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谍战剧中的英雄形象与传统宏大革命历史题材中的英雄形象具有很大不同，相对于传统革命英雄“根正苗红”的出身，新谍战剧中的英雄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经改造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这种转变看似是对英雄出身的松动，实际上更强化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更说明意识形态的作用。新谍战剧中的女性形象由样板戏中的去性别化，到宏达革命历史题材中的小资产阶级受制于无产阶级，最后在新谍战剧中成为性别牺牲品。这一切都说明新谍战剧如同戴着镣铐舞蹈，还要故作步态轻盈。

关键词：英雄形象的转变 英雄形象重塑原因 女性英雄形象

影视传媒兴起以来，军事题材便是其中一大亮点，近些年，军事题材影视剧由宏大革命历史题材逐渐转向谍战题材，影片主人公由众所周知的领袖人物逐渐转变为个性鲜明的革命英雄形象。

一、“根正苗红”到“改造成长”——英雄形象的转变

谍战剧与传统的宏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不同体现在主人公英雄形象的塑造上。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剧的主人公多是根正苗红的英雄形象，如《亮剑》中的李云龙，《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他们多无父无母，吃百家饭长大，传统血缘上的无根使得他们更渴望寻找到文化的归宿，于是党不仅具有精神上指路明灯的作用，如同信仰，更如同他们的再生父母一样，使得他们的文化能够追根溯源。这种安排，也使得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的文化难题迎刃而解，对党的忠诚显得顺理成章、无可辩驳。而新谍战剧中，全新的英雄形象多是经过改造的，是后期培养起来的。当然，这和谍战剧这一题材的独特性质有关，涉及谍战，便要涉及间谍与反间谍、策反与反策反，这也是谍战剧吸引人的一个方面。但由传统谍战剧的英雄形象打入敌人内部，到现在的经过改造后成长起来的英雄形象，不难看出一些有意操控的痕迹。深究原因，意识形态的影子隐约可见。

另外，李云龙、石光荣这样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剧的英雄形象多出身贫苦，由最质朴的乡亲父老抚养长大，他们本身毫无文化，平添几分出身草莽的英雄气概。而余则成和刘新杰则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受过高等教育，由此可以看出反映革命历史的题材剧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的出身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这种“英雄不问出处”的看似轻松的问题，实际上却具有更深的文化内涵，隐含地反映了意识形态对谍战剧的一扣紧似一扣的挟制。

二、轻衣曼舞到戴着镣铐舞蹈——英雄形象重塑问题探究

谍战剧的英雄形象由“根正苗红”到经过改造成长，由完全是出身清贫的“无根”的农民阶层，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革命的队伍看似壮大了，革命英雄的条件看似放宽了，但这似乎更说明意识形态的外松内紧。

李云龙和石光荣对党的忠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换个角度讲，观众决不允许他们对党和革命有任何背叛。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便是孤儿，是乡亲百姓用各自的口粮养活了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这份恩情难能可贵，因此当蘑菇屯的亲戚在石光荣家白吃白拿的时候，观众虽然理解褚琴的斤斤计较，但更支持石光荣的知恩图报，因为这份恩情不仅是蘑菇屯的父老百姓的，更是党给予石光荣的。因此，李云龙和石光荣对党的忠诚在情理之中，这也是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剧中英雄形象的共同特点。

而余则成和刘新杰不同。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起初都是国民党。那么他们是怎样走上共产党的道路的呢？《潜伏》中对余则成的转变尚有些许模棱两可的描述，而在《黎明之前》中，对那段重要转变的记忆确只有谭忠恕和齐佩林的一句“那年被‘赤化的有很多”便概括了。甚至刘新杰在第八局发展的下线钱荣，也只是描述了其为掩护刘新杰销毁证据，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对于刘新杰是如何发展钱荣的，钱荣又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甘愿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毫无表述。一切似乎都显得顺理成章。余则成和刘新杰，两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两个国民党内部的高干，如果他们始终效力国民党的话，正如谭忠恕所言，“前途光明”。但他们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险的道路，而且永不回头。为了心中的理想，他们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爱人，当余则成在台湾面对新的结婚照流下眼泪的时候，当刘新杰抱着顾晔佳尚有余温的尸体痛捶方向盘的时候，观众更感慨于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从始至终，却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何以对革命如此忠诚，从没有人追究过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前因后果。

