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 定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西晋（265—316年）结束了“汉末差不多七十年来的分裂、割据”，“那是：新的政令、新的气象。”[1]西晋的诗歌创作也较为发达，涌现了一批名诗人。①钟嵘在其《诗品序》中言：“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可见出西晋诗坛的盛貌，诗坛新人层出不穷。西晋诗人在诗歌表达之中，也承继了西晋之前诗歌惯用自然物引出诗歌表达内容的技法，他们在诗歌作品之中，多用自然物的介入诗歌，这在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品味的同时，也构建了西晋诗歌的基本风貌。那么，西晋诗歌创作与自然物的关系是什么？西晋诗歌中多以自然物入诗的原因是什么？西晋诗歌承继自然物入诗之意义有哪些？本文将展开相关探讨。

一、西晋诗歌中所涉“自然”、自然物，何以界定？

我们在对西晋诗歌中的“自然”，展开相关讨论，在展开这一主题讨论之前，有必要简要地厘清“自然”、自然物的相关概念。“自然”这一概念是多义的。关于“自然”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如，“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此自然有“自然而然”意；“纵欲则得自然。”（嵇康《难自然好学论》），此自然，可以解释为本性之意；凡此种种，可谓“自然”之义，无达诂。而本文所言的自然，即大自然、自然界，此“自然”亦有狭义与广义的解释。从狭义上说，自然界或言大自然，指的是人类社会以外的无机界和有机界；而从广义的层面理解，自然，可以指涉整个客观物质世界。本文所论的自然，并非涉及“自然”的多重涵义，诸如“自然而然”、“本性”之意涵，亦非指涉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宏大概念，而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的大自然，即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本文提到的自然物，指的是：除了人类自身以外的动物、植物、矿物等自然界的物质实体。

通过研读西晋诗歌，我们发现，西晋诗人多以自然物入诗，在承继了西晋之前的诗歌创作的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展现了西晋诗歌之中“自然”的风貌。自然物在西晋诗人的“艺术处理”后，精致化了，西晋诗人的诗作中自然“主观化”色彩浓，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西晋诗歌可以说是一部浓缩史，这些诗歌文字之中有意或无意地积淀着西晋诗人的生命体验。而我们通过对其作品的“自然”来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这对于我们中肯地把握西晋诗人的诗歌作品，窥探西晋诗人的自然观，都有着借鉴的意义。

二、西晋诗歌创作与自然物的关系

西晋诗歌之中，用大量的自然物入诗歌，增加了诗歌的意蕴。“自然”作为西晋诗歌之中重要的“元素”，对诗人的诗创作有“触发”的作用，自然物也多作为诗人表达的重要依凭，西晋诗人笔下的“自然”呈现出了协调、有序的风貌，鲜见对“自然”消极层面的诗歌表达，西晋诗人笔下的自然也呈现出了明显的“艺术化”、“主观化”倾向。

（一）自然物作为西晋诗歌的“发生”源

我们在西晋诗人的诗歌，可以见到诸多自然物的介入，但这并非西晋诗人始为之，我们在《诗经》、《楚辞》之中亦颇多见到。在距离西晋比较近的曹魏时期，诗人将自然物作为诗歌表达对象、倾诉对象的情况多了起来，情感上更加具有个性化。自然物触发了诗人的情绪，外在的自然与内心的思想，形成互动。自然物介入了诗歌，成了诗人内心情绪表达的对象。如，“三曹”文人中的曹丕，他在面对大自然之时，深受触动，多有感慨，其《丹霞蔽日行》有诗句：“丹霞蔽日，采虹垂天”，“古来有之，嗟我何言。”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本文所涉诗歌均引自该书，下同。《善哉行二首》有载：“高山有崖，林木有枝”，“载驰载驱，聊以忘忧。”曹丕作品可谓尽显了大自然的“妩媚”，令人神往。自然物对曹丕触动很大，其诗歌作品中不乏自然物的书写，但这些自然物在曹丕看来，亦有“悲”、“忧”、“愁”，也是他心境的体现，又如其《至广陵于马上作诗》开始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曹丕临江水，江水触动了诗人的心弦，其诗歌中对江水的简略提及，然后“歌以咏志”，从“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足可见出其气概，亦可见出自然物对其心灵深处的触动。

