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430074)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平等地对待一切人成为人道主义的核心。这对于批判封建等级制度，对于保证资本主义的自由交换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权利不仅在政治制度和法律上得到保证，而且在文化上得到普遍赞同时，人道主义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就不断地暴露出来。因此，反思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成为现代思想家的重要课题。鲍德里亚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所进行的思考值得我们重视。

一、抽象的“人”是种族主义的基础

按照人道主义的设想，所有人作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都应该享有人的尊严，并得到尊重。这就是说，人道主义确立了一般的“人”的概念。按照这个“人”的概念，所有的人，从儿童到老人，从疯子到病人，都应该被看作是“人”。他们应该按照人的标准而区别于动物。鲍德里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人”，不过是一个重言式句子，没有内涵，它类似于“A是A”。这不过确立了人的“普遍性”的抽象概念。这种普遍特征使我们有可能把“人”和“非人”区分开来。于是，当人道主义企图按照抽象的人的“概念”确立人的平等权利的时候，它也作出一个排他性的规定:即它把其他东西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然而，虽然它提出了“人”这个抽象概念，但是却没有提出人区别于动物的具体标准。

当抽象的人道主义强调“所有的人都是人”的时候，并没有对人进行任何规定。这就是说，“人”应该有内涵，有标准，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标准来确定究竟什么东西可以被看作是“人”。比如，是不是凡是有人的形状的东西都可以被看作是人?猴子和大猩猩是不是也可以被当作人?人道主义也致力于给人下定义: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然而，如果人是理性的存在物，那么，儿童和疯子就不是“人”，因为他们没有理性，或者不够理性。如果我们非常严格地理解理性，那么原始人类也不够理性，比如，他们居然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灵魂，都是有“生命”的存在。甚至，热恋中的情人也不理性。无神论者会认为，崇拜神的人不够理性，因此也不是“人”。或许，有人觉得“理性”的概念难以把握，于是用“会制造工具的动物”来规定“人”。当然成年人、理性人都会制造工具，但是疯子、儿童、特别是襁褓中的幼儿也会制造工具吗?或许，人们会放宽这个定义而认为，凡是具有制造工具潜力的动物就是“人”。但是，那些智力不健全的人，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人也具有制造工具的潜力吗?显然，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人的定义，我们都有可能把一些人作为“非人”确立起来。于是，鲍德里亚说，正是在“所有人都是人”这个重言式句子中，“‘人’获得了道德法和排他律的力量，因为，‘人’当下就确立了自己的结构副本:非人。人甚至只是这种对非人的确立;人类进步，文化进步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歧视，这些歧视不断地使‘他人’成为非人，即宣布‘他人’无效”①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显然，当一个人按照自己对“人”的概念的理解而把“人”确立起来的时候，他就把“他人”即与他的“人”的概念不同的人排除在“人”之外，使“他人”成为“非人”。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进步”、“文明进步”就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排斥的基础上的。按照一些人对“人”的理解，非本民族的人不是人。种族主义者认为，其他民族的人不是人，或者说，他们是“低等的人”。如果他们不是人，那么他们就可以像其他动物那样被屠杀。对于希特勒来说，犹太人不是“人”，应该像动物那样被大规模屠杀。而其他人，比如法国人等，是低等人，应该被“蔑视”。这些人不享受“人”所应该享有的尊严。种族主义大屠杀和对他人的蔑视就是建立在这种抽象“人”的规定中的。当人道主义者抽象地强调任何人都不能毫无理由地剥夺他人生命时，从表面上看，他们对人的生命和尊严充满了敬畏，然而一些人正是按照这种人道主义观念以抽象人道标准对“他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而且，他们的屠杀有充分的理由，这些存在物不是“人”，或者是低等“人”。虽然古代人也杀死非本民族的人，但是，他们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人”而杀死这些人。为此，鲍德里亚说:“种族主义是近代的事情。先前的文化或种族曾经互不了解或者互相灭绝，但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在普遍理性的影响下发生的。”②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古代人没有抽象普遍的理性概念，没有关于“人”的抽象概念，也不可能按照这个概念对人进行种族大屠杀。

