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同济大学 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上海200092）

一、非洲是智人及其语言的摇篮

早在1987年1月，权威的英国科学杂志《自然》第6099期，就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化系阿兰·查尔斯·威尔逊（Allan Charles Wilson）和其学生里贝卡·卡恩（Rebecca Cann）、马克·斯托金（Mark Stoneking）的论文《线粒体DNA 和人类进化》（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作者根据对147名妇女（这些妇女分别来自欧、亚、非及太平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的胎盘细胞线粒体DNA（Mitochondrion DNA）的分析，提出令人惊骇的假说，宣称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名妇女，威尔逊命名她为“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约在10万至15万年前，夏娃的后裔走出非洲并扩散到世界各地，最终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人类。①Rebecca Cann，Mark Stoneking，and Allan Charles Wilson，“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in：Nature，1987，325（6099），pp．31-36．同时可参阅［美］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杜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5-27页。

跟中国人的传统民族想象截然不同，晚期智人从相对温暖的非洲出走后，经过北美驯鹿式的长征，在距今3万至5万年的岁月里，以每年4公里的缓慢速度，沿阿拉伯半岛、伊朗、印度一线，由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大陆，并完全取代了冰期残剩的东亚土著，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唯一祖先。

金力、褚嘉祐、柯越海、宿兵等学者，对包括中国各省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境外925位个体的不同人群进行研究，探寻现代东亚人的起源与迁徙路线。结果发现，现代东亚人全部来自于非洲，并且自南部进入中国，而后逐渐向北迁徙扩散，时间为距今6万至1．8万年之间。②金力、褚嘉佑主编：《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柯越海、宿兵等：《Y染色体单倍型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的多态性分布与中国人群的起源及迁移》，载《中国科学（C辑）》，2000年第30卷第6期。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对传统史学的严峻挑战，更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价值认知。它不仅推翻了历史悠久的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对狭隘的大汉帝国思维以及华北政治正统的观念予以前所未有的重击。

但这还远不是移民历史的终结。大约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间，基于西亚的种族冲突，尤其是南俄罗斯的印欧人的扩张，引发整个西亚地区的动乱，导致大批信奉日神的原住民向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点逃迁，在北纬35°～45°的草原走廊上，形成了经久不息的东迁移民浪潮，长达数千年之久。其中埃兰人、印伊人、斯基泰人和突厥人，构成了移民浪潮的主流。

图1 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迁徙图① h ttp：／／stryder．com／staid／migration＿of＿anatomically＿modern＿humans＿bldg＿blog＿2008．jpg，图像汉化由石莹倩制作。

东亚之所以成为欧亚移民的聚集地，完全缘于其特殊的文化地理属性。广阔的太平洋横亘在东亚的东端，迫使东迁移民浪潮在今中国东部一带戛然而止，而后在当地沉淀并堆积起来，犹如水流带来的泥沙一般，这就是移民的“沙滩效应”，它使东亚成为亚洲移民的最大收容所。此外，东亚地区的优良气候和丰富植被，尤其是它作为生物避难所的物种学特征，也是吸引外部移民在此重建家园的重要原因。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昆特·爱金森博士，为所有语言源于原始非洲母语的假说提供了新的统计语言学证据。他的研究发现，非洲母语的音素（元音和辅音）呈现为多样性形态，但跟人类基因及其表达多样性会随着与创始点的距离增大而递减一样，大数量的音素（phonemes）会在全球性扩张中发生减少，这就是所谓“创始点效应”（Founder Effect）。他为此精细统计了世界各地504种语言中所使用的音素（元音和辅音）数量，并绘制出一幅音素数量分布的世界地图。

图2 音素数量世界分布图②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1377150／Every-language-evolved-single-prehistoric-mother-tonguespoken-Africa．html，图像汉化由石莹倩制作。

世界版图呈现出这样一种统计学场景：以跟非洲的距离作为尺度，不同语言的音素呈现为递减状态。例如，南非布希曼语多达141个音素，达吉斯坦的阿尔基语有91个音素，英语为46个音素，德语是41个音素，汉语（普通话）是32个音素（图2中的汉语音素因中西语言学家统计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异），西藏博多语为21个音素，日语则减至20个音素，菲律宾的塔加拉语是23个音素，澳大利亚邦加拉语是16个音素，夏威夷语是13个音素，最少的是巴西印第安皮拉哈语，只有11个音素。①Quentin D．Atkinson，“Phonemic Diversity Supports a Serial Founder Effect Model of Language Expansion from Africa，”in：Science，2011，332（6027），pp．346-349．

