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锋实验小说以“新”掀起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坛的创作和评论浪潮，这股浪潮既是一批新锐作家有意借用西方的创作观念来打破固有的小说创作模式，更是在一批新生的评论家的推动下掀起的小说创作革新。他们的创作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但是也带来了作品与读者的疏离。可是在这其中更出现了如莫言和余华这样的生力军，莫言以他扎根中国的古典气息和魔幻的现代派手法赢得了声誉；余华以他虚伪的形式和真实的人性的书写感动着读者。他们的创作都表明先锋实验小说的创作不仅应该关注如何写，也应该关注写什么。

关键词：古典气息 魔幻手法 虚伪的形式 真实的人性

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思潮涌动，随着思想的解放，西方各种观念、学说像雨后春笋一样进入作家的视野，有一批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他们像吸食甘露一样对这些理论、观念、作品表现出空前的狂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终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先锋实验小说浪潮。评论家李洁非在他的《实验和先锋小说（1985——1988）》中说：1985——1986年这两年的小说界，说热闹确实颇为热闹：乱花迷眼，繁复难辨；但倘若说简单也简单至极，以至简单到便可以用一个字一举概括之，这就是“新”字。[1]

一、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

一批新兴作家的出现，而且几乎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第一次出现在文坛上。其中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是先锋小说历史上的大事，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这些小说高扬一种“先锋精神”即“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并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2]一时间引起文坛热烈的争论，一些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先锋小说”，主要是研究者认为这一流派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文体（或小说‘范式）实验的指向”，[3]最能代表这种文体实验指向的作家就是马原。马原1982年从辽宁大学毕业后便前往西藏工作近七年，这段生活给他带来了《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中国先锋小说的开山之作。马原著名的“叙事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吴亮在《马原的叙述圈套》一文中说：“写小说的马原似乎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讲故事方式。”[4]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也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因素置于比情节更重要的地位，他广泛地采用‘元叙事的手法，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2]这种叙事圈套一开始让大家新奇，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甚至成为小说写作的启蒙者，可是马原的叙事圈套的玩法毕竟是有限的，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可以看作是同一篇小说的重复，这种玩弄技巧的做法也带来了创作的枯竭，90年代后马原就在文坛销声匿迹了。残雪用她女性作者的身份，突破了马原的理性叙事，更注重内在情绪的宣泄，她的《山上的小屋》《黄泥街》《苍老的浮云》等作品，完全采用主观影像的堆砌和情绪化的宣泄方法，这种内心独白的怪异表达折磨着读者的神经，使小说脱离读者而走向狭窄的路途。[1]

同马原、残雪的陌生化叙述不同，莫言可以说是“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5]莫言在1985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以声、光、色、影的适度，奇幻新颖的意象，使小说富有神秘色彩和象征意味，熔多种成分于一炉的叙述语言，构成莫言独特的风格，这也是他的小说先锋性的体现。但是故事又是发生在文革中的中国北方农村，描写了一个孤独、瘦弱、悲苦但又聪明、机警的10岁小男孩黑孩儿的生活及幻象。莫言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一个人物？莫言多次强调：“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创作资源和财富。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就连莫言的大哥都知道，《透明的红萝卜》就是以家乡的一个工地为背景的。因为莫言当时还是个小孩，跟着一起参加劳工，整个故事的氛围跟当时家乡是一样的，整个氛围和环境非常亲切，人物更亲切，有的是直接用的生活中人物的原名。[6]那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呢？莫言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 “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7]由此可知，莫言在这里并不只是在叙述故事，更是在故事叙述中来表现他的一种观念，这是来自于童年记忆深处的一种强烈的生命意志，从这个作品里我们可以感知到作家的创作源泉。作品中最魔幻的要属于那根透明的红萝卜，小说是这样描写的：“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象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这里“透明的红萝卜”无疑就有象征的意味，他是作品里奇幻的意象，作者通过这个意象想要表达什么呢？作品中黑孩儿的生活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光明的，他的父亲下关东三年未回，他由后娘养着，已经接近深秋了，依然光着脊梁和脚，他总是一个人孤独的、沉默着面对生活的黑暗，可是就是这样的孩子，他的生命力是那样的顽强，他的内心世界是那么丰富，小说善于表现黑孩儿眼中的幻境，他刚到工地上看到迷雾中的黄麻地和这里的红萝卜，都是出现在他眼前的幻境，但是所不同的是，这个红萝卜的幻境是热烈、金光、温暖的，他一下子被吸引，可是当他捡拾时，却被小铁匠破坏了，以至于他后来多次去拔萝卜，想要重见那根萝卜却再也没有了，这根萝卜就像在他黑色的生活里那短暂的亮光一样一去不复返了，这正如在工地上遇到菊子时一样，当周围的冰冷、黑暗包裹着这个麻木的躯体时，菊子的关切、疼惜让黑孩儿有了一些温暖和光明，可是这份光明与温暖像那根透明的胡萝卜一样，非常的短暂，最终消失在小石匠和菊子的爱恋中。甚至这个透明的红萝卜也点亮了作家的创作激情，尽管短暂，但是就像黑孩儿一样，他开始了始终不渝地追寻。黑孩儿在追逐透明的红萝卜正是作者突破童年的孤独而追寻心中闪现的灵感的象征。2012年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赢得诺贝尔文学奖，魔幻是他先锋性的表现，而现实主义基于中国的土地，莫言正是抓住了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魔幻性，才书写出神秘的乡土中国。而他在书写《透明的红萝卜》时已经奠定了这一点，这也是莫言对先锋小说的贡献。endprint

