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民

内容摘要：王小波在其短短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小说和杂文随笔，他的思想及其文学创作对我们现有的批评乃至整个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和挑战。《时代三部曲》通过对大唐、文革及未来21世纪的历史呈现，揭示了人在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下的荒诞处境，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进行反思，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体化写作方式的世界。

关键词：王小波 历史 反思

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尽管他生前寂寞，身后又被传媒热炒，这使“王小波”这一个案或多或少带有商业社会的色彩，但王小波的作品仍有其不容忽视的巨大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他作品中的精神性。

王小波的小说按其取材时间的序列可以分为“历史题材”、“文革题材”和“未来题材”三种类型，他把人性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以寻找历史长河中不变的人性因素，而最终的指涉是“人”的“当下的生存困境”。（李红霞《王小波的精神家园》）王小波的历史题材类作品均以“唐代”为背景铺演故事，唐帝国时代宽松自由、灵活舒展的文化格局和氛围，为作家寻找历史长河中不变的人性因素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作品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构历史，又以历史长河中的原型来建构现代小说。在一个无性的年代，作者必然要借助性的描写，才能把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全面立体地表现出来，惟此才足以和生存境况的荒谬相抗衡。性爱是王小波的小说的符号和载体，由作为个体的人最具有隐私性的“性”的言说，王小波推开了一扇透视人性与灵魂的窗口。当写作中所有的声音都是从一个“我”的口中发出时，这个“我”就成了全部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代言者。“我”永远只能活在生存的悖论形态之中，“我”以消解自我的方式来寻找自我，正如“我”以逃离这个世界的方式来投身于这个世界之中一样。王小波作品中的“共名”主人公“王二”是一个具有浓厚象征色彩的符号，它似乎在暗示着，作者是在力求从纷纭的差异性中去求得一个作为同一体存在的王二。王小波文本的语言呈现的总体态势是反讽与狂欢。狂欢来自于创造的巨大冲动与激情，而反讽则不断将矛头对准主人公们那种肉体的或精神的自戕，那种经常出现的自我满足与得意，借以不断地刺激他的主人公逃避那种湮没或泯灭自我的种种可能状态。他把理性放置在欲望和善之上，其表层叙述常是佯谬的，但思想机锋往往隐藏在未说出的大量潜台词中，王小波在反讽的同时，所建构着却是真正的理性。

王小波是一个纯粹的自由知识分子，始终以平常心看待世界，他坚持“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的观点，其人格和思想中贯穿着自由人文主义。王小波崇尚理性和自由，他甚至宁愿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闪烁着理性与自由的光华，张扬着对真实人性的推崇。

王小波的小说反思“文革”，反思民间。（李银河，王炜《我们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身后的女人自述》）《黄金时代》以“文革”为叙述背景，但不同于其他描写“文革”受难史的作品，而是对以往作品采取的“知青视角”的一种超越。他不直接描写大众经历了怎样的物质苦难，遭遇了如何的心灵重创，而是用自己客观、冷静的“史笔”，向伪崇高和伪神圣挑战，王小波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文革”经历，思考着在“红色风暴”席卷下的民间生存状态。他在卸除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武装后，反思权力对民众生存和精神的负面效应，同时对大众的盲从和迷信的劣根性进行了揭示，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迷信传统进行了批判，明确了民众的苦难接受者和制造者的双重身份。

王小波的小说很多涉及到性，他以性来隐喻政治。性只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符号和载体不是主题，他的小说真正的主题是反思人的生存状态。他不是单纯为写性而写性，不是以渲染肉欲来刺激读者的阅读，他以一种极其平常自然的叙述语言把性作为一件自然的事娓娓道来。王小波的小说打破传统，把性从社会的深层结构里凸显出来，在他看来，对性的压抑就是对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控制。正因为“文革”对性采取了集体性的人为压抑，而中国传统文学对正面描写性也一直采取着规避的姿态，因此王小波写性，一方面是要把性还原为人性的本能——一件极平常的事，它是自然生命力的展现；一方面是要通过性的张扬来反抗政治与权力对人的控制，揭示钳制自由所造成的文化环境伪善和畸形的本质。