亦如其《芙蓉池作诗》中有诗句：

“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诗歌中“风”、“鸟”、“霞”、“星”等自然物，触动了作者，自然物亦是化为诗歌中的构成因子，成了诗人内心积郁抒发与排解的对象。正如《文心雕龙·明诗》所言：“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物”触动了“人”，而后有诗文出炉。此时的诗作之中，自然物入诗歌，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但自然物依然是辅助的“因子”，依然为主体的表情达意服务。

西晋时期的诗人作诗，亦无法逾越这一“框架”，明显继承了这一诗歌表达风格，自然物对西晋诗人的触动，激发了西晋诗人的诗歌创作，此时的诗歌对自然物的描写，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诗人对自然物入诗歌的“技法”，把握地也更加娴熟了，甚至呈现出了一种口语化表达的倾向。且看张翰的《思吴江歌》：

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安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秋风”、“佳景”、“江水”、“鲈鱼”，这些自然物，让张翰受到触动，未免思乡情切。诗人信手拈来，自然物在诗中既然方便了表达，又增强了诗歌的气韵，诗人对自然物入诗歌这一表达方式的把握，已经不着痕迹，出语自然；《思吴江歌》呈现出了较为明显了口语化倾向，但这并没有降低诗歌艺术水准。在西晋诗人的作品之中，自然物介入诗歌，对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的提升，有着积极影响的，如陆机的《拟古七首》之中的诗歌：

“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外在的自然界事物，触动了作者，加之作者自身情绪因素与之互动，从而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欲望。陆机的《拟东城一何高》这一诗歌中，开始曰，“西山何其峻，层曲郁崔嵬”，山的峻拔，对其作诗灵感的激荡，十分明了。

陆机对山的描写极其精细，“层曲郁崔嵬”，写出了山的九曲回环、树木丛生、高耸之貌，极尽描述之能事。《拟兰若生春阳》之诗首句：“嘉树生朝阳，凝霜封其条”，此诗句对“树”的描写，亦十分细腻。写出了“树”所生长的位置，在山的东面，也写出了“树”当时的状貌：霜已经覆盖了其枝条。西晋时期的诗人陆机对自然物的描述可谓“工笔”，这是自然物对人深刻触动的结果，这“笔”之中也浸润了其个人对自然物的理解，可以说，这也是整个西晋诗人对自然物的新感知、新理解、新体会的一个表征，展现了西晋诗歌的独特风貌。

西晋诗人在诗歌之中对于自然物的运用，已经较西晋以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不仅是诗歌创作，我们在此时的诗论之中，亦能看到一斑，如陆机的《文赋》中有言，“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诗人受到自然物触发，而后有作品产生，这不仅运用于西晋诗人的诗歌创作当中，亦为诗论家进行相关的理论总结提供了便利，这是西晋诗歌发展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二）自然物作为西晋诗歌表情达意之凭借

诗歌创作当中，要表情达意，离不开词汇。而词汇当中承载的多为“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内容。而诗人在诗歌创作当中，用自然物来承载诗歌思想的表达方式，亦是十分普遍的。究其源头，自然物作为西晋诗歌表情达意之凭借，在西晋之前已较多，如在《诗经》之中，自然物被用来比拟，用来引出作者要表达的想法。到了汉代，用自然物来引出诗歌叙事的“习惯”被承续下来，用自然物来喻人、喻事的情况日益增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谓自然物渐渐演变成了诗歌思想表达中的凭借了，如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中有诗句：

“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

赵壹的《秦客诗》中有诗句：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对以上诗歌的梳理，可看出此时的自然界中的自然物，已被引入创作，用于叙事。诗人“自我”的思想通过自然物来委婉表达，如其中言“饕餮贪污”，“河清不可俟”等，诗人在不自觉之中，已将借助自然物，运用于诗歌委婉表达，或者说是一种隐晦表达的凭借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然物大量入诗，并充当了诗歌思想表达的凭借的现象，当然也同该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系，这时期，社会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导，人在创作诗歌时，不免要用自身最熟悉的自然事物入诗，大量的自然物入诗，承载了人对自然、人对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思考，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西晋及以后的诗歌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之前诗歌从思想和内容上，不少诗歌透露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密联系。人与自然不可分，在诗歌创作上，亦是如此，这或许可认为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先人之生存经验，积淀于人之心灵，[2]先人的生活、创作与自然联系紧密，从西晋以前的诗歌来看，这种人与自然亲和的“集体无意识”渗透到诗歌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些民歌也是如此，如：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卿云歌》）

