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挺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武汉430074

1 引言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缓慢调整的过程，传统粗放的生产方式正逐步向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的现代产业过度，经济资源也在自发的流动，这在劳动力迁移问题上表现较为突出，不同行业在经济周期性变化中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呈现出波动的状态。各行业从业人数的变化是由于劳动力转移所导致，而这种转移方式在理论上可以分为劳动人口的跨区转移和跨行业转移两种类型，跨区转移主要是由于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一直以来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导致的巨大收入差距，使大量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涌向中心城市;跨行业转移则表现为行业间劳动力的相互流动调整，这种转移同样受到宏观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事实上工作性质的变动对于个体劳动者而言所承受的困难和压力某种程度上更甚于简单的地区迁徙，除了对新人文环境的适应，知识技能结构的提升也是这种转移所面临的问题。两类转移中存在大量重合部分，即劳动者去异地从事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工作，但对于两类劳动力转移的划分还是可以分析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传统财政分权制度会对劳动力的跨区和跨行业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这种制度对不同的地区或是行业的影响程度则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尝试用实证方法进行验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中国实行多级政府框架体制，事权下放态势下，在更好的根据当地居民偏好提供公共品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市财政分权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论证。同时，发展服务业也是中国解决就业难题的主要途径，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容易受政府相关财税政策变化的冲击，而且与工农业产业相比，在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中对服务业分行业最为细致，数据也较为翔实，利于展开研究。目前现行的第三产业分行业划分口径确定于2003年，考虑到宏观因素作用的延迟性，本研究以2004年至2011年各地级市服务业的分行业劳动力增减数量作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探究财政分权度对分行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2 相关研究评述

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多元化的，这个问题在中国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由于过多的人口使巨型城市在土地、能源和环境等资源供给上存在明显不足，“城市病”愈发严重，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屡屡见诸媒体。传统而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随着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城市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成本上升，企业裁员数量也逐年增加，致使前几年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返乡现象，而且即使是在高收入的知识阶层，近几年也不断出现“逃离北上广”等思潮，这也反映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的不足。自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对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已经逐步演变为分成制乃至包干制的“诸侯经济”模式，在吸纳劳动力的同时却不愿为之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重生产型投资而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承接外来劳动力的同时，在针对这一群体的就业、社保、医疗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同时中央和省级政府采取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政策，导致地方基层政府普遍存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出现增速减缓的原因之一是由竞争性行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所致，因此确保竞争性行业的生产效率稳定增长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而要维护行业生产效率的稳定增长，就要求这些领域内非共有部门与中小微企业之间能够实现无障碍的跨行业资源流动，将生产资源向生产效率较高的行业部门转移，因而要实现持续性的结构转型显得非常有必要。但目前的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进行所谓的“晋升锦标赛”［1］，醉心于在财政收入上进行过度竞争，往往会对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或行业在税收政策上进行倾斜，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如烟草行业)限制外来产品蚕食本地市场资源，这就影响了竞争型市场的发展，而这些垄断企业或行业从业人员的高收入也左右了劳动力的流动趋势。

