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晨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从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看19世纪俄国文学

王 晨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如果追溯到19世纪，它还处于一种对西欧文学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文学顶礼膜拜，甚至亦步亦趋地跟随、效仿的阶段。俄国文学短时间内就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俄国文坛上活跃的文艺理论批评家、文学巨匠息息相关，别林斯基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对于俄国文学的历史及其发展，别林斯基有着独特的见解。

现实诗歌；理想诗歌；中篇小说；民族性

1 19世纪俄国文学民族性考察的学术语境

了解俄国文学的人都知道，俄国文学的发展方式是呈阶段式、爆发式。回顾整个欧洲文学的进程，不难发现，最初的俄国文学创作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国开始照搬西欧发展模式，各个领域都沿袭和效仿欧洲方式。文学领域也不例外。但是与传统文学大国英国和法国相比，俄国文学还很落后。可以说，对于整个俄国来说，文学是一件稀罕物、舶来的洋玩意，而其他文艺形式在俄国并不多见。根据史料记载，在俄国开办第一家剧院的是一位德国人，而且当时上演的剧目全部都是德国戏剧作品，演员也都是德国人，使用语言是德语。在文学领域，相关文学思潮都借鉴自英国和法国，最终在俄国本土发展。这种所谓的借鉴和继承似乎可以视为照单全收模式。对于当时在欧洲文学领域盛行的古典主义以及其后得以发展的感伤主义，俄国文学巨匠们都加以借鉴或者照搬，但是其中许多思想在俄国“水土不服”，因此一些相关文学理论、文学思想需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实现本土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俄国自己特有的文学发展情况。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正如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所说，“俄国的文学是从各种繁琐的主义开始，而俄国文学最初的奠基人所秉承的学术倾向与其说是文学应该与艺术相结合，不如说是文学应该与文艺理论相结合。最初的俄国文学并不是人文领域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仅仅简单地是一门科学”(别林斯基 1992a：119)。可见，在别林斯基看来，早期俄国文学是错误诠释文学本质的结果。他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在于艺术性的表现”(别林斯基 1992a：124)，而不是所谓的各种理论。至于为什么在当时俄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会错误诠释文学，原因应该归咎于俄国文学对于西欧文学尤以英国和法国文学的盲目追捧和一味效仿。舶来品没有经过俄国本土化改造，直接采取拿来主义方式，在俄国大地上自然会产生排异反应，造成误读文学本质。别林斯基通过回顾和评论整个18世纪的俄国文学提出两个主要观点：(1)反对俄国文学面对西欧文学的简单模仿，文学是一项艺术，而非一门科学；(2)把诗歌分为“现实诗歌”和“理想诗歌”两种形式(别林斯基 1992a：132)。上述观念深受德国黑格尔古典主义哲学和美学影响。但是后期别林斯基认为黑格尔建立的哲学、美学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矛盾性，最后从信仰唯心主义转而信仰唯物主义。不过，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和美学主张仍然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印记。

我国学术界也一直秉承上述观点。1839年前，别林斯基是一位唯心主义者；1840年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转变为彻底唯物主义者。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中可以找到比较类似的看法：别林斯基的哲学观有一个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别林斯基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观念的桎梏。虽然他一直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思想，但是在其文艺理论主张中还是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印记。黑格尔的美学观点认为美是一种理念的感性显现，而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建构在其庞大的美学理论基础上，因此文学作品以及作品当中的人物和形象都需要在表现客观事物的同时添加灵魂，使其可以感性显现，绝对不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使文学过分理性化。

