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

权变理论的创始人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认为，“把系统观念与权变观念应用于研究组织及其管理时，从环境超系统入手是很必要的。不要一开始就搞任何内部分系统。第一步总是要走向这个组织系统的更高一层，研究这个系统对超系统(它是超系统的一部分)的依存关系，因为这个超系统将限定从属系统的行为。”①然而，面对复杂的环境，组织是谋求对环境的控制还是适应，却一直是组织开展行动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在社会组织化进程中呈现给我们的是组织环境控制的冲动。尽管不是每一个组织都能够实现对环境的有效控制，但是，每一个组织都包含着环境控制的冲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社会发展史来看，近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组织化的进程，大致到了19世纪后期，社会的组织化开始呈现出基本完成的态势。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都一直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在这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的环境控制冲动往往能够得到证明，而且，组织也确实可以从环境控制中谋取其所期望的利益，甚至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然而，自20世纪后期开始，人类社会迅速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组织的环境控制变得不再可能。可是，组织的环境控制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和行动指向，而且是在环境控制变得不再可能的条件下继续谋求环境控制的，以至于组织陷入了受到环境反制的困境之中。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的环境控制是一种应当得到终结的行为模式。这也就意味着组织模式必须得到根本性的变革，以便营建出一种环境适应性的行为模式，并实现对环境控制行为模式的替代。

一、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

环境决定着组织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即使对于生产性的组织而言，20世纪的组织研究也都对环境的决定性给予了充分的证明。本来，人类的集体行动是出于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而出现的，在集体行动结构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组织，或者说，集体行动的结构化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实，一切集体行动都是组织的过程和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会因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状况而进行组织结构、制度、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建构。根据组织结构与组织环境相对应的原理，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复杂性。而且，在某种复杂性限度内，这是可能的。但是，一旦环境的复杂性超出了某个临界点时，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也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组织设计中，就无法通过增加新的部门去管理或控制环境了。这个时候，组织往往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会表现出疲于奔命地维系组织存在的状况。但那也只能说是一种苟延残喘，组织的各个方面都肯定会变得每况愈下，甚至可以说组织必须面对解体的命运，使一个庞大的组织解体而成为一群职能单一的组织。然而，后者往往成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种积极的、自觉性的选择。一般说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是不应谋求自身结构与环境之间的对应性的，反而，需要尽可能地使自身的结构更为简单化，使组织的职能更为单一化。

其实，“环境”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主体中心主义的观念，也就是说，环境无非是围绕着“我”这个中心展开的事物，是作用于“我”和给予“我”以压力的客观存在，要求“我”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去应对或适应它，并在这种应对或适应的过程中去谋求存在与发展的机遇。对于个人来说，面对环境的压力会更多地表现出适应性的行为选择，然而，控制环境也是包含于人的能动性之中的一种冲动。因而，人们会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去实现个人所欲而又无法达到的环境控制追求。与环境联系较为密切的是“生态”一词。但是，“生态”一词所反映的是与“环境”不同的观念，所反映的是一种“我”于其中却不刻意突出和强调“我”的整体观。也就是说，“生态”一词所指的是一种与“我”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一种完整的系统性存在，“我”必须在存在的方式以及性质上保持与它的动态一致性，必须让“我”的一切行为选择和一切现实的行动都从积极维护它的要求出发，“我”把它的健全看作是“我”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观可以派生出适应和征服这样两种要求，而把自我置入客观系统整体之中去的生态观则派生出积极维护和建构生态系统的要求。尽管如此，“环境”一词代表了既有组织理论给定的语境，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考察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

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让组织充分考虑环境要素对组织的影响应当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建议，而且，组织实践也能够证实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由于环境使组织产生了跨越场域边界的迫切需求，组织结构要素才得以扩散;那些使自己的结构要素与环境同形的组织，才能与其他组织在技术和信息交流上相互依赖。”②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与环境同形”的追求也就转化成了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同步变动，是寻求共振能量的过程。如果寻求共振能量的追求能够得到实现的话，组织就必须打破其自身既有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结构，或者说，用一种具有充分灵活性的结构取代之。否则，在复杂的和急速变动的环境中，就无法实现“与环境同形”。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追求“与环境同形”的这种机械思维已经没有必要，只要组织定位于合作者的角色上，只要组织间建立一种普遍的合作关系，只要组织处于与环境的互动之中，就可以因承担任务的需要而随时对自己作出调整，不仅适应了环境的变动，而且所获得的是一种合作行动而不是与环境的同形。这个时候，组织虽然表现出结构简单、职能单一的状况，却能够有效地应对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环境。

