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涌

一、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文化创造活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①。报告以富有表达活力的语言对“文化创造活力”这个关键性概念作了反复的强化表述，清晰昭示了文化强国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内在根本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同样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②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30日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③这些文献和讲话表明:党中央在谋划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宏图时，高度自觉地意识到“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元素是“文化创造活力”——唯有后者，才是“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这种国家层面的战略判断极具发展性、长远性和建设性价值。虽然，“文化软实力”较之于“经济硬实力”、“军事硬实力”等还是一个宽泛、弹性的概念，通常学界认为其外延囊括政治文明的吸引力、社会和谐的感召力、公民道德的向心力及其由此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文化的影响力和同化力;尽管文化软实力涉及显性与隐性的诸多方面，但是，从根本上说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元素”和“辐射源”无疑是“文化创造活力”——国家内部的文化融合力和凝聚力、对外国际交往中的文化辐射力和引导力，无不取决于国家自身“文化创造活力”这个本源。卓越的文化魅力，造就拔萃于世界之林的国家形象;伟大的国家形象，向全世界展示绵延无际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但是，近年来在认识和培育文化软实力的立场和途径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偏颇。最明显的就是将开发和弘扬传统文化资源视为培育文化软实力的重心，误将对古代文化资源的复制和粘贴简单化地取代了当代文化的创造，将古代文化遗产技术性地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予以“包装”而推销出去。诸如海外兴办孔子学院、推广汉字汉语或者改进文化艺术的国际传播方式。实际上，即使被历史已经证明具有悠久生命力的优质文化资源(如儒家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当代中国新文化继承和创新的一种有待深度开发的“文化遗产”而已，不过是当代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生长和发展的“文化基因”而已，尚需要通过全球化背景下语境转换、思维转换和话语转换这样三道程序来激发和释放其文化创意的活力——这种转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二度创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④。

更重要的是: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软实力”不等于西方语境中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本身就是美国霸权文化的一种象征。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软实力”(soft power)谋略，实质上就是与军事、经济“硬实力”并举的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国家“霸权战略”。美国的智囊以为，权力意志的博弈需要软实力的辅助，仅靠军事强权的“大棒”或经济实力的“胡萝卜”未必能够改变他人的意志和行为:“传统的经济手段和军事资源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下的种种现象了。它们虽有助于理解强迫和收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却无法解释吸引和说服的威力所在。”⑤在该语境中，奈的逻辑起点明显具有“冷战思维”色彩，缺少“软实力”应有的令人“自发尊崇”、“自愿拥戴”之本意。而中国政府倡导“和平崛起”，需要通过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来奠定当代本国文化的根基——这才是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占领文化的“制高点”。其实，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通过对人类的历史过程中26种文明的兴衰而作了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⑥。国家或人类就是通过“文化创造力”来引领文明的更新、使之长葆兴旺不衰。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强调的是以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这才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固本之举”，也是中国政界和学界正在探索的具有“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的亮点所在。⑦

综上所述，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注入新的内涵，升华为构建在和谐发展基础上的对世界文明贡献可期的一种“创造文化”、“建设文化”。这就形成了研究“文化软实力”论题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逻辑起点。

二、“文化创造活力”的基本载体:活力汉语

文化所在，化人为先。就文化构成方式而言，人类的文化分为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两大类。虽然，人类生活或者生产的不同领域也是“文化”的具体表现，但是文化的上位概念却是“思维文化”——唯有思维，唯有深刻、缜密、创意和持续的智性思维，才能实质性地构成作为智慧动物的人与只有生理功能的低等动物之间的最后一道“分水岭”。正是通过代代延续的接力性思维，人类才不断形成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而正是上位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才会以智性魅力投射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去，与时俱进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我们追溯人类社会的文化进步，无不以“思维领先”为共同特征。就空间范畴而言，思维的无疆界决定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无边际及其对未来憧憬的无限性。心灵内宇宙的永恒拓展决定了人类外宇宙的无止境延伸。就时间范畴而言，每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首先必然是思维的一次伟大“解放”(就此而言，对思维的禁锢本质上就是对人类追求幸福和进步的束缚)，并具有作为思维解放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即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此推论，文化的本质就是智慧人的思维积淀，下位林林总总的文化形态无一不是人之思维的结晶。总之，只有新思维，人类社会才有可期待、可持续的未来。