同样，受古典主义哲学影响，别林斯基谈及诗歌时也采用德国文艺理论批评家的方式，将诗歌分成“理想诗歌”和“现实诗歌”。别林斯基指出，“诗歌是可以概括和再现生活现象的，虽然引向同一个目标，但是这两种方法是完全对立的。诗人可以全部仰仗他对事物的主观看法，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时代和民族的态度决定着诗人自己的思想，并借助这一诗人自己的固有思想来再造生活，完成自己的创作活动；也可以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一切细节、做一个忠实的生活描绘者，在最为真实中再现生活”(别林斯基 1992b：121)。因此，诗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即理想部分与现实部分。当谈及诗歌呈现的现实与理想孰优孰劣时，无法实施非此即彼的判断。但是，在当时的俄国文学领域，以别林斯基为首的一部分文人更加关注现实诗歌，别林斯基对莎士比亚剧作和席勒戏剧《强盗》的评论可以佐证。莎士比亚是一位现实诗人，他所有的创作都源于本真生活。对此，别林斯基评价说，“他可以凭借包含一切的睿智目光，透入人类天性和真实的生活。捕捉到生活的命脉”(别林斯基 1992b：126)。反观席勒，其剧作《强盗》在别林斯基看来，“是作者主观构想的，借助思想创作出来的”(别林斯基 1992b：128)；“没有生活上的真实，但是却有情感上的真实”(别林斯基 1992b：128)。其实，“只有现实的诗歌才是时代所需要的，是真正的诗歌。而现实的诗歌最大的特征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甚至是把生活的本来面目赤裸裸地展示给读者看，让人甚至觉得生活有时是令人难为情的、害羞的甚至是丑恶的。而现实诗歌也如同一把犀利的剪刀，把生活中可怕、丑陋、庄严、美好的事物一起剪开给你看”(别林斯基 1992c：85)。虽然前文已经提到，别林斯基认为不应该比较现实诗歌和理想诗歌，分出伯仲，但是事实上别林斯基更赞赏现实诗歌。后者表现出最纯粹的生活，和生活保持一致，而理想诗歌则仅仅力求同感情一致。当时的俄国，现实诗歌可以满足时代的精神需求，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主旋律，可以被那个时代的人广泛接受和领悟。

对于刚刚起步的俄国文学，虽然别林斯基等文艺理论批评家认为过于模仿西欧会导致俄国文学僵化死板，成为一种非艺术，但是所有人对未来俄国文学的发展抱有信心和希望。

2 文学作品民族性的深层解读

2.1 中篇小说的内在精髓之一：民族性

19世纪20年代，俄国文学创作形式获得发展，出现中篇小说这种新文学形式。其实，此前，小说这种文学模式在俄国文坛上并不陌生，只是当时绝大部分作品都是长篇小说。随着时代发展，中篇小说这种新文学形式逐渐风行，取代了长篇小说。对此，俄国文学界没有明确解释，不过有个别俄国学者认为这是世界性文学发展倾向所至。至于这两种小说的关系，“中篇小说是由长篇小说分解而成的多个部分”(别林斯基 1992a：132)。可见，中篇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替代性作品形式。直面俄国小说创作缘起于模仿西方，包括创作形式、人物设定和情节铺陈，别林斯基主张：“小说这种文学表现形式是应俄国自身需求而生的”(别林斯基 1992c：140)；中篇小说好似一位带刺的客人，这位客人会把俄国文学这一主人(长篇小说)从合法住所里赶出去，鸠占鹤巢。