可以想见，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是不同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的，组织会因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于既有既存的所有组织。在组织与环境共振的思路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总是让组织结构表现出选择性特征，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拥有简单机械结构的组织就会迅速走向萎缩，以至于会淘汰出局，而那些具有“有机”性结构的组织则会表现出较高的适应性，从而表现出迅速成长和发展的势头。但是，这仅仅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具体组织环境的考察中所看到的情况。或者说，在工业社会这样一个总体上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状态中的组织会因为环境的复杂程度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具体的组织环境复杂性程度较低时，组织的简单的机械结构就能够使组织呈现出集体行动的优势;在具体的组织环境复杂程度稍高时，就需要组织结构有机性程度的增强去适应环境或满足对环境进行控制的要求。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在迅速增长，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而走进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一切组织都必须面对的总的环境，这种环境使组织结构的有机性提高也变得不能适应要求。正如人们所公认的那样，官僚制组织基于分工—协作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机械结构，显然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会表现出一种“高度”的不适应性。此时，如果官僚制组织的基本模式不变，仅仅通过组织有机性程度的提升或改善，也不可能使组织适应于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要求。所以，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必须提出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的构想，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适应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成长起来的组织，合作制组织作为基于信任和组织成员作为完整的人的个性而确立起来的集体行动系统，是以自身的超强凝聚力而展现出了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的适应性。

迈耶和罗恩的研究发现:“环境越是高度制度化，组织精英在对组织的公共形象和地位的管理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越多，在对特定的跨越边界的关系的协调和管理上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就越少……在那种高度制度化环境中的管理者，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发展抽象的或仪式层次上的内部结构和关系，而不是发展具体的管理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③显然，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项研究结论是正确的。然而，当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环境的制度化变得不再可能的时候，组织精英就不应把精力集中在组织内部的协调以及仪式性的活动等方面，而是应当将其主要精力用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协调上。所以，我们认为，产生于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制组织在内部管理并不会占用组织精英多少时间，在组织内部，组织成员间和组织部门间的合作更多地可以得到道德方面的支持，以至于组织精英可以从中抽身出来，更多地去关注与作为环境要素而存在的其他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建构。实际上，对于官僚制组织而言，之所以组织精英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协调上，是希望把组织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从而实现环境控制。对于合作制组织来说，并不追求环境控制，因而，会直接地处于与环境的互动之中，无论是组织精英还是组织的一般成员，都直接地根据环境的状况而做出行为选择，直接地应对环境的要求和挑战，直接地去创造组织的环境适应性。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在对既存的组织现象进行分析时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只要人们的努力限定于一个已知的、相对稳定的领域，诸种问题就不会出现，因为赋予各种各样要素的客观价值可以运用实践中业已‘检验过’的指标来进行计算。然而，一旦人们前往新的领地进行开拓探索，抑或寻求向一种更为复杂的实体发起挑战，关系与系统的效应随后就会变成关键的问题。”④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从事组织研究工作的，当他们表达上述看法时，人类社会尚未明显地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组织在行动能力方面依然表现出很强的能动性，会有着“向一种更为复杂实体发起挑战”的行动。很快地，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向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过渡，组织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境的被动特征，即使强化了对“关系和系统的效应”的关注，也无法把组织改造成能够有效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行动系统。反而，变得疲于应付，甚至显示出某种无奈的窘境。这说明，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已经势在必行，我们只有正视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根据我们时代的这一基本特征去重新建构组织，才能使组织成为有所作为的行动系统，才能迎接环境的挑战。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畅想了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时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说，“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不能被削减为纯粹的单方面对于一种外来影响的适应。事实上，这是一种交换的恒定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组织向其参与的更宽泛的系统开放。通过这个系统，它就可以用或多或少制衡的方法，将那一系统的组成部分整合进它自己的系统之中，目的是为了让这一更为广阔的系统适应于它自身的诸种需要。”⑤他们的这一说法是不能理解成对组织环境控制的肯定的，或者说，是不应从中引申出组织环境控制的合理性结论的。相反，应当看到组织因应环境的情况而改变自身的必要性，需要每时每刻都做好把环境因素整合到组织之中来的准备。其实，对于既有的组织而言，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既有的组织，特别是官僚制组织，都是控制导向的组织，都包含着强烈的环境控制冲动，在每一项行动的开展中，都表现出了环境控制的追求。所以，只有在合作制组织那里，把环境要素整合到组织之中来的思路才能够转化为现实。

