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佟佟

黄佟佟广东作家，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著有《感情这东西》《最好的女子》等

1986年，中国最顶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第3期上登出了一位名叫莫言的写的小说《红高梁家族》；两年以后，一个陕西男人拍出了他那部立身之作，血色淋漓的《红高梁》；再到2014年，一部长达60集的电影剧《红高梁》横空出世，居然成了中国人电视屏幕上绵长的话题。都是《红高粱》，时间不知不觉竟然已快20年。

20年，世易时移，一棵红高粱带出几多人事变迁——1986年，《人民文学》发行量高达百万册，2014年，它应该基本退出文学青年的生活，还有没有五万本？这是个问题。1986年，莫言还是一个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靠博命写作实现梦想的31岁青年部队干部，现在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出名的文学大腕，无它，谁叫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86年，张艺谋还是一个刚从电影学院结业的精瘦摄影师，眼中精光四射捕捉着机会，2014年搅起电影圈几番风雨后的他已然封神成为国家级大师，躲进小楼成一统专注生孩子十来年。而当年电影的女主角是一张白纸般的大学生巩俐，人家现在是蜚声国际代言着N个品牌穿梭于名利场的中国美人。当年还在同刘晓庆恋爱的丑汉姜文，现在已然是代表着男子汉气概、离过婚又娶妻生子过上幸福生活的亿元大导……

当然，最令人感慨的还是《红高粱》本身的变迁，莫言的根就在那里，那是充满情欲的真实、鲜活像洪水般泛滥的意识流，它间接地营造出了当年那部充满男性荷尔蒙的《红高粱》。可是时间过了20年，60集电视剧的女主角已经从一张白纸般的巩俐变成了千伶百俐的周迅，精灵轻巧有余，情炽蛮横不足，而那铁骨金刚般的剧情也拖沓成了家长里短的宫斗戏。那感觉真有点像黄土高原变成了江南小院，你说不上有什么不好，但总觉得差了一股劲，就像那场著名的高梁地的野合戏，电影版里扮做劫道汉子的姜文横背着巩俐就往高梁地里闯，女人闻到汉子身上发出的味道，心领神会，甚至还伸出手去搂住他的脖子，用以减轻她的份量；当男人把女人丢到地上时，女人一动也不动，等待来袭。而电视剧版里文弱的朱亚文似乎没办法横背起小巧的周迅，他走进高梁地的动作十分着急忙慌，少了一种属于北方汉子的笃定和野蛮；当女人激烈反抗一脚踹到他命根子时，他甚至还来了一句异常猥琐的“不干就不干呗”，最后还是女人一把把他搂过来，才开始高粱地里的耕云播雨。

有时候，真觉得有意思，一个虚构的世界，由一个男人写出来，然后变成电影，变成电视，事还是那些事，可是味道却各有各的取向。如果说当年的小说《红高粱》是粘稠的红突突的高梁血，当年的电影《红高粱》就是红通通醉杀人的高粱酒，但到现在的电视剧《红高粱》，就像在一碗腥腥的十八里红高梁酒里掺了半碗雪碧，有点甜，易入口，可真是有点烦。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这是一个到处都是天价的时代，电视剧《红高粱》光是周迅的片酬就是三千万，再加上编剧的一千万，导演郑晓龙的一千万，都得靠这60集收回成本。人们都在批评中国影视最大的危机在于文化的坍塌与价值观扁平（戴锦华语），可是当一切都变成商业操作的时候，一切都那么现实。这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九儿从一个倔强的高密女子变成了灵巧的江南小妞，这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不把九儿放在一个荒凉的三十里铺，而要住进一个有着七大姑八大姨吃酸捻醋的深宅大院里。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能扯成出60集那样长的裹脚布。

是的，时代变了，抄袭和兑水变成了可以容忍的事，粘稠的血液变成了跳跃的小溪，大江大河里涌动着搞笑的欢乐，20年会让一棵茁壮的红高粱长成了江南小桃树。于是我们只能回过头去，再翻翻那源头，那个31岁男人写了一遍又一遍的激情与爱意，记得那些从主人公胸腔中发出的呐喊：“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