爱金森的理论表明，一种语言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越近，它所使用的音素个数就越多。而这种变化验证了人类始祖在7万多年前从非洲迁出的历史轨迹。这项最新研究成果，把人类语言的诞生时间向前推进了10万年以上。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称赞说，这一研究证明原始母语来自于非洲某处。他同时认为，语言的起源时间应当上推到距今10万至20万年之间。②Michael Balter，“Language May Have Helped Early Humans Spread Out of Africa，”2011-04-14，http：／／news．sciencemag．org／sciencenow／2011／04／language-may-have-helped-early-h．html？ref＝hp．

爱金森理论帮助人们改变了对非洲祖先的看法。既然非洲是人类语言的故地，而这种语言已经存在了20万年，那么在6．5万年前，也即人类走出非洲之前，现代人祖先就应当拥有一套原始的世界语——巴别语，并可能已经熟练掌握语言表达的技巧；不仅如此，它还应当是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拥有初级的宗教崇拜和祭祀体系，并具备对神进行命名和讲述神迹的能力。已经有人试图证明，智人用语言制造的信息交流网络就是尼人灰飞烟灭的根本原因，但非洲智人的最大优势并不限于预先策划行走的目标与路线，而是从语言中获得了宗教的能量，由此成为战胜其他落后人种的强大武器。

二、非洲是人类宗教／神话的摇篮

从对全球各地神话中神名的音素研究中，可以发现一种反向的“创世点效应”：假如以人类祖先的出发地非洲为原点，那么距离非洲越远，则主神的神名音素会越多，这意味着神的名字将被不断加长。我把这种效应称为“主神音素递增效应”。我之所以选择主神的名字，是因为主神被信众呼叫最多，他必须拥有一个便于呼告的名字，并多数以开口元音起首，响亮、简洁、短促，语义单一明确。

尽管如此，在全球移民和传播的过程中，主神的名字会因本土化而发生剧烈变更。这是由于，本土政治结构的支配性力量超越了对众神的敬畏。此外，由于新语义（义素）的不断注入、叠加与融合，主神的名字变得越来越长，仿佛一条不断蠕动生长的豆芽。在神话地理学的框架里，这种神名膨胀现象跟语言音素递减恰好相反，却完全符合全球神话非洲起源的逻辑。

在北非、欧洲、西亚和南亚区块，神名音素递增效应似乎并不显著，它始终在中等数值段里徘徊，但在越过东北亚和进入美洲之后，递增的进程突然变得流畅起来，它不仅暗示了世界的尽头，而且宣告了神名旅行的最后终点。

表1 全球各族神话主神神名音素表

续表1

上述表1①表1中的音素部分由上海师范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王弘治副教授校订。显示，各族神话中主神名字所包含的音素与其跟非洲祖地的距离形成戏剧性的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在这场世界性长征中，非洲殖民者走得越远，他们的神的名字就会变得越长。这场神话语言学变异向我们表明，非洲不仅是全球智人及其语言的起源地，而且可能是人类宗教／神话的源头。

此前统治学界的共时性神话原型，是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联合贡献。通过对非洲和亚洲部落的神话叙事，他们发现了某些超越表层结构的深层结构，无论表层叙事如何迅猛变化，此深层结构岿然不动，犹如深藏于地表之下的坚硬岩基。它意味着全人类原始思维在同一时间里的一致性。而这些深层结构，无论它被叫作“集体无意识”还是“原型”，都由人类思维本性所决定。这就是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基本逻辑，它旨在向人宣叙一种强大的共时性真理。②共时性和历时性是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概念，它旨在解决区分语言（言语）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两种基本形态。

然而，神话并非只是“集体无意识”的共时性产物，在许多情形中，它往往是人类展开历时性传播的结果。就人的迁徙史而言，存在着一个初始的文化／神话基因，它在非洲的某个地点悄然诞生，而后随着漫长的移民过程而遍及全球，据此拉出历时性真理的传播路线。它像密集的蛛网，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却源于一根细弱的主线，跟远在非洲的单一起点相接。横亘在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荣格（Carl G．Jung）和弗莱（Frye）等人面前的最大逻辑障碍，就是关于空间的世界性壁垒。在他们大放异彩的年代，遗传生物学尚未介入人类学事务，因而无法观察到一个被线粒体或染色体所证明的大移民事变，而这场壮观的历时性事变足以粉碎“集体无意识”之类的共时主义观念。

