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九占

（广州大学 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陈独秀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是20世纪初的青年导师。建团前，他对青年运动格外关注，有方向、有目标地积极引导，对青年运动由激进民主主义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早期青年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寄望于新青年，为引导青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

陈独秀高度评价青年的社会价值，认为只有新青年才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政治革命需要以思想革命为先导，而首要的是实现青年思想革命的“自觉与自动”。这些认识为陈独秀引导青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青年是“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

陈独秀一生都重视青年问题，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到青年团成立这一时期，对青年运动极为关注，高度评价青年的社会价值。他创办《青年》杂志时指出：“《青年杂志》以青年教育为的”。[1]面对黑暗沉沦的旧中国，陈独秀一直观察和寻找能够担负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阶级力量。他认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2]他寄望于青年，指出社会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只有青年能够担负救亡图存的大任。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兴亡“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3]因此，他呼吁青年能够“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4]在他看来，“真正醒觉挺身出来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青年这个群体“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5]这充分体现了他对青年社会价值的高度肯定，表明了他对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寄托：青年将是改造中国社会的生力军。此时，陈独秀能够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阐明历史发展的动力，具有标杆意义。

2.只有新青年“适于今世之争存”

陈独秀不仅重视青年问题，而且倡导要做“新青年”。他认为，“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6]因此，必须改造“旧青年”成为“新青年”。他指出，新旧之别不在年龄，而在于生理上和心理上是否都健全。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应该具备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和科学等六大特征。[7]他认为，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青年，才能“适于今世之争存”，[8]才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与此同时，陈独秀指出，作为新青年，心理上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思想深处根绝做官发财的念头。他认为：“留此龌龊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9]所以，他号召青年斩尽杀绝这一念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这样才是“新青年”和“真青年”。[10]尽管陈独秀提出的“新青年”形象与梁启超的“新民说”相比新意不多，但在沉闷的年代，还是引导了处在彷徨徘徊中的一代青年，具有引领方向的重要功能。

3.青年应该首先实现思想革命的“自觉与自动”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领悟到要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任务，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而开展思想革命，改造国民思想，首要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帝制、尊孔读经的封建思想逆袭，陈独秀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共和立宪，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必须有“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11]而“自觉与自动”的排头兵是新青年。 同时，陈独秀认为，国民政治的彻底觉悟是近代以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点。他把国民政治的觉悟分为三步:第一是明确国家为何物；第二是所选择政体的良否；第三是实现多数国民在政治上“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12]他进一步分析认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13]故而，国人觉醒核心在于政治觉悟，而政治觉悟源于“伦理觉悟”。因此，他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4]既然青年是改造社会和政治革命的生力军和排头兵，那么青年的伦理觉悟就愈显重要，改造青年思想成为国民觉醒的关键。由此，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宣称职志不在批评时政，而专注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15]把“伦理觉悟”置于青年问题的核心地位，倡导青年实现思想上的人格变更，反映了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体现了陈独秀重视青年培养的远见卓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触动了陈独秀的政治神经，其思想认识又一次发生转变和升华，在社会变革方面，把主张“伦理革命”提高到强调政治解决，这是陈独秀思想的一次飞跃，是他对青年运动引导的又一次转轨升级。

从上可见，陈独秀充分肯定青年的社会价值，倡导做“新青年”，并主张从青年的思想革命开启社会改造的道路。这些理论观点，为陈独秀有目的有方向地积极引导青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开启思想解放的闸门，为青年接受新思潮扫清障碍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建团前的这一时期，他把青年运动作为核心关注点，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青年与青年运动的思想。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青年接受新思潮扫清了障碍，为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划了方向。毛泽东回忆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16]恽代英也讲过：“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17]时为北大学生的杨振声说:“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18]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无愧为青年导师，引导无数青年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1.实现“独立自主之人格”

