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军++王勉

摘要：男性意志是一种追求力量增值，崇尚竞争和战斗的意志。他喜欢在竞争中自我超越，在战斗中战胜自我。敢于直面苦难，在苦难中成就自我。他充满自信，追求自由，蔑视权威，自定规则。男性本是猎手，在战斗中获得了雄狮意志。

关键词：男性；猎手；力量增值

中图分类号：J01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大漠风光、马革裹尸、悲剧英雄，又有江南烟雨、炊烟袅袅、缠绵的情种。前一种对象具有典型的“男性”特征，以其特有的崇高力量震撼我们，后一种对象具有典型的“女性”特征，以其特有的美感魅力吸引我们。审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我们寻找同性朋友或异性情侣。审美的人，是一种性别特征鲜明的人。然而，反观我们现代人，无论身体还是身体的外围，都变成了一种“混合生物”，失去鲜明的男性或女性特征，越来越趋向于中性。男女两种性别对于力的使用和分配完全不同，甚至在有些时候互相抵触。男性和进攻、破坏、痛苦、骄傲、充盈有关，女性则与退守、修复、安抚、谦卑、欠缺相连。

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个体的完成，必然而且唯一与力量的增长有关。生命体以力量大小为标准，形成强和弱两个类别。强大的生命体，积聚了更多的力量，并且随时会变得更强大，因而赞美力量；弱小的生命体，积聚了少量的力量，在强者面前随时都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就诅咒力量。从女性的角度来观照生命体，力量首先是一种罪恶，因为以力相较，女性处于弱小的力量端，她们常常会感到自己有一个乏力的，易受攻击、伤害和统治的身体。因此，只有彻底的否定男性从力量出发的价值观，才有可能自保和壮大。基于这样一个紧迫的事实，女性哲学否定力量的合法性，承认力量以外的事物（理性、道德、劝善、技术、平均等），并用这些事物反过来控制力量。

这场关乎力量的战争持续了数千年，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史。从表面看来，男性统治曾经和现在早已确立，男性俨然是文明的主人。可是，从哲学史上看，男性的胜利中暗藏着很多妥协。

一、 作为猎手的男性

自然法则赐予女人生育的能力，从而使怀孕、分娩、哺育，成为女人的自然责任。在繁衍后代的整个过程中，女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尽职尽责，并且养成细心和耐心的品性。由于完成这项任务不需要过大的力量，甚至常常需要控制力量，以免对娇嫩的孩子造成伤害。于是，女人天然是力量的控制者。她们讲究适度，讲究法则，讲究技巧。

在女性繁衍后代，从事控制力量活动的同时，男人们正进行着狩猎活动。狩猎作为人类最初的肉食来源之一，作为一项原始人类持续了数万年的基本活动，深深地影响了人自身。并将某些意志传递到了任何一个穿着西装（或中山装）的现代男性身上。狩猎活动中充盈着力量、血腥、渴望、痛苦、快感。在这项活动中，任何与身体无关的感受统统被抛弃了。狩猎活动对于力量的看法和使用，有别于怀孕哺育活动，由此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女性性格的男性意志。

（一）力量的层级结构

基于不同力量级的猎物，人类很早就感受到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参照自身的力量，对弱者的蔑视和随意，对强者的关注和敬畏，成为人区别对待他人、他物的基本准则。“对于最狂野最勇猛的动物，他嫉妒并掠走它们所有的道德：这样他才能变为——人类。这种勇敢最后精细起来，成为宗教，成为精神，这种带有鹰的翅膀和蛇的聪明的人类勇敢……”[1]486猎物是人类的第一个教师，它教会人类勇敢。于是，在人类的食谱中，那些容易得到的食物成为低等的，反之成为高等的。因为人在食用这些高等的食物之时，已经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它里面凝聚的力量的量值。量值越大，凝聚在其中的猎人的力量也就越大。

于是，自然界的食物链等级，通过捕猎行为转嫁到人身上。人，这种处在食物链顶级地位的掠食者，在他自己的群体里“复制”了食物链——力量的层级结构。力量最强大的人处在金字塔的顶尖，享受耀眼的光芒，享受来自底层所有人的崇拜，他理应骄傲。最弱小的人则处在最底层，他们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经常遭受嘲笑。于是，处在较高层级的人形成优雅高贵、沉着勇敢的秉性，而较低层次的人则比较粗俗胆小。这就是贵族和贱民的最早雏形，也就是说，贵族和贱民，形成于他们对猎物中不同力量的层级结构的认可。

