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

（云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221）

一、民族问题的类型化分析

民族问题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争，学界长期以来亦难以达成共识，从而对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一）狭义论

民族间的矛盾是民族问题的实质，是狭义民族问题论的代表性观点。[1]由于受到阶级斗争学说的深刻影响，中国学界和官方一度认为，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在改革开发初期，民族学理论界对民族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大讨论，逐渐摒弃了这种极左的观点，民族问题从“阶级斗争”演变成了“民族矛盾”。丁汉儒认为，“所谓民族问题，就是民族矛盾。它不是指民族的内在联系和斗争，而是指民族外部的相互关系。”[2]狭义的民族问题论摒弃了阶级斗争论，但总体上仍未能突破“斗争”的框架范围，强调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的矛盾，却忽视了民族内部的发展问题。

（二）广义论

广义的民族问题论认为，只要与民族相关的问题都属于民族问题。即使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下，也没有人可以完全否认民族发展问题，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也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践行。于是，借着民族学界大讨论的东风，学界逐渐提出了广义的民族问题论，即民族问题的内涵不应局限于民族间的矛盾。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国家、阶级的关系以及民族的自身发展都是民族问题的研究范畴。自从广义的民族问题论提出的那一天，就面临着学界广泛的批判，批判的焦点集中于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既然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二者又有何区别呢？[3]从民族问题的民族性和社会性方面入手，龚永辉研究员强调，民族问题从社会性角度属于社会总问题的组成部分，从民族性角度，其又与一般社会问题相区别。[4]当然，学界也有部分学者在探讨民族问题时，既强调民族问题的对抗性，同时兼顾民族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广义的民族问题论并不排斥民族间的矛盾，因此笔者将这部分学者的观点也纳入到广义的民族问题论中予以考虑。

民族问题的概念范畴决定了跨境民族问题及其理论维度，民族问题概念及其理论的多样性使得本就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跨境民族问题面临理论和现实的困扰。

二、跨境民族问题类型化分析

（一）跨境民族问题类型化之争

关于什么是跨境民族问题的产生根源，一般认为，“所谓跨界民族问题，就是具有共同族源、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某些民族因居住地为国界所分割，国家与民族不重合而导致的民族向心力与国家向心力发生冲突所引发的所有社会政治问题。”[5]国家向心力表现为民族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并从政治上认同其族群分离的状态。民族向心力则恰恰相反，更强调对族群的归属。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被视作跨境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

但是，对于跨境民族问题的类型，学者们形成了广义论和狭义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广义论的观点认为，民族分裂活动以及与跨境民族相关的社会问题都属于跨境民族问题的研究范畴。例如，云南警官学院罗秉森、莫关耀教授认为，国家的政治分隔力和国家的离心力始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跨境民族问题会随着这两个方面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一旦出现民族向心力大于国家凝聚力的情况时，跨境民族问题就会危及一国的领土主权完整。[6]云南师范大学何跃教授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探讨了跨境民族问题中的非安全因素，并分析了恐怖主义、经济发展滞后和毒品问题与云南边境跨界民族问题的内在联系。[7]而狭义论的观点则认为，跨境民族问题不包含一般的社会问题，只存在于跨境民族的民族向心力大于国家凝聚力并构成了国家分裂危险的情形下。曹兴研究员通过量化跨境民族的民族向心力与国家凝聚力之间的比值来探讨跨境民族与跨境民族问题，认为当跨境民族的民族向心力与国家凝聚力的比值小于1的时候，并不存在跨境民族问题。[8]雷勇则认为，跨境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虽然与该民族面临的民族发展等社会问题相关，但其最终爆发是因为国家对于跨境民族相关政策的失当以及跨境民族族群内部的互相影响，导致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识高于国家意识。[9]

既然跨境民族问题是民族问题的一种特殊表现，分析时不能将跨境民族族群内部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排除于考量范围之外，而仅关注危及国家安全的跨境民族问题。同时，中国跨境民族众多，产生的相关问题纷繁复杂，广义的跨境民族问题论对中国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采取广义论的跨境民族问题观点。

