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康健作为伊犁地区的作家之一，对伊犁的风土人情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特的见解，因此他选择伊犁这个地理环境进行创作，从而展示出了自己对伊犁的独特情怀。这独特的情怀具体体现在伊犁人群、伊犁河、土地情结、世俗场景四个方面，从而展示了伊犁独特的人情风貌，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疆经验的书写上增添出了独特之处，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伊犁地区的文化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关键词：伊犁人群 伊犁河 土地情结 世俗场景 主题内容

在谈论地域性写作这个话题的时候，作家们往往不同意文学史编者对地域性写作的命名（此名称最初为文学史编者为方便学习者进行学习所命名的名称）。写作者在形成文本的过程中会受到所处的环境和经验的影响，身处多元文化地域的新疆作家更会因这样的特色资源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山谷，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1]因此，对他们来说，独特的写作方式成形于新疆所独有的地方特色。出生于伊犁河南岸的马康健，就用此地多元化的文化资源和回民的生活方式书写了对伊犁的独特情怀，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独特的伊犁人群

马康健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都描绘了一群独特的伊犁人，其独特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作者马康健以他那质朴的笔调描绘出了这些人群所拥有的独特生命形式，即追求原始的生命力和生命的自由性。不管是文章中所提及的阿爸阿妈、表姐以及马老汉这些土生土长的人民，还是像李旭东这样非土生但土长的人群，他们都用自己最诚挚的情怀来赞叹、创造和守护这片土地和家园。正如文本中所叙说，生活在伊犁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经受着生活上的贫穷、疾病、死亡等诸多苦难。虽然他们有抱怨、气馁，但绝对没有被打败。在经过伤心、气馁之后，就会爬起来坚强面对，勇敢前进，勤劳致富。如《伊犁河作证》中的李旭东，他为了生活而努力学习撑木筏子，但因为这样的辛苦劳作而忽略了家庭，导致妻子和他人私奔，留下他独自抚养儿子长大。虽然当时他对妻子充满了怨恨，但是文本中时刻用闪回的叙述手法描绘了李东旭和妻子第一回相遇的场景，这体现出了李东旭对妻子深深的爱，而不是男主角在儿子面前所表现出的对妻子的憎恨之感。这种矛盾的心理表现出李东旭在潜意识里对于生命的爱，而且这种爱包括对妻子背叛的原谅，以至于他最后放下心结同意儿子和楠楠在一起。同时这个宽容的举动也显现出李东旭所代表的伊犁人的独特生命性——自由。具体体现在他既没有把自己的仇恨附加到儿子身上，也没有把仇恨报复在妻子和妻子以外的女性身上。最终，他得到了最自由的生命形式，为爱而死，虽死犹生。

文本中着重描述了李东旭对木筏子的爱，这种爱让李东旭整个人的精神处于癫狂状态。这种爱看似夸张，实则因为木筏子是维系李东旭和其妻子生存的手段，在当时生存需要难以满足的环境下李东旭这样做就有其合理性而非绝对的夸张，这种为生存而陷入癫狂的状态正显现出伊犁人民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坚忍不拔、奋发向上、努力拼搏，而不是无病呻吟和萎靡衰弱的奴性。

总之，文本虽然叙述的都是伊犁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勇敢和努力地生活之事，但以小见大，更显现出伊犁人民独特的生命力即坚忍、奋发向上和不气馁等等，也诠释出了作者对家乡的独特情怀。

