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 思

（西安音乐学院 视唱练耳教研室，陕西·西安 710061）

一、鄂温克族音乐的历史生存语境

（一）狩猎音乐的生态经济语境

鄂温克族的索伦鄂温克部落位于我国黑龙江区域，经历了历时最长的母系氏族社会，缓慢过渡到以原始狩猎经济为主的父系氏族制度，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促使“索伦鄂温克音乐具有浓郁的狩猎文化特色，并融入了罕见的原始说唱与萨满歌调”，[1]例如代表音乐《母鹿之歌》即是讲述鄂温克族人打猎归来的庆功之歌，无论是歌曲的叙事内容还是古朴的抒情风味都是对索伦鄂温克人狩猎经济生活的反映。由于索伦鄂温克人狩猎结束会燃起篝火跳舞，因此索伦鄂温克音乐曲调常常带有歌舞曲风，例如《洒吉格聂洒那》，《太阳姑娘》便是舞曲音乐的代表，“鄂温克人的原始舞蹈艺术也有较多对狩猎动物的模拟”。[2]同时，原始狩猎经济催生了索伦鄂温克人以生灵崇拜为主的萨满信仰，反映在音乐方面即为萨满舞曲、萨满打击乐曲，以及围绕萨满神话、诗歌的原始说唱音乐，例如《尼玛罕》、《鲁日格勒》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狩猎生态经济背景下的索伦鄂温克音乐创造具有强烈的即兴特征，甚至可以在严肃的萨满祭祀音乐中听到索伦鄂温克人模仿动物叫声，可见索伦鄂温克人狩猎生活对音乐的摄入之深。

（二）牧区音乐的草原生活语境

鄂温克族的通古斯鄂温克部落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区域，临界大兴安岭西麓，受到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影响，该部落族群生活环境水草丰美、遍布牛羊，不仅为畜牧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提供了通古斯鄂温克音乐的草原生活语境，主要划分为牧场生活、草原祈福、蒙古包生活三大类型。首先，通古斯鄂温克牧场生活以放牧牛羊为主，牧民们日常打草与路边悠闲的牛羊群构成了美丽的草原风景，催生了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牧场民歌，例如《金色的雅鲁河》、《鲁日格勒》描绘的即是通古斯鄂温克人草原定居的幸福生活；其次是草原祈福，草原祈福的对象是呼伦贝尔草原的“神树”，“几乎每个通古斯鄂温克人路经神树都会停下来敬献哈达”，[3]由此产生了诸多草原祈福类歌曲，例如《五彩哈达》、《神愿》等等，内容多为祈祷风调雨顺、表达牧民对神灵的忠诚敬仰；再次是蒙古包生活中的音乐，通古斯鄂温克人住在草原蒙古包内，每当夜晚降临，人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就会互相串门，主人在蒙古包内置办简单的菜肴招待牧民，大家一起围坐吃饭对唱民谣，代表曲目如《蓝色的蒙古高原》、《我是鄂温克人》等等能够迅速拉近距离、表达欢愉心情的歌曲，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例如《心上人》之类的忧伤小调，那是通古斯鄂温克人独自面对浩瀚的星空，献给远方亲人的歌。

（三）祭祀音乐的仪式文化语境

鄂温克族的雅库特鄂温克部落位于锡尼河西苏木，随处可见居高临下的山岗，是草原游牧部落的边界位置。“古代雅库特鄂温克人为了指示方向，依靠垒土成堆并插上柳条的方式警示外来者”，[4]蒙古语称之为“敖包”。雅库特鄂温克人认为“地高”能通神，于是“敖包”逐渐演变为祈求神灵庇佑的地方，大多数雅库特鄂温克人通过为他人举行婚、丧、嫁、娶的祈福仪式换得物质生活材料，而敖包祭祀的民族传统也为雅库特鄂温克人创造了特有的仪式音乐空间，包括敖包祭祀音乐文化与那达慕、瑟宾节等传统节庆音乐文化两部分。一方面是敖包祭祀音乐文化，雅库特鄂温克人的敖包祭祀活动一般由喇嘛主持，人们身着盛装赶到祭祀敖包，“现存著名的鄂温克族祭祀敖包为‘巴彦胡硕敖包’，已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5]根据史料记载，巴彦胡硕敖包四面用锐利刀片镌刻着十余种神位，例如鄂温克天神“那恩纳”神位、牲畜神“吉雅奇”神位，相关的祭祀音乐都是围绕不同神位展开的祭祀颂歌、经文唱词等等，祭祀颂歌由信众合唱、经文唱词则由喇嘛吟诵，并同时摇晃法铃，音声场面严肃壮观。另一方面是那达慕、瑟宾节等传统节庆，包括“焚香”与“献供”两个环节，为了烘托节日的热烈欢乐气氛，雅库特鄂温克人在这两个环节中插入了器乐性的音乐歌舞表演，虽然也包涵了相关的颂歌与经文内容，但相较敖包祭祀的神圣性，节庆音乐的娱乐特征更突出。