基于对层级力量体系的认可。男性意志者做出两个伟大的判断：

第一，承认永恒的差别。力量总是有大有小，个体总是不同，因此，正视个体的差别，才是直面人生的真相，而片面强调人人平等，则是对人生真相的遮蔽。其次，对差别的承认是个体意识萌生的基本条件，个体之所以可以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是因为“我”有个性，“我”是唯一的，不能容忍集体一味地去个性化。因此，种种否认层级力量体系的学说无疑是消灭“我”，并消灭“我”的唯一性的学说。如果“我”与他人的力量同一，那就意味着“我”可以被替代，“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种担心萦绕在现代人的心头，人们担心“间距的激情”被同一化谋杀。于是，现代人用悲观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唱响一曲曲挽歌，而灵堂上躺着的尸体，正是“我”。

第二，直面伟大的苦难。对于永恒出现的人类苦难，佛教和基督教有不同的解释，或者由于业障，或者出于原罪。总之，是令人羞耻的事情。这种对苦难的颓废认知，显然建立在“众生平等”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因为事先规定了力量层级结构的不合法性，要对生命中出现的苦难和不平做出解释，就必须借助另外的逻辑，于是，出现了对苦难莫须有的“彼岸诽谤”——前生或者来世。这种颓废的苦难观，的确可以让人暂时平静，甘受苦难，但一定是被动的。

然而，如果承认力量的层级结构，则会出现纯然欢快的心理机制。力量在层级机制中向上攀升，力量本身的增强，则给人带来无比的快感，同时，如果力量在攀升的过程中遇到种种苦难，则被当作力发挥作用，实现自我时遭受阻碍所生的正常感受。苦难出现在生命向上攀升的路途中，以短暂的痉挛般的痛苦、悲鸣和怒吼，给努力向上的生命，打上了闪光的印记。增强了继续向上的欲望与快感。尼采说：“什么是伟大？假如一个人在内心没有给自己增添剧痛的力量和意志，他如何能成就伟业呢？人能吃苦，这实在微不足道，连柔弱的妇人乃至奴隶在这方面也有不同凡响的表现。但是，倘若给自己增添剧痛，听见剧痛的呼号却不被剧痛和不安所毁，这样的人才堪称伟大啊！”[2]214

在苦难中成就伟业，活得伟大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戚戚于厄运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为了对抗厄运，他们投靠于各种诽谤苦难的学说门下，喝下迷幻剂，或愤怒或癫狂地活着。生活中的苦难，的确可以剥夺我们很多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剥夺，才让我们看清纯粹的人，以及人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强大。要看清这些，必须具备男子气概。男性美学认为，“生活如果强盗气十足地对待我们，夺走了我们的荣誉、快乐、亲随、健康以及各种财产，能夺走的都夺走了，那么随后，我们在最初的惊吓之后，可能就会发现，我们比从前更富有了。因为，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东西是一个人特有的，是任何强盗都无法夺走的。这样，也许在劫难和慌乱之后，我们会像大地主那样气宇轩昂地出现在世人面前。”[3]572

（二）力量的增殖

在与对手交锋时，猎手通过身体对抗，认识对方和自身的身体力量。

在力的对抗与较量中，弱者被奴役，强者做王侯成为一种公理。成为强者，才有享受快感的权力。我们可以想象，在原始部落中，女人们安详的交流她们的育儿法则时，男人们则热衷于成为强者，这就是女性美学和男性美学的最初范本。

男性美学家尼采说，“我们得以在生命中保存自己，也就是在权力意志、在求权力之增长的意志中保存自己……任何已经取得的增强和权力扩张，都会开启全新的视角，并且令人去相信新的视角。”[4]135一个猎手可以通过长大而获得力量，也可以通过训练提升力量，还可以通过培养勇气拓展力量。于是，对力量的崇拜和生命体生长的目标契合，从而形成了针对力量的乐观精神。它可以迅速转变成行动，以此构成男人社会和心理的全部。“力求积蓄力量是所有生命现象所特有的，是营养、生命、发育、遗传所特有的，是社会、国家、风俗、权威所特有的。难道我们不该同样也在化学中把这种意志假定为推动原因吗？”[4]986