其次，作者以自己在家乡的生存经验表现了一个“变与常”[2]的群体，以此体现出伊犁人的独特性，阐发出作者对家乡的独特情怀。这个群体虽然在某些方面固守传统和因循守旧，但是他们也能随时代而改变自己的某些落后的观念。如《花儿的婚事》中花儿的阿大马志德不同意花儿自主恋爱，要她遵循回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习俗，而当马志德真正了解到花儿的对象苏一平勤劳、聪明和善良时，最终同意了婚事。还有《摆书摊的姑娘》的胖女人和瘦女人，虽有农村人的自私狭隘却终因摆书摊姑娘的善良而改观。如此看来，这些伊犁人民固然因循守旧，但他们勇敢、积极地面对生活，以真善美为生活的准则，并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和事。这种开放的性格，可以接纳不同意见，也就有了宽广包容的胸怀，这与伊犁这个边地移民区域特征有关。这其实在中原地带是很难得的。但作者笔下的伊犁人民变中有常，常中有变，换句话说，就是伊犁百姓在变化的时代里学会了顺应时代潮流，也并非固步自封。如《生活中的歌》中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虽然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沾染了不良的习气，但是沉淀在心灵深处的朴素观念使得小伙子的生命之歌重归正途，这正表现出伊犁百姓在“变”的时代里保持“不变”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温柔敦厚的性情。而且这种独特性也反映出了伊犁人民的独特主体性，能够自主去生活而不是成为生活的奴役者。总之，文本中所讲述的这些生长在伊犁河的百姓，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比其他地区更加艰苦的情况下，其生命力不仅更加顽强，而且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坚守住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和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现代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伊犁人的独特品性，更表达出作者对家乡的独特情怀。

由此可见，作者通过描绘这群具有伟大生命形式的伊犁人在“常”中有“变”的独特性，表达了对家乡伊犁与众不同的情感。

二、深厚的土地情结

地域性写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直存在的，如古代的乐府民歌：南方的清琦婉转——五里一徘徊；北方的粗犷豪放——风吹草低见牛羊。[3]接着，在文学发展到近现代以后，便出现了以鲁迅先生为主的一群乡土作家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作家群。而鲁迅先生对此时期形成的“乡土小说”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地域性写作一个很好的解读——所谓“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绘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当然乡土写作不能完全等同于地域性写作，因为后者不一定是靠回忆重组，这里不做过多阐释。马康健在他的小说集《伊犁河作证》和散文集《母亲的眼睛》里，都表现了人民对伊犁这块土地的深深眷恋之情，这也是表现作者自己身为伊犁人的独特情怀——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和热爱，并且这种土地情怀含义具有多重性。endprint

第一，表达了对民族之根的寻找，通过对土地这个意象和对生活在土地上人民由衷的赞美来诠释伊犁人的伟大人格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4]。《爷爷的故事》所描述的是爷爷们放弃在城市的生活而勇敢地开垦荒地的精神，一方面赞美了祖辈们这些时代英雄者的勇者形象，另一方面通过这样一个祖辈的故事表现出了对民族集体的坚忍、拼搏精神的赞美。这些祖辈们执着于伊犁这片土地，并且喜爱这片土地，努力拼搏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们像这些土地一样忠诚、踏实，绝无二心，一心一意地在土地上艰难而幸福地生活。文本中讲述自己的爷爷在古稀之年娶了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子，在表面上看似爷爷是一个不忠诚的丈夫，其实质在一定方面写出了爷爷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民族对年轻生命的热爱和生生不息的强者形象，而这些人格魅力正是一个民族得以不断繁衍和发展的根源。

第二，对伊犁土地深沉的热爱其实也是对努力生存这种理念的信仰。作者在散文和小说里多次提及土地这个意象，在文本中描绘了各种类型的伊犁人——一直生存在伊犁土地上的百姓、流寓到此地的后来者、离乡的伊犁人，都对故土的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并且保持着一种膜拜和坚守的信念。如《路边有一块地》里的丁胡赛，就是持有这种对土地绝不背叛的观念的伊犁人，当乡政府用八万元购买他自己那块土地的时候，他内心无比惆怅，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丁胡赛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乡政府大院的，他跌跌绊绊地来到自家的地里，跪在地上抚摸着松软的土地，老泪纵横：‘我的地呀，咱们的缘分尽了，从明个儿起，我就再也不能来看你了。”[5]可以说，卖了土地，就像把丁老头的命根子拔去了一般，如同生离死别，他在离别之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把这块地走了一遍，天黑了才回家。这种情怀在表面上看来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感情，但实质上是一种深深的眷恋。土地，作为孕育生命物质的源泉，是农民的生存依靠，毋庸置疑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少土地就意味着生存这个最基本的人类需求将不复存在，更别提伊犁人能够像现在这样“诗意的栖居”[6]；而且，土地也是伊犁人生存的勇气和原动力，所以后来丁胡赛虽然失去这个“路边的土地”，但是因为这块土地不仅解决了寡妇家里的女儿上学问题而使得寡妇家人获得生存的信念，而且也让丁胡赛家里充满了希望——有了土地就有了原动力也有了生活的信念。当然这种以土地为系的生存理念是片面的，但作为一种由土地衍生出对生存的信念是值得深刻思考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让土地抚慰心灵，告知伊犁人民生活是充满希望的，从而让百姓获得坚忍的生活的勇气，这一点值得哲思。一句话，土地带给伊犁的独特作用恰恰说明了作者对伊犁的情怀之独特。