另一方面，任何思维必须获得外显的媒介和象征的符号、使之物质化。固然，人类表达思维和情感的符号多种多样，诸如图像、声律、线条、造型、数字、公式及其演绎和推理等等，经过历史的造化而对应性积淀为美术、音乐、书法、舞蹈等艺术门类和建筑、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工程与自然科学，构成人类艺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就主体而言，人类表意达情的主要符号毕竟是语言文字——唯有形形色色的语言文字，构成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本体和主体。换言之，语言文字无论是表意、表音或是象形，都是人类思维形态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个文明社会正式形成的主要标志，从而成为人类“思维文化”的基本象征。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兴盛无不同步于人类文明的如是演进:少数富于思维创造力的精英们不断推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质性地带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仅仅回溯百年以来的中国发展历史，就可印证上述论断:新文化运动以“科学”(science)、“民主”(democracy)这种由西方输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观念洗涤被旧文化、旧思维蒙蔽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之心灵，开创了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五．四运动”先声。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作家们的新文学创作，到中国共产党等新兴社会党团组织的救国运动，展开了一场从新思维到新实践、新体制的现代化追求。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历史新时期发轫，全国理论界以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开启序幕，并由此而启动了以“解放思想”为伟大标志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激励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表述的一系列全新观念，诸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朴素而蕴含深刻思维价值的政治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哲学新命题，深度敞亮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征途，释放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热情——简而言之，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极其深远地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新实践、新征程、新历史，已经成为名之为“中国改革时代”崛起的鲜明符号和象征。

回眸现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得到清晰的思想启示:这些具有深沉内涵和鲜活表述的“活力汉语”，不仅刷新了人们的语言表述形式，更是冲决了束缚一个民族进步的思维禁锢。进而推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已经升华为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命运转折和历史转型的思想里程碑，预示着国家在历经思想迷失后的大发展、大繁荣、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鉴于语言是思维的外化而新思维孕育着新文化的诞生，因此，语言——思维——文化这三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联动关系。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强调要铸炼“新概念”和“新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8·19讲话精神”)⑧，要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这是中央对理论宣传工作的新思路，其基本精神对当前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这也是党的最高领导首次从“语用”角度主张国际交往中的语言创新，透露出中国当代政治精英对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致胜语言博弈的深度战略考量。而且，中央领导已经如是躬身践行，用自己个性化的语用实践来诠释中国新思维、新追求。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梦”、李克强总理以“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等一系列鲜活亮丽的新概念、新表述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掀起了一股清新悦耳、启迪心智的“汉语风”。“中国梦”实质上是对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历史的深刻梳理和提炼，是对洋务派“富国梦”、农民革命“天国梦”、维新派“改良梦”、革命派“共和梦”的理性升华，话语形式晓畅易解、直击心灵、口耳相传、适合传播，因此，在国际外交舞台和国内政治领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和影响力。近期，中央正在持续部署这种“语言强国”的文化策略。在2013年12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座谈会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同志从落实习总书记指示精神出发，要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圆“学术自强梦”而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明确纳入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同志从中外文化博弈、改变西强我弱的战略高度阐释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国际学术文化交往中的话语权问题⑨。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党的最高领导、主管部门正在精心布局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博弈的应对战略与策略，无论是国际政治较量抑或学术理论对垒，都紧扣作为文化软实力象征的新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可以预期: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为了扭转“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中国政界和学界将必须共同承担起下述伟大的文化使命:与时俱进地适度创新传统的话语体系，提炼深具思想内涵和理性逻辑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进而承载充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和理论思维，向全球展示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的深厚价值。广义而言，这种文化使命就是培育蕴涵丰富、深沉思想含量的活力汉语，其中，最紧迫、最核心的就是在发现和探索中国本土问题过程中创造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通过它们展开缜密系统的逻辑演绎并催生一个观念形态的新世界，最终具化为活力四射、精彩纷呈的“文化中国”之崛起。因此，作为一种新概念、新语用行为的“活力汉语”之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化高度自信、自觉并走向自立的一种表现，是中国文化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走向建设和创造这种积极自为境界的一种努力。

三、活力汉语:定义与价值特征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提出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路径就是培育充满语用主体表现精神的“活力汉语”。活力汉语承载活力思维、活力文化，承载中华民族21世纪文化创造的伟大使命。