不敢断言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是关于历史记忆的最好作品，但它们揭示的人在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下与知识、暴力、死亡及性的关系，及由此衍发的人的荒诞处境，在既有的中国文学中，却一向缺乏关注和探讨。他以一种寓言式的写作对这个时代小人物的生活进行了一种整体性的概括。这种概括和表达，既有传统的一以贯之的手法，也有一种得之异域的理性的眼光和意识。这两扇思想的窗口，使我们从习焉不察中更多地体会到了他对时代的悖谬和荒诞的深层体验。

《时代三部曲》写了三个时代的故事。《黄金时代》写了“文革”；《白银时代》写的是未来“21世纪”；《青铜时代》则指向传统中国的太平盛世——唐朝。“青铜”、“黄金”、“白银”三个时代在王小波笔下并不具备“变化”、“递进”的意味；相反，他追求的是一种“元小说”意义上的“虚构的真实”，他关注的是生活中不变的、恒久的中国文化潜质特征，他表现的是知识的境遇、理性的遭际及知识分子的尴尬命运。（林春《清醒的少数》）在他的笔下，富有智慧和原创精神的知识者和带有反智主义特质的准文化人构成了喜剧性的冲突和对抗。通过这种对抗，他描绘了中国文化精神沉积在当代文化人身上的不同形态。不论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薛嵩、李卫公和王仙客还是现代生活中的王二和李先生，都是作为社会生活里的不适应者、边缘人而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是主流文化中的“怪侠”，但又偏偏怪得有趣、幽默、无可奈何、富有人性和创造力。他们构成了僵化体制中不安分、不稳定的颠覆性力量，反映出了体制本身的非理性、不可理喻的尴尬性。“万寿寺”里的薛嵩想当的是“封侯万里的班超”，但在湘西，却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荒唐境地之中。“红拂夜奔”中的李卫公才情超绝一世，证出了“荷尔马定理”，但却始终考不中数学博士。因为考题中有一门《易经》，李对之一窍不通，只好在试卷上大书“皇帝万岁”了事。不想，《易经》得满分，而数学却是零分。他发明的奇巧淫技一样没有落空，而自鸣得意的“高明之学”却被视为敝屣。《青铜时代》里的现代生活和历史遭际相交织，荒诞和滑稽、嘲笑和调侃贯穿古今，使它烘托出一种拉伯雷《巨人传》中狂欢节式的游戏、颠覆氛围。

《黄金时代》里的王二曾做过一次笛卡尔式的痛苦思辨。他发现，他所在的世界没有逻辑的明晰性却存在着两个相悖的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每一个问题同时存在着两个相反的答案，而对这两个答案，他都能毫不犹豫地接受。最明显的例证是他既无比真诚地相信“皇帝万岁”，也无比真诚地相信“皇帝也会死”，而两者又并行不悖。这一方面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一方面也是人类的虚伪。文明本身即意味着反理性的虚伪，是存在向生存的妥协。王小波笔下痛苦的“哲学家”王二，也许是一个准自传型的人物。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他永远处于理性和自由的紧张关系之中。笔者尤为着迷的是对王二在武斗中制造抛石机防御工事的有趣描述。那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难以企及的高度，是人面对不可理喻又无从驾驭的荒诞现实时的无奈、嘲人和自嘲，这种黑色幽默使人欲哭无泪、欲笑不忍。王二是个带有某种“痞”性的叙述人。这位充分戏剧化盼人物兼有笛卡尔和堂·吉诃德的双重性格属性。他敏于思辨，富有叛逆色彩，又爱搞恶作剧，经常把自己陷于尴尬境地。作为这样一个杂收了约翰·欧文式残忍幽默与约瑟夫·海勒式黑色幽默精髓的“小人物”，他不可能发出“救救孩子”般的呐喊，但他以他的突变、滑稽、“绞刑架下的幽默”，使压抑、痛楚得到释放、失去了些许重量。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人生充满了残酷和痛楚、荒诞和无奈，施之者残，受之者苦。苦只能催人落泪或强忍眼泪，而残从贪从欲从利从恶发，其中尽有非理性因素，譬如两面三刀、笔里藏刀、残民以逞、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等。荒诞于是与滑稽相邻，罪恶于此套上神圣的光环。王小波洞穿了这其间薄薄的一层纸，遂以其青春顽童式的“痞”气对人类的这种愚昧及荒谬言行进行恶作剧般的消解，虽然其间难觅前辈作家那种“人类完善可期”之信念，但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地为小人物永恒的“无奈主题”探索出了一条可能照循的通道，读来悲天悯人，升腾着谐谑的快感，弥漫着智性的愉悦，成为苦闷人生的清醒剂。