男性美学追求力量的增殖。如果一个生命体停止了力量的增殖，那么，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走向生命的反面。任何一种生命力量的增殖，都会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快乐，而任何一种生命的停滞和倒退，都会引起我们的不快。因此，任何反对生命力增殖，趋于平静，带有停滞色彩的价值标准，都成为男性美学的靶子。尽管力量从最初的肌肉力量，转化成各种文明的形态（比如法律，比如民主），现存的力量游戏，很难和茹毛饮血的肌肉时代相提并论。但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随后的美苏争霸，之后的经济竞赛和科技竞赛……都在提醒我们，对力量增殖的原始崇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基因。

力量增殖对于现代人来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积极的意义：

首先，人可以不断超越自己。超越首先出现在自己身上，前一刻的“我”与现在的“我”，以及下一刻的“我”，处在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中。如果按照时序，“旧我”总是被“新我”超越，超越既是力量增殖造成的结果，又会带来新的力量增值。增殖的这部分力量，同时又处在被超越的节点上，从而形成整体向上的力量增殖系统。这种不断向上的增殖系统，使人随时处在上升的快感中，并总是对下一刻的“新我”，充满好奇而喜悦的憧憬。在男性美学看来，人的伟大在于不断地创造“新我”。所以，男性美学家眼中，从来都不存在什么历史发展的终点，也不存在“最高的人”。

其次，人的发展是第一性的。从最初的肌肉力量增殖可以看出，人本身是“发展”的第一对象。无论社会如何进步，首先必须重视人的力量增殖。我们的创造物的发展——比如经济、精神、科学、制度等等，都是第二性的，它们是以人的力量增殖为模型的，又是为力量增值服务的。认识到这一点，人类才不至于沦为自身创造物的奴隶，人的发展主宰着社会的发展，力量增殖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人。

（三） 对于共同体的积极认知

人是群居动物，总是处在一定的共同体中。但是，对于共同体，却有两种不同的认知。在女性的眼里，共同体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避难所，它必须给人“安全”“舒适”“可靠”的感觉。共同体内部，竞争性越少，分配机制越平均越好。这种共同体，首先要满足人们防御的需要（独自行动会很可能成为别的动物的猎物）。面对苦难，人们能互相帮助，共同承当；面对越轨行为（比如离群），人们能集体惩罚。其次满足人们的被动需求。共同体内部，反对一切主动行为。第三，反对力的过分增殖，他不想受人威胁，也不想威胁别人。

男性猎手建构共同体中的心理机制，和女性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首先，男性共同体建立的目的，一是强健自己，二是威慑一切敌对势力，它内含着攻击性。这样的共同体，要求成员力量强大，勇气过人，他促动强者的诞生，让强者获得有荣誉和有尊严。

其次，男性共同体中充满力量的竞争。在追逐猎物时，男人们与其说是和猎物赛跑，不如说是和同伴赛跑。男人在这种特殊的赛跑中，看到一种权力模型：速度最快者并不会受到离群的指控，反而享有责备其他人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权力，他因其力量和牺牲精神而获得至高权力，激发稍逊于他的人超越最强者的强烈欲望。越处在后方的人越觉得羞愧，而受到指控的则是最慢的人（男人们认为他拖了后腿，并且和女性的领地——家园最近，在心理上讥笑“他”和女人一样“恋窝”）。伴随这一模型诞生的，必然是对力量的极度崇拜，不参杂任何其他成分，进而，这一模型也催生了非常简单实用的权力分配机制——最强者最有权力。

在男性共同体中，个体的位置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在追逐猎物时，前后位置的变换，在与猎物斗争时，猎人位置的变化（比如年迈的猎人渐渐退居二线），在分配猎物时，排名先后的变化，以及对分配者位置的竞争（通常分配者有更大的权力）。这些“位置”都在标示个体力量增殖的情况。优越的位置总是被强壮的身体占有，从而形成所有个体针对优越位置的种种欲望和行动。动态的位置告诉大家，谁都可以至高无上。这造就了男性意志中向往权威、但又蔑视权威的特色，他内心的话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我也可以成为上帝”；同时，谁都不会永远至高无上，因为位置的动态性，权威随时会被新的权威替代，养成了男性意志中一种表面的谦和高雅的风度。所以，男性共同体并不培养整齐划一的被规训者，而是造就崇尚力量，血气方刚但又不失优雅的男子汉。