三、“巴别神系”和神名音素标记

在《旧约》的叙事中，巴别塔是尖锐的时间节点，在它被建造之前，人类的体征、语言和神话是统一的，而在其后的传播进程中，出现了某种戏剧性分化。巴别塔就此成为历史分裂的里程碑，屹立在人类记忆的尽头，宣告非洲神系的开端与终结。而假如确有一个走出非洲前的神系，那么它就应当被称为“巴别神系”。为了进一步证明该神系的存在，我还要提出一个新的神话语言学概念。

早在20年前，我就已经发现，在神的名字结构中，位于词首的那个音素（主要是辅音，也包括少量元音）极其坚硬，犹如高强度的语言合金，能够抵御数万年岁月的磨损和腐蚀。它们可以用作神的辨认标记，我称其为“神名音素标记”（Phoneme attribute of gods name）。而位于神名词干和词尾的音素，则更为柔软，极易在漫长的岁月中湮灭。这种词头音素记号是重要的研究工具，犹如生物学上的DNA标记，可以将其称为“神话基因”，它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发现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神名的同一性，并对不同神格的神系作基础归类。上古大神的非洲同源性，主要体现在水神、地神、日神的三位一体上，并跟N、G和H／S三种音素标记相对应。地位较低的神祇、神的使者或世俗英雄，音素标记的位置可以不限于词头，而会出现于词干和词尾，如母神的音素标记M，最初出现于词头，后来则部分后退至词干位置，形成“SAMAN”（萨满）的双音素标记。

表2 巴别神系简表

所有这些成员组成了神圣的“巴别神话家族”，以接受非洲智人的顶礼膜拜。这其实就是非洲原始宗教的基本形态，它以类似巴别塔的层级结构勾勒出早期宗教神秘而质朴的面貌。它的存在已经表明，人类走出非洲之前，不仅已经使用了完备的语言，而且拥有了完备的宗教／神话体系。在走出非洲之后，那些古老的信仰被带往世界各地，成为新一代神话发育生长的种子。

四、向最高神和三元神致敬

非洲最高神的神名音素标志（A／E／O），是典型的“开口呼”（张口元音），代表日神、苍天神、创世主和始祖神。这是全球婴儿学习说话时最先发出的三个元音，也是人类婴儿寻找“神性父母”时发出的第一声呼告。①［美］大卫·萨克斯：《伟大的字母——从A到Z，字母表的辉煌历史》，康慨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这种发音便捷而有力，能够直抵神的耳膜，并传染给所有在场的信众。吠陀教的呼告“唵”（Om），被尊为所有话语的最高音；②《奥义书》，黄宝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5-131页。基督教的呼告词“阿门”（Amen），在某些激进教派的仪式上，被信徒以短促的节奏呼出，形成强大的能量，回荡于礼拜场所，制造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神圣效应。

但是，A／E／O却在汉语的自我发育中发生音转，导致A／E／O声母的全面缺席，其中大多数转为 ／n／q，而在转成 ／n／q之后，又总是跟N音素相混，令神名音素标记系统变得疑窦丛生。借助音素的世界版图可以发现，此类情况发生于非洲移民抵达东南亚之后。由东南亚开始，上至东亚、东北亚、北美和南美，下至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有民族的最高神都突然改换了自己的名字。

在最高神（A／E／O）的队列里，有苏美尔天神安（An，Ashar），精神、风和大气之神恩利勒（Enlil），深渊之主埃亚（Ea）；古巴阿比伦及亚述的众神之王安努（Anu，Anum）、阿舒尔（Ashur）；古埃及太阳神阿蒙（Amon）；希腊神话中的远古天神欧剌诺斯（Ourano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主神奥丁（Odin）；伊斯兰的最高神安拉（Allah）；祆教、吠陀教印度教之火神阿耆尼（Agni）；中国的天神翁仲（源于匈奴语Ongon）；等等。

在最高神系列之后，三元神（三位一体神）开始显示其在神学中的重大意义。其中，水神系（N）是最古老的神系，代表水体、子宫、母亲和造物主。水神的音素标记是罕见的鼻音N。非洲智人练习言语的初级阶段，鼻音成为笨拙的舌音的先锋，气流率先从鼻腔流出，仿佛清澈的溪水流过了刚刚觉醒的灵魂。水神是创世时代的元老，他（她）的性别起初是模糊的，而后才逐渐显露出男性（父性）或女性（母性）的特征。大多数水神都同时扮演创世主和人类始祖的角色，因为所有的神话都宣称生命来自于水，它是子宫和母体的隐喻。这是一种正确的认知，它捍卫了水的尊严。

