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胡适在中基会内的人际网络

2014-12-02崔德胜

西部学刊 2014年11期

摘要：中基会是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产物，负责庚款的保管与分配。胡适长期担任中基会董事，与会中许多董事私交甚笃。相同的“学缘”与“业缘”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中基会内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胡适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是消除分歧、凝聚人心的关键，是应对冲突、化解危机的主力。通过对胡适这一“圈子”的研究，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中基会组织活动的原貌，并丈量出胡适人际交往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胡适；中基会；朋友；“圈子”

中图分类号：K825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共有两次，第一次退还造就了清华，第二次退还诞生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中基会是负责保管与分配庚款的机构，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由1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方10人，美方5人）。中方董事中有很多是胡适的老同学、老朋友，在胡加入中基会之前便熟识，有的甚至是莫逆之交。胡适加入中基会后，凭借他在文教界的巨大影响力与其自身特有的“磁性人格”，[1]198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迅速在其周围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我们姑且称之为“圈子”。这个“圈子”囊括了会中很多重要人物，可谓是中基会的“影子”。而且既然有“圈子”，就难免有“圈内”与“圈外”之分，圈子内外不时也会有争执与敌意泛起。胡适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圈子”，使其得以保存并发挥作用。

一、何处是“圈子”

1927年6月29日，在中基会第三次年会上胡适正式当选为董事，这是中基会成立以来首次改选中方董事。[2]次年六月，第四次董事年会在天津举行，由于当时北方局势相当混乱，丁文江出于安全考虑，建议胡适在没有相当安全保证的前提下不要北来与会。[3]462虽然各方都甚为期盼胡适能够出席这次会议，为此还将会期一再推迟，但胡适最终也没参加这次年会。[3]484在这次年会上，胡适被缺席选为名誉秘书，[4]7这是一个无俸给职，其主要职责是做好会议组织、会议记录与年度会务报告工作，[2]要求具备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与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而胡适正好符合这些条件，正可谓“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名誉秘书这个“有利地形”，加上胡适已经具有的绵密的人际关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在中基会内初见雏形。为便于分析，下面就先以表格的形式将“圈内”代表人物的概况“呈现”出来（见第2页表）。①

虽属同一阵营，但“圈内”人物也是“形态各异”，而且胡适与他们保持着不同的个人私谊，从而形成了“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层次感。

在这个“圈子”里，数蔡元培的资格最老。蔡是晚清科举进士，曾供职于翰林院，但具有传统功名的他颇能与时俱进，毅然投身革命洪流。胡适与蔡元培自1917年在北大结识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天各一方，其间整整20年，交往从未断绝。在北大共事时，胡适积极协助蔡元培处理校务，曾担任教务长一职，与蒋梦麟一同成为蔡的左膀右臂。[5]25在中基会第三次年会上，蔡元培与胡适同时当选为董事。[2]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改组中基会，蔡被推举为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中研院院长、国府委员等要职，对中基会的领导不免显得有些空洞，但其领导才能与人格魅力却得到会中董事的一致认可。胡适将蔡元培视为前辈与学界领袖，对蔡崇敬有加却并不亲近于他，这或许与两人在人生阅历、思想气质上存在很大差异有关。自始至终，胡蔡之交如涓涓溪流，温和、清澈，从未中断也从未激烈过，在这个“圈子”里，蔡只是名义上的精神领袖。