当然，现代种族主义者不再像希特勒那样来对待其他民族了，他们更加宽容了。但是只要他们仍然坚持抽象的人的标准，那么，“他人”的概念就不会消除。在鲍德里亚看来，在现代世界，许多人仍然试图从抽象“人”的概念出发超越种族主义，从人道主义的平等道德的观点来看待“人”。比如，人们从理性、心理、生物学标准上来理解人。但是无论人们按照哪一个抽象标准，这些标准都不是客观的、公正的。在鲍德里亚看来，只要按照区别性的标准来区分人和非人，那么种族主义的根子就无法被拔除。他说:“基于这些标准(灵魂或性别)，人们的确可以得出‘黑人’=‘白人’的等价关系——但这一等价关系更加彻底地排除了所有那些没有‘人’的灵魂和性别的东西。”这就是说，即使人们按照同一性的逻辑，认为黑人和白人是相等的，但是，人们却要用“人”的灵魂和特性来衡量所有的人，于是，人们认为黑人具有和白人一样的“人”的灵魂和特性。他们赋予黑人以白人所理解的“人”的特性和灵魂。于是，“这种元人文主义以白人为标准吸纳黑人。但它扩展的只不过是抽象社会性的界限，法律上的社会性的界限。这里仍然是同一种魔术，它仅仅是在普遍性的符号下染白了黑人”③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这就是说，虽然西方社会按照抽象的人的标准在社会的意义和法律意义上承认黑人和白人的同等地位和权利，但是它仍然是从白人的标准理解黑人的，要求黑人变成白人。所以，在这里种族主义的根基并没有被动摇。

按照抽象“人”的定义来理解人，不仅无法消除种族主义，而且还会使这种种族主义深化、隐蔽化，甚至还会渗透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人们不仅可以按照抽象的标准对人和动物进行区分，而且还可以对人的内部的不同人群进行区分。这种区分的思想基础都是一样的，都相信一个“人”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一些人不是“正常人”。比如，“疯子”不是“正常人”，因此，他们必须被关在疯人院中接受治疗。儿童不是“正常人”，他们应该在学校中接受教育。这种治疗和教育就是要让他们变成“正常人”。老人本来是“人”，但是却越来越成为非“正常人”，他们被驱逐到社会的边缘。当然，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加“文明”了，我们把老人放进了“老人院”。这是对老人的彻底驱逐。这就如同我们曾经把疯子放在疯人院一样。在我们的文明进步中还有许多人遭到了驱逐:“穷人、不发达国家的人、低智商者、性反常者、变性者、知识分子、女人:这是恐怖的民俗、驱逐的民俗，这种驱逐的基础是越来越种族主义化的‘正常人’定义。”④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这就是说，普遍人的概念(它的思维方式)总是对人进行分类，而这种分类就是一种区隔和分离。对人的类别所进行的不同形式的区分，无论是男女还是老幼，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都是一种隐蔽的“种族主义”，都是一种社会排斥的形式。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分析平等权利时就指出，抽象的平等权利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是因为，人和人是不同的。社会按照平等原则使同等的劳动获得同样的报酬，从表面上看是平等的。但是，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他们的家庭条件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人要养孩子，一个人是单身汉。于是，即使同等的报酬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平等。因此，马克思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04－305页。这种平等只有抽象的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实质上的平等。鲍德里亚对人道主义的抽象“人”的概念的批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抽象的人”的观念的批判是一致的。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人，鲍德里亚关注每个人的特殊性。当然，鲍德里亚不仅仅关注人们之间的差别，而且要解构抽象的“概念”，动摇一切概念的确定意义。

根据鲍德里亚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说，人道主义试图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却产生了新的不平等，试图消除社会歧视和社会不公正却产生了新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

二、人道主义让人成为潜在的动物

人们对上述分析会提出批评意见，他们认为，人道主义的抽象标准只是要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而不是在人的内部进行区分。那么人道主义果真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了吗?