可谓信手拈来，不知不觉地将自然界中的自然物运用于作品创作。到了西晋时期，诗人与自然亲和，密切相关的“集体无意识”，亦在不断地得到强化。自然物用来作为诗歌表达凭借，所运用的范围更加扩大了。且看，张华的《励志诗九首》中的《其五》中有诗句：“养由矫矢，兽与于林。”《其七》中有诗句：“山不让尘，川不辞盈。”可以说，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山、水等自然物，皆入了张华之诗歌，张华以自然之物来比人，来做形象的言说，阐明道理，等等。西晋诗歌中的自然物，在构建诗歌的内涵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价值，诗人在其诗歌作品创作之中，对自然物的运用亦是信手拈来，自然物是诗歌成文的重要“材料”了。可以说，自然物不仅仅为诗人的物质生活的丰富，提供了资源供给，对人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亦是贡献极大。在西晋诗歌之中，自然物“承载”了诗人的思想，要比西晋之前的诗歌作品愈加丰富了。且看，陆机的《猛虎行》中有诗句：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

诗中引入自然物，实为便于陆机表达内心之思索。可见，西晋的诗歌之中，自然物成了诗人表达个人情绪与思想之中的重要元素，诗人不自觉地在诗歌创作之中，承继“以自然物比德”的诗学传统，自然物作为诗歌中的“底色”或者说是“背景”的情况，愈加强化了；自然环境在诗歌中，成了不可或缺的元素，如左棻的《啄木诗》中有诗句：

“此盖禽兽，性清者荣，性浊者辱。”

诗人寄情于诗，以“啄木鸟”入诗歌，依然显见“比德”之风；与此同时，“啄木鸟”这一自然物，亦是诗人表达思绪所不可或缺的。

又如，刘琨的《扶风歌》之首句为“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此亦为自然物介入诗歌，方便诗人的表情达意。西晋诗歌创作之中，自然物大量而娴熟地用于比拟人，但自然物只不过是点缀物，终是要用来表现个人情感或者思想的，也更加凸显“人”的价值，这或与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有关，西晋品鉴人物的社会风气，对西晋诗人有着影响力，当然对其诗歌的创作也是有着一定影响的。而以自然物的譬喻来进行人物品评，这在西晋社会之中，亦是较多的，如《世说新语》中载：

有人哭和长舆，曰：“峨峨若千丈松崩。”《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第5条）》

“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第11条）》

用自然物来品鉴人物，借用自然物来表达个人思想倾向，也凸显了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晋人对时人进行品评，这不仅是对于个人品质的评价问题，往往还关系到 “入世”诗人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依托，如《世说新语》之《贤媛第十九·第19条》记述了陶侃之母，助其获得美誉，然后入仕得官之事。

在晋代，举孝廉这一选官制度依然盛行，诗人要取得一官半职，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其的评价和推举，往往能够改变诗人的人生轨迹，又如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第47条）提及吴坦之、吴隐之兄弟在遭遇母亲童夫人逝世一事，悲痛欲绝，感动时人。之后，吴隐之得到韩康伯提拔，显贵发达了。

概而言之，西晋时期自然物被用来品评人物，或介入诗歌创作的现象是较多的；自然物是西晋诗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凭借”；而我们细读西晋诗歌，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自然”只是从属，为“人”的表情达意服务。自然物入西晋诗人的诗歌，但多充当“服务”于诗人情感表达的角色，而自然物作为完全独立的审美对象，我们在西晋诗人的诗歌当中，基本看不到。这也可以见出，西晋诗人在其诗歌当中，对于自然物的运用是有意或无意的，这都要服务于诗人主体的个性表达。而“作为西晋诗歌表情达意之凭借的自然”之“价值”的不断凸显，也反映了西晋诗人多用自然物入诗，不断完善诗歌表达技法的趋向。