基于多元文化博弈的全球化背景，适应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特殊语境，作为文化载体的“活力汉语”自然具有特殊的本质规定。就逻辑定义而言，“活力汉语”是指基于语用主体精湛思考而以创意概念、新颖判断、缜密评论或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思维活力或美感特色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就语用单位而言，既指结构完整、表意明确、功能充分的独立“语法单位”(句子、句群)，也含置身具体语境中虽无完整语法结构，却有独立内涵和独特使用功能的“意义单位”(小于句子，词、短语)，甚至是大于句子、贯注着表达主体思维活力或审美特色的言语作品(语段、篇章)。从词、短语→句、句群→语段、篇章……这里覆盖了汉语语用的所有可能的形式单位和可能的表达成果。重要的并不是狭义的结构形式，而是在特定语境中的表达内容、接受对象、如何表达及其效果——从此意义上说，“活力汉语”秉持的是“语用决定论”原则。就语用性质而言，“活力汉语”在本文中主要指以逻辑理性见长的学理性言语行为，也涵盖以审美表达为主的文艺性言语行为;就语用主体而言，“活力汉语”既包括集中代表国家权力意志的理论话语、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等富于生命力的国家言语行为(政府领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也囊括社会各界运用汉语从事教育教学、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等创造性活动并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充满表现力的公民个体言语行为;换言之，“活力汉语”的表达主体尽管是多元化的，但都基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本位——这样，本语境中的“活力汉语”贯通汉语语用生活的一切领域并适用于全民族各阶层的语用主体(“凡我在处，便是中国”)，成为中国当代文化最普适、最通用、最深刻和最具创造价值的象征符号。从当前特定历史时空背景来考量，“活力汉语”具有如下基本文化价值特征。

第一，活力汉语作为有意蕴、富流动的主体言语行为，生成于当代中国现实语境。即生成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思维现实，服务于崛起世界、复兴中华的“中国梦”传递——这就决定了“活力汉语”的特殊文化使命和价值指向。文化的创造始于语言的创造。被视为西方文化软实力象征的“核心英语”(“Neclear English”)承载着“美国梦”与“美利坚奋斗精神”;而要匹配于“中国梦”的实现，就逻辑地需要酝酿一场清新温馨、活力四溢的“汉语风”，将深刻、崇高和丰富的内涵与鲜活、个性和美感的表述融为一体，以此廓清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之际中国社会遗留的种种思想阴霾。“思想的解放”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解放”，“思想的创新”同样首先表现为“语言的创新”。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还是各学科学术研究领域，或者语言艺术的创作和评论方面乃至公民个体的现实语用，都需要“汉语风”与时俱进的洗礼，亟待一整套扎根于改革深度实践的创新性言语来更深刻地揭示、概括和提升变革着的思维现实。

第二，活力汉语作为一种表现性的言语行为，以生命本位的新语言哲学观为灵魂。任何一种语言风貌的蜕变，必然根源于表达主体的价值功能之凸显。作为生命思维力量之彰显的活力汉语，其鲜明特征在于通过表现性言语行为来弘扬表达主体的探索旨趣、理想精神和创造意志，完全改变传统语用活动中“人”与“语言”的关系:“人”在“语言”中实现自己的思维、创生自己的观念、展示生命的智慧风采，而不是在语言符号中遮蔽或撕裂自己的心灵世界。这样的活力汉语，就充满人的思想阐释力、精神创生力乃至理论弘扬力。这里，活力汉语的底蕴恰恰是表达主体的思维活力，最高境界则是提升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中持续成长的思维力量和文化创造活力——活力汉语展示中国思维!

第三，活力汉语作为一种富于创新价值的言语行为，以语用范式的转型作为具体形态特征。语用范式(pramantic paradigm)是指某个特定时期人们普遍拥有的语用哲学观与相应的具体语用形态的统一。语用范式的转型是以彰显思想主体的输出性表达力作为哲学价值指向，具化为消极语用向积极语用的形态转换:即从“公共主体→个人主体”、从“接受本位→表达本位”、从“机械再现→主体表现”。改革开放才进行三十多年，相比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禁锢和当代极“左”政治思潮的戕害，中华民族的精神负遗产过于沉重。其中典型的就是:“接受本位”的语用范式已经进入人们的无意识层面，固化为习焉不察的语用模式，表达主体则异化为抽空灵魂的符号化“公共主体”——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语言表达“异化”为“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⑩。而活力汉语的存在是与具体的人及其旺盛的思维、昂扬的情绪紧密相融，是从智慧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思维之花。

如上所述，旨在承载文化创造活力的强势汉语，必然以其饱满的言语内容与缜密、鲜活的言语形式而在语言生活、国际交往、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诸多现实交际和文化生产领域，表现出卓越的思维亮色和言语个性，并凸显出理论性、思想性、新颖性和审美性诸品格。如是，社会各界层、各成员的语言表达就会升华为生命意志所控制、动力生成源源不断而且指向国家文化创生的可持续实践活动——整个汉语语用生活将发生巨大的创新性蜕变。

四．实施积极语用:培植主体思想力和表达力

通过实施积极语用新观念来打造活力汉语，深度培植每个语用主体的精神生命力，即生命主体的思想力和表达力。积极语用是指基于主体生命自由思考、独立人格而展开的主动、完整、缜密的输出性言语行为，从而充分释放主体人的思想力和表达力，形成整个社会洋溢鲜活个性和理性精神的活力汉语。