总之，男性意志者对于共同体的认知，建立在攻击体系中的主动出击。在共同体内部，男人们渴望变成强者。个体在主动向更强大的目标进发的过程中，其独特性不会被削平。从而在外围上，使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主动的竞争关系。共同体变成一个快乐竞争的场所。男性共同体的竞争关系，让共同体本身具备了一种动态的创造力。我们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锅饭时代，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共同体性质的转变看清这一点。大锅饭时代形成的温馨共同体，很快造成整个国家生命力萎缩，国民素质下滑，与初衷南辕北辙，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焕发出强烈的生命力，国民创造力提高。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将讲求安全舒适温馨的女性共同体，改造成充满动态竞争的男性猎场。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国家，无疑是靠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生存发展的。

（四）事业心的形成

在原始狩猎阶段，女性一般在抚养孩子之余，进行一些采集活动，这是一项对力量要求不大，目标性不强，处处充满小小惊喜的活动。它一般没有跌宕和高潮，也不必与对象有力量上的冲突。这种女性心理活动延续到了今天——超市中女性手中的购物推车，很可能“源自”原始社会采集女性手中的篮子。重要的是，它成为一种普遍心理，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形成一整套女性意志对于事业的看法：随意性、小的力量、小的惊喜，持续的幸福感……

同时，作为猎手的男性，在狩猎过程中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事业心。首先，目标的确定性，是男性对于事业认知的基点。失去目标，或者随意改变目标，对于猎手来说很不明智。男性对于事业的设想，也因为目标的确定而变得更早，他们善于规划未来，善于在纷繁芜杂中找到自己的“目标”——什么是大事。目标的确定，让男性对于未来的把握，更加可视化，因此，也就容易形成蓝图一类的东西。不同的男人设计百变的蓝图，唯一不变的是他们都在设计蓝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的自我实现，不过是一种“重现”，是重现他早先在心中设计好的“蓝图”。

其次，对于目标的执着，贯穿在男人整个的狩猎过程中。耐心的等候，以及拼命的追赶，搏命的厮杀，都必须具备执着的精神。执着衍生出种种和男人的忍耐有关的心理（比如坚毅），这种忍耐不同于女性基于对力量的控制，它是为了伺机爆发力量。当男性忍耐的尽头不是厮杀，那么，忍耐就变成无意义的囚笼，站在对手缺失的人生荒漠，先前的忍耐反而变成了羞耻。反之，如果因忍耐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出现了强大的对手，那么，男人的忍耐就成了厮杀的一部分，具有了男性气概和男性美。厮杀成功与否都不重要，如期而至的厮杀，正在为忍耐正名——伟大的忍耐是厮杀的准备，除此之外的一切忍耐都是羞耻。

女性把男人当作手段的忍耐变成目的，并且赋予其神性色彩。男性意志者歌颂忍耐的伟大，赞美他们为实现蓝图所作的牺牲，同时，又反对一切把忍耐作为目的的行为，更反对将这种目的神化的女性意志。

不同于女性采集时一连串的小小幸福感，男性狩猎时伴随着巨大的狂喜和失落。力量的释放，无论带来哪种结果，都会获得一种快感，因为在等待和埋伏中，力量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因此，男性的平静（甚至是优雅）都是一种释放前的积攒。积攒的时间越长，付出越大，对实现目标的渴望也就越大，而对于肯定性（或否定性）后果的狂喜（或者失落），也就越强烈。战胜猎物所获得的狂喜，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流血和力量释放后的虚脱。但是，这些亏损和胜利本身相较，显得不足挂齿。男性需要对于事业注入更多的牺牲精神。男性的美，在胜利的骄傲中得到敞亮，也在对牺牲的不屑一顾中显得高贵。女性往往为这种男性美唏嘘流泪，而男性却从中获得一种示范性的力量感。

总之，男女对事业的看法，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都截然不同。哺育后代和战斗，构成人类女性和男性哲学的全部。更直接的说法是：“我希望男女如此：一个善于打仗能干，另一个善于生育……”[5]348