蒋梦麟与任鸿隽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中蒋还是杜威的弟子，与胡适是名副其实的师兄弟。胡与蒋几乎同时回国，所不同的是，蒋获得了博士学位，而胡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却要等到十年以后。[6]109蒋梦麟回国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曾借机向商务经理张元济推荐胡适担任编译工作。[7]298蒋是胡的老上级，但其领导却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之上的。两人私交颇好，胡适对于蒋梦麟也是有忙必帮。1930年蒋梦麟辞去教长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正准备由上海搬回北平，在得知政府这一任命后，立即意识到这次搬回北平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8]132任鸿隽与胡适同在美求学时即相识并保持通信。胡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和白话诗，而任却不赞成使用白话，曾与胡反复置辩。[9]85胡在归国前夕作诗赠予任鸿隽，认为其文学兴趣多是由任鸿隽等几个朋友引起的。[10]20胡适与任鸿隽的女友陈衡哲也很熟识，胡曾以“我们三个朋友”为题作诗赠任、陈，[10]81后来他们的婚礼就是请胡作赞礼主持的。[11]221任鸿隽在中基会内长期任职，是这个“圈子”的“顶梁柱”。

胡适结识丁文江（字在君）、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陶、丁、徐都曾留学英国。五四时期，陶在北大任教，与胡在《新青年》杂志社共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的看法颇为接近。后陶孟和长期主持中基会所属的社会调查所，虽不是会中董事，但与会中诸董事关系颇深，是胡适所敬重的朋友之一。丁文江与徐新六曾在一战后随同梁启超赴欧考察，归来后不久即与胡适成为好朋友。[8]60丁富有政治热情，1922年与胡适共同发起一个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并在该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同时具名的还有蔡元培、陶孟和等人，集中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精英团体的政治诉求。[12]丁文江与翁文灏又都是地质调查所的领导人，胡与翁的相识或许还是由于丁的介绍。后来翁投身政界，历任政府要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了中基会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一职，负责国内事务。1943年《中美新约》签订后，为了解决中基会存废问题，翁与在美的胡适曾多次联络，密切配合，分别主导了国内与在美的斡旋活动。[13]42徐新六主要是在银行界服务，加入中基会后对该会基金投资问题贡献颇多，曾帮助胡适处理过财务问题及料理家事，是胡特别倚重的朋友。[9]3691938年徐新六乘飞机罹难，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悲痛，在给自己太太江东秀的信中写道，“自从志摩死后，在君、新六相继而去，真使人感觉孤凄寂寞。新六的性情最忠厚，心思最细密，天资最聪明，在朋友之中，最不可多得。我最敬爱的朋友之中，在君、新六为最相投，不料这两个最可爱的朋友偏偏最先死了”。[14]174

蒋梦麟、任鸿隽、丁文江与胡适同时还都是努力社的成员。努力社亦称努力会，是1922年成立的一个带有秘密性质的小团体，由胡适起草章程，规定“参加该会的人须互相联络，互相帮助，尽力谋求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15]206虽然此后该会并未严格按照拟定的章程开展活动，但联络互助的精神却由此确立下来，并在以后的交往中不断得到体现。此外，胡适在他的女儿素斐早殇后认领了几个干女儿，其中有任鸿隽的女儿任以书、丁文江太太的侄女钱济瀛、陶孟和的长女陶维正，[16]通过这些干女儿相互之间也能传递信息、联络感情。[3]329

傅斯年迟至1945年才正式当选为中基会董事，但傅曾作为教育部代表列席董事年会，是中基会所属的编译委员会委员和改善中基会事业的邀请专家，更重要的是，傅与中基会的部分董事，如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关系甚密，因此傅“在台前幕后均有相当的分量”。[13]87胡与傅处于亦师亦友之间，傅在胡面前自称学生，但胡却将傅看作是自己的诤友，两人在频繁的交往中积累下了深厚的友谊。傅曾在北大“保护”过胡适，在中基会内也时常充当胡适的“保护人”，是这个“圈子”的坚实“堡垒”与最后屏障。

综合来看，“圈内”人物存在着一些共同点：

其一，都曾留学欧美，而且留欧之中没有留法的。法国的教育体制比较特殊，是中央集权下的大学区制，其学位取得方式与其他欧美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法国的文化也向来自成一体，是欧洲典型的大陆文化，富有浪漫的革命理想，也不乏激进的革命行动。而胡适一贯主张温和的政治改良与渐进的社会改革，留法的人因此很难得到胡适的认可并融入“圈子”。