合作制组织不再以环境控制为目的，不会有支配环境的冲动。在合作制组织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接受环境制约的同时也制约环境将是一种常态。同样，在自觉地和主动地满足环境需要的过程中，也会对环境中的诸多要素进行改造，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制约与需要的双向互动，合作制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从一种敌对关系转变成了合作关系。总的说来，当组织追求对环境的控制和支配时，环境就会被建构成组织的对立性存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也就会经常性地表现为一种敌对性的关系。虽然这时组织也可以被定义为相对于环境的开放系统，但这种开放是一种征服和控制性的开放，是通过征服和控制去获取组织生存的资源，是通过征服和控制去消除妨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是通过征服和控制去维护组织的安全……总之，是服务于组织本位主义的开放性。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不是建立在这种组织本位主义的基础上的，不是对环境的征服和控制，因而，能够营造出环境友好的关系，进而使环境成为合作的对象。

汤普森指出:“组织和任务环境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组织如果不能向任务环境提供合宜的东西，组织将不能取得生存所必要的投入。”⑥这在生产性以及开展经济活动或有着利润目标的组织中，实际上是一种(用通俗的话说)相互利用的关系，即互为组织目标实现的工具。由此也引发了工具理性的适用性及按工具理性的需要去建构和完善组织的问题。然而，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组织与环境之间则是一种服务互惠的关系，每一组织都向作为环境的他组织提供服务，从而换取其他组织的服务，在服务的系统化中又结成出于服务目的而开展合作的关系。在这里，合作是为了服务，同时，合作也是产生于服务过程之中的。

二、控制环境还是适应环境?

正如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所指出的，“组织现象的的确确是建构的现象而非自然现象……协作与人类活动的建构，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事物的一种自然秩序的结果。”⑦毫无疑问，人类的一切自觉性的建构都有着客观依据，都是从属于和服务于某种需要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建构活动必然受到其历史条件的限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的建构活动以及建构方案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关于组织的建构，是根源于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的，也是由于单个的人已经无法解决生存与发展中的问题了，必须通过与他人协作的方式去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追求和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找到了组织这种开展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平台和工具，或者说，建构起了组织。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人类既有的组织建构活动史都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进行的。这种环境决定了组织建构无非是通过集体行动去获得个人所不具有的能力，以便实现对环境的征服、控制和支配。所以，组织建构包含着“人定胜天”的追求，在个人无力于“胜天”的情况下，借助于组织去整合个人能力，形成一种整体合力，以实现个人所无法企及的目标。

其实，所谓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等，也无非是从属于整合出个人所不具有的整体力量的追求的。只是在组织被建构起来并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之后，而且成了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赖以展开的平台之后，才引发了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所以，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考察和认识，是离不开这个社会中的组织状况的。只有发现了一个社会中进行组织建构的奥秘，才能实现对这个社会的科学认识。总的说来，既有的各类组织，特别是官僚制组织，都是将环境控制作为组织自身存在价值的证明。如果能够在环境控制方面表现出优异成绩，就意味着组织是成功的，反之，组织就被视作为陷入了困境。我们已经指出，此前人类社会中的组织建构都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所形成的是一个既存的组织建构范式。现在，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为基本社会特征的历史阶段，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的环境控制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从而使既有的组织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既有的组织建构范式也遇到了挑战，或者说，人们必须寻求一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组织建构的新范式。

