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理论对史书与小说的区分作了深入探讨。“以文运事”之“事”以历史事实为主，“事为文之料”，创作主体不能随意发挥，但金圣叹并不排斥创作主体之主观作用，而是强调主体的“运”，赞赏司马迁在《史记》之“文”中的主导地位。“因文生事”之“事”则以虚构为主，“事”为“文”所生发，创作者应顺着“笔性”“削高补低”。金圣叹之“因文生事”以解析《水浒传》的内在文脉之发展为旨归，不拘泥于事情之真假，而注意事在文中的功能和作用。要之，从实有之事到文生之事，小说与史书的分野越来越明显。

关键词：以文运事 因文生事 历史 小说

在小说评点史上，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评点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金圣叹不仅具体点评文章写作妙处所在，同时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小说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有“以文运事”说和“因文生事”说。

一、“文”“史”“事”

由于古代叙事文学长期被史传叙事垄断，小说叙事并不发达，明清小说评点家们在评点小说时，往往喜欢将小说与《史记》比附，正如明代天都外臣云：“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1]（P1463）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云：“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1]（P1465-1466）从发愤著书的角度阐述两书的相似性。金圣叹尤其如此，如他在第二回眉批中云：“看他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真与史公并驱矣。”[2]对于第八回，金圣叹评道：“心闲手敏，遂与史迁无二也”。[2]对于小说与史书的比附现象，钱钟书评道：“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3]（P166）小说之地位一贯不如史书之尊，因此，小说的评点家们也喜欢动辄攀附正史以增声价。

在与《史记》比附的小说评点中，小说评点家们不仅认识到小说和史书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如金圣叹比较《水浒传》与《史记》道：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2]

金圣叹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在这段评论中他提出了三个概念，即“文”“史”“事”，如何理解这些概念呢？“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中的“事”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之“事”乃实有之事，系本真之事，后者之“事”乃虚构之事，即逼真之事。“以文运事”是根据“事”而“算计”成文，“因文生事”则要顺着“笔性”“削高补低”。

金圣叹又在《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回评中云：“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2]

金圣叹反复述及“文”“史”“事”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史”可以止于“事”，但司马迁不满足于“史”的叙事，而志在“文”，在记录人物言行和事件发展时，他较多地采用生活化的细节以突出人物的性格，使《史记》文采恣肆。“所叙之事”乃“文之料”，“以文运事”即作者算计先生成之事，写成的仍然是“史”。但“以文运事”的加入使“史”带上了“文”的色彩，金圣叹将《史记》与“杜诗”《左传》《西厢》《庄子》“韩文”一起列为“才子书”，说明他是以“文”的眼光看待《史记》的。

史书之“以文运事”，既强调作者要尊重“事”，又强调作者要注意运用“文”的技巧。《史记》之所以没有沦为史实的干巴巴的罗列和编排，全在乎司马迁文才之高，他在史料和史实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让“事”皆着我之色彩。“以文运事”之“运”体现出作者旨在作“文”的主导地位，从“事”的层面上讲，史书在面对史实的时候，只能按照事实本来的样子写，不能将甲事写成乙事，也不能将甲某写作乙某。但当它作为“文”时，便有了独立的文体地位，它不必按照事实发生的前后顺序平铺直叙，对于历史事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识判断其轻重缓急，对于历史人物，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文中赋予情感。历史事件千头万绪，写作者可以以“文”的方式对其加以统摄。

对于小说中的“因文生事”，金圣叹曾在“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中说明小说中“文”与“事”之区分：

如此篇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饮酒，其文也。打蒋门神，其料也。饮酒，其珠玉锦绣之心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耐庵撰此一篇也哉？（第二十八回回前评）[2]

金圣叹认为武松饮酒是“文”，他对武松之饮酒大加评论，认为饮酒之时的酒令、酒题等等都是“因文生事”的“文”，而非事，醉后打蒋门神才是所生之“事”。

“事”与“文”的关系相辅相成，在史作中，“事”为“文”之料，在小说中，“事”又因“文”而生发，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文传而事传”，“事”的传世需借助于作者惨淡经营的“文”，若无“文”，则无“绝世奇文”。

二、虚实之辨

对于小说的虚构，金圣叹之前就有人指出过，如冯梦龙云：“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1]（P777），他认为写小说问题不在于“事真”“事赝”，而在于“理真”，“理真”一方面要合乎封建道德教化思想，另一方面也有合情合理之意。凌濛初认为小说应虚实参半，“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1]（P785）虚实之辨的讨论加强了人们对小说虚构特性的认识，冯梦龙、凌濛初等人初步构建了小说的虚构观，但是对于小说与历史写作的本质区别，他们没有明确的认识。endprint

金圣叹在这一方面突破了前人，他的“文”“史”之辨以及“以文运事”“因文生事”之说是历史与小说之区分的重要理论，他在具体评点中对小说的虚构性特征也有较多阐述：“《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有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读第五才子书法》），[2]第三十五回夹评云：“可见一部书，皆是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2]第三十回中，晁盖对吴用说刘唐的到来正与他的梦吻合，金圣叹于此处批道：“此处为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处，晁盖为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人，而为头先是一梦，可见一百八人，七十卷书，都无实事”[2]。金圣叹曾经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对比，认为《三国》太拘泥于史实，实是“官府传话奴才”（《读第五才子书法》）[2]，因此不如《水浒传》。