（三）西晋诗歌中被美化的自然物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诗歌中的自然物，多经过“艺术的加工”，有自然审美化的倾向，如：

西山何其峻，层曲郁崔嵬。（陆机《拟东城一何高》）

兰波清涌，芳浒增源。（陆云《谷风五章之一》）

而自然界当中，自然物往往为灾害的肆掠充当物质载体，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等“消极”因素，在西晋诗人的诗歌中是鲜见的。但事实上，西晋时期，自然灾害频繁：

（晋武帝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乙卯，诏曰：“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

秋七月，朱提山崩，犍为地震。（《晋书·卷三》（帝纪第三 武帝）

又如：

（晋惠帝永平二年）冬十一月，大疫。是岁，沛国雨雹，伤麦。

三年夏四月，荥阳雨雹。

六月，弘农郡雨雹，深三尺。（《晋书·卷四》（帝纪第四 惠帝）

本地的湖面上弥漫着雾气，对增进环境气氛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时天鹅或是家鹅是很好的拍摄对象，因为它们有着容易识别的轮廓。

从这些史料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晋时期，不仅时局尚不稳定，以自然物为载体的自然灾害，肆掠非常，而这些自然的灾害书写或描绘，在诗人的诗歌当中，被“遮蔽了”。极难见到西晋诗人对于自然灾害的书写，诗人的诗歌之中反映的自然物，多是借物表达思绪，借自然物涤荡心灵，而自然物本身狰狞的一面，多在西晋的诗人诗歌之中，被淡化了。可以说，这也是诗人诗歌中“自然”的一个重要表征。西晋诗人在面对人事的焦灼，自然灾害的肆掠，最终还要用较为“缓和”的“自然”来表达诗人的感与思，体现了西晋诗人自然观的独特风貌。①这也从一个侧面应证了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真实”论点的局限。纵观西晋的历史，当然我们对于史书可以有质疑的地方，而我们在研究西晋诗歌之时，也未必只是以诗歌文本来进行讨论，必要的历史框架之中的诗歌研究，将更加深刻，从多角度、准确地呈现西晋诗人“诗如其人”，“诗不如其人”的特点，这对于我们用“冷眼”去看西晋诗歌发展，以及西晋诗人的自然观也是大有裨益的。

三、西晋诗歌创作中多以自然物入诗的原因

西晋诗歌中的自然物的介入，给诗歌本身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西晋诗人承继自然物入诗的“套路”，也为其诗作整体上笼罩了一方“小气候”。那么，导致西晋诗歌中多以自然物入诗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自然物本身对人心的“感荡”

诗评家钟嵘在其《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他认为，“创作主体的人心，先是被物感”，[3]“物”触动人心，而有文艺之发明。此时的诗歌中的自然物，多成为诗人诗歌创作的重要“触发物”。如，张协《杂事十首之四》中有诗句：“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自然物触发张协的心灵，张协在其诗歌之中，不自觉地揉进了自然物，满目自然元素，“朝霞”、“白日”、“气”等构建了诗歌的大背景，虽然张协在先描摹了自然图景，随后，转入写自己内心的“悲”、“忧”，但如果缺乏这些自然物对诗人的强烈触动，整首诗歌的文采将暗淡不少。

当然，在西晋之前的诗歌作品中，亦有自然物介入诗歌之中，如先秦的诗歌多以自然界的动植物来做引子，方便叙事。例如，《诗经·月出》诗之首句，“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诗经·蜉蝣》之首句，“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以上诗歌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自然界的自然物开头，引出整首诗歌。写物和抒情的相互依存，“情”和“物”多不可分，[4]而自然中的自然物作为诗歌的引子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写事。又如《诗经·黄鸟》诗有诗句：“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自然物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用“黄鸟”来喻人，其讽刺意味不言自明。整个诗歌，着力于写实方面，写出了人对现实的想法与不满。先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自然中的自然物充当了诗歌的“引子”，便于主题创作。就这类诗歌中涉及自然物喻人的情况来看，多是出于一种自发的或者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在模仿中，也“发现了某种具有表现力的东西”，[5]并将这一理解诉诸于诗歌创作，渗透到诗歌内容之中。