二、男性的身体意志

我们无法想象最初之男女，看到彼此身体的凸起和凹陷，内心是怎样不规则运动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都欣赏这种美妙的差异，而对熟悉的同类则毫无兴趣。异性恋的最早根据，应该是身体的差异。差异化的身体摩擦交合，本身就是一场被好奇心、征服欲驱使的探险之旅。好奇心、征服欲满足之后，身体被美妙的差异快感深深吸引。同时也让不同个体身体意志间，保存着永恒的差异。

（一）天生的破坏者和创造者

男性阴茎第一次进入女性身体时所伴随的处女膜破损，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男性身体作为凸起、强硬的攻击方，不同于凹陷、柔软的承受方。前者有天然的破坏优势。第一次身体破坏，对于男性来说，是开疆拓土，它展现雄性力量的价值与魅力。由于处女膜的破裂，通常对于享受爱欲的双方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破坏”在男女交合中，就不是一个坏词儿了。它标志着改变，这种改变，对女性既造成了短暂的痛苦，又为她种下了孕育新生的希望。破坏，在肉体的交合中首次被男女双方承认，同革命、战争、旧事物消亡等具有破坏意义的历史事件一样必要。而作为破坏行动的具体实施者——男性，在这种身体的暗示下，形成强烈的男性破坏意志。

破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让男性成为终结者和开垦者：对于前一刻来说，他是终结者；对于下一刻来说，他又是开垦者。进化论的观点是物竞天择，似乎在进化的过程中，优等物种是自然而然地、被动地保存下来的。在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族类，总是主动通过破坏终结旧的平衡，进而开垦出新的平衡，成为权力的拥有者。贵族阶层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建立了奴隶制；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破坏业已腐朽的奴隶制，建立了封建制；近代资产阶级通过破坏封建制，确立自己的主宰地位……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破坏是开垦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恶”是历史的动力，尼采则认为，有酒神意志的人，以亵渎为尊严，他在“破旧”的过程中“立新”，在毁灭中创造。

（二）雄狮意志

拥有男性意志的破坏者们，眼中没有什么权威。一切权威都是暂时的，权威的确立标志着顶峰的出现，而顶峰的出现必然意味着新一轮超越之旅的开始。既然如此，破坏者就应该蔑视权威，具有高傲的品性。正如《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描写的那头雄师一样，有力量，有勇气，蔑视权威。彰显男人自由、骄傲的本性。对权威规定的“你应该”说“不”，向整个世界说“我要”。男人，向来是制定游戏规则的物种，他有权力随时破坏旧的、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建立新的更合理的游戏规则。

雄狮是完美的破坏者，是男性意志最纯粹的体现。然而，很多破坏活动伴随着破坏者迫不得已的情绪，在破坏中也有游移不定的时候，而破坏者本身，在破坏后，往往禁止破坏行动的再现。这种破坏者，明显参杂了一些女性意志——怀疑破坏合法性。破坏的激情由此被阉割了，被动的破坏，总是让这一类破坏者首先背上源于自身的诅咒。我们看看两千多年前，秦朝那群因天雨而造反的农民，破坏之时，他们游移不定，心怀罪恶，无可奈何。怀有雄狮意志的人在进行破坏时，绝没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他总是充满狂喜、充满蔑视、充满快感，为破坏而骄傲。

反观我们现代人针对自由所做出的种种斗争，大多属于无可奈何之举，而不是骄傲的主动之为。把合理合法的权力，变成猥琐的阴谋，这是女性哲学的杰作。男性意志说：“我要强大”。女性意志说：“我要控制”。一群主动或者被动的破坏者，在破坏成功后，立即收起男性意志，因为他自己深知破坏性力量的可怕，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出妥协（或者叫及时调整）是不敢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破坏罪恶”，而在内心渴望平静，渴望明哲保身，雄狮因此变成了一只温顺的绵羊。这时候女性哲学温暖的怀抱，及时安慰了这种迷茫的心理，并为其准备了一整套树立权威，维持平静，制止破坏的做法。这包括思想上树立永恒权威的骗术，包括对现有权威、曾经的破坏行为淡化血色，对破坏的程度进行美化包装，并且涂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将其破坏中的激情完全扭曲成无可奈何，或者干脆制造出神性的色彩（中国历史上随处可见的权威者诞生的异兆）。这一连串女性哲学的把戏，把破坏的前提——男性意志主动的自我实现，畸变为一种接受外部指使“你必须”的指令的女性意志。人的破坏和创新，经过这次改装、过滤，由恶变善了，可以安享破坏的成果，而不必承担破坏的责任。“阳谋”变成“阴谋”，主动变为被动，男性破坏者变成女性维护者，这场由破坏开始的进攻行动，迅速转变成反对破坏的防御行为，女性意志开始大展拳脚。