笔至如此，答案已浮出水面。余则成和刘新杰不是李云龙，也不是石光荣，他们没有李云龙的经历，也没有石光荣的出身，可他们却可以像李云龙和石光荣一样对革命忠诚、对党忠诚，甚至不惜生命，这才是新谍战剧想要传达的思想。新的谍战剧告诉观众，不仅“根正苗红”的革命英雄会忠诚于党，连改造成长后的英雄也会为党牺牲一切，这才是党的力量。如果说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剧是轻纱曼舞，一切都和谐完满，那么新谍战剧就如同戴着镣铐舞蹈，还要故作姿态轻盈，新谍战剧中英雄形象的重塑，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力量，看似对英雄的出身松动，实则更说明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

当然，对大众审美心理的准确把握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毕竟，浪子回头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这无疑为传统的正统谍战剧增加了新鲜感。

三、去性别化到性别牺牲品——女性英雄形象初探

无论是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剧还是新谍战剧，英雄形象与女性形象的爱情故事总是少不了的，这一“革命+恋爱”的模式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既定模式。

对女性英雄形象的塑造，样板戏中已有很多。但样板戏中的女性英雄形象是去性别化的，智勇过人的祥林嫂是完美的革命者形象，党代表柯湘身上几乎找不到女性形象的特点，她的性别特征完全是为了表现性别而生硬加上的，去性别化便是革命样板戏中女性英雄形象的特点。

在史诗性的革命历史题材中，女性形象往往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她们大多受过一些教育，具有一定艺术素养，这些女性形象为革命历史题材剧增添了许多乐趣。但几乎所有的这些女性形象的丈夫都出身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民阶级，而且，在这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合的婚姻中，无一例外地是无产阶级压制小资产阶级，李云龙和石光荣的家庭就是这样的模式。女主人公的小资情调在英雄形象质朴的性情面前无可奈何，这也是这类题材所要表现的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endprint

这一情况在新谍战剧中有所转变。在《潜伏》中，翠平代表的是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她处处被知识分子余则成嘲笑。在《黎明之前》中，刘新杰和顾晔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具有一些资产阶级情调。可在这两部谍战剧中，无产阶级出身的翠平和受过教育的顾晔佳都成为了革命的牺牲品——翠平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赔付了自己一生的等待；而为了她决等不回她爱的那个人，顾晔佳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才得以知晓真相，知道自己深爱着的不是敌人，而是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同胞。新谍战剧中人与人之间由于战争所要承受的痛苦，全转嫁到女性英雄形象的身上。新谍战剧中女性英雄的形象虽具有了自己的性别特点，却也因此要承受残酷的牺牲。

当然，谍战剧英雄形象的转变也确有其亮点。在传统的谍战剧中，也有改造后的英雄形象，但即使这些经过改造的英雄形象，其转变的原因也和新谍战剧中英雄形象的道路选择有所不同。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剧中，革命英雄对国、共两党道路的选择是历史化的，是富有使命感的，往往涉及到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理想的取舍。而新谍战剧中，对阶级属性、人生理想的描摹显然淡化了，更侧重的是人物自身的生存选择。这无疑更增添真实感，也体现了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关注焦点由宏大历史叙事转向关注个人、关注生命的对单个的“人”的发现，那段历史不再是一个孰胜孰败的既定历史，也不只是一个干枯冰冷的残酷数字。新的谍战题材剧将历史的视角转向经过那段历史的一个个个人，用亲历者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重新讲述那段故事，这才是对历史的还原，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逝者的尊重。如果影视题材剧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更多地对微小个体的关注，便是对历史的最大敬意了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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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金艳.谍战剧崇高英雄形象的塑造[J].文学界（理论版），2011，（3）：187-189.

（孙涵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11003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