西晋诗人的诗歌创作，亦没有绕开 “自然与人”的“纠葛”，自然物触动西晋诗人的内心，诗人联系自身“感遇”，遂成诗歌。可以说，西晋诗歌依然承继了自然物入诗歌的“老路”，并借用这一诗歌艺术方式，来表达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这一诗歌创作方式的发展，提升着诗歌的艺术品味，推进诗歌的发展。

（二）特定的社会生产状况局限

西晋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占田制。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技术不发达的西晋社会环境里，诗人直面自然界的机会极多，诗人面对自然界之时，时有感慨。此时的自然物多“作为诗人内心积郁表达对象”，渗透着诗人的“悲”、“乐”、“忧”、“愁”；诗人的诗歌创作，对自然物也进行了细致地描摹，但这些作品中较少见出自然物独立的审美价值，诗人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为自己的境遇“代言”，如陆云的《谷风五章之一》之诗句：“高山炽景，乔木兴繁。”“山”、“木”等自然物入诗歌，成为陆云表达内心的重要凭借，也化成了陆云诗歌风貌中的物质依凭，也渐渐演变成为“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文心雕龙·才略》）的创作风貌。又如，潘岳的《杨氏七哀诗》之中有诗句：

“漼如叶落树，邈若雨绝天”

自然物“树”、“雨”成了全诗必备的因子，试想，如果潘岳的情绪无法用这些自然物来表达，他的内心情感将无法完满地表达出来，至少无法形象的表达开来。潘岳在诗歌之中用“叶落树”来形容涕泣泪垂，用“雨绝天”来言情绪上的渺茫之感怀，凡此种种，用自然物来承载诗歌要表达的意蕴，语言到位，形象传神，潘岳内心丧杨氏妻之悲痛欲绝，溢于言表。可见，自然物成了西晋诗人表达情绪的依托了。

西晋诗人身处以农业立国的西晋社会环境当中，个人亦无法逾越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他们在诗歌之中多以熟悉的自然物入诗，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晋特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也是导致西晋诗人的诗歌中多以自然物入诗的原因之一。

四、西晋诗歌创作承继自然物入诗之意义

西晋诗歌中承继了西晋之前诗歌创作当中用自然物入诗歌的表达方式，一方面，自然物入西晋诗歌，可以更好地方便诗人倾诉内心感受。另外一方面，自然物入西晋诗歌，提升了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西晋诗歌承继自然物入诗之与诗人自身，以及诗歌这一文学样式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西晋诗歌承继自然物入诗之于诗人自身的意义

自然物承载着诗人的深情，这源于诗人内心的诉求，诗歌创作者欲借助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来表现自身鲜活的生命，诗人积极在自然界获得慰藉，亦是与自然物的欣欣向荣、静默、孤寂等特点和诗人的精神渴望是契合的，而由自然物构成的自然界具有的特点，也符合诗人所向往的“自然”，自然物成了诗人“确证”其生命的对象，当仁不让地成了诗人的精神栖息之地了。且看西晋左思的《招隐诗二首》之《其一》有诗句：“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其二》中有诗句：“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从左思的招隐诗来看，其对自然地向往油然而生，“山水有清音”之诗思，写出了左思对自然山水的赞赏，“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诗人向往隐逸之生活方式，欲高蹈隐逸之思，入自然界之中，“逍遥撰良辰”，获得精神世界的“诗意栖居”。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诗人在现实里，心理上备受煎熬，面对现实的不如意。诗人所处的“男不被养，女无匹对”（《晋书·刘毅传》）的社会中，他们期待去自然中抒解，运用自然界具有的净化人心灵的作用，①关于“净化”，朱光潜在其《西方美学史》言“净化（katharsis）”：“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事实上，不仅仅音乐或其他艺术，能够使人强烈的情绪达到平和，大自然亦有这一功效，尤以山水为甚，如，“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王羲之·答许询诗》），“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兰亭诗二首》），“夏景多烦蒸。山水暂追凉”（《李德林·夏日诗》）从这些诗歌之中，亦窥视一斑。体验到“一种舒畅的松弛”，[6]抚平内心的创伤、焦灼，除去心理的“有害细菌”、“污染物”。诗人期待以自然山水的景物美，对抗内心中的纷扰，亦或现实里非所愿见的场景，消解心中的怨气、怒气、不快；把心理调控在心平气和的范围内，恢复与保持心灵的健康。又如陆机的《招隐诗》中有诗句：