其二，回国后大多服务于文教界，且多集中于北大和中研院。蔡、蒋、胡都曾做过北大校长，蔡还是中研院首任院长。任、丁都曾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而且丁还曾担任过多年的北大地质学教授，甚至连银行家徐新六也曾在北大经济系任教。北大、中研院与中基会三位一体，三个机构的人员相互交叉，在外界看来，中基会就是掌握在“北大派学阀手里，如蔡、蒋、李、胡、赵、任之流”，[17]北大和中研院能够得到中基会的特别“关照”决非偶然，这与领导人之间所保持的深厚私谊是分不开的。

其三，大多具备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与单纯做学问的学者不同，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园地开垦出丰硕成果的同时，又积极寻求专业领域之外的建树。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但往往坚持走“讲学复议政”[10]21的道路，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与公共舆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期望以此来影响政府决策。与政府一般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重视与政府的合作，并以此来获取相应的资源，推动文教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开展。

这些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圈子”正常运转的条件。先在“圈内”达成共识，再将共识变成正式的会议决议，这是“圈子”运作的基本流程。1927年底范源濂去世后，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出缺，任鸿隽致函胡适（此时胡适尚不是名誉秘书，但已是董事），表示打算推荐丁文江继任馆长，但会中有董事推荐顾维钧，任想以此来探知胡的态度并寻求胡对丁的支持。[3]456随后，丁文江亦致函胡适，对任的提议表示“愿意暂时担任”，认为顾维钧不适合做这个馆长，最后还表示“一切等你来再谈”。[18]199正是有“圈内”共识作为基础，丁文江最后顺利当选。[4]8除此之外，比较典型的事例即是1931年中基会与北大的合作研究特款计划，通过“圈内”的书信往来以及面谈，形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然后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并在几个“圈内”朋友的参与下合作得以顺利进行。[13]141抗战胜利后，又是凭借这种个人私谊摆脱了台面上董事会章程的束缚，使北大获得了中基会十万美元的贷款。[14]112

二、“修理工”与“保护人”

胡适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是消除分歧、凝聚人心的关键，当“圈内”出现矛盾与分歧时，他便会很自然地成为调解人，尽力弥合裂痕，可谓是“圈子”的“修理工”。

（一）社会调查所合并案

社会调查所原名社会调查部，是中基会所创设的专门从事科学的社会调查与研究的机关。1926年7月，社会调查部在董事会干事部下成立，至1929年7月，中基会将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使其成为独立永久机关。此后，工作范围渐次扩大，工作人员随以日增，并在中基会的赞助下另筑新所址。[19]社会调查所成立后不久，陶孟和即被聘为所长。[20]2在其领导下，调查所对北平及其周边进行了多项社会调查，编辑出版了四十余种中英文刊物，“足为研究我国社会及经济问题之参考”，中基会对其贡献的评价是“殊堪引慰”。[21]20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社会调查所在动荡的环境下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开创了用科学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先河，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基础。

但这样一个成绩斐然的学术研究机构终却难逃脱被合并的命运。1933年在中基会第九次年会上通过了一项议决，决定“请执行委员会对于本会各种事业加以研究，如有与国内其他机关之事业性质相同者应设法避免重复，增加合作”，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讨论，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增进事业效率的报告，报告肯定社会调查所“有开创与提倡之功用”，但认为当前专以研究社会事业的机关渐多，“在南则有中央研究院之社会调查所，在北则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实足与本会之社会调查所鼎足而三，目下三所之工作虽各有所专，未能以彼易此，但如能合并为南北各一，并充分与各省及各财政机关之经济调查合作，俾免重复，是亦增进效率之一道也”。[2]这就为社会调查所的合并定下了基调。