全球水神名册还证实了这样一种事实：从埃及、苏美尔、印度到华夏，蛇都是水神的基本图腾和象征物。它的生命力如此强大，数万年如一日，陪伴非洲祖先越过非洲、西亚、南亚、东亚和东北亚，一直抵达遥远的美洲大陆。大多数人格化的水神，都拥有一条长而弯曲的蛇尾，这不是辫形饰品或鞭形兵器，而是繁殖器官的隐喻，用以表达性交、生殖和种族繁衍昌盛的语义。在中国的词典里，“交尾”（动物的性交）一词，就来源于女娲和伏羲的交尾图式。在徐州汉王墓中出土的画像石上，这对大神相对而立，长尾紧密地交缠在一起，俨然正在热烈地造爱。这个著名的图式，在西亚、南亚、东亚和中亚等地获得了广泛传播。

在水神的队列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的原始水和混沌之神奴恩（Nun）、苏美尔水神和蛇神尼尔拉赫（Nirah）、阿卡德的始祖母神纳木（Nammu）、希腊古海神涅柔斯（Nereus）、希伯来水上英雄挪亚（Noah）、印度蛇神那伽（Naga）、中国水神女娲和大傩等等。③水神系的音素标记N是一个古老发音，在上古中国，它主要以前鼻音n和后鼻音 两种方式呈现。

地神G是后洪水时代的样板，在三元神（三位一体神）中排列第二。它由一对软腭浊擦音G和软腭清塞音K（C）组成，听起来很像是龟甲在火炙时发出的微弱爆裂声，或是渡鸦在黄昏时的忧伤叫声，以及深夜里雨水落在石板上的滴答声，等等。这种发音跟土地之间的内在关系，至今还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团。

地神G代表大地、土地、山体、生殖、妇女和妻子。由于跟土地和植物的生长繁殖有关，地神还戏剧性地模拟了创世主、始祖母亲和救世主的角色，甚至其图腾龙蛇，都在刻意模仿水神的原创。但有时祂①本文对神祇的第三人称，一律沿用旧体字“祂”，特此说明。也会推出更经典的陆生爬行动物——鳄鱼。这种带有强壮四肢的大型肉食性爬虫，是原始恐龙的直系后代，兼具水神与地神、水体和土地、流体跟固体的多重现象学特征。它代表了从水生物向陆生物转型的重大时刻。

大地是作为母亲的形象而显现的。②［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大地复制了水的生命循环模式：四季、生死，从泥土到人类，又从人类返回到泥土（埋葬模式）。对于中国人而言，大地的气息（地气）是生命的本源，人的居住必须承接“地气”，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能量。这种地能，在希腊神话中成为泰坦巨人安泰俄斯（Antaeus）的力量源泉。在先秦以后，地气以风水的形态进驻了中国人的家园。

最具代表性的地神，在埃及是盖勃（Geb），在苏美尔是大地母神祺（Ki），在古希腊是盖亚（Caea，Ge），在古罗马是刻瑞斯（Ceres），在印度是宇宙龟（大地象征）迦叶波（Kasyapa），在中国则是包括鲧、禹、启（上古发音均以G开头）在内的地神家族。

水神是地神的强大敌人，或者说，祂们彼此都是对方的死敌。在大洪水时代，地神成了人类阻止水神肆虐的唯一希望。这是以大禹为代表的地神系得以支配东亚的原因。地神成为救世主和人文英雄，祂（们）拯救了濒临灭绝的人类，让后者重获生机，展开二度创世的人生。而在治水的过程中，地神需要动员和组织祂的子民，建构“军事化机器”，并形成权力的高度集中。地神还要藉此去对抗祂的敌人，清除所有横亘在治水大业面前的障碍，而这种冲突最终形成频繁的战争。地神推动了世俗王权和国家的诞生。

日神H是三元神（三位一体神）发育的最高阶段，代表火焰、光明和温暖。它拥有视觉上的强大优势。水→地→日，代表人类模式的三种形态：俯瞰－平视－仰望。这是头颅体位的更改，也是原始崇拜向上升级的最后程序。只有在日神面前，人类才真正完成了外在超越的历程。