（二）跨境民族问题的具体类型

从跨境民族问题的性质是否严重的角度入手，涉及领土争端、国家主权或者国家安全等问题属于冲突剧烈的跨界民族问题，而经济发展不平衡、毒品犯罪、非法移民等社会问题则属于相对缓和的跨境民族问题。

1.涉及国家主权的跨境民族问题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威。当跨境民族要求自治时，就已经形成了对国家主权的挑战，[10]如果跨境民族问题继续发酵，发展为跨境民族的独立要求，必然会危及相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削弱其国家力量。跨境民族的独立诉求往往表现为，要么同属于非主体民族的同一族群联合，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西亚的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提出过这种要求；要么非主体民族通过合并建国的方式并入由本族群作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如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要么则是在该民族的聚居地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如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格鲁吉亚的奥赛梯人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方面，涉及国家主权的跨境民族问题与泛民族主义息息相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民族统一主义”或“泛民族主义”思潮。以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大土耳其主义等为代表的古典泛民族主义，试图追寻和构建逝去的民族，认为民族就是国家。现代泛民族主义则以非洲的大索马里主义、大图西主义，欧洲的大匈牙利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亚洲的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为代表，其本质是跨境民族强调其民族利益和民族特征，希望建立超越现有国界的统一的新民族国家。现实中，虽然古典泛民族主义难成气候，但现代泛民族主义则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温床。另一方面，还应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涉及国家主权的跨境民族问题。很少有国家会支持在跨境国家都属于非主体民族的独立要求，而对于跨境民族提出独立建国或者联合建国要求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并大都能从其中或多或少地看到相关国家的身影。一般情况看下，由于合并建国会让人理解为一种变相的领土扩张手段，与之相比，独立建国更能够绕过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制度，甚至得到外界的同情与支持，而成为跨境民族分离的主要形式。

2.经济发展不平衡、毒品犯罪、非法移民、宗教等社会问题

（1）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特别是跨境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跨境民族的发展差距，一方面体现在跨境民族与国内主体民族之间，通常，跨境民族并非国家主体民族，在国家资源配置和发展机会分享方面没有主导权，处于从属地位。经济社会发展是涉及人口、资源状况、国家政策、商业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获得更多发展资源和政策支持的跨境民族地区，也意味着该地区的相关产业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现代社会，边界是国家安全的重点区域，国家力量往往在边界地区保持着一定的存在。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边界地区又常出现发展滞后的情况。究其原因，国家发展重点不能覆盖边界地区是导致该地区发展滞后的客观原因，而国家、特别是主体民族对跨境民族群体认可和认同程度则是边界地区发展不足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同一族群内部，被政治边界分割于不同国家，在一国属于非主体民族而在另一国则可能属于主体民族，导致其发展资源和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天生的同根同源，对比、向往、同情、吸引天然存在于族群之间，极有可能引发落后一方对现实政治安排的不满，并获得境外同一族群的支持，从而演变成为破坏力惊人的民族分裂问题。以泰国南部马来人的民族分离运动为例，泰南马来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农村，多从事渔业、农业，经济收入普遍较低，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加剧了马来穆斯林与泰人、华人的分化和对抗。历史、文化、宗教渊源趋同的马来人向世界展示了民族向心力的强大，泰南穆斯林得到了马来西亚穆斯林给予的高度关注和同情，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发展成民族分离运动。

（2）毒品问题。全球化视角下，毒品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种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都在与毒品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毒品犯罪问题并未消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跨境民族聚居的边境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更容易成为各种毒品犯罪活动的重灾区。“金新月”位于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边境地区亚欧大陆的交界处，是全球最大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产地。我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毗邻“金新月”地带，已经成为“金新月”毒品向外输出的重要通道之一。此外，新疆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也通过在阿富汗和中亚各国走私贩毒筹措资金，开展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中国的西南、华南则存在较为严重的“金三角”毒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缅共解体和坤沙武装投降后，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势力逐渐壮大，“金三角”毒品基地不断向北转移，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云南的渗透不断加大，云南省成为“金三角”毒品外流的重要通道和市场。近年来，海洛因问题还没有解决，冰毒、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却又来势汹汹，禁毒形势十分严峻，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政府自2005年就将禁毒斗争提升到了“禁毒人民战争”的高度中得到说明。

