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林海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藏族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上，自称BOD，英文TIBETAN.有人认为“三苗”就是古藏族，而“三危”即今天的青藏高原，持这种观点的依据“三危既宅，三苗不叙”（《尚书.禹贡》）。也有的认为藏族是由“犬戎”“氐羌”融入演化而来，不但“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毛诗.商颂》）的佐证，[1]而且马长寿先生在《氐与羌》 （2006）中对“氐羌”进行详尽有力的考述:“安多地区，原为羌族的分布中心，今皆藏族区，这里的藏族一部分是从西藏迁来的，打部分则系古代羌族的藏化者...”。[2]从某种意义的程度上来讲，某一民族的形成并不是单一的人种或群体，而是由若干个人种或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中发展而来，形成具有一定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共同语言的单元体。1913年，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58）。[1]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但由于诸多原因，造成藏族成为今天的跨界民族。现在就其成因进行分析。

一、跨界民族的界定

跨界民族研究以世界上比较普遍存在的跨界民族现象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从总体上对跨界民族进行概括性和一般性的研究，从而揭示跨界民族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最基本的属性特征以及促进跨界民族发展的途径。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以世界上比较普遍存在的跨界民族问题现象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跨界民族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从而揭示它产生的根源、内容、性质和发展变化的趋向以及解决的途径。”（金炳镐，2010）。[3]一位专家则是这样概述：“跨界民族是以地缘纽带为基础，系指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疆界分割而居于不同国家版图，在国与国交界地区生活的相对稳定的同根同源，并具有语言文化共同性的民族群体。”（李琪，2011）。[4]另一位专家则是从两个方面分析：“跨界民族是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人们共同体的民族过程与人类社会的国家过程普遍发生的一种叠合现象.......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结构，二是相当一部分民族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隔，成为特殊的族体，即跨界民族。这是不争的客观存在，是无法也不应该回避的事实。”（葛公尚，2013）。[5]这样，我们从以上学者分别对跨界民族进行的界定，看出他们都以“疆界”为突破点的框架地缘观，突出以“疆界”线把某一群体的整体分成两个单元体或若干个单元体，即把某一整体民族分割为两个或若干民族区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如何以定义为标杆鉴定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藏族历史上的三大时期历史事件与跨界民族成因

我们本着“尊重历史、立足实际”的原则，要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增添智慧。以史为镜，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智慧的眼光去分析在不同时期对事物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在内部因素的张力或内部因素的张力和外部因素的张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历史事件。由这件历史事件所产发生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导致什么？就藏族成为跨界民族而言，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来加以分析。

（一）吐蕃王朝时期——吐蕃奴隶平民大起义

九世纪，自从“邦金洛”的吐蕃奴隶平民大起义后，原吐蕃辖区内吐蕃王室后裔欧松之子贝考赞，于公元895年为平民起义军擒杀（东噶.洛桑赤列著，王玉平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贝考赞卒年，藏籍《增续源流》作公元923年），其子尼玛衮西逃亡泽布隆（今西藏自治区扎达县）。之后，尼玛衮西的三个儿子分据三地：长子日巴衮据玛域（今克什米尔列城），形成后来的拉达克王系；次子扎西德衮据普兰（西藏今县），后逐渐发展形成普兰王系；三子德祖衮留据泽布隆，逐渐发展壮大形成古格王系。三大部分割据势力，被称为“阿里三国”。拉达克王系自己单独发展壮大，而普兰王系绝嗣，逐渐与古格王系合二为一。（刘立千译《续藏史鉴》）。此外，吐蕃王室后裔中还有亚泽（今尼泊尔西北部）、雅隆觉卧（今西藏乃东县境）等封建割据势力。[6]从这次吐蕃奴隶平民大起义的性质来看，属于王室即奴隶主与奴隶及平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而爆发，是内部利益阶层不可调和的因素，同时，作为社会上层的皇室也在分离（如：长子日巴衮据玛域，形成后来的拉达克王系后，自己单独发展壮大），下面的诸侯王也自立派系，形成势力割据。因而，导致古藏族第一次分离，形成跨界而居的局面。所以，以此历史事件来推断，笔者认为，跨界民族是由内部因素引发而逐步形成的。