1934年7月，合并程序正式启动，主要参与者为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丁同时还是中基会董事）和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或许是胡适获悉了合并中出现的不和谐情况，便在19日致信任鸿隽，劝说任对合并之事应“一切从宽大（（Liberal），以保存当日男婚女嫁的一团喜气”。[22]623不久，陶孟和致信胡适，向其抱怨任鸿隽对社会调查所一贯实行压迫驱逐的政策。[23]249随后，丁文江也致信胡适，诉述自己夹在任与陶之间的万般无奈，并对任的为人表示怀疑。[23]252陶将他致任的信转寄给胡，胡将丁致他的信转寄给任，丁又将任致胡的信抄给了胡，三方都不约而同地来向胡适“求援”，胡在其中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极力从中斡旋。丁文江在致胡适的信中对胡的好意斡旋表示感谢，任鸿隽也强调“写这些信，完全是私人关系，与公事无涉”，而合并这件公事正是在“圈内”通过这些私人信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陶最终同意了修改后的合并条件，中基会与中研院合办社会科学研究所，由中基会负责补助其一部分经费。[24]2

（二）丁、任矛盾

丁文江和任鸿隽都是中基会内的重要成员。丁文江是中基会的第一届董事，1927年辞职，1934年2月接替已故的伍朝枢重新当选为董事。任鸿隽在中基会内也是资历颇深，先充任专门秘书，次任执行秘书，1929年1月中基会改组后担任了干事长一职，并继胡适之任当选为董事。丁文江与任鸿隽在中基会内也曾多次相互声援。当任在中基会内立足未稳之时，已是董事的丁文江推荐其担任了干事部的执行秘书，[3]331而当丁辞去董事后，又是经任鸿隽的提议，丁担任了中基会所属的北京图书馆馆长。[18]199

但仔细来看，丁与任的相处中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前述社会调查所合并一事上即有鲜明的体现。产生矛盾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源于他们的性格差异。丁、任年龄相仿，但性格迥异。丁热情豁达，有担当意识，胡适亲切地称之为“丁大哥”，而相对来说任就显得小心谨慎。丁对任的这种性格表示强烈不满，曾致信胡适抱怨任“太胆小，太敷衍人”，“董事里面——尤其是美国方面的董事——不满意于他的很多”。[3]517同时，二人的政治倾向也有所不同，丁曾担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等职，与北方政府关系颇深，而任早在日本留学时即加入了同盟会，曾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比较倾向于南方革命政府，丁辞去董事和任在中基会内的升迁与这点也不无关系。

双方的矛盾终于爆发。1935年6月8日，丁文江同时向胡适、周诒春、金绍基、顾临等中基会董事发出了打印信件，责备干事处用钱太费，而作为干事长的任鸿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声称自己不愿再担任董事。②胡适接到丁的来函后立即进行了回复，认为丁是过于冲动了，严肃而坦率地指出他决不应当责备干事处用钱太多，表示“这个机关现在管理的款项已达二千万元之多，比得上一个中等的银行。用的经常费用，无论依什么标准，都不能算多”，对于丁的辞职，胡则是耐心劝慰道，“中基会正需要能独立主张的董事。你的意见虽然有些是太偏的，有些是自己矛盾的，但大体上都是很可以作大多数人的antidote（解毒剂），你若走了，换上叶企孙一类的‘圣人，中基会的损失就更大了。……在今日国内很不容易寻得十五个完全公正而不想谋私利的董事先生。中基会不是完全无疵，但它的多数董事是很可敬爱信任的。我们大家应该平心静气地和衷共济，不可偶因个人意见不合，即忿然求去”。[25]4在胡的开导下，丁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指责有失公允，随即也打消了辞职的念头，担任董事直至逝世。

（三）义务教育经费补助案

“义务教育”一词是日本人从英语“Compulsory Education”译出的，传

入中国后沿用至今。义务教育的“义务”含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国民有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提供义务教育的“义务”。普及义务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大计，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自清季以来即得到官方与民间的提倡。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义务教育普及计划，明确了各省的推行期限，并决定首先着力培养义务教育的师资。[26]487当时的义务教育主要是指初级小学教育，学制为四年。据官方统计，民元以来全国初小数量及入学人数都有显著的增长，义务教育普及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存在着经费投入不足、经费来源不稳定、地域分布不均衡等诸多问题。[27]146