在我们的社会，如果一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必须受到处罚比如判处他死刑。但是，如果有人把动物吊死，我们会感到这样的做法很恶心。因为，我们把动物和人区分开来了。动物即使犯错，也不能被处死，因为动物没有意识，没有责任能力。同样，如果我们不处罚某个人，比如我们不处罚儿童和疯子，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责任能力②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于是，在这里，儿童和疯子潜在地变成了动物。正如我们不能处罚动物一样，我们也不能处罚儿童，因为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他们没有责任能力。人道主义在致力于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时候，却潜在地把某些人等同于动物了。

原来，我们处罚罪犯，这是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来进行的。我们把他当作人，当作有责任能力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为什么要处罚罪犯呢?为什么把一个人处死呢?如果我们坚持人道主义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处死这个人是因为我们坚持了一个杀人偿命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的背后所坚持的是一种报复的原则、经济上的偿还原则。正如黑格尔当年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论述的那样，我们之所以要惩罚罪犯，不是要对他进行报复，而是因为我们把他当作了人。按照他的看法，人的行为是理性人的行为，其中包含了“普遍物”。对于黑格尔来说，对罪犯进行处罚就是对他作为“人”的尊敬，即“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103页。。如果我们坚持人道主义原则，那么我们只能说，只有当一个人没有人性(没有普遍物)的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人道主义的理由处罚某个人或者杀死某个人。我们处罚罪犯是为了消除罪犯的兽性，而使他们重新成为人。我们处死某个人是因为这个人彻底丧失了人性。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像处死动物那样处死一个人。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道主义贯彻到底，那么我们最终不是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而是把人和动物等同起来。

处死罪犯是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的右派的观点，这些右派人士认为，罪犯是社会中的“毒瘤”，社会应该去除这些毒瘤。人道主义的左派则反对这样的观点，在人道主义的左派看来，我们不仅不能处死动物，而且也不能处死人;不能处罚动物，也不能处罚人。原来，动物没有责任能力，所以人们不能处罚动物。而在现代社会，人有责任能力，但是，人却不应该再承担责任。他们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社会来承担。鲍德里亚说:“责任是启蒙时代的个体遗迹，它随着系统变得更为合理而被系统本身清除。”④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这就是说，当代社会是一个合理化社会，人是按照合理化的原则行动的。比如，按照韦伯的科层制度的理论，一个人只能按照制度所规定了的要求来行动。在企业中，在政府机构中，个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在传统社会，人们之间是自由竞争的，在这个社会，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斗争，必须要承担责任，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是国家计划中的一个分子，是按照国家的规划来行动的(国家干预免除了个人责任)。为此，鲍德里亚指出，在这里:“整个责任价值系统都自行崩溃了。”①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当责任系统崩溃的时候，人就不用承担责任。于是，在这里，人和动物一样，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

人道主义中的左派思想家强调，在当代社会，个人的犯罪行为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个人不应该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为此，这些人道主义的左派思想家反对处罚，反对死刑。如果说在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动物被免除了责任，那么在这个体系中，人也被免除了责任。人和动物被归于同类。在人道主义系统中，无论按照左派免除责任的思想还是按照右派处罚个人的思想，人在这里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动物。人道主义的原则并没有能够真正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

过去，人道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所有人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如今，人道主义把这个道德原则进一步扩大到动物，认为所有的生命价值都是相等的。人道主义不仅把所有的人都等同起来，而且也把人和其他动物等同起来。人道主义现在非常关心人，比如要求不能处死人，不能虐待罪犯，保证罪犯人的尊严等等，倡导从生活上、心理上来关心罪犯。但是所有这些关心的核心都是一样的，即认为他是不正常的人。鲍德里亚说:“个体在这里被当作功能幸存者和回收对象——人们用治疗和关怀围绕他，占据他，但这些治疗和关怀都说明了他的异常。”②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在人道主义的面具背后所隐藏的，是被关怀对象是不正常的人、是病人、是疯子、是罪犯。人道主义关怀他人的时候总是以抽象的人的概念为标准，而按照这个抽象标准，其他人还没有像“人”那样活着。人道主义者帮助这些人，关心这些人，努力让他们像“人”那样生活。因此，他们对他人的关心总是意味着他人是低等人、病人、犯人、疯子，都不是“正常人”，接近于动物的人。这种关心包含了对他人的深层蔑视。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社会蔑视的根基是人道主义所确立起来的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他看来，只要一个社会按照抽象人的标准来看待人，那么其中就必然包含了对一些人的蔑视。而这种对某些人的蔑视按照象征交换关系又转变为对所有人的蔑视。