财政分权的实质是各级政府间为了公共资源分配进行的博弈［2］，这是由于各级政府主体基于自身效用需求最大化的目的，在公共资源分配的方式上也是迥异的，造成政府部门间对公共资源的竞争，而这对各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聚焦于地区间(尤其是城乡之间)劳动人口的流动问题，在Tiebout 模型［3］中就提出劳动力迁移的引致条件是地区间资源投入与包含了社会福利的产出之比的差异，这可以有效地反映出居民们对公共服务产品的偏好，久而久之将驱动着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最优配置，实现趋同的目标。早期的研究也大多认为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有积极的作用，在满足公民的公共产品需求方面明显好于集权的财政体系［4］。Kappeler等［5］认为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政府对教育、科研等具有外溢性的服务进行投资;但Aronson［6］认为因财政分权差异化而导致的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而非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导致的人口迁移会拉大既有的财政性不公平，进而导致资源配置出现效率的损失。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接近于Weingast［7］提出的“发展型财政联邦主义”模式，但与Tiebout［3］所提及的理想状态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造成的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张晏等［8］的研究表明，各级政府之间的服务和税收竞争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和公民个人的最佳决策，拥挤效应和实际禀赋效应拉大了通常意义上所认知的收入效应水平。人口的迁移流动和财政分权提升了生产力较低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所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有利于协调区域发展，为低生产力禀赋地区带来一定程度的“政策红利”。王永钦等［9］对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得失进行综合分析，认为财政分权会带来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由于中国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不同省区之间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因此财政分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直接导致财政资源分配不均，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难以得到解决;赵德昭等［10］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人与支出分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均存在显著的倒U 形曲线特征，即地方财政拥有一定的财权时可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但过度的分权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力流出。换言之，财政分权对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存在双向效应，其原因可能如Boadway［11］的理论推导，即财政自主权较高的地方政府，其公共部门的高工资也会直接拉动非公共部门的收入，所以高收入地区将因为财政对工资收入的“补贴”而吸引劳动力的流入，使该地区人口密集;但反过来如果地方政府税收带有累进制特点，则可能会使劳动力产生外流的倾向。汪立鑫等［12］的逻辑阐述也能较好的解释以上现象，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反映在公共预算领域。由于劳动力的输入为政府的公共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但高公共支出水平依赖于高税率，这就直接降低了不同地区之间税后净工资水平的差距，因而对劳动力流转产生负向激励影响。Yiu Por Chen［13］利用早期中国财政分权数据，分析财政分权与跨省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证实财政分权拉动经济，这对其他地区劳动力有一定的吸引作用;同时公用品的短缺和不足会对劳动力流入产生限制作用，这两种对立效应都存在。

已有研究存在3 点不足。①已有针对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流集中于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劳动力流动，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劳动力流动呈现的基本上是“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14］，劳动力的差异性梯度和地区性梯度交叉进行转移，即劳动力的转移大多数伴随着“离土离乡”的方式(即不再务农，工作性质改变)。事实上，地方政府在财政上获得较大自主空间后，可能会优先尝试发展对地方政绩更为有利的一些高利润附加值行业［1］，这就有可能影响到行业技术乃至生产效率的发展，加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从而促使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进行流转。但目前基本上没有将劳动力跨区和跨行业流动问题单独剥离出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本研究尝试弥补这一空白。②已有研究很少指向具体产业，更不要说对细分行业的研究，多数研究以单个省区为经济体对象展开，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值得推敲，本研究选择第三产业的分行业数据，以细化研究结论。③中国省内财政分权的异质性比较突出，本研究采用地级市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对劳动力流动规模不同的城市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以探寻财政分权与劳动力迁移之间的渐进性规律。

3 理论和计量模型

3.1 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Barro［15］提出的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本研究拓展一个引入分级政府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究地方- 中央财政分权程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假设某地级市的产出水平为GDP，则

其中，t 为时间截面;A 为技术进步等影响产出水平的因素;F(·)为函数式;K为地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人数;LG 为地级市政府支出;CG 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支出;α 为地区资本存量对产出水平的弹性系数，α∈［0，1］;β为劳动力人数对产出水平的弹性系数，β∈［0，1］;χ 为地级市政府支出对产出水平的弹性系数，χ∈［0，1］;δ 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支出对产出水平的弹性系数，δ∈［0，1］。该地区生产所耗费的政府及企业总成本为

其中，C 为总成本，w 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r 为资本利率。地方经济的总利润水平Pt为

根据(3)式，利润函数对劳动力人数的偏导数为

追求利润最大化函数的基本要求是一阶导数为零，则

等号两边取自然对数，展开后函数式为

用财政自主度(fiscal autonomy index，FAI)刻画财政分权程度，(6)式中的FAI =但后文中该指标的具体计算手段和口径将有所不同。在(6)式中，χ ＞0，β ＜1，因此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与广义的就业人口数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权独立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对地方基础设施乃至教育、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进行投资，从而吸引劳动力的流入;但具体到各个分行业，这种正向关系的存在性以及程度会因行业而异，有的行业可能受制于较高的税率，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的提升意味着抑制从业人员收入增长，也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的流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越高，劳动力的流动越频繁。

H2对于分行业而言，财政自主度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程度与方向存在差异。

3.2 实证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推导，在引入若干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利用2004年至2011年全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提出以下实证模型用以验证财政自主度对劳动力跨区和跨行业流转的影响，即