（三）原始的激情

我们从这段复杂的历史中看到，男性意志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灵光一现，在更漫长的历史中，男性意志被迫招安。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缓慢地前进，看似并无不妥。但是，人类丢失了两样宝贵的东西：自信的激情，破坏的正义性。

第一种激情——自信。从远古中国和希腊的巨人神话里，我们知道：祖先很早就发现，我们生存的天地如此浩瀚，造化是多么无情。为了克服生存的恐惧，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和秉性，创造出诸如盘古和泰坦神这样的巨神。盘古开天辟地时那份彻底的自信，把人自身的伟大等同于天地。盘古是绝对男性意志的象征，他具有极大的身躯、极强的力量、极高的目标、极伟大的牺牲精神、极满的自信。可是，较晚的女娲传说却将人的自信完全碾碎。在这则神话中，人一开始就被低贱化，抽掉了起码的自信心。破坏以及创造的权力在神，人，只是低贱的泥巴。

盘古为男性，女娲为女性。在以后以男性统治为表象的漫长的奴隶和封建社会里，女娲的形象被不断强化，仁慈的补天行为（女性以修复见长）和至高无上的造人行为，结合成为历代君主的形象暗示，破坏行为完全被女性温柔和宽阔的胸怀淹没了，以至于盘古这位天地一人的远祖，被逐渐冷落。他身上有太强的骄傲和自信，这种骄傲和自信，对于统治者是可怕的灾难。因此，没有什么统治者，敢将人的地位和自信心提升到人应有的程度。贬低和折损人类自信心，成为通例，践踏自然人性成为基本事实。“你这不幸的人呀，你的生命中，这些是太糟糕了：先有动物要吃你，又要——遭人践踏！”[5]406

第二种激情——破坏。破坏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打破权威。破坏可以是激烈的撕碎，也可是漫长的否定。总之，它让权威随时处在无法固定的边缘。一旦破坏的正义性得到人们的认可，破坏的权威性凌驾于一切权威之上，人们就会对一切既有的权威进行重估，让挑战者和权威平起平坐，自由对话。权威从立法者的高台，被拉到了万众平等的广场，由独白者变成对话者，这是多元化诞生的前提。破坏——建立——自由选择，是男性意志倡导和践行的全部事情。至于在破坏掉权威偶像之后，急于树立另一种权威的做法，则完全是被上一个权威奴化的结果，是一种生命的不自信，认为破坏有罪的做法。比起这些虚无主义者们，显得更加人性，他们虽然也不自信，但并不急着去盲信那个自己建立起来的东西。

我们把这种向权威挑战的激情，称为最人性的激情——直面未来的不确定，对自己充分肯定。未来越是不确定，这场战争就越有趣。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未来20年世界的模样已经完全确定清晰可见，我们还有什么兴趣去过这20年。男性意志者崇拜偶然，偶然性对纯粹的男人具有无穷的魅力。这种魅力吸引着男人，不断进行开拓未来的活动。在真正的男性意志里，没有所谓的必然，必然是灰色的，让人不快，必然的阴谋是消灭人，至少先消灭人的力量感——如果巨龙必然被打败，那么，雄狮会懒散下来，如果巨龙必然胜利，雄狮一样会懒散下来。人一旦臣服于必然，就会失去主体性。承认偶然，是重拾生命主体性的前提。人一旦失去主体性，外在世界就变得和个体毫无关系，世界对于我们也就毫无意义了。对偶然性的肯定，不光是保持一种面向未来的原始激情，更重要的是肯定人的主体性，肯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人化，如果人类能做到这一切，人类历史将会得到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德）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黄明嘉，娄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德）尼采.快乐的知识[M].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下卷） [M].李晶浩，高天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

[5]（德）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黄明嘉，娄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段建军（1960—），陕西武功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勉（1983—），陕西勉县人，研究生，西北工业大学附中教师。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