中基会的事业大致分为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三大部分，补助义务教育经费本是中基会补助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中基会限于财力，坚持“补助学校以中等以上为限”的原则，[4]5对义务教育很少顾及。在1934年12月第三次庚款联席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方案，建议中基会在此后三年中每年从基金利息中拨出四十万元，以供分担义务教育事业经费之用。随后，在中基会第十一次年会上讨论了此案，会议由蔡元培主席。与会董事相继发表意见，包括丁文江、徐新六、任鸿隽、胡适及蔡元培在内的多数董事均表示应与政府合作，但在具体的合作方式上却存在着较大分歧。蔡及丁主张从速拨款补助教部计划，而其他董事则认为应该谨慎行事，在补助之前应先进行相应的调查研究。经胡适提议，会议最终通过了一项决议，议决“本会对于教育部之教育提案表示深厚的同情，在政府试办上项教育方案时，如本会有可作有效的补助之处，本会当尽力赞助。本会授权于执行委员会，与教育部及各庚款机关筹议具体方案，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董事大会”。[2]在战略上表示配合，但并未提出具体“战术方案”，实际上是婉拒了教部方面的补助要求。

对此决议蔡元培是相当不满的，这主要是由于他所站的立场不同。蔡元培曾担任过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1928年5月正是在其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义务教育的决议案。[26]487蔡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考虑更多的是全国教育发展的大局，而以胡适、任鸿隽为代表的多数董事则主要是从中基会自身出发，认为不应轻易改变原则。会后不久，蔡即致函胡、任，表示“中基会对于义教经费之办法，弟个人觉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感。既人人认义务教育为救中国之第一策，政府亦于财政困难之际特拨数百万以促成此举，其对于中基会之要求，为数不多，……吾人硁硁然以常时之格调应此非常之刺戟，于心不安”。[28]1821胡接到蔡的来函后立即进行了回复，肯定蔡的言论“极正大”，但对其所言“吾人硁硁然以常时之格调应此非常之刺戟，于心不安”表示“不尽赞同”，他认为“义务教育乃是百年大计，固不能以非常刺戟视之”，进而提醒蔡作为中基会董事“有典守之责”，决不能轻易变更基金原则，因为此例一开便难以应付，但在最后仍作出让步，表示“将来如有可以作有效的补助之处，我们应该尽力援助政府”。[22]638在同年十月举行的中基会第九次常会上，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建议，董事会最终通过了教育部所提的补助义务教育经费案，议决“拨国币三十万元，补助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经费。该款自二十四年度起，分两年均摊支付”。[29]1义务教育经费补助案至此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要维护“圈子”还需时常应对“圈外”的敌意与敌对行为，如来自政府的压迫和来自公众的误解。而当“圈外”有压迫与误解袭来时，胡适会义不容辞地作为主力冲锋陷阵，充当“圈子”的“保护人”。

政府的压迫主要体现在中基会的改组与存废上。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改组中基会，试图通过改组来控制这一重要的文教基金机构。胡适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其违反了中基会独立自主的原则。在胡的牵头下，诸董事之间相互联络，并向政府大力争取。在“圈内”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改组得以按照胡适拟定的方案进行。[13]18而当1943年《中美新约》签订后，中基会面临着存废危机时，身在美国的胡适更是利用自己在美的影响力尽力寻求美国政府方面的支持，并与国内的董事如翁文灏、任鸿隽积极谋划，促使中基会最终得以保存下来。[13]42