中篇小说在俄国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经历过一个本土化过程。当时，人们以为，中篇小说最初创作是一种奇思妙想，是从海外传来的时髦物件，强制移植到俄国土壤就成为一株异邦植物。不难看出，在俄国文学界最初出现的中篇小说并非俄国本土化产物，而是地道的外来品。随后出现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创作出符合俄国文学发展要求、地道的俄国中篇小说。对此，别林斯基提出自己的核心文学主张：“文学作品当中应该具有非常强烈而鲜明的民族性，同时也对作家如何在自己的创作手法上彰显民族性表达自己的看法”(Белинский 1985a：590)。不可否认，从当今的学术立场看，由于历史局限，他关于文学作品民族性的论述存在着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可谓一种重要的文艺理论思想。文学作品要具有民族性。对于“民族性”而言，别林斯基的观点与我国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国内学术界认为，民族性指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特质。而别林斯基的民族性则在很多情况下代称国家层面上的东西，其文艺理论属于唯物主义：“艺术是现实的镜子，是现实的反映和表现，艺术的真实目的不是矫正生活，修饰生活，而是对生活进行原原本本的，按照实际的样子表现出来”(Белинский 1985a：590)。这种唯物主义文艺理论观一直贯穿于别林斯基文学作品民族性的论述中。他多次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真实反映，同时蕴含这个民族的精神。真实反映某一民族生活和精神的文学只属于那个民族。这由那个民族的传统所决定，所以具有独特性。“每一个民族都过着自己的生活，既然生活不仅意味着出生、吃、喝、死亡，而且意味着思索、认识，那么每一个民族都依靠其意识来生活。意识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善于认识自己的全人类精神的许多方面之一”(Мордовченко 1988：27)。别林斯基重视民族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自己的文章中经常引用果戈理的话：“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绘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即使诗人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审视，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审视，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就能使他的同胞们感觉到，似乎就是他们自己的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Григорьев 1993：286)。不同民族性还表现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民族的本质不是由服装和发饰构成的，而由风俗、习惯、概念等因素构成。不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顶礼膜拜的宗教，没有被一切阶层接受的共同语言，尤其不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习俗、风貌。不同民族之间的习俗差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习俗也是不同民族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些习俗包括服装样式、家庭和社会组成形式等。习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特性。因此，文学作品要体现鲜明的民族性，就要关注民族习俗的描写和表现。但是作为艺术品的文学更加具有生命力，“从审美体验角度着眼，真正完美的艺术品并不是由于描写的社会风貌发生改变而失去其审美意义”(Белинский 1990a：190)。据此，别林斯基对果戈理《钦差大臣》和格利鲍耶夫《聪明误》赞赏有加，将其视为真正艺术品：“一个民族对于事物的看法源自该民族固有的生活习惯和方式”(Белинский 1985a：285)；“要想忠实地描写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了解它的本质、特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事实上认识，并从哲理上评价那个社会赖以运行的全部法则。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哲理：一类是学究式、书本式、郑重其事和节庆式的，另一类是日常、家庭、习见式的。两种哲理通常在一定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想描写一个社会，就必须认识这两种哲理，尤其后一种”(Белинский 1985a：186-187)。按照他的理解，《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聪明误》等与日常哲理契合，所以能够成为富有民族特点的俄国式创作。

“文学作品对于反映民族精神也非常重要，与民族习俗不可厚此薄彼。如果发生偏颇，就会导致文学作品失去鲜明民族个性。尤其是描写民族习俗，更要和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否则，就如同一个再伟大的艺术品，一旦丢失创作灵魂，便不能称为伟大了。”(Белинский 1990b：140)别林斯基否定马尔林斯基的作品，如《袭击》、《罗门和奥尔加》、《变节者》等中篇小说：“这些作品使用的语言固然是俄语，人物也是俄国的，还有很多俄国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传说，但是作品丧失了俄国民族具有的民族精神，丢失了作品应有的俄国魂”(Белинский 19890a：218)；“语言显然是俄国的，人名也是俄国的，甚至还有许多俄国的风俗习惯、传说和历史引证材料，可是既没有俄国人物也没有俄国灵魂”(别林斯基 1982：217)；“你们如果把登场人物身上的皮领大袍和头纱取掉，删去他们言语里为数极少的俄国俗话和谚语，出现在你面前的就会是一群没有个性的形象，任何服装、姓名都合适他们：他们是俄国人，同样也可能是希腊人、德国人、英国人、鞑靼人”(Головенченко 1988：218)。