三、人道主义把所有人都当作潜在的“罪犯”

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既然人和人之间有不同，那么就应该承认人的行为就不可能是一样的。在这些不一样的行为中某些行为是不道德的，是犯罪。但是，在如何对待犯罪和不道德上，人道主义却是非常不人道的，即把他们作为低等人加以驱逐。按照人道主义的人人平等的观念，所有的人都应该按照同样的善恶标准或者同样的法律标准来加以管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按照这样的原则，不道德的人、罪犯就受到社会的排斥和驱逐。鲍德里亚说，“我们现在对于那些行为异常者却只知道消灭或治疗，只知道清除，驱逐，把他们抛入社会黑暗之中。”③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在近代社会，社会驱逐他们的方法是给他们定罪，关进监狱之中。虽然这些人还是“人”，但是，他们是低等人、不正常的人、不文明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等等，是需要经过“文明”的方法加工改造的人。为了改造他们，社会建立了各种设施，比如监狱、学校、工厂。社会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成为“正常人”。鲍德里亚说:“社会通过正常化，即通过把等价关系的逻辑扩展到所有人——规范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自身最终被社会化，它排斥所有抗体。正是在此时，在同一种运动中，社会创建了专门用来收容这些抗体的机构——因此在几个世纪中，监禁、疯人院、收容所、学校非常兴旺，我们还不能忘记工厂，工厂也是随着人权的出现而开始繁荣的——劳动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④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社会中的人本来都不一样，但是现代社会要通过各种设施来规范人、教育人、训导人，使他们成为同样的人。我们把这个过程美其名曰“社会化”。然而，“社会化只不过是各种差异的象征交换向等价关系的社会逻辑的大规模过渡”⑤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化就是要消灭人的差异，消灭人的个性。在鲍德里亚看来，消灭人的差异，消灭人的个性，就是消灭社会中的反抗力量，就是消灭社会中的抗体。在鲍德里亚看来，犯罪、不道德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个体差异，是对社会规范秩序的一种抗议。它的功能就是要解构秩序。当人被限制在强制的社会结构中，人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人道主义本来是要实现人的自由，但其结果是人没有自由了，失去个性了。这种人道主义要求人都按照“文明”的秩序即“人”的标准来行动，但是这种所谓的文明秩序果真那么“文明”吗?

传统上，社会对于破坏秩序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清除和关押。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了，它对他们采取治疗的方法。鲍德里亚说:“这个阶段通过医学和心理学的迂回，逐步宽恕了罪犯，并且把罪犯作为社会存在来回收。但必须看到，这种自由转向的基础是一个整体上具有压制性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正常机制吸收了以往属于特殊机构的那种压制功能。”①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原来，犯人必须被关进监狱，现在，社会宽容了，让他们在社会中接受“再教育”。这种所谓的再教育实际上就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了“监狱”，或者说，整个社会就变成了“压制空间”。福柯所说的“透视监狱”就是这样一种压制机构。在这个压制机构中，我们所有人都是“罪犯”。鲍德里亚说:“刑罚制度本身将在治疗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大回收中以最纯粹的形式得以实现。刑罚暴力将在再社会化和再教育中(在其他地方，根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不同，可能是在自我批评或悔过自新中)找到自己更微妙的等价物——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每个人都在正常生活中被传讯:我们都是疯子和罪犯。”②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265页。以前，我们的社会只是对某些人进行压制，迫使他们社会化，而如今，我们更加文明了，刑罚暴力消失了，文明的社会化方法出现了——用心理学、治疗学方法来实现社会化。不过社会化的对象扩大了，所有人都是社会化的对象。我们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为罪犯。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传讯。在这里，鲍德里亚采取了尼采和福柯的系谱学方法。原来社会所采取的是人道主义右派的方法，在监狱中控制犯人。现在采取的是人道主义左派的方法，它去除了对犯人的处罚，但是却对所有人进行规训。为此，鲍德里亚说:“消除人道主义价值的第二个好处是压制性机构的解体。”③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清除人道主义就是要清除社会中那些规训人压制人的机构。鲍德里亚的“我们都是疯子和罪犯”的指认，包含着他对现代文明制度的批判。