二、余华的虚伪和真实

1987年后文坛出现了一种“后先锋小说”，他们是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人，他们也被看作是先锋小说家，不同于马原、残雪他们的先锋性，这些作家在模仿西方现代派小说方面更为逼真，他们的作品主题往往直接承袭了卡夫卡、萨特、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同时叙事语言和情节构造方式也和他们难分轩轾。[1]最能代表他们成果的就是余华。余华迷恋于对暴力、苦难、阴谋、恐惧尤其是死亡的叙述，并且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叙述。余华主要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死亡叙述》《爱情故事》《鲜血梅花》，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余华自称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8]，他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也相应地以暴力性的残酷叙述显示出其创作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下面笔者就以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例来说明他的虚伪的形式和真实的人性。

从余华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笔者深切地体味到他不仅不是纯技巧派，而且还以主旨的深刻，直承五四一代作家对人性的专注。余华曾经说过，他是借助一种“虚伪的形式”来表现“另一种真实”。笔者正想剥开这种“虚伪”来显示出作品内在的“真实”。“虚伪”在这里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而主要指文本叙述风格的不合逻辑性。在《十八》中，笔者认为这具体表现在文本的寓言性，叙述语言的不合逻辑性和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等三个方面。《十八》有如一首诗，意象丰富，寓意深刻。传统小说以人物、情节见长，而《十八》以主人公“我”一天的行程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变化。人物少，对话情节简单，尤其是人物语言的指向性不明确，作品整体逻辑表现混乱。这个短篇一开始就以叙述语言的新颖性抓住了读者的视阈，如“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黄昏的头发”等既新颖又陌生的叙述语言，这都强调了小说的先锋性，但这种先锋性还只是叙述技巧方面的创新，更像是象征派诗歌的语言。而真正让读者迷惑的是人物的行为，“我”的一会向前走一会向后走，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似乎人物的行动完全没有目标。还有司机在别人抢苹果时悠闲、狂笑的表现等完全不和逻辑。还有那个“走过去看吧”“开过去看吧”“弛过去看吧”“等着瞧吧”等等更是不可思议，作者这种有意打破传统小说叙述的逻辑，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读者获得一种陌生、间离的感觉吗？当然不是。小说还运用各种比喻来加强这种陌生感，如“那车头的盖子斜斜翘起，像是翻起的嘴唇。”“那个时候汽车突然不叫唤了，像死猪那样突然不动了。”“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所有的人都像蛤蟆似的蹲着捡苹果。”“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这些打破传统相似性的比喻，是描写出作者深刻地体验，但是这些新颖、混乱、不合逻辑都是作者的刻意行为，他通过作品语言扭曲这种虚伪的形式，目的是要表现另一种真实。要打破这种荒谬、混乱的感觉，必须找出这些词语背后的含义，因此笔者通过揭露意象的象征意义来重新整合作品的逻辑。