太阳无疑是提供热力的最高天体。它是日神的唯一表征，不仅代表温热，还代表光明、希望与恩典，这是日神语法的多元特性，它要借此迎合人的终极渴望，而这认知被刻写在突变的基因里，令人变成一种类似飞蛾的趋光性生物。而在日神面前，所有气候、地形和物产等元素都只能退居其后，成为非洲移民寻找新家园的从属性标准。它们必须服从至高无上的太阳语法。早在第四纪冰期，日神就以温暖的手掌抚慰了那些在寒冷中簌簌发抖的非洲远行者。

日神还超越了水神和地神的职能而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导师。它不仅是光明和热力的象征。更是时间的代表，而在更成熟的年代，祂又指导人民用圭表丈量大地测算节气（汉以后才引入日晷），进而跟月神密切合作，设定十二月历法（中国农历是日神和月神合作的样板作品），并指导国王和祭司们的问卜事务（《周易》）。如果说地神是空间秩序的建构者，那么日神和月神就是时间秩序的建构者，祂支配了人类的政治和生活节奏。

尽管日神来自古老的非洲，但它受到人类的最高礼遇应当是在全球移民的进程之中。一种全新的资源生产模式——农耕文明被创造出来。野生稻麦被驯化和培植，成为人类可按季收获的食物。而这完全依赖太阳的光线和热力。农作物的丰收取决于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出现的时间以及它的强度。在中国“农历”这个耕作指南上，清晰地标示着由历官编订的节气的时间点。其中春分和秋分是最关键的节点，它标示出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以及白昼和黑夜的长度对比。中国人早已发现，所有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都必须听从日神的指令。农人的唯一作为就是按照历书来安排农事，以协调植物和阳光的关系。日神是农业文明的首席教师。

H系的日神计有：埃及鹰头日神霍尔（Hor）、埃兰大神胡姆潘（Humpan）、希腊日神赫里俄斯（Helios）、波斯日神赫法尔（Hvar）、印度梵语的太阳哈瑞（Hari）、中国的舜（古音 hljuns ）、美洲阿兹特克日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等等。祂们是以H作为音素标记的，我称其为“H系日神”，对祂们的崇拜源自非洲并在埃及的霍尔神那里走向成熟，进而在希腊的赫利俄斯那里达到崇拜高潮。但这种H音一旦得不到其他辅音的支撑，就会被那些更强大的音素所替换，所以在希腊以外或希腊之后，更多的日神放弃了H而转向S。这是日神叙事史上的一次内部叛乱。

位于S系队列中的日神，包括苏美尔日神沙姆舒（Shamshu）、罗马和北欧的日神索尔（Sol）、梨俱吠陀中的早期印度日神娑维陀（Savitar）和大日神苏里耶（Sūrya）、中国山海经神系里的（帝）俊（ -sluns ）等等。

H和S的混合和对换，似乎是古印欧语在其发音上带来的问题。在印伊语族中，伊朗人用阿维斯陀语称一种大麻类的药草为“豪麻”（Haoma），而印度人则以梵语则称其为“苏摩”（Soma）；另一方面，阿维斯陀语中的大神阿胡拉（Ahura），在梵语中成为阿修罗（Asura）。这是印伊语族中梵语和阿维斯陀语“H”和“S”有对应关系的明证。它同时也证实，印伊人的神话叙事与传播，是造成中国日神的H／S分化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上古音和中古音之间，也会发生类似的历时性对转，例如，“商”在上古发 hlja 音，而到了中古则发 shiang 音，“诗”在上古为 hlj ，但在中古则发 shi 音。

H／S所呈现的日神音素双轨（对转）制，是日神独有的状态。它从宗教语音学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日神的多变容颜。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日神叙事没有采用单一崇拜路线，而是以更包容的胸怀，兼收了苏美尔的S和印度的H。这种多样性正是古代华夏民族的典型风格，却为后世的神话研究制造了神名识别的严重障碍。

五、次级元素神家族

最高神和三元神都属于老旧的系统，除了日神在不断自我更新，水神和地神都维系着最原始质朴的面貌，祂们的职能异常稳定，基本被限定在神格的边界之内，尽管时而会有所突破，但仍需得到其他神祇的辅助。人们已经看到，在步步为营的漫长行旅之中，地貌、气候以及生活场景都在日新月异，农牧时代降临之后，与农作物的依存关系被最终确定，一些中级神祇的意义变得日益重要。由风神、木神和冥神构成的次级三元神，就此扭转边缘化的地位，大步登上神坛，与主神和三元神一起，享用来自人类的虔敬献祭。