唯有主体的思想力和表达力，投射在具体语境中的语用行为上而迸发出智慧的亮度和审美的新意，才能持续创新整个社会语用与文化建设的风貌。积极语用实践观主张:在一个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公民社会里，应当教育全体公民和未来公民善于思考(内语用)、活力表达(外语用)，以“理性的魅力”和“语言的力量”彰显生命的存在价值和独特意义——这是提升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的应然路径选择，是落实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可行之举。

积极语用实践观首先主张从“内语用”视角培植公民和未来公民的强大思想力。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关键时期，人们思维的深度和创意已经暴露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一种显著落差——落差就是警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不能仅仅满足人的感性或物质享受欲，更需要充分弘扬作为智慧生命的理性精神。因此，要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各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富有力度地倡导质疑、批判和创新的新学风，尤其要唤醒主体生命的“问题意识”，从中养成逻辑思辨的理性精神。第一，唤醒对真问题的发现意识。启发主体人以中国现实问题为逻辑起点，发现蕴含重大研究前景的真问题、聚焦深涵实践价值的大问题——这才是以语言表达为主要载体的所有文化活动的价值基点。从问题的发现到问题的透视:这就是深刻砥砺非凡实践智慧的必要过程。一旦离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及其对真实问题的深度反思，就难以走向世界话语表达的制高点。因此，需要从中小学到大学贯穿深刻的反思教育，培养公民基于独立人格、独具慧眼的的“问题欲”和“爱思癖”。第二，形成对新概念的铸炼能力。即基于真问题而从汉语世界里开掘蕴藏丰富的语词，从中比较、筛选、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但敞亮表达主体的思维路径、延展其向纵深探究的精神空间，而且为改革时代大语境中的人们祛除思维之蔽、带来心智的启迪。因此，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是一种锻造思维品质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变换语词或句式的技巧。第三，培植对新判断和新思维的演绎能力。概念的表层形式是语词，而语词深处才是绵延不绝的思维张力;铸炼新概念的目的是廓清思路、构建平台、创新思维，继而作出蕴含更深演绎的新判断、新论证，形成持续创生的新思维、新结论。上述思想力的培植始终伴随着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的创生和演绎，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想”的一种必然过程。而且，积极语用实践观更是深远地主张:应当在学校教育基础上将质疑、批判和创新的新学风逐渐推广到社会各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普遍推崇的一种全社会的思想风尚，使华夏中国成为一个热爱思考、善于思考的文明国度——这就是创造文化中国的空前的“思想力工程”，是新时期之初摆脱精神蒙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生命思维学意义上的深度推进。