其中，i为城市编号，j为行业编号;ΔLi，j，t为劳动力的流转量，表示在时期t 城市i的服务分行业j 劳动力的流入或流出量，j=1，2，…，7，这一指标包括跨地区流动人口量LOR 和跨行业流动人口量LOI 两个概念;Controlv为控制变量，α0为截距项，β为待估系数，ε为残差项。目前《中国统计年鉴》中服务业共有14个细分产业部门，本研究发现14个细分产业部门中的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教育、卫生社保福利、文体娱乐、公共管理和科研技术与地质勘探7个行业中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劳动力流动也并不频繁，因此在研究中不考虑这7个行业。由于本研究讨论的是地级市，所以不考虑直辖市，共收集274个城市的数据，东部地区99个城市，中部地区87个城市，西部地区88个城市，西部地区部分城市数据缺失，予以剔除;此外，考虑到部分城市在样本期内进行过行政区划重设，本研究对这些地区进行数据整合，构建均衡的面板。考虑到政府财权以及其他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可能存在的滞后影响，故前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采用提前一期(t －1)的数据。

3.3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由于现有的服务业分行业口径确定于2003年，考虑到所研究的人口流转量为相邻年份的差额，故本研究采用2004年至2011年的274个地级市服务业7个分行业就业数据，共有观测样本15 344个，所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2》，涉及到价格因素的数据值都进行了平简化处理。

(1)结果变量:劳动力跨区流转LOR 和劳动力跨行业流转LOI

各年中服务业7个分行业流入、流出的劳动人口数主要包括不同地区人口的迁移和劳动力跨行业的职业流动两种形态，描述的是个体对工作的重新选择［16-17］。跨区流转与跨行业流转之间存在重合的部分，如农民进城务工，意味着工作地域和工作性质的双重转变，但对于这两类流动的划分可以细分出某地区某行业劳动人数增减是由于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对地区经济和行业发展的差异，因此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本研究借鉴赵德昭等［10］的处理方法，对两类指标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即

其中，LORi，j，t为在时期t城市i的服务分行业j劳动力跨地区流转数量;LOIi，j，t为在时期t城市i的服务分行业j劳动力跨行业流转数量;Li，j，t为时期t城市i的服务分行业j劳动人口数;Li，j，t－1为时期(t－1)城市i的服务分行业j 劳动人口数;gni，t为时期t 城市i的人口自然增长率;gei，t为时期t城市i总体的就业增幅，某地区就业增幅为该地区本期的就业人数净增额除以上期就业人数。用LORi，j，t和LOIi，j，t刻画服务分行业j中两类劳动力流入、流出的量，含义是行业人口的流转量是由现期值减去前一期值和增长部分所决定的，此处对于增长部分的不同解读决定了行业中两种不同的劳动力流转指标。一方面，某地区劳动力两期之间差额与人口自然增长部分的缺口可以大体反映出该地区劳动力的迁入、迁出水平;另一方面，如果某一细分行业从业人数增幅与该地区总体就业增幅相一致时，就不存在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问题，但事实上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LOR 和LOI 大于0，表示时期内地区行业劳动力人口的跨区和跨行业的流入，反之则表示流出。绘制服务行业在样本期内两类指标总量和分地区的走势图，见图1，当曲线值为正时表示劳动力流入，反之则为流出。图1(a)为服务业中劳动力跨行业流入、流出的情况，图1(b)为服务业中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走势。图1(a)显示，样本期内仅在2004年、2008年和2010年服务业从其他行业吸引人力资本流入，而在此期间西部地区城市服务业基本处于劳动力跨行业流入状态(2009年和2011年例外)，中部呈现的是跨行业流入、流出的振荡波动趋势，东部地区服务业基本处于劳动力流失的状态;图1(b)中4 条曲线走势较为一致，即全国及分地区劳动力跨区域流出数量逐渐减少直至流入值增加，造成样本期内多数年份各城市劳动力流出的原因是样本没有包含京、津、沪、渝等直辖市，这些地区是服务业劳动力吸纳的重要载体;2011年LOR 由负转正，表明非直辖的地级市也开始有能力从一线城市吸纳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回流。图1 反映的是服务业作为整体的劳动力就业状况，而在众多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其表现出的规律性值得进一步展开分析。