（3）非法移民问题。移民即指人口在空间上流动的现象。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下，移民现象可分为国境内的移民以及跨国境的移民，而跨国境的移民又分为移民出境与外来移民。跨境民族天然存在的族群认同以及血缘、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吸引力，使得跨境民族的跨国界移民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当跨境民族的跨境移民违反了相关国家的边境管理及移民管理制度，便形成了非法移民问题，给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在我国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就存在移民非法出境造成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由于大批的俄罗斯人和日耳曼人迁出了哈萨克斯坦，对哈萨克斯坦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时也为哈萨克斯坦推行哈萨克大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哈萨克政府通过制定《哈萨克人重返祖国的构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口迁徙法》等法律，召开了世界哈萨克人代表大会，鼓励哈萨克人“回归故乡”，并在就业、安置、教育等诸多方面给予回流的哈萨克人以优惠，促动了我国部分哈萨克人迁入哈萨克斯坦的愿望。我国已有数千人哈萨克人迁往哈萨克斯坦，影响了作为我国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哈萨克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西北地区正常的社会发展，并为中亚其他国家大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催化剂。[11]此外，在我国云南的边境地区也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外来非法移民涌入问题。云南边境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边境线长4060公里。虽然2011年云南省的GDP总量在全国29省市中排名倒数第六，却成为了中国外来移民人数居全国第六的地区，超过了经济更为发达的浙江省、山东省，当然，这些数据还不包括通过非法途径涌入云南的境外边民。

（4）宗教问题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宗教问题往往由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的矛盾所引发，也可能由超越国界的“泛宗教主义”所引起。宗教与民族密切相关，民族与宗教、民族性与宗教性总是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可以说，一切民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而一切宗教也都是在相应的民族中发展起来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纠结，一方面激发了民族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也使得民族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以中东巴以冲突为例，民族因素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宗教因素同样意义重大。在以色列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是犹太人的梦想，这也成为巴以冲突的根源。与此同时，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所信仰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使得巴以冲突的解决更加复杂。耶路撒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宣布为首都的城市。既是犹太教的圣城，是犹太民族宗教文化中心和民族统一的象征，同时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城。全市分为基督区、犹太区、穆斯林区和亚美尼亚区。著名的耶稣殉难教堂位于基督区；犹太教著名的哭墙位于犹太区；相传穆罕默德夜行登霄之处的圆石清真寺与哭墙相邻，位于穆斯林区，并建在犹太教圣殿的遗址上；包括穆斯林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犹太教的西墙和圣殿山以及基督徒的圣墓教堂和苦路都位于亚美尼亚区，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地位一天没有解决，巴以冲突就将持续一天。

综上所述，危及国家主权的跨境民族问题破坏性极大，性质也极为严重，也是一国跨境民族问题的最终极爆发形态。跨境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毒品犯罪、非法移民等社会问题既是跨境民族问题相对缓和时的表现，同时又是跨境民族问题发展恶化的原因，如果处理好了跨境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那么无论是泛民族主义还是民族分裂主义必然失去生存的土壤，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1]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18.

[2]丁汉儒.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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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永辉.关于民族问题的两重属性——三十年来民族问题概念广义、狭义之争的学理反思[J].民族研究，2010，(1).

[5]刘 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课题组.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J].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7]何 跃.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8]曹 兴.世界民族热点研究和最长民族纠纷：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06.

[9]雷 勇.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理论与现实[J].贵州民族研究，2005，(5).

[10]金炳镐.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208-209.

[11]廖 杨.“民族-宗教问题”：概念、类型和实质[J].世界民族，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