二、鄂温克族音乐的生存空间嬗变

（一）索伦鄂温克人的经济生活嬗变

索伦鄂温克人的狩猎经济使得索伦鄂温克音乐具有浓郁的狩猎色彩，并融入了罕见的原始说唱与萨满格调，然而伴随着索伦鄂温克部落自然封闭状态被打破，狩猎音乐的生存空间发生了质的改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内蒙古地区的传统社会面临全面转型”，[6]索伦鄂温克族人的狩猎经济向牧、农、林结合的多种经济方式转变，意味着索伦鄂温克族人的狩猎生活被半定居、定居形式的社群生活替代。索伦鄂温克人经济生活的多元化使得“狩猎”不再是索伦鄂温克人的生活必需，传统狩猎内容的权威性被动摇，索伦鄂温克音乐创作开始承载起更多的社会关系。例如表现当地婚庆内容的歌曲《迎亲歌》、赞美亲人的歌曲《家园》、表达民族热爱的歌曲《哈日嘎达》、传递乡愁的歌曲《想念》、歌颂纯洁爱情的歌曲《布里亚特姑娘》等等。可见，伴随狩猎音乐主题消解而来的是歌曲创作内容的多元化，反映了索伦鄂温克人经济生活从封闭走向开放。同时索伦鄂温克族人半定居、定居的社群生活促使其“音乐诠释方式由个性化的即兴表演向礼俗音乐风格偏离”，[7]索伦鄂温克音乐创作承载的社会关系越多，对社会“规定”与“规则”的遵循也就体现得越明显，诸如篝火音乐的自由舞曲节奏以及对大自然音声的惯常模拟逐渐消失，索伦鄂温克人更多地致力于创作喜闻见乐的大众音乐。

（二）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社会格局嬗变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区域的通古斯鄂温克牧区经由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畜牧业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继展开”，[8]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伴随交通条件与牧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人口的城镇化生活代替了原有的牧区生活，随处可见到城镇从事商品交换的通古斯鄂温克人，他们除了单纯的牧民身份，还扮演着农民、经商户、手工业者等多元化的社会角色。先富起来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甚至在城镇中购置房屋。社会居住格局的改变影响了牧区的草原音乐生活，主要表现为蒙古包音乐聚会形式的瓦解。例如牧民在蒙古包家中准备酒水、演唱民歌招待客人的传统习俗演变为城镇饭店娱乐场所的宴席歌舞表演，由于城镇生活的多民族聚居形态，常年居住的通古斯鄂温克族人受到汉语、蒙古族语、达斡尔语等多元文化背景的影响，音乐表现内容也不再局限于草原歌曲，并融入了年轻人的通俗音乐品味，每逢节庆假日，城镇大街上商铺饭店播出的是多民族流行音乐，古老的草原民歌在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家庭生活或民族节气活动中才能听到。尽管“人口的城镇化分布侵吞了老一辈蒙古包音乐的生存空间”，[9]但通古斯鄂温克族人每逢初一十五的牧区集体过年惯例却未改变，因此仍然可以在大草原中欣赏到《五彩哈达》、《神愿》等祈福音乐以及《蓝色的蒙古高原》、《我是鄂温克人》等联络民族情感的原生态草原赞歌。