公众的误解主要表现在报刊上，这其中有对胡适本人的误解，也有对中基会运作的误解。1929年1月，《金刚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胡适之扫兴而归”的文章，署名“英俊”，胡适看后不禁大笑，随后致函该报主笔，风趣地表示“英俊先生不要替我担忧”。[22]471胡适向来认为自己挨骂无所谓，针对其个人的误解他基本上是一笑了之，但若是牵涉到他的朋友，他就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极力维护他的朋友圈子。1932年5月，《批判与探讨》上刊登了《国立各校罢课问题与庚款》一文，质疑“为什么胡适、任鸿隽等可以支配中美庚款补助留学生及其他文化事业？……为什么一切庚款的保管者、支配者，到今天没有听到更换过？”胡适见此立即致函杂志社，奉劝作者应先进行一定的调查作为讨论的根据，并严正指出“胡适、任鸿隽等是正式保管中美庚款的董事，他们的权限是有明文规定的，他们的任期是有一定的长短的、董事的按期改选是每年公布的”，最后还告知作者，若想获取相关信息，查阅中基会每年刊行的报告即可。[30]382虽然胡适曾对这种公开刊行的报告表示不可信，将其看作是“官样记载的史事”，但此时却认为这种“官书”足以满足局外人的需求。[31]644由此可知，每年的董事会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专为“圈外”人士而刊行的。

有时首先作出回应的是“圈内”其他人，而胡适则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尽力从旁协助。1932年5月，中央大学教授程其保在《时代公论》上发表《庚款与教育》一文，对包括中基会在内的各庚款机关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其管理工作混乱、款项分配不合理，任鸿隽读后立即撰文表示回应，并将文章寄给胡适，让他“斟酌发表”，后来胡就将这封信毫无保留地发表在由其主办的《独立评论》“通信”栏上。[32]433面对外来强敌的“进攻”，主力“队员”的团结一致、默契配合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结语

中基会是一个正式成立的机构，而“圈子”相对则是非正式且隐蔽的。如何把握中基会与“圈子”的区别，在中基会内捕捉“圈子”的身影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基会的很多董事、职员都是这个“圈子”的成员，但我们也不能将“圈子”放大，以此等同于中基会。中基会每年都会举行很多次会议，会上讨论后形成决议，再按照决议执行，并根据情况对外公布，这似乎是其活动的全部。但若将“镜头”拉近作一“特写”，一个靠个人私谊维系的小团体在中基会内若隐若现，而其活动情形一般很难为外界所知。研究私密的“圈子”时常会发掘出机构的“隐私”，将其苦心建构起来的良好形象解构掉，化神奇为腐朽，但同时也为机构“录制”了一段精彩纷呈的活动影像，或许这正是研究的张力所在。

胡适在中基会的这个“圈子”是自然形成的，从中几乎寻觅不到刻意构建的痕迹，正是相同的“学缘”与“业缘”使得他们走到了一起。胡适处理问题一般是先在“圈内”进行通气，初步达成共识后再付诸工作程序，这一方面保证了中基会正常高效的运行，另一方面增强了“圈子”的向心力。当在某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裂痕出现时，胡适就会运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与个人私谊悉心“修理”破损的“圈子”；而当“圈外”的敌意与敌对行为威胁到“圈子”的存在时，作为“保护人”的胡适又会挺身而出，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与个人影响力来化解威胁。这个“圈子”只是胡适全部人际网络的一小部分，可谓是“冰山一角”，但从这个“圈子”出发，或许能够丈量出其人际交往的广度与深度。

注释：

①表格内容主要来源于上述人物的传记资料与中基会历次刊行的报告。要职务的时间跨度限定在1949年以前，并侧重在文教界的任职情况。表中所列只是“圈内”代表人物，并非全部。其中陶孟和并非中基会董事，但因与中基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将其列入。限于资料与文章篇幅，美方董事暂不列入考察范围。

②并未发现此打印信件，信件内容则是根据丁随后致胡的信及胡的回信而推知。

参考文献：

[1]唐德刚.胡适杂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第七次等会议记录及谈话记录，增进事业效率报告[E].全宗号五，目录号0，案卷号 1379.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三次报告[R].1929.

[5]张晓唯.胡适与蔡元培（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7]张元济.张元济日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胡适.丁文江的传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