总之，作者用土地的双重含义诠释出了对故乡伊犁的独特情怀。

三、永恒的伊犁河

作者对家乡的独特的感情还表现在对伊犁河的描述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用很多篇幅去讲述伊犁河的河水对于伊犁人的重要性，以此昭显出对家乡的独特感情。从作者在《生命在唱歌》和《圣洁的河》中可以看出，伊犁河是一条母亲河，生养了他们的祖祖辈辈，否则生命无法诞生和延续。用水表达生命之源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象征，正如著名作家周涛在他的散文中所叙述的：“每一个作家都有一条自己的河流，这条河是他的生命之源。”[7]但作者却在角度的择取上有他的独特之处，作者通过新疆伊犁恶劣的地理环境来讲述伊犁河水对于伊犁人的重要性，把伊犁河水看作是伊犁人的灵魂之师。河水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哺育着大地上的生命，正昭示着这片土地上永不停息的生命力，也告诫着人们永远向上存活的信念。而伊犁河水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就是河水本身作为这种激发人的生命力量，它养育着这一方儿女，并让他们具有了这种原始的生命力量，坚韧不拔，勇敢奋进，永不低头，于此，创造了灿烂的伊犁生命力。作者通过阐释伊犁河本身这种具有原始生命力的特性和它作为伊犁人生存的根源来讲述伊犁河的重要性，进而讲述出伊犁河的永恒，这一切都体现了作者对家乡的独特情怀。

其次，作者的笔触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伊犁河重要性的阐发上，还表达出对伊犁河如今的环境和水质的担忧，并由此引发出现代和传统的矛盾性冲突。作者在描绘过去和现在的伊犁河样貌时，更多的是对河流日渐衰微的感慨，但并不完全否认现代化的举措，这一点具有时代性，他不像沈从文先生那样将审美点定格在对传统的友好而对现代的厌恶。马康健在对待这个矛盾性问题的时候，因为“爱之深，责之切”，更强调了河与人的交互性，觉得伊犁河能否保持本真状态更在于伊犁人们的观念和做法——应该持有不贵古不贱今的观念，对过去的河流持有怀念之情，同时希望如今的河流能够在进行现代化时候保护好伊犁河。这方面深刻地阐释了伊犁河纵横古今的永恒性——只要持有正确的观念和作出正确的选择，伊犁河依然会永不停止地流淌，这样也就引出了文化回归的意识，并道出了寻找文化之根的辩证态度。这样的主旨切合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但作者的独特性还表现在不仅意识到了要寻根，而且用河流这个意象阐发出文化之根在于自然所勃发的原始生命力。正如这伊犁河一样，虽然受到了污染与损害，但是只要人意识到了并且能够做到顺应生态的自然发展就可以实现河流的永恒性及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看法不能说是真理，但作者在坚持城市化发展的时候强调回归传统，无疑是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的。

总之，伊犁河对伊犁人民的重要性及其所带来的对于寻根文化的思考无不显示出作者对伊犁所具有的独特情怀。

四、诗情画意的世俗场景

对文本进行回顾，伊犁人民的生活场景无疑也成为了作者表达对伊犁独特情怀的重要形式。这种生活场景具有独特性，具体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个是传奇性所引起的诗情画意感，另一个就是民间写作的世俗感。对于前者而言，作者凭着回民的那种浪漫情感，描绘了许多的爱情传奇。比如，《叼羊场上的故事》《爷爷的故事》以及《阿依舍》等故事中，就通过为爱而做出的勇敢举动来表现出诗情画意的美好画面。同时作者还通过充满人性美的伊犁人群来描绘一幅充满诗意的伊犁世界——伊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勤恳恳，知足常乐，互帮互助，虽有苦难但依然乐观向上，正如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了和乐永安之感和人间真情。除此之外，作者还用悲壮的情绪叙述故事。不管是叼羊场上马的嘶鸣声还是自然风光的壮观都无不呈现出这样一种因忧郁悲壮性的语调所引发的诗情画意感。endprint