(2)前因变量:财政自主度FAI

对财政分权的度量学界尚未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大体上包含3 类指标。①收入指标，用地方财政收入除以中央本级或全国财政预算内收入，该指标从收入角度测量中央和地方财权关系;②支出指标，用地方财政支出除以中央本级或全国财政预算内支出，该指标从支出角度测量央地财权关系;③财政自主度，表示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占本级支出的比重，这个指标用预算内财政收入除以预算内财政总支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3 类指标各有自己的特点，前两类指标用的较多［18-19］。从概念上说，财政分权实质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一部分财政管理和决策权的过程［20］，陈硕等［21］认为一个合适的财政分权度量指标需要在事实上能够反映出地方关系的跨时期变化，同时也要能够描述出该关系的跨地区差异。如果使用的是考虑地区差异的面板数据，较之前两类指标，用财政自主度来衡量会更为合理一些［22］。财政自主度大于或等于1，表明地方政府收大于支，有足够的财力满足地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甚至还有剩余财力;如果小于1，说明地方政府入不敷出，部分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参照贾俊雪等［18］的做法绘制由样本年份各地级市FAI 指标的核密度分布图，见图2。由图2 可知，在样本期内离散的几个年份内核密度曲线中心值向左偏移，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且在2004年后该数据平均值都降至50%以下，《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计结果表明，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的财政自主度平均值依次为0.513、0.496、0.491 和0.473，反映出二、三线城市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对于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有所增强，但同时核密度曲线峰值下降、偏度扩大也反映出各地级市政府财政自主的差异程度有所拉大。事实上，中国地级市中该指标极大极小值之间的比值从2004年的10.422增加到2011年的16.278。

图1 2004年至2011年服务业劳动力跨行业和跨地区流动指标走势图Figure 1 Trend Figure of Labor Cross-industry and Cross-regional Flow in Service Industry between 2004 －2011

图2 中国地级市政府财政自主度的核密度图Figure 2 Kernel Density Figure of Chinese Municipal Government Fiscal Autonomy Index

(3)控制变量

除了财政自主度，根据(6)式，行业的劳动力流转量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参考高波等［23］和赵德昭等［10］的研究提出以下控制变量。

相对工资(RW)，衡量各城市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赵德昭等［10］认为收入水平对于劳动力的吸引设定应当考虑城镇失业率所构成的劳动力转移就业机会成本。换言之，决定劳动力转移的并非是地区间收入的绝对差距，而是考虑了地区失业率水平后的加权工资水平，事实上有可能出现异地迁徙后却暂时性失业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中RW的计算公式为某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全国劳动力就业率。

资本存量(K)，地区资本存量反映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这对劳动力的转移自然具有吸引力，目前尚无法从地级市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取资本存量的数据。借鉴高波等［23］的做法，采用贸易发达程度(TRA)、医疗条件(HEA)和教育水平(EDU)3个指标表征资本存量。贸易发达程度为各城市每年客运与货运的总和，医疗条件为城市中医院病床总数，教育水平为当地各类学校的总数。考虑到原始数据较为粗糙，取上述3个指标的自然对数值，以消除其偏度和异方差。通过W 检验，数据符合正态性。

产业结构(TS)，已有研究很多采用泰尔指数衡量该指标［24］，本研究探讨第三产业对劳动力人口的吸纳，因此采用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指标表征产业结构。采用干春晖等［25］的方法，用地级市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这一度量可以清楚地昭示出地方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和平稳性检验

表1 给出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1 可知，在样本期内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以下简称交仓邮)和批发零售(以下简称批零)业的劳动力流动指标均值为负，表明两个行业中劳动力处于流失的状态，即在这两个行业中存在劳动力向其他行业以及样本以外一线城市转移的问题。住宿餐饮、房地产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以下简称租赁商务)3个行业的两类指标均值为正，表明这3个行业样本期内对其他行业以及直辖市的劳动力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中又以房地产服务业对跨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最强，这也可以解释为是由于二、三线城市地产业的兴起所致。此外，地级市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以下简称信息)业在小幅度的吸引一线城市劳动力回流进入该行业的同时，又存在着本行业大量从业人员“跳槽”离职的现象。而金融业则正好相反，从业人员一方面热衷于大都市(可能与该行业大城市更高的收入有关)，另一方面，该行业的相对高收入又吸引了诸多人才的流入。地级市政府的平均财政自主度不到0.500，而从离差(0.228)水平看，能够在大多数年份里做到收大于支的城市并不是很多。从相对工资水平看，由于平均值仅为0.842，意味着地级市的平均工资水平可能掩盖了多数城市地域平均值的事实，换言之，中国地级市的平均收入是由少数经济较为发达城市的高收入拉动的。在反映资本水平的3 类指标中，与贸易发达程度和医疗条件相比，各城市在不同年份的教育水平波动比较大。产业结构指标显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低于工业(接近八成)，这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也基本可以得到验证，但从极值上看，最大值为13.477(2004年的桂林)，最小值为0.094(2008年的克拉玛依)，最大值约为最小值的143 倍，可以看出中国地级市之间产业结构的异质性非常明显。