王小波以反英雄的方式企及了英雄的境界。（张伯存《中国社会批评家——评王小波杂文》）他挟带一股高蹈的天籁罡风踏上不归路。“鸟儿已经飞过，大地惟余茫茫”，剩下王二在这个世界独自闯荡。也许他的归隐隐含着某种契约：带上王二未解的难题去问上帝。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三部曲中集中表现了乌托邦社会对人的奴役及个体的反抗。

小说集《白银时代》包含了《未来世界》、《2015》、《白银时代》等三部小说，在王小波构建的未来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世界，在这个权力世界里，国家权力机关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塞满了人们全部的生活空间，禁锢了人们的肉体和灵魂。

在这样一个权力世界里，处处充满了非逻辑、非人道的悖论，人置身在悖论的迷宫之中，被剥夺了个体存在的价值。《未来世界》里的“历史学家”认为：“治史要有两种态度，一是科学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党性的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偏不说什么。”在《未来世界》里，“我舅舅”写的书，凡真实之处就被符号“口”所取代，具有讽刺意味的理由是宣扬虚无主义，他最畅销的一本书完全由符号“口”和一些标点符号组成，这种仍然称之为“书”的印刷品的存在甚至畅销，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悖论。《2015》这部小说表现权力对艺术创造的施暴行为，叙述人不断追问艺术的真谛。如果说艺术的真谛是陌生化、个性化或者是能带来审美愉悦的精神活动，那么它一定会被头脑简单、喜欢整齐化一的掌权者看作是居心叵测、危险分子。一旦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变成被社会广为接受、一文不值的批量复制品时，他的艺术生命就终结了，他的劳改生涯也就该结束了。小说就在这种看不懂与看得懂、叵测与不叵测、艺术创造与社会接受、艺术生命与肉体生命、艺术与权力之间层层叠叠的缝隙中表现了权力对艺术粗暴践踏背后的悖论。《白银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权力语境下的艺术创作的所谓“生活”主题，但现实世界里发生的真实事件却无法进入小说，因为掌握权力话语的主编会认为这种真实是不真实的，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因此在权力语境下，“现实真实”被建构为选择性遗忘的“历史真实”。

《未来世界》里，作家“我舅舅”的人生主题是等待，在数学、小说都不能使他激动之后，等待一件使他心脏为之跳动的事情，但“戈多”总是等不来，他在等待中走投无路，只有等待死亡，生前没发表一部小说。“我”的人生主题是寻找，寻找护身符，因犯了直露、影射的错误，被“公司”这个无所不能的权力组织没收财产，拆散家庭，重新安置做苦力。公司的权力是无边的，“公司的每个部门都和我关系紧密，可以说我是为公司而生，公司是为我而设”。最后，他被安置到公司写作部当写手，写着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生产的模式化文章，写作的姿势“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

“我”在写作公司里对鞭笞的接受、认同、调侃及对执鞭小姑娘的调情，是王小波笔下典型的个人化抗争方式，既然没有了尊严，那就索性不要尊严；既然证明不了自己无辜，那就倾向于不无辜；“既然我的一切，包括体面都归你们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丑”。小说中的人物以游戏的心态，乖巧的行为反讽、消解权力暴行。

在《时代三部曲》里，王小波对历史记忆的呈现与重构，最终指向当下，也即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同样也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以期唤醒人们的理性思考，思考我们曾经的历史记忆，思考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思考我们想写给未来子孙的选择性历史。

（作者单位：四川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