而对于第二个角度而言，作者的世俗感就是通过他的民间写作立场来体现的。民间写作，是大众化的必然结果，也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精英文学边缘化所出现的结果。陈思和对此的阐释是说——“民间”一词是在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领域所产生的相对活泼和独立的文学形态[8]。从这个定义出发，《诗经》到陶渊明的桃源世界都具有这种文学形态的特征，到了当代，不管是语言方式上还是内容形态上，莫言无疑是集大成者。那么对于马康健这位作者来说，他虽然没有莫言的那种用方言写作的民间形态，但在表达世俗感上有着一定的民间叙事立场（在阐释这一点的时候，笔者认为应该先要明确前面所叙说的诗情画意的世俗场景这个主题上，虽然说这种场景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但是这两个方面却并不是一点联系也没有，而是时刻交织一起，可以说诗情画意使得伊犁世俗场景与众不同，也因为世俗感中有诗意而具有独特性，总之，都是为了深刻地阐释这个主题内容在文本中的表现，所以就分为了两个方面）。首先就是他所叙写的故事都是关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如爱情、事业、婚姻以及风俗等，这些都是普通大众在世上所必须经历的生命历程。《伊犁河作证》里《老伴》《花儿的故事》叙述了婚姻和爱情的纠葛，《母亲的眼睛》里的《脱鞋》《伊犁河》等涉及到了风俗、人性等问题。正如陈映婕对民间的阐释一样——民间的一个方面是主体层面是相对于精英阶层的劳苦大众，另一方面是由此主题所产生的空间层面[9]。其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上的民间态度。虽然说同样是体验式的民间写作，但作者由于受文学底蕴所囿，难以到达莫言的那种完全用方言写作与大众平等的对话。但是作者在选择词语方面尽量做到了质朴和平实，这是非常难得的。例如，在文本中出现的“赛俩目”“胡大”等等回民词汇，都表现出了民间叙事态度，而这也深刻地表现出对家乡的独特情怀。正如张承志在《金牧场》里对本土语言重要性的强调，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的独一无二之感。最后就是作者的叙事语调的平等性，这与精英文学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领袖型的居高临下有所不同。如在讲述抓饭的厨艺流失的故事中，作者对主人公所持有的那种天真和愚笨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语调，以此对主人公的精神和性格进行深刻的分析。总之，恰是这样一种民间叙事态度所描绘出的世俗画面，更让作者对于乡土的情感感到情真意切因而也更加独一无二。

总之，马康健[10]先生用他对伊犁家乡生活的体验描绘了淳朴的人群、深厚的土地情结、永恒的伊犁河和诗情画意的世俗场景四个方面的内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伊犁人民和生活的独特性以及作者对于家乡和民族的独特之情。虽然说作者的笔触由于经验性和地域性的限制而深度不够，但他所描绘的场景确实是独特和广阔的，并对现存的伊犁生活有所哲思，所以瑕不掩瑜，是足够令人肃然起敬和值得鉴赏的。

注释：

[1]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52页。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第234页。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2008年5月第四版，第36页。

[5]马康健：《伊犁河作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4页 。

[6][德]戴晖译，荷尔德林：《人，诗意的栖居》，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第4版，第309页。

[7]周涛：《周涛散文1》，东方中心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第56页。

[8]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295页。

[9]陈映婕：《民间文学》，学苑出版社 ，2012年10月第一版。

[10]马康健，回族，1956年出生，现在伊犁日报社供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疆内外报纸、杂志。出版小说集《伊犁河作证》《伊犁三人集》（合著）。新疆作家协会会员、伊犁州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2—67.

[2]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9.

[3]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

[4]周宪.中国现当代文学索引[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67.

[5]温儒敏，姜涛.北大文学讲堂[Z].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7.

[6]周作人.人的文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31—45.

[7]童庆炳.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80—85.

（熊龙梅 伊犁师范学院 835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