由于宏观经济数据大多存在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因此需要对本研究的几个变量进行数据单位根检验，普遍采用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手段包括LLC、IPS、Fisher-ADF 和Fisher-PP，表2给出采用上述4种方法检验的结果。表2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在4种检验方法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这也最大可能地降低了出现伪回归的可能性。结果变量涉及到较多的分行业数据，表2 仅列示了前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此外，面板数据的Pedroni 和Kao 协整检验结果较为理想，但考虑篇幅此处省略。

表1 描述性统计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Table 2 Units Root Test of Variables

4.2 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劳动力转移与地方财权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往往带有较强的行业指向性，在第三产业中受惠于劳动力转移的往往是房地产等行业，如人口涌入使地产业欣欣向荣;地方政府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如土地财政，房产的税收收入也主要流向地方政府，这就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财权自主度。另一方面，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和养老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财政支出又使企业可能对中央及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产生更严重的依赖。如前文所述，取财政自主度和控制变量提前一期的值为解释变量，即本研究考察财政自主度对劳动力流动的滞后影响。表3 和表4 给出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对服务业分行业的劳动力跨区和跨行业流动的影响。以Hausman 检验选择使用固定效应(FE)模型还是随机效应(RE)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基本假设，即误差项是否与解释变量相关，如果面板数据的Hausman 检验值小于0.100 为固定效应，否则为随机效应。由表3 可知，地方财权扩张时，发展较快、引发异地劳动力流入的行业依次为交仓邮、房地产和租赁商务，由于地方财权扩张导致行业劳动力跨地区流出的行业依次为批零、住宿餐饮、金融和信息。由表4 可知，受地方财权扩张正向影响的行业依次为房地产、金融和租赁商务。综合来看，H2得到验证。由表3 和表4 可知，受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提升影响行业劳动力大量扩张的行业为房地产和租赁商务，小幅提升的为金融和交仓邮行业，而批零、住宿餐饮和信息等行业劳动力在地方财权扩张的情况下呈现流失的状态。有的行业可能受制于大环境的发展，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利润降低，使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地方政府基于“政绩锦标赛”的驱动力，优先发展对于地方财政收入帮助较大的一些行业，而不愿对地方经济有长线效应的信息等行业进行大量投入，这些行业的发展还是依赖于上级政府的立项投资，若转移支付不能有效地填补这些行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将倾向于设置“门槛”和歧视性就业政策阻碍劳动力的流入。

5 分位数检验

虽然之前的经验证据可以证实财政分权对于服务行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本研究涉及到中国多个地区的地级市，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较大，如沿海的一些省份自古就有“下南洋”讨生活的传统，而秉承国人“安土重迁”习俗的地区也不在少数，劳动者的就业流动习惯也存在路径依赖。本研究以交仓邮行业为例，对样本期内LOI 和LOR 与财政自主度的分位数进行检验，图3和图4 给出检验结果。图3 和图4 以FAI 指标的分位数值为参考点，比较样本中地级市财政自主度与劳动力流动值之间的实际分布情况;曲线由若干个LOI 和LOR 与FAI 关系的散点构成，拟合直线则是假设LOI和LOR 与FAI 保持同步变化的关系散点应有的走势，如果两类劳动力流动指标与财政自主度指标数据接近，那么数据点应当落在直线的附近。由图3 和图4可知，该行业LOI 和LOR的多数值与FAI 重叠在直线附近，但极端值则有较大的偏离，这表明按劳动力迁移频繁程度划分的小样本受财政分权制度影响的程度也可能有一定差异，对于这一推断本研究将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一步观测，其他6个行业的

QQ 分布图(quantile-quantile plot)情况大体类似，限于篇幅，未予列示，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相关数据及图表。

表3 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分行业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影响Table 3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abor Cross-industry Flow in Service Sub-Industry

图3 劳动力跨行业流动与财政自主度的QQ 分布图(交仓邮行业)Figure 3 Quantile-Quantile Plot of Labor Cross-industry Flow and Fiscal Autonomy Index(Transportation，Warehousing and Postal Service)

