖湘论坛,2013（6）：34-37.

[7]2013年全国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 [N].第一财经周刊,2013-12-09.

[8]向力力,柳思维,陆纪汉.长沙商贸改革与发展研究 [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