近代以来的人们之所以运用组织和通过组织去开展社会生活和从事社会活动，是因为组织凭借着分工—协作而拥有了与单个人的能力相比的优势。近代以来的组织是分工—协作体系，能够在科学合理性的原则下对组织成员的力量进行整合，从而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显示出整体大于部分(个人)力量之和的特征。不仅如此，在组织对个人力量进行整合的过程中，还会对组织能够获取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和知识等智力资源进行整合，并通过这些资源的整合而实现对个人力量的整合，从而使组织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量。然而，由于组织不仅包含着人，而且包含着各类资源，同时，又包含着整合资源以及人的制度、结构、规则体系等，因而，使组织成为一个复杂系统。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正是因为组织系统拥有了这种可控的复杂性，才显示出了“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从这里，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具有原理意义的观点:组织的优势来源于它自身高于环境的复杂性，而且，组织自身的复杂性是一种可控的复杂性。当环境的复杂性程度增长时，组织如果继续保持其承担任务的优势特征的话，也需要相应地增加其自身的复杂性程度，并通过新的技术资源和手段的引入而增强对组织自身复杂性的控制。然而，这种优势仅仅在环境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中才能显现为现实，才是合理的，当环境的复杂性增长到组织无法攀升的地步时，它在承担任务中也就不再具有优势地位了，只能在环境的复杂性面前望洋兴叹了，甚至任由环境的复杂性转化为风险和危机事件。当然，如果拥有足够的可资用来控制组织自身复杂性的技术手段的话，组织仍然能够通过自身复杂性水平的提高去保持其相对于环境的复杂性优势。事实上，组织无法如其所愿地总能获取驾驭不断攀升的复杂性的技术。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已经达到了组织无法企及的程度，而且，组织因为一时无法找到适宜于控制自身复杂性的新技术，以至于其复杂性每增长一分，都会置组织自身于失序、崩解的境地。可见，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时刻，以复杂性应对复杂性组织环境的策略完全失灵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谋求组织全面的和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提出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回应。

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协作系统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人们往往会较长时间地处于某个共同行动系统以及共同行动的过程中，“这种时间的展望允许他们将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利益冲突’(也许令人厌恶，但纯粹的过路之人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促使他们尽快去减缓它，使它变得可以容忍，甚至根据双方的意愿去解决它。一旦确信共处将是长期的，尽管共处可能是充满矛盾、摩擦和不愉快的，他们依旧希望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做法。一旦他们达成了一种相互接受的共处模式，他们就会相信它的长期性。他们将由此获得一个极其可靠的框架，并在上面刻上他们关于未来的期待和计划。这种好处是进行协商的首要动机。恰恰是这种好处的前景使得双方对讨论、争论、妥协和协议表现出兴趣，并促使他们让这些活动持续下去。”⑧全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协作系统的稳定性正在逐步丧失，共同行动的随机选择性逐渐增强。在全球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压力下，人们共同行动的“时间的展望”几乎无法展开，因而，无法在一种相对静态的环境下去认识和分析利益冲突，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通过讨论、争论、妥协等方式协商解决冲突。“生活游戏的人物总是来了又走，他们注定要消失，注定要在游戏进程中不断地被取代。行动的场景在不断变化，其变化速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和记忆能力。剧情、剧本和人物在演员念完台词之前就已经变化了。”⑨总之，我们真正感受到了赫拉克利特的那条“流动的河流”。现在的一切都处在流动之中，这种流动因为没有固定的方向而不可能让我们沿着前人标记下的路标前行，而且我们自己也无法借助于有效的方法去预测下一步必定到达的某个节点，更不用说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了。既然我们无法准确地测定我们的目的地在哪个方位以及到达目的地所要走过的路程，也就无法弄清我们走向目的地所应调动的资源，以至于我们必须尽可能忘却对远大目标的追求，而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在当下选择与他人合作。可以相信，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也就必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合作而去应对当下的风险和危机，走向未来的道路也就会封闭起来。所以，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才是我们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

正如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所发现的，“当我们考虑到一个行动系统的构成首先是取决于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分析，而不是取决于如何遵循制度演化的普遍规律时，现象的偶然性特征就显示了出来。”⑩事实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呈现给组织的总是偶然性的事件，在这种环境中开展行动，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把偶然性事件转化为组织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到偶然事件背后去发现规律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也由于环境的迅速变动使发现偶然性背后的规律得不到时间上的支持，所以，也只能把组织策略放在直接应对偶然事件上来。反映到组织自身的建构中，就是按照普遍性、必然性的原则去确立组织结构、制度、程序等也变得完全不可行了。“就行动系统是人类的创造发明而言，它不服从任何一种决定论，不适用于任何普遍的或者哪怕是相对的‘最终路径’。”⑪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再根据决定论的观念去加以建构。组织作为一个行动系统，时时处处都表现出随机性选择的特征，随时根据环境的变动和任务的变化而作出反应。组织的随机性选择，反映到组织结构、制度和运行机制等这些构成要素方面，就是灵活性和弹性;反映到组织成员的行为上来，就是自主性和创新追求。