（三）雅库特鄂温克人的文化适用嬗变

雅库特鄂温克音乐以敖包祭祀为基本形式，兼具仪式文化语境的神圣性与通俗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让雅库特鄂温克部落的祭祀音乐彻底走向衰微。首先，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切断了雅库特鄂温克依靠婚、丧、嫁、娶仪式换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营生来源，一些雅库特鄂温克人改行到城镇饭店打工或以街头卖艺维持生计，敖包祭祀的族群生活不再具有社会普适性，祭祀音乐多出现在大型宗教祭祀场合。其次，敖包祭祀的文化传承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往敖包祭祀文化在雅库特鄂温克祭祀经济背景下依靠家庭、师徒之间的“授”、“受”关系得以自然传承，“祭祀经济的没落促使敖包祭祀文化传承出现断裂”，[10]除了“喇嘛”这一特殊职业，雅库特鄂温克家庭不会传授后代相关知识，年轻一代也不会主动观摩学习，因此敖包祭祀中的音声表现大多由信众群体习得，祭祀文化传承呈现边缘化。再次，敖包祭祀中的固定经文念诵、祭祀颂歌被泛化为“仪式”音乐，尽管在那达慕、瑟宾节等传统节庆中仍然能看到雅库特鄂温克传统祭祀音乐的影子，但他们的存在主要是为节庆活动的表演程序服务，多用来制造气氛，融入了诸多现代器乐配合歌舞演绎，原本祭祀音声的庄严肃穆荡然无存。

三、音乐生存空间嬗变涉及的核心命题

（一）音乐性与民族性的伪对等关系

索伦鄂温克部落的狩猎经济向牧、农、林结合的多种经济方式转变，经济生活的多元化促使索伦鄂温克族音乐的狩猎主题消解，音乐创作承载的社会关系日趋丰富，表现方式也摆脱了狩猎音乐的即兴舞曲与自然模拟特征，更多地融入社会礼俗规则，其音乐生存空间嬗变揭示了音乐性与民族性的伪对等关系。少数民族音乐的音乐性是否等同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议的核心命题，可以说索伦鄂温克人的早期狩猎经济决定了索伦鄂温克音乐的本质特征，其音乐内容与形式的表现亦反映了索伦鄂温克人的民族习性。然而随着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索伦鄂温克音乐的狩猎主题消解，这是否能说明鄂温克人的民族性消失？美国音乐理论学家阿伦福特曾说：“音乐的声、情、词、味、养（素养）均来自于民族性，但民族性却来自于人类生存空间”，[11]索伦鄂温克音乐的经济生活空间嬗变背后是索伦鄂温克人的全新生存境遇作用于人的创作材料、情感趣味以及精神意志的结果。从共时性角度来看，它们为索伦鄂温克音乐的民族性增添了新的成分，例如社会角色意识、礼俗文化制度等等，集中表现为索伦鄂温克音乐“愉己”与“愉众”的音乐性层次差异；但从历时性角度来看，索伦鄂温克人的原始狩猎经济是其根深蒂固的血缘文化底蕴，无论索伦鄂温克人生存空间如何改变，索伦鄂温克音乐变迁都仅将致力于音乐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调适，无法否定索伦鄂温克狩猎音乐的原始艺术形态，而音乐性与民族性则寓意了永恒的艺术与转瞬即逝的历史之间的对立。

（二）音乐性与文化性的正相关关系

通古斯鄂温克的音乐生存空间嬗变主要表现为社会居住格局的革新，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古斯鄂温克人由牧场生活向城镇生活转移，造成通古斯鄂温克的蒙古包音乐聚会形式瓦解，城镇饭店等娱乐场所代替了原有的草原宴歌，且受到城镇汉族、蒙古族族、达斡尔族人等多元文化背景的杂糅影响，音乐表现内容具备了社会开放性，并融入了年轻人的通俗音乐品味。相应的，雅库特鄂温克人的“城镇化”同样促使很多雅库特鄂温克人脱离草原，改行到城镇打工，但其音乐性的改变却相较通古斯鄂温克音乐来得更加彻底。通古斯鄂温克的草原歌唱传统虽然受到了重创，但却作为民族音乐的精华在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牧区节庆中得以传承，而雅库特鄂温克敖包祭祀音乐的传承途径却发生了断裂，除了“喇嘛”与“信众”之外，雅库特鄂温克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接触传统宗教音乐的机会，导致两者不同音乐结果的原因指向音乐性与文化性的关系，即“少数民族音乐性的变迁与其文化破坏的程度成正相关关系”，[12]通古斯鄂温克的社会居住格局没有改变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文化生态，但雅库特鄂温克人的社会主义改造却彻底破坏了雅库特鄂温克敖包祭祀的文化普适性，表现为敖包祭祀不再满足社会需要，文化传承的人身载体基础不足，难以形成音乐文化认同。由此可见，少数民族音乐的生存空间嬗变伴随的不仅仅是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的音乐重构，还有真实的毁灭与新生，需要我们立足于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交织空间去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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