史书以实录为主，但不排除作者的主观创造与揣摩，王锺陵先生认为历史的存在有两重性，“首先，历史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它的客观的、原初的存在。这种过去时空中的存在已经消失在历史那日益厚重的层累之中了。然而，书籍、文物以及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仍然留存着过去的足迹。真实的历史依赖于人们对这些存留的理解来复现，所以历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它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之中。……在后人对前人的诠释中，必然表达着后代人的种种理解。……客观性的要求始终应该是一切科学不可动摇的首要原则”。[4]（P6-7）历史的两重性存在，决定了史著必然是客观与主观交融的产物，它“既要求着真实的客观内容，又要求着研究者自己的理解”。[4]（P11）史书要写事，也要记言，古人之言若非在场，岂能一一据实笔录？因此，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著作是不存在的。所谓“实录”，只能是原则上的最大接近，在具体书写时，史家仍需揣摩古人之心。钱钟书云：“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通”，他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3]（P166）史书揣摩人物的言语，应设身处地，而不能随意编造，以至于“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说出不近情理之言。

金圣叹指出《史记》中也有作者的主观剪裁和虚构：“是故司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檃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水浒传》二十八回回评）[2]。金圣叹肯定了《史记》中的文学虚构。所谓“张皇”“隐括”“附会”“轶去”等即是对历史事实的加工，绝对客观的史著是不存在的。但历史不管如何代言、虚拟，仍有一个“真实”的底本在。

要之，史书以写实为主，不排斥“代言”之类的虚构，小说以虚构为主，但应追求情理之真，即小说之“因文生事”需合乎情理，如《水浒传》第十八回写林冲与王伦火拼，原文云：“只见林冲双眉剃起，两眼圆睁，坐在交椅上大喝道……”，对此，金圣叹评曰：“此处若便立起，却起得没声势；若便踢倒桌子立起，又踢得没节次，故特地写个‘坐在交椅上骂，直等骂到分际性发，然后一脚踢开桌子，抡起身来，刀亦就势掣出。有节次，有声势，作者实有设身处地之劳也”。[2]作者“设身处地”，意在使写作合情合理，不至于突兀虚假，尽量使情节合乎生活逻辑，达到逼真的效果。

三、“因文生事”与金圣叹对《水浒传》文脉、文法之探寻

金圣叹说“因文生事”应“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第三回中他评鲁达上五台山事就认为这一情节都是从金翠莲身上生发出来的，赵员外这个人的出现是因为翠莲，他愿意帮助也是因为翠莲，一旦鲁达下了五台山，这个情分便算偿还，文中再没有赵员外什么事了。所以赵员外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为上五台山而“生”出来的。因此，他所说的“笔性”是指要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作合情合理的安排和虚构，让读者不至于觉得突兀。又如《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前半回写扬雄、石秀杀潘巧云，与时迁准备一起上梁山。下回即为三打祝家庄。在打祝家庄之前总得寻个名目，这个名目就是时迁偷了祝家店里报晓的公鸡。《水浒传》第五十五回中梁山英雄为破呼延灼的连环马，不得不请会钩镰枪的徐宁，因为只有钩镰枪能破连环马，而会钩镰枪的只有徐宁，为引徐宁上山，只能用其爱如性命的雁翎金甲引诱，而得金甲之法是靠时迁去偷。金圣叹对此环环相扣之文评道：“欲破马，忽赚枪；欲赚枪，忽偷甲。由马生枪，由枪生甲”，[2]全文就这样一环扣一环地生发下去。这些临时出场的人物和环环相扣的情节都是为了特定的需要而生发，随文起灭，可谓“因文生事”者。

金圣叹如此费心费力地评点《水浒传》，并以“因文生事”的原则逆向探究《水浒》之文脉，其主要目的是让读者注意“文”的妙处和作者用心处，最终懂得文法。他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读第五才子书法》）[2]，《史记》与《水浒传》文法相通，因此读《水浒传》“不惟晓得《水浒传》中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读第五才子书法）[2]。金圣叹非常重视“文法”，他认为只有懂得了“文法”，才能领会“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水浒传》楔子总评）。[2]

金圣叹对“文”的重视是他对那些读书只记事件不注意文法的读者作批评的重要原因，他说：“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旧时子弟读《国策》《史记》等书，都只看了闲事，煞是好笑”。[2]

四、结论

金圣叹的“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说为小说对历史的疏离提供了理论支撑，他的“因文生事”理论与现代小说中的虚构说大体相似，标志着中国小说叙事理论的逐步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金圣叹评论之着眼点在于揭示出《水浒传》的生发之理，其“因文生事”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与历史的虚实之辨上，而是从小说之“文”的层面入手，以解析《水浒传》的内在文脉之发展为旨归，不拘泥于事情之真假，而注意“事”在文中的功能和作用。从实有之事到文生之事，小说与历史的分野越来越明显。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明清评点之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技巧上，都有启人耳目之处。今天我们的文学理论、文学原理、文学批评著作比比皆是，乍眼看去，琳琅满目，庄严高深，各种理论纷纷出笼，且自圆其说，外国文论思潮也一波波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执其说，莫衷一是。但是这种种叠床架屋、概念堆砌般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为创作服务，总体来看，反而不如明清评点中文、评结合的形式那样新人耳目、发人深思。

注释：

[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3]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4]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曾小霞 湖南益阳 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学研究基地 413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