表4 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分行业劳动力跨行业流动的影响Table 4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abor Cross-regional Flow in Service Sub-industry

图4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与财政自主度的QQ 分布图(交仓邮行业)Figure 4 Quantile-Quantile Plot of Labor Cross-regional Flow and Fiscal Autonomy Index(Transportation，Warehousing and Postal Service)

分位数回归的思想由Koenker等［26］提出，是对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扩展，依据结果变量的条件分位数对前因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得到所有分位数的回归模型。本研究探讨财政分权对两类劳动力转移指标的影响，考察劳动力转移频繁程度不同的地区受财政自主度影响程度的差异，为此对样本期间各年份所有样本进行分位回归。表5 给出2011年7个分行业分位回归的参数，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参数值。由表5 可知，地方政府财权自主程度提升往往会加剧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在劳动力流动输出较大的地区(即分位数较低的地区)，地方政府加大财权的结果是导致劳动力大量流出，而在劳动力流动不太频繁的地区，财政自主度对于两类劳动力的流动没有显著影响。LOI 中，除房地产行业系数不显著的分位水平为0.400 外，其他行业的不显著系数区间分位值基本都处于0.500 ～0.700 之间;而LOR 中的系数不显著的分位水平有所靠前，除住宿餐饮行业系数不显著的分位水平为0.500 外，其他行业不显著系数的分位值区间主要集中在0.200 ～0.400 之间。劳动力吸纳的主要地区其财权自主度提升会进一步吸引劳动者的流入。因此，H1得到验证。对此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通过加重地方企业或居民的赋税来提升财权自主的水平，对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言，这必然会加剧人口的迁离，当然也可能伴随着职业的转换。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增加税赋的同时也对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更大的资金投入，这就对劳动者有更大的吸引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也会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去向。换言之，财政分权对于劳动力流动具有“双刃剑”效应，劳动力是流入还是流出取决于劳动力所在地的工资收入水平，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能力提升可以显著加剧流入和流出的程度。

表5 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分行业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分位数回归参数估计结果Table 5 Quantile Regression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Service Sub-industry Labor Flow

6 结论

本研究利用2004年至2011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考察地方政府财权独立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在控制地区工资差异、贸易发达程度、医疗条件、教育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指标的情况下，解释财权与第三产业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对劳动力转移性质的划分进一步深化对劳动力迁移规律的认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劳动力异地迁移中，地方财权的扩张只能诱发交仓邮、房地产和租赁商务行业出现从异地吸纳劳动力流入的结果，批零、住宿餐饮、金融和信息等行业在地方财权扩张时，行业的就业空间反倒会受到一定的挤压，导致本地劳动力流出。在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受到地方财权扩张正向影响的行业为房地产、金融和租赁商务，其他几个行业则由于地方政府财税自主权的提升造成就业萎缩。由此可以看出服务业分行业受到地方政府财权独立程度的影响，劳动力在两类流转指标上的表现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地方政府应当在科学确定“事权财权匹配”的原则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加大财政收入、支出分权度，并稳定在适度的财权自主水平上，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制，从而满足劳动力流转的基本要求。推进服务业的各分行业部门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协调发展，结合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对东、西部地区的城市进行合理的产业梯度转移和规划，实现区域间产业的互补和协调发展。

(2)城市的基础设施、工资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地劳动力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仅停留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上，对于某一地区的劳动力而言，收入、医疗、教育不会对本地区劳动者的工作更替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有显著作用，其中部分行业由于科技含量不足、收入增长缓慢等原因成为劳动力的流失方，其他几个行业则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劳动力的流入。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应当同样重视产业发展的均衡性，提升部分产业的科技发展速度，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合理配置。

(3)地方政府财权自主程度提升会加剧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在劳动力流动较大的地区，政府加大财权的结果是导致劳动力大量流出，而在劳动力流动不太频繁的地区，财政自主度对于两类劳动者的流动没有显著影响，相反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地区其财权自主度提升会进一步吸引劳动者的流入。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应当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实现财税增长目标，同时也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生态的改观，吸引劳动力本土就业，实现农村剩余人口“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格局。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于财政分权的指标选择，目前来看，诸多指标之间存在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对于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控制变量的选择，理论上应当选择各城市分行业的工资数据水平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收入水平与劳动力调整的动态关系，但限于目前无法得到翔实数据，会对结论的说服力有一定影响。凡此种种都有待于后续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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