实施积极语用，还应当从“外语用”视角引领语用主体口头和书面表达力的发展。当代中国，除了固化的思维滞后于迅速发展的改革现实这个落差外，尚有社会公共空间的表达滞后于人们真实的思维发展这第二个显著的落差。关于后者，既有表达力本身的原因，也有长期教育的封闭和社会公共空间的狭隘问题——以致近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评论文章，主张要容纳“异质思维”、“个性表达”⑪，强调应“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⑫等等，并把它提升到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来直面对待。表达力的本质就是汉语语用行为在具体语境中输出时所达到的活力程度，即表达主体诉诸接受者心灵而使之达到感动或者受到启发的一种积极效应。判断表达力形态特征的维度，就是以主体人格为基础、以主体表达为指向、以主体表现为价值追求。积极语用实践观认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应有这种高度的自觉意识:不但要以历史逻辑和理性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梦想”，也要从言语形式角度传播好铿锵悦耳、情趣横溢的“中国声音”和“中国话语”。因此，必须清晰、完整和对比式理解“表达力”的内涵和“表达行为”与“表达力”的本质界限。第一，关于“表达力”的内涵及其弘扬。汉语的活力就体现为“表达力”而不是传统教育所推崇的输入性语用中的“接受力”。在封闭的指令性教育范式中，人们习惯于单向度“认知力”、“记忆力”和“理解力”之类接受性语用，虽然后者确实构成“表达力”的基础，但并非人们语用行为的目的所在。以创造活力为核心元素的文化软实力与生命表达活力的关系是一个普世性问题。当代人类哲学研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语用问题已经上升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乃至“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即是。这一由德国语言哲学家卡尔·威廉·冯·洪堡特所开启，历经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哲人之思的学术长旅，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学理探索的主题线:人类日益深刻地关注着自身的言语现实和语用行为，持续深入地将研究中心置于作为存在主体的言语生成、表达和创造之上，共时态的静态语言观逐渐进化到历时态的动态语用观，而全部语言之“用”则聚焦在思维主体置身于特定时代和具体语境中的独立和自主表达。因此，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要顺应这种世界性的语用发展趋势:弘扬个性表达力!第二，关于“表达行为”与“表达力”的本质界限。“表达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输出性语用行为(“表达力”不等于“表达”)，更是由充满思想性、概括性、创造性和阐释性的言语行为在特定语境中收到激扬感情或启迪人心这些特殊的表达效应(Power of expression);换言之，表达力就是卓越表达、个性表达和创新表达所达到的一种综合积极效应——甚至可能超越语境而产生持续、深远和广泛的感染效应。诸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这般清新启思的新表达，就典型地彰显了话语深处思想精英的理性魅力!如欲传播“中国好声音”，必先培植汉语的“表达力”，用新颖概念、创意判断和缜密逻辑来宣示“中国理论”和“中国道路”，用洋溢审美情趣、表达才性和言语活力来构筑“中国梦想”和“中国文化”。只要同意传统语言学的这一命题:语言就是人的存在(beings)而不仅仅是一种思维外化的工具——两者的融合程度超越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么，就可以推论:以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为形态特征的积极语用，无疑就是现代公民社会中主体生命积极存在的一种深刻象征，就是中国未来新文化活跃生动、意蕴深远的一种伟美创造过程。因此，重视表达力就等于重视思想力、重视文化的创造力。而且，要从学校教育实施积极语用推广到社会构建积极语用的开放平台，拓展公共表达空间(创新社科学术期刊、构筑开放学术平台)，唤醒并释放全民族生命深处的表达欲，尤其需要守护最新颁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普世精神，激发学者主体的个性化思想力和表达力，最终形成“百家争鸣”的话语繁荣局面——这就是与上述“思想力工程”并列的另一项社会工程:“表达力工程”(本文暂不具化)。深刻、创意和富于前瞻性的思想力与新颖、脱俗和深具超越性的表达力，既是“文化中国”最具可持续增值前景的精神资产，也是它迎接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博弈的最宝贵利器。

综上所述，实施积极语用将极其深刻地催生中国社会广泛的语言革新，以适应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思想解放的历史新时期。这种语用行为的革新是以社会语用范式的如下转换为标志。其一，从语用行为的“公共主体”到实践语境中的“个人主体”。全面激活马克思实践哲学所强调的特殊语境中充满能动、变革和创新精神的单数智慧人及其“我思我言”，使语言表达真正归位于生命主体、归属于心灵本位。其二，从“接受本位”走向“表达本位”。整体性改变以输入性语用变相取代人的“表达行为”这种语言文化的失衡状态，结束惯于“被思考”、“被表达”的狭隘语用乃至“伪语用”。其三，从“机械再现”走向“主体表现”。诀别机械客观性质的“再现型”、“描红式”语用行为，凸显公民个体基于独立思考的自主表达、个性评论和审美表现，结束“文革”时期极“左”政治思潮下变相“不思”“不言”的异化语用生态。这将不但相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复兴和文化创造时代，而且以强大的辐射力、同化力和吸附力致胜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博弈!

总之，欲培植主体的思想力和表达力，必先实施积极语用，致力于学校乃至整个社会语用范式的深度转型。这里包含开发人的表达欲望、顺应人的表达天性、养成人的表达习惯、锻造人的表达力——这是提升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即文化创造力的一项持续性基础工程，规模浩大、环节众多，涉及教育、出版、传播、理论学术研究等当代社会的各个精神生产领域。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与思维蜕变正在呈现出加速度趋势，但同时遭遇语言表达的深度“瓶颈制约”——这既是长期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留下的负资产，又是以封闭垄断为特征的极“左”政治思潮所导致的后遗症。一个文化创造时代正在呼唤清新健康、活力四溢“汉语风”的掀起。

唯有活力汉语才能塑造未来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

注: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④央视网新闻:http://www．52hbtv．com/s/26974．html，2013年12月31日。

⑤【美】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中文版序第7页。

⑥【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524页。

⑦金融时报中文网:www．ftchinese．com，王毅外交部长与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2014年1月25日在“冬季达沃斯论坛”的对话。

⑧中国文明网:www．wenming．cn/xj_pd/ssrd/201308/t20130820_1422721．shtml，习近平总书记谈宣传思想工作，2013年8月20。

⑨新华社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 －12/16/c_118578703．htm，“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座谈会召开”，2013年12月16日。

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⑪评论员:《以宽容心包容“异质思维”》，《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

⑫评论员:《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