当然，“我们都是疯子和罪犯”也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秩序提出挑战的意思，这句话是对“我们都是德意志犹太人”这句话的翻版，后一句话本来是用来反抗德国纳粹的社会压迫的。它的含义是，在德国，人们不能把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作为两类不同的人对立起来。同样，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不能把文明人和不文明人对立起来，把常人和罪犯对立起来。本来所有的人都是不同的，人道主义的“人”的概念就是压制差异。在现代“文明制度”中，压制差异不是用消灭差异的方法，而是用同一性的逻辑，即“把差异吸收到等价关系和社会压制的普遍性中”，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成为“被压迫者”。既然所有人都是“被压迫者”，那么这反过来又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人道主义所主张的那种对立被取消了，即按照抽象的人的概念而对人和非人所进行的划分被取消了。人道主义最初是要把人和非人区分开来的，而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成为“非人”，都需要被规训和处罚。

而鲍德里亚所强调的差异性就是要否定这种所谓的“社会化”。在他看来，“我们都是疯子或者罪犯”具有颠覆性意义。既然我们都是疯子，那么我们就没有统一的社会化标准，如果要使人社会化，那么这不是要让不同的人成为同样的“人”，而是让他们成为“疯子”，因为，我们都是疯子。社会化就是“疯子化”、“罪犯化”(同所有其他人不一样的人)。于是，他借让蒂之口说:“问题不是让疯子回归社会的真相，而是让社会回归疯病的真相。”④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这就是说，社会不应该要求人按照同一的理性标准来行动，特别是按照同一的经济标准来行动。不按照经济标准来行动似乎就是疯子，这就违抗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要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原则就要成为“疯子”。如果我们都是疯子，我们都是罪犯，那么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必然会崩溃。如果我们都是“疯子”和“罪犯”，那么人道主义所规定的人的标准也必然崩溃。如果我们都是疯子，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被当作特殊的人对待。

四、对动物的保护就是贬低动物

人本来也是动物，或活动的物，但是人却把自己排除在动物之外，把自己看作一种特殊的类，“人类”。人类的概念一旦被确立起来，动物就受到了贬斥，被当作可杀、可吃的类。当人按照人道主义原则来保护动物的时候，总是把动物和人区分开来，把动物排除在人之外。当人道主义把对于生命的关心扩展到动物的时候，它实际上在疏远和蔑视动物。这是因为，人道主义确立了一个抽象的人的标准，按照这个人的标准，动物是异类。从这个意义上关心动物就像某些人道主义者关心穷人和疯子一样，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是一种深层的蔑视(这种蔑视还有另一种形式，本来关心穷人、病人等“不正常”的人是“正常人”的事情。然而，人们有时却发现，一些穷人、病人等“不正常”的人也开始关心其他“不正常”的人，我们的社会中的“正常人”震惊了。因为，这些“不正常”的人颠覆了“秩序”即“正常人”所设想的秩序。“正常人”发现了“不正常人”的“伟大”。实际上，这是“正常人”疏远“不正常人”的一种方式。不过，这种方式更加隐秘。“不正常”人越是崇高，这就越是表明，“正常人”正在疏远他们。“正常人”正在用一种隐秘的方式“蔑视”他们。反过来，如果我们用平常心看待他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不是疏远他们，而是和他们更加亲近)。这是一些低等的类，我们要关心这些低等的类。我们关心动物不是我们与动物更加亲近了，而是我们与它们彻底分离开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心他人就是疏远他人，让他人崇高也是疏远他人。而在这种关心、这种让人崇高的方法中却可能包含了深层的蔑视。