总的说来，既有的组织理论以及组织管理实践中的组织观念，都是把组织默认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认为在组织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明晰的边界，组织与环境间的交流和互动，都是在既定的通道中展开的，因而，是可以进行规划的和可以进行控制的。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也不停歇地去谈论所谓开放性，但是，社会的开放性被民族国家的边界所限制，而组织的开放性也仅仅是一种征服和控制的开放性，就实质而言，依然是一种封闭性。或者说，开放性是一种追求，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假象，也被制作成意识形态，一旦思考管理的问题时，就必须在封闭性的系统中去开展行动。随着社会向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迈进，作为封闭系统的组织正在被作为开放系统的组织所置换，组织边界的可渗透性特征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朗，组织的外部因素往往在组织管理者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渗入组织，并对组织产生影响。同样，组织的内部因素也不是在组织设计的通道中对环境发生作用的，而是以出乎组织管理者意料的方式影响了组织环境。组织“内部”与“外部”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也呈现出急速复杂化的状况，以至于组织必须在急速变动的环境中开展活动，必须对环境作出随机性应对的行为选择，而且这种随机应对的行为在性质上就是适应性。

三、环境控制的不可能性

一切组织都是特定社会中的组织，是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所以，社会不仅是组织的环境，而且，组织也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组织本身就是社会的细胞，是组织构成了社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代社会谋求秩序的控制追求不仅是通过组织实现的，而且也反映在组织之中。组织就是一个控制系统，有着与社会相一致的控制模式。据此去想像后工业社会，就会看到，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控制变得不再可能，因而，组织作为控制系统的合理性也将丧失。所以，我们认为后工业社会的组织将不是官僚制组织，而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不再是一个控制系统，而是一个真正开放的行动系统，是不为控制目的而开展行动的系统，或者说，在行动中不表现了控制的特征。在合作制组织这里，作为组织成员的行动者受到任务和组织目标的激励而不是受到其他因素所驱使，不存在着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冲突问题，因而，也无需受到控制。

当我们认识到了组织无非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时，也就能够在组织的问题上确立起一种历史发展观。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而，也意味着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组织无法适应人的社会生活的要求了，需要重新建构起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新型组织去为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支持。我们提出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并用这一组织替代官僚制组织的统治性社会地位，就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而作出的构想。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组织谋求环境控制，这种环境控制就会反噬组织自身，使组织必须接受环境的控制。特别是那些作为环境而存在的强势机构，会将组织置于一种竞争的地位中，使若干个具有同质性的组织处于竞争关系中。所以，组织的环境控制总会落入被控制的后果中，以至于控制环境的追求不仅需要在与作为环境而存在的其他诸多组织的竞争中才能达成控制的效果，而且，一旦自己也陷入到竞争关系中，也就必然要接受被控制的命运。比如，对于组织的运行而言，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组织会表现出强烈的资源控制冲动。然而，既有的组织却时常感受到，它的资源控制策略经常性地无法取得成功。处于行动中的组织，经常会遇到不需要的资源富余而迫切需要的资源不足的问题。而且，在行动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会突然发现一些重要资源枯竭了，而一些组织并不需要和意想未及的资源却突然出现了。这些资源不确定性的状况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每一个组织的运行中都有着大量的经验。可是，却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认真思考，反而任由组织朝着资源控制的方向越走越远。其实，如果对这一问题加以认真反省的话，是可以走向另一个方向的，那就是放弃资源控制，转而在环境建构的思路中去寻求组织外部的资源供给和支持系统，让组织所需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在组织外部的资源供给和支持系统中随取随用。单个的组织可能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因而需要一场社会运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这场社会运动必然是包含在每一个组织的自觉追求之中的。如果每一个组织都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话，情况就会很快得到改观。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组织与环境间的合作关系也就会因此而建立起来，组织的资源控制模式也将为资源的合作供给模式所取代。这个进程也无疑是走向合作制组织模式确立的社会运动。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控制的追求变得不再可能，即使工业社会尊重自由、自主的控制，也都变得难以实行了，更不用说作为封闭系统的乌托邦。乌托邦是一个地域性的想象，“乌托邦是一个受到严密监视、调节、支配和管理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预先设计好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乌托邦是为秩序而设的、经常得到维护的世界，它的日常运行也受到了严密的监控。”⑫就此而言，乌托邦虽然包含着对农业社会某种理想状态的诗意畅想，但也反映了现代精神，是对现代性理想秩序的憧憬，是通过管理去营建理想秩序的期望。然而，近代以来的现实却不断地打碎乌托邦的梦幻。虽然在管理方式和技艺方面都不断地得到提升，但管理对象以及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是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总是处在管理勉强达到的水平。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突然加速，让任何形式的管理都陷入无法通过管理方式和技艺的提升去加以应对的境地，出现了控制失灵。当然，这反过来也更加刺激了人的控制冲动，一方面是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另一方面是生存危机的压力，驱使人们盲目地、手忙脚乱地、不择手段地去加强控制，事实上，所收获的却是自找的麻烦。