1915年9月，陈独秀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运动。他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他认为：世界上的人们“各有自主之权”，[20]旧道德塑造的是“听命他人”的人格，人格的独立自主是实现“自主自由之人格”。因此，他主张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并号召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21]陈独秀认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必须摆脱旧伦理旧道德，建立独立之人格。他把个人人格与国家联系起来，认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22]因此，他提出，实现国民政治，需要多数国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23]这些思想观点，意在唤醒广大青年的反封建意识，用民主思想熏陶青年，呼唤青年摆脱旧伦理旧道德的束缚，追求独立人格并奋起改造社会，建立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这种方案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依然促进了青年的思想解放和认识觉醒，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2.开拓“真实之信仰”

宣传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行动，受到了守旧势力的反扑。面对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毅然表明了 “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态度和立场，并决然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4]这种立场和态度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提倡民主的同时，陈独秀大力宣扬科学，极大地冲击了封建迷信和愚昧思想。陈独秀主张，宣传科学就必须廓清愚昧，破除迷信，打倒封建偶像。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起，陈独秀向有鬼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驳斥了有鬼论者，并把同有鬼论的论争发展为一场反对宗教的斗争。他指出：“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 ”[25]他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26]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7]他积极推动青年树立科学态度，发扬科学精神，追求科学真理，并振臂高呼：“青年勉乎哉!”[28]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激励青年用民主和科学思想指挥行动，得到了青年的积极响应，促进了青年的思想解放，指引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3.树立“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人生观

人生道路的选择，取决于人生观。陈独秀对青年寄予厚望，自然非常关注青年的人生观问题，为打造能担负历史使命的“新青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在青年面前提出了“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29]的人生观问题。他针对当时存在的错误人生观，提出要正确看待人生，只要有“努力改造的勇气和自信心”,就能用人性中光明的方面去改造黑暗的方面。他提出：“我们应该把‘爱世努力改造主义’，当做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唯一信仰。”[30]他号召青年人树立“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人生观,为改造社会而奉献青春。 他还指出：“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31]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所倡导的人生理念。与此同时，陈独秀还阐述了人生幸福问题。他认为新青年对幸福应树立五种观念，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毕生努力于自己的职业,不能追求暂时的幸福,留永久的痛苦，不能片面向往发财升官，更不可以利己而损社会。这种理念与他坚持的“爱世努力改造主义”的人生观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对今天的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陈独秀对人生有了新感悟，人生观有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而在于贡献社会。他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32]他认为革命前辈的“奋斗精神”,在五四运动中“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33]他殷切地期望青年,站在历史潮头，努力改造社会，并认为“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34]可以说，在陈独秀革命人生观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引导青年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从上可见，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宣传新思想，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大力提倡树立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实现伦理觉悟，并号召青年树立努力改造社会的人生观。这些思想，开启了青年思想解放的闸门，为接受新思潮扫清了障碍，唤醒一代青年走上了努力改造社会之路。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护佑青年选择了正确的政治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经过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反思和对时局的观察与思考，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做斗争，有意识地引导青年走法俄革命道路。

1.青年要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通过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以及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他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35]十月革命开启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陈独秀信仰什么主义和建立怎样的社会，开始形成新的认识。他认为“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36]表明了他已经摆脱了旧的资产阶级立宪政治思想的束缚，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分析革命问题。陈独秀还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37]他认为新社会要实行“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38]在主张同封建主义做斗争的同时，他明确提出反对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说明陈独秀已经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向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革命道路前进。此外,陈独秀还组织和委托他人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为中文版本,这对于当时的许多青年了解、认识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39]这三本书就是陈独秀等组织翻译为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恽代英等知识青年，就是在陈独秀有方向、有意识的引导下,逐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革命青年的榜样。

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号召青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40]这对于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可谓注入了一支清醒剂，也提示青年人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十月革命开辟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号召青年要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两大精神，提倡不仅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还要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这些思想，对于学习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致为关键，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青年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纷至沓来，许多青年无所适从，这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对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严重干扰。此时，不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就会严重影响青年接受真理，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为此，陈独秀等同非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斗争。张东荪等人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的情况下，曾混淆了青年人的视听。陈独秀发表文章,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东荪等人主张的是假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指出，中国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通过劳动者联合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才能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他强调的社会主义，即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次思想论战帮助青年分清了真假社会主义，使更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放弃“实业救国”等错误思想，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知识青年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无政府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等，宣扬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无产阶级党团组织的建立，构成了强大的抵触力量。陈独秀指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是不平的社会制度，生产的劳动阶级必须通过新的强力,推翻少数人的统治。他表明:“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41]这表明，陈独秀此时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次斗争沉重打击了无政府主义，使更多的青年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和青年团的成立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