（二）清末民初时期——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

元、明、清三个朝代都维持对西藏的宗主权。但是，到了清末时期，随着清政府对边疆影响渐渐地衰落，英国殖民主义者就把他们的魔爪伸到印度北部，扩张英国殖民地的实力，加速了清王朝在尼泊尔、不丹和息琴（锡金）等处管控势力的消失。1900年，英国就以西藏为印度的前哨地，1904年，英国派杨赫司朋（COLONEL YOUNGHUSBAND）远征西藏，且促使西藏官吏摒弃通商条约。1904年9月1日和约成立。“西藏赔款50万英镑，开三个城市做商埠。英国在西藏驻军三年，未得到英政府的准许，西藏地方政府不得将税收抵押或让土地及商务权与任何各国。”[7]1911年，清王朝灭亡，民国政府登上新的历史舞台。1912年12月，英国恢复达赖喇嘛职权，并利用达赖喇嘛的威势和友谊控制西藏，并任用在英国留过学的藏族人担任地方官吏，大力扶持亲英势力，实际上，达赖喇嘛集团是英国扶持的傀儡。1913年4月至1914年7月，新（西）姆拉（SIMLA）会议，英国与西藏订立条约，把西藏分为内外二部。内藏直接归中国治理，外藏改为（自治国，其宗主权属于中国，同时受英国保护），但被中国政府拒绝。英国谓之英藏条约已经成立，在中国政府未曾正式承认此条约以前，将排除中国在西藏之一切商业上之便利。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承认。同时在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却在会外以换文的形式，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秘密炮制了一条新的中印东段边界，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该线把中国和印度东段的边界从山龙北移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而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并不知道这一换文，并且在西姆拉会议上也从未讨论过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后来只是在未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作为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界线（红线）的一部分出现在由英国人绘制的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上。但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并未正式签署西姆拉条约。[8]虽然英国和所谓的西藏地方政府在1914年7月3日签署了西姆拉条约和一份承认西姆拉条约有效的所谓“声明”，但中国中央政府从未被告知他们所签署的文件的内容，而且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明确宣布不承认英国和所谓的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任何协议。[9]因而，“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无效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未承认这条所谓的“边界线”。

另外，自从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对印度的吞并以后，并在此期间以印度为殖民基地不断向外进行殖民扩张。在向印度西北扩张的过程中，英国在不同时期划出了走向不一的中国和印度西段边界线。其中，产生于1865年所谓的“约翰逊线”把喀喇昆仑山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包括阿克赛钦地区）划归印度。1868年之后，英国出版的一些地图开始把“约翰逊线”或将其修订线视为中国和印度边界线。实际上，这条线是以私人身份到该地旅行的英国人约翰逊画出来的一条个人旅行线路图，没有代表什么？只能算作他个人的一份游历，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游历”问题。[9]所以，当时就从未知会中国政府，而且英国政府也从未正式采纳过，英国殖民行政管理也从未达到过该线，因此，以“约翰逊线”的说法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荒谬的。[7]时至今日，虽然《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与“约翰逊线”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但却显示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利用一切可能又一次蓄谋将藏族做为一个整体被分离和肢解。

从以上的史料的记录，反映出藏族成为今天的跨界民族是由外部的因素、以及外部因素和内部的因素共同影响作用，同时，开始扩大到文化领域和经济经济的影响因子。

（三）新中国建国初期——国际反华势力和印度地区霸权主义入侵

新中国建立伊始，英、美等帝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利用原来一些非法的和无效的“条约”“协议”为借口，以及抓住某些邻国“积极分子”的野心，阴谋挑起事端，积极策划对殖民主义扩张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对边疆控制存在的缺陷，积极诱惑、帮助、培养残余旧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制造事端。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10]在欧亚地区竭力组织力量、培植“反共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包围和扰乱，企图颠覆新生政权。因印度正处于美国等西方家遏制中国和苏联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上，所以，他们极力拉拢印度加入其反共联盟，并且长期鼓动和支持印度进行反华活动。实际上，印度政府在本质上也是仇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因此，虽然印度在大力倡导“不结盟运动”，但在刚开始就选了继留在英联邦之内的政策，继续推行殖民主义地区霸权主义。东线侵占我国西藏达旺等地区，西线克什米尔地区频频与我军发生摩擦甚至战斗。炮制“西藏独立”言论，同时利用印度为以达赖喇嘛弟兄俩为代表的“西藏独立团”[10]提供基地（如噶伦堡等）训练反动武装分子，并且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勾结输送武器弹药，策划了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逐步蚕食西藏领土，最后导致1962年“中印战争”。这些历史现象从另一方面体现出藏族成为跨界民族成因更加复杂化。由外部因素培植内部因素引起内部武装叛乱，制造分裂。之后，那些外部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直接参与干预。

通过对以上历史事件还原真相，立足现在藏族的实际情况，从跨界民族的定义出发，再认真剖析藏族成为跨界民族的成因，其就是一个由简单变量到复杂变量的过程，历史越久远的越简单，尤其是近当代以来变得越来越复杂：含有藏族内部的因素；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军事的因素；帝国霸权主义及国际反华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军事等多方面渗透的因素；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价值取向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藏族问题的时候，要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冷静地观察，沉稳地应对。切实解决好藏族藏区在发展变革中的突出问题，为广大的藏族人民谋福利，促进民族平等、民族繁荣，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共同建设好中华民族大家庭，携手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王启龙.中国藏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马长寿.氐与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金炳镐.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4]李 琪.地缘安全地缘安全视阈下的我国西部跨界民族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学版），2012，(2).

[5]葛公尚.跨界民族关系[OB/OL].百度网，2013-07-04.

[6]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王宏纬，译.中印边界秘史[M].1989.

[8]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

[9]佘 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10]康民军.试析20世纪五六年代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中印边界战争40周年回顾[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