2.2 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节点：民族性

文学应该反映民族的精神和生活。然而，在别林斯基看来，这还不是文学的极致和最高要求。忠实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生活，仅仅是文学艺术的基本条件。要使文学作品成为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个别民族生活的形式就须要包含全人类、世界性的内容”(Поляков 1991：45)。总之，别林斯基从现实主义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反映民族性、民族精神。他反复强调，文学作品包含民族性是真正有才能的作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在作品中着重体现，民族性是测量一切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是民族特性、民族生活和精神的深深印记。他在分析19世纪著名文学家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等人创作的基础上指出，其文学作品都是高度民族性的作品，而且彼此不同。他认为，这3位俄国文学大师的作品在反映俄国民族性上代表3种不同形式。首先，“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是最为纯粹的民族性作品，蕴含丰富的俄国民族智慧、精神、幽默”(Солдатёнкова 1989：223)，其作品翻译成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合适，都无法准确传递出俄国民族的特点。当然，克雷洛夫作品中的民族性并非完美，由于作品过度表现民族性而使文学意义受损。其次，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的作品是“完全符合俄国精神的，是属于俄国的精神财富和瑰宝”(别林斯基 1982：224)。与克雷洛夫不同，普希金作品的民族性很广博，具有地道的俄国风貌，比如《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别林斯基眼里，民族性使普希金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不是伟大的诗人使他具有民族性。最后，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与前两者截然不同。果戈理的创作以戏剧见长，作品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色彩。作者用悲悯的笔触描写俄国最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人民的处境，揭露沙皇政府的腐朽、堕落、黑暗以及社会制度不公、农奴制度对人的束缚。可以说，其作品不仅仅描述社会现状，更是声讨和控诉当时的社会。对此，别林斯基予以高度赞赏。他对《死魂灵》的评价如下：描写人民生活，深刻理解民族性，通过平常人的生活描写间接注入作家的情感，解读社会唤起大众深思。果戈理作品的民族性与克雷洛夫和普希金相比独具一格，主要表现在语言、感情、形象和细节上。幽默诙谐的语言蕴含作者极其强大的感情力量。

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是别林斯基重点关注的对象。所谓“俄国的”、“民族的”，就是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植根于俄国本土，从俄国生活里提取素材和灵感，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恰恰是俄国民众最为关注的。可见，别林斯基希望，文学可以真正实现俄国化，俄国可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有的作品是“制造”出来的，而有的作品则是“创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作品显然已经失去价值，读者在这样的作品中很难捕捉深刻的民族烙印，无法找到属于俄国的真实内容。文学作品真正的民族性不是单纯地换上一件俄国式外套。这种伪装后的民族性外衣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罢了。必须承认，文学是一种复杂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产物，文学作品既可以折射出作家的精神世界、思想感情、性格特征、创作手段、写作技巧等，又可以反映特定社会生活和时代背景。可以说，别林斯基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具体实现途径是：以自己的哲学、美学思想发表文学作品评论，反思不同作家的创作思想。

3 结束语

别林斯基作为19世纪杰出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在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在当今的人们看来或许略显不成熟，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学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下，别林斯基的诸多文学主张和美学思想不得不说是具有进步性和前瞻性的，尤其他对于诗歌的分类和对文学作品中民族性的阐释不仅对俄国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对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时至今日，当我们研读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著作时，仍然能够发掘出非常重要的思想和学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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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颖】

TheViewpointontheLiteratureinthe19thCenturyBasedonB.G.Belinsky’sTheory

Wang Che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he Russian literature plays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iled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In a quite short time, there are plenty of literary theories, goods, and great writers appearing. If back to the 19thcentury, the Russian literature just copied the we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British and French had a very deep influence on the Russian literature. So why there are so many changes in the Russian literature mentioned above? The reason is related with the active Russian critics, and B. G. Belinsky i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critics. B. G. Belinsky is a very brilliant Russian critic, who has a lot of success. B. G. Belinsky has a very unique viewpoint on the history and even the future of the Russian literature. B. G. Belinsky’s views impress the 19thRussian literature so deeply.

realistic poem；idealistic poem；novelette；nationality

I106.4

A

1000-0100(2014)03-0136-4

2013-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