合作制组织是没有环境控制的要求的，虽然它也需要进行环境管理，但这种管理主要集中在对所需外部支持的资料收集和处理方面，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地同供给方接触。因为，合作制组织也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尽管它的专业化不会像工业社会的组织那样生成领域认同以及需要领域认同的支持。但是，它的专业化决定了它所需的外部支持是特殊的。因而，需要掌握能够提供它所需外部支持的资料。从理论上推测，合作制组织处在合作的而不是竞争的环境中，这种环境能够使它拥有较为稳定的合作伙伴，它所需要的外部支持能够因合作的理念和原则而有着稳定的来源，只是在出现了意外情况的时候，它的环境管理才派上了用场。事实可能不是这样，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合作制组织的宏观环境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即使它在微观环境的层面上与环境要素之间维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也必然会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从而使所谓意外变得不可避免，从而迫使合作制组织必须对环境管理的问题给予重视。

合作制组织的环境管理必须充分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合作制组织处在非典型环境之中，组织承担的任务也都属于非典型任务，而且，这些非典型任务决定了合作制组织不可能拥有某种典型形态。合作制组织都是具体的，每一个组织都因任务的不同而不同，会在功能实现中得到仅仅属于自己的具体性建构。总之，合作制组织是一种非典型组织模式，会因为任何一种个性化需求而获得自己的个性。对于作为行动系统的合作制组织，将“遵循着特定的逻辑，顺从其自身特定的合理性……在相对自主的行动者的游戏框架内，将权力关系的集合体链接起来……这些相对独立的行动者，得以通过集体的形式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并就他们参与的诸种条件进行协商谈判。这些行动者根据他们所拥有的功能，根据他们所控制的权力来源，很自然地接受引导，以这样一种方式采取行动:采纳由技术、环境提出的解决问题的诸种方案——简言之，由环境提出——这些方案将允许他们至少在组织内部保留自己用于协商谈判的能力。换言之，行动者将会发现这些问题，并且对诸种问题做出反应，这一切皆取决于行动者在组织内部的游戏与组织外部的游戏之中所采取的策略。”⑬

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任务环境，合作制组织并不追求自身的复杂化。与工业社会后期的所谓“复杂组织”相比，合作制组织也许会显得更为复杂。但是，由于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技术条件，使合作制组织与既有的复杂组织相比较而言的复杂性已不再被认为是复杂的了。当然，这是在客观描述中所看到的，就合作制组织的自身追求而言，会更加倾向于把自身置于社会分工体系中，会尽可能地把那些对于组织核心目标的实现起辅助作用的事项交给社会，而自身所保留下来的只是那些直接关乎核心目标实现的机构和部门。这样一来，也会使得合作制组织拥有更强的开放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密切了。正是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使它在遇到了任何危机的时候都能及时地从环境中得到支持，从而顺利地度过难关。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得益于它的非自我本位，它与其他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利益相关性，它的危机也都是必然会对一切合作伙伴产生影响的问题，所以，它们乐意于合作应对。而工业社会的组织是自我本位的，它与其他组织间恰恰是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所以，它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所得到的可能是幸灾乐祸。

由于合作制组织彻底告别了组织本位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更加关注环境的变化、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以及组织如何实现与环境的互动等问题。这样一来，合作制组织的行动总会表现出一种顺势而动的特征，在资源的消耗上，也就能够实现最小化。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在资源的使用上并未表现出一种刻意的节约，而是因为对环境的认知而使行动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从而实现了资源的消耗最少化。这就是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所说的，“如果我们的行动建立在对环境的充分认知上，我们就能够与系统同步行动，而非与它背道而驰，这样就能够省下本来就微薄的资源，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⑭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合作制组织是非控制导向的组织，它不谋求环境控制而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安全，不在环境控制中去追求组织自身的利益，而是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中去承担任务和应对人类所遭遇的共同问题。

注:

①【美】弗里蒙·E．卡斯特、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李柱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149页。

②③【美】迈耶、罗恩:《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美】鲍威尔、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6页。

④⑤⑦⑩⑪⑬⑭【法】克罗齐耶、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张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00、164、218、273、273—274、137—138、398页。

⑥【美】詹姆斯·汤普森:《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敬乂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5页。

⑧⑨⑫【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3、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