这篇小说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象如“船”“旅店”“车”“走过去看”，这几个意象之间看似互不相关，但仔细分析便能找到他们内在的逻辑联系。由“马路—海浪”“我—船”“黄昏—旅店”等几组关系分析出“船—海浪”“我—马路”“黄昏—旅店”，这样“我走在马路上”就像“一条船行驶在大海上”，但这两组相关的意义序列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我”在马路上的状况，这条马路高低起伏，没有尽头，这是一条什么路呢？这不正像是人生之路吗？这样“我的人生”就像一条行驶在大海上的船，这样的连结就突出了人生的漂泊无依，险象环生，这就同“旅店”相连接，既然人生道路这般艰险，而寻求一个港湾就成为“我”的希望，尤其当“黄昏”来临时，当然这里的黄昏可以理解为人生的逆境或者是人生暮年漂泊中的渴望，这样的急切想要找寻一个“旅店”的心理，正暗合了一种疲惫、孤独、寂寞的心理感受，而“走着瞧吧”更加重了这种内心感受，试问有谁能告诉我，生命的那头是什么？或者十年后我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没有，因为人生总是在走中去探知的，这也就表明了人生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反过来加重了寻找“旅店”的热切程度，但这种“车”是可以载向“旅店”的，或者这个车本身就是一个暂时的旅店，这就是“我”为什么甘愿走回头路而一定要搭上这趟车的缘故，而“我已经不在乎方向”，不正说明了这条大海上的孤舟极度疲惫的身心吗？

以上笔者通过分析了几组意象的意义联结，确立了这篇小说关注人生的主题。“我”的人生虽然是盲从的，由开始的盲从到后来的自信，由抗争到目光无力的游移，但其中没有一刻放松自我，而自我意识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作为人的基本点的存在，这说明“我”的人性是完备的。“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的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从“我”最终找到了旅店，可以看出这里的旅店是我那颗坚强的心。或许“我”会浪费青春，会失掉机会，会贪玩，但从头至尾，“我”都是一个有着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我”懂得人应该不断抗争，虽然“我”有时也会胆怯，但决不会放弃生存的信念，甚至“我”更有一种超我的精神，不仅为自身争取生活的空间，更给别人争取存活的空间，这也就是那种英雄情结，而最终找寻旅店的结果却在于自我健全的人性，人如果有了清醒、健康、健全的心灵，那么那旅途中的迷惘、疲惫、胆怯也就不会成为活下去的阻力，而“我”的人生正是余华自身对人性之真、之全的呼唤。这篇小说是少年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最终现实的世界（它的代表者是“老乡”和“司机”）彻底地、残酷地击溃了少年的世界。一开始，在少年的眼中，现实的世界（成人世界）就像是他的“熟悉的人”，他“呼唤着他们的绰号”，但是渐渐的，这个世界就变得残酷、荒诞和不可理喻。余华正是借此说出他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冷酷而真实的认识。[5]这也是作者选择“十八岁”出门的重要用意，十八岁是少年世界向成人世界的过度时期，少年美丽的梦在遭遇成人世界的残酷之后，要么沉沦，要么清醒，但无论如何成长就从这一刻开始。“我”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就是成长的最有力表现。通过以上分析，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余华就不仅是符号的单纯玩弄，更在于通过这种貌似混乱，不合逻辑来表现他关注世界的独特方式，这也是“虚伪的形式”与“另一种真实”之间所达成的合一。

以上就是对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实验小说的粗略论述，无论是莫言还是余华在先锋小说艺术实验方面都有他们独特的书写，但是他们能够在九十年代之后依然显示出旺盛的创作动力，更重要在于他们追逐作品内在品格的人性挖掘，这也正是他们对先锋小说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他们先锋实验价值的体现。

注释：

[1]李洁非：《实验和先锋小说（1985——1988）》，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林建法，王景涛：《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5]张闳：《莫言：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http：//www.aisixiang.com/data/58054.html

[6]张竹云：《莫言的民族根系与先锋姿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69期。

[7]百度百科：《透明的红萝卜》，http：//baike.baidu.com/view/3700394.htm.

[8]余华：《活着》，《余华作品集（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

（张蕊 陕西西安 西北大学文学院 710127；陕西渭南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714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