鲍德里亚通过处罚动物的例子来说明人对动物的贬低和疏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偶尔还能看到，有人由于动物犯了“错误”而处罚动物，比如猫偷吃了家里的小鱼，有人就处罚这只猫。但是，具有同情心的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对此却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这种虐待动物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鲍德里亚认为，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心灵深处隐藏的就是一种深层的人类中心主义。如果人犯了错误，他们就会去处罚他。如果有人用处罚人的方法来处罚动物，这就让他们感到非常“恶心”。但是为什么不能用处罚人的方法来处罚动物呢?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动物没有“意识”，“没有责任能力”。动物保护主义者在人和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非常明确的界线，即动物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在传统上，如果动物犯错误了，我们的前辈也会处罚动物，把动物当做犯错误的孩子一样处理，他们把动物当作了自己的伙伴。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更“文明”了，我们不能处罚动物。这是因为我们把人和动物彻底分离开来了。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分离就已经包含了一种蔑视。于是他说:“我们今天‘人道地’对待动物，我们尊重动物。然而恰恰相反:我们对惩罚动物的反感与我们对动物的蔑视成正比。正是在我们的文化特有的对动物的贬低中，在无责任性中，在非人性中，动物失去了享有人类礼仪的资格:于是只要把人类礼仪用到动物身上，就足以引起我们的厌恶，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道德进步，而是由于人类种族主义的深化。”①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一些爱护动物的人士爱护动物是因为动物不是人，是宠物，是非人性的东西。我们爱护动物不是因为动物是我们的交往伙伴，而是因为动物和我们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距。这就如同我们关心疯子、儿童、智障人士一样。因此，“我们认为动物(以及疯子、智障者、儿童)清白无辜，这说明我们与动物之间有根本的距离，说明人类的严格定义使它们遭受到种族排斥”②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62页。。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地保护动物呢?鲍德里亚认为，这就是要采取象征交换的方法。这就是把动物看作是人的象征，而把人也看作是动物的象征。这就是说，人与动物类似，我们可以用人来代替动物，也可以用动物来代替人。这种相互取代就是一种相似性和关联性。

按照象征交换的原则，人和动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差距，正常人和疯子之间没有绝对的差距。消解了这种差距，人道主义的抽象“人”标准就会自行崩溃。人道主义按照抽象的人的标准、抽象的理性标准在人和动物之间划界，在人和人之间划界。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人，而致力于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时候，我们最终发现，所有的人都有兽性，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动物。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象征交换的不可避免性。既然象征交换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象征义务。这就是当我们都努力把自己当作正常人看的时候，也必须知道自己也是“疯子”;在努力把自己当作人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我们自己也是“禽兽”。如此一来，我们对待“疯子”、“禽兽”就会更加亲切。当我们看到野蛮民族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自己也很“野蛮”，如此一来，我们就和他们非常亲切。我们就可能真正地理解那些野蛮人。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是“人道的”。

鲍德里亚对于人道主义的批判就是建立在对“抽象”人的批判的基础上的，他所主张的是一种“象征交换”的观念。这是有合理性的。这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和资本主义刚刚产生时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了。在资本主义刚刚产生的时候，它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平等。在这个时候抽象地强调人，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种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的今天，仍然按照抽象的平等原则来处理今天的社会问题就不行了。今天，人们所期待的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抽象平等，而且是人的特殊价值和特殊身份。所有人都要求这种特殊价值和特殊身份得到承认。比如，同性恋者的特殊身份要求得到承认，特殊的民族文化要求得到承认，特殊的价值观念要求得到承认。在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背景下，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化总是伴随着普遍化:规则的共同性、标准的共同性等。但是，普遍化越是推进，特殊性的要求就越是强烈。极端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当然，特殊化、个体化不是要否定普遍化，而是如何有效地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就人道主义观念来说，我们在承认普遍的人的标准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中忽视人的个性和特殊性的局限性，从而更加关注人的个性和特殊性。反过来，在强调人的个性和特殊性的同时也要关注共同性和普遍性。鲍德里亚所提出的“象征交换”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兼顾了这两个方面。他的思想特别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