“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

“林”、“木”、“泉”、“玉”等自然物铺将开来，“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山水之美，可观可感。

这些作品表现出西晋诗人自然观在发生微妙变化，可以感受其精神状态与情感脉络；诗人向往安顿心灵之地的自然，这种愿望反映到了西晋诗人的诗歌中了。西晋诗人投身自然，在自然里能够释放积郁，安顿心灵，获得精神的自由与独立，这是西晋诗人自然观的一个新变化，这一风气也对西晋之后，田园诗人、山水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引入自然物，盛行以自然物介入诗歌创作，亦是有一定程度影响的。

（二）西晋诗歌承继“自然物入诗”之于诗歌发展的意义

处于曹魏与东晋诗歌发展“过渡阶段”的西晋诗歌，继承了西晋之前的以自然物入诗歌的表达方式，西晋诗人的诗歌之中对于自然物的描述，也更加地“传神”。但与东晋诗歌相比，其对自然物本身的审美价值的诗歌中的凸显，是鲜见的。西晋诗歌之中对于自然物的运用，依然是为凸显“人”的思绪，自然物触发了敏感的西晋诗人的情思，自然物的感荡，让西晋诗人的作品“气韵生动”起来。虽然西晋诗歌作品中，对自然物之描述，依然多停留在便于诗人表情达意的层面，而伴随着诗歌自身的发展进程，西晋诗歌中对自然物运用的“热衷”，也推进了自然物作为独立审美对象之可能，可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东晋诗人的诗歌创作。且看陶渊明的诗《饮酒二十首·其七》中诗首句：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陶渊明对“菊”这一自然物展开“话题”；他对“菊”感触极深，言“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菊”是自然界中的植物，陶渊明将其入诗，透过陶渊明对“菊”的喜爱。这具有使人“忘忧”之功效的“菊”，对其平衡身心来说是必要的。又如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诗》中就体现了陶渊明深刻的自然观，他期待人与自然的亲和，享受田园之乐，剔除的恶劣“社会生态”的扰乱，“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桃花源诗》）”，陶渊明在诗歌之中，构建了理想的人与自然亲和的生态之境、审美之境。“自然”在陶渊明的笔下，更加凸显其审美价值，不只是触发诗人的创作意念，进而会对诗人的身心起到一种调节的作用，自然的审美功用愈加凸显开来。可知，西晋诗歌之中“自然”介入的诗歌创作手法，为东晋诗歌发展所继承，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西晋诗歌中自然物入诗，亦是东晋的玄言诗、山水诗兴起的前奏，西晋诗承继自然物入诗的表达方式，对于诗歌发展的相关探讨来说，也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思考的。

综上所述，西晋诗歌中的自然物，是构建西晋诗歌意境的重要因子，西晋诗人的诗歌依然特别关注主体，关照人自身对于自然的感受，这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自然元素的渗入，丰富了西晋诗歌的内蕴，自然物是西晋诗人诗创作触发物，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自然物是西晋诗歌表情达意之凭借，也成为了西晋诗歌描写的对象；由自然物构建的大自然之于西晋诗人有着重要的价值，是西晋诗人精神栖息之地，亦成了西晋诗人所希冀的，驰骋内心、舒展自我的“乐土”。在西晋诗歌中的自然，依然有实用和比德的影子，或者说占据了较大的成分，而西晋诗人中对于自然物入诗这一表达方式的承继，在凸显主体价值的同时，让“自然”之于诗歌艺术价值提升的意义也凸显开来，这对东晋诗歌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1]曹旭，王澧华.论西晋诗学[J].文学评论.2011，（05）：40.

[2]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7.52-53.

[3]曹旭.诗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3.

[4]杜书瀛.先秦审美文化和审美心理结构之雏形.文学遗产网络版[EB/OL].http://wxyc.literature.org.cn/journals_article.aspx?id=2710，2012（04），阅读时间：2013-4-23.

[5]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91.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