3.俄国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中国的进步分子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走什么样的路才能救亡图存，是陈独秀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后，陈独秀有意识地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法俄型的革命道路，为青年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指明了道路。陈独秀歌颂18世纪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革命，赞同历史学家把这两次革命当作 “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42]俄国“二月革命”后，陈独秀预测到世界形势的变化可能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提醒中国自我觉悟，谋求战后的“活路”。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9月《新青年》八卷以后，连续刊载“俄罗斯专栏”，主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引导青年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够深刻，宣传也不够系统，但陈独秀无疑是引导青年走上俄国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没有陈独秀的引导，青年运动就不会那么快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形成二者结合的产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四、号召青年躬身实践，为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陈独秀不仅对青年运动提出了理论和方向上的要求，而且引导青年积极投入到爱国政治运动和革命实践，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青年运动结合的基础上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青年团的旗帜上。

1.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一生都奉献给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他曾惋惜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薄”，[43]认为青年“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44]他希望青年要发扬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关心政治、关心国家。他认为：“为国捐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但不要单纯追求为国捐躯，那是一时的治标的爱国主义观，应该做到需要为国献身时，则“决然为之，无所审顾”，[45]不必要时则无须为之。他主张青年应该从加强道德修养方面入手，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观，坚持“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

既然要爱国，必然要关心政治。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曾设想不谈政治，但政治形势的发展使他认识到，爱国就离不开政治，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他后来表示，不议时政“这些话却都说错了。”[46]五四运动时期，他不仅公开宣布要谈政治，而且希望青年要关心和重视政治。在陈独秀的号召下，青年学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在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力量。此时，陈独秀已经看透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要实现人类真正幸福与世界和平，“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47]他不仅让青年对帝国主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动员青年“直接解决”，把矛头直指北洋政府。他提出：“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48]综观五四运动，陈独秀始终指引着斗争方向，使青年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决心，从此走上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陈独秀领导的以青年学生为先声的五四运动，为党和团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和干部基础。

2.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

陈独秀不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尽管胡适曾以为这是陈独秀人生之憾事，但陈独秀引导无数青年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开创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对饱受苦难的中国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前后，针对许多青年空谈主义忽视实践的状况，陈独秀告诫青年不要“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49]他殷切地说：“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50]他号召学生做劳动者的“朋友”，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投身到火热的革命实践中去。

陈独秀反复强调，青年不能满足于理论的学习，更要敢于实践。陈独秀提倡青年要学习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是要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实践问题；二是要学习马克思投身实践的精神。他指出:“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5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除了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外，还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轫。除了在理论上引导青年重视实践外，陈独秀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成为青年投身革命实践的楷模。在陈独秀的言传身教下，无数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3.对青年团的领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

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革命的中坚力量开始形成，其中的相当部分为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的亲自指导和安排下，8月下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各地党组织的直接安排、指导和影响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各地纷纷组建。陈独秀不仅直接参与上海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工作，而且经常参加青年团的会议，《共产党》月刊经常刊登青年团的工作报告、决议、文件等。即便如此，青年团早期组织内部仍然信仰各异，迫切需要统一思想。党成立后，专门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的领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52]1922年5月5日，团一大在广州东园召开。陈独秀作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的演讲，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青年团的旗帜上，为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从创办《新青年》，开启新文化运动，到领导五四运动，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逐步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陈独秀的青年思想不断发展，也引导青年运动历史地逻辑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开启了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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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40][41][44][49][50][51]陈独秀文章选编：中[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43，17，63，10，343，62，35，178.

[16][3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25，131.

[17]武昌中华大学新声社致编辑.新青年:第6卷第3号[J].1919-3-15.

[18]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03.

[52]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