F／V音素标记是一对唇齿摩擦辅音，犹如从神的牙缝中吹出的气流，绵长而有力，掠过广阔无边的大地，说出繁殖和丰收的语义。但这一神系是复杂的家族，它纳入了田野神、花神、果园神、家畜神、丰收神、农闲神、灶神、雷雨神等各种次级神祇。但这些神格都跟“风”密切相关。风是花粉、种子与各种消息的播种者，由此派生出繁殖、生育、丰收、资讯和文明等相关语义。这是神话语言学的内在语法。

在巴比伦、希腊和印度人那里，鉴于风跟生命的本质性关联，它以“气”的形态与土、水和火并列为四大元素。在埃及，风神的繁殖和生育功能还被冥王戏剧性地加以代偿。奥西里斯（Osiris）是逝者的保护神，可以令其获得死后的永生，但祂也是主司丰收和富饶之神，因为在死亡这枚钱币的背面，正是生命的再生与繁茂。风神在大地上巡行，俯瞰着万物的枯荣和循环，并与水（水神）、土（地神）和火（日神）合作，决定人类的年度收成，判处其灾馑或丰饶。在印度吠陀时代，风神甚至被提升为真理、社会公正和人类进步的伟大象征。而在中国，风神还以凤鸟（Phoenix Red）的造型显形，成为一种恒久不衰的图腾，并跟它的对立物神龙构成最著名的对偶。

各国神话都有自己的著名风神，例如希腊美爱之神（原义为“果园精灵”）维纳斯（Venus）、火鸟菲尼克斯（Phoenix）、罗马花神佛罗拉（Flora）、斯堪的纳维亚春天女神弗雷雅（Freya）、波斯风神瓦由（Vayu）、印度风神伐由（Vayu）和天空神伐楼那（Varuna）、楚国风神飞廉等等。但在信奉凤鸟图腾的楚国，F／V发音发生了对转——所有外来的F／V音都被转为B音，例如Phoenix的P音，在先秦上古音体系中发B音，风神伐由（Vayu）被读成“冰夷” bu -lil 。这种变异制造了语词来源的辨析难度。

木神音素标记D／T，最初起源于苏美尔对发光天体的描述（如苏美尔的天神帝歌（Dingir）），随后扩大至所有的天空事物（如苍穹、闪电和光芒），而最终则趋向于跟树木建立某种秘密联盟。这可能源于它的发音——听起来犹如祭祀时敲击木鼓或竹梆的声音。如同风神系那样，它最后形成一个包容各种次级神格的神系，在祂的旗帜下站立着书写、纺织、畜牧、土壤、灌溉、种谷、酿酒、植树和降雨等诸多小神，包括希腊植物神和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罗马的植物女神狄阿娜（Diana），日耳曼司雷霆、风暴及丰产之神托尔（Dorr，Thor），格鲁吉亚农业神捷多列（Tedore），等等。祂们出生于非洲，却在欧亚大地的雨露中茁壮成长。木神的职能很像风神，代表万物蓬勃生长的春天，并表达繁殖、丰产和农业文明的智慧，所以这两个神系具有良好的兼容性，时而发生互渗并遭人混淆。

就其本质而言，冥神M2是始祖神M1自我分化的结果。M音素原本是乳房的代表，进而成为生命的美妙转喻。但它有时也会戏剧性地转向反面。死亡不倦地追赶着生命，把它们押送到地下的黑暗国度。风神、木神和冥神结成了神圣同盟，从生与死的不同向度分工处理人类的生命事务。但正是基于冥神对亡灵世界的全面掌控，它在各大神名体系的重要性超越了次级神位而直逼三元神。

冥神M2的总部聚集着各种最阴郁恐怖的事物——黑暗神、疫病之神、判官、恶鬼、幽灵和通灵者（巫师），例如阿卡德冥界女神玛美图（Mametu）、西闪族死神和冥界之神木图（Mutu）、罗马死神摩尔斯（Mors）、印度死神阎摩（Yama）和佛教杀生与毁灭之神魔罗（Mara）、中国死神冥王、墨西哥阿兹特克神话中地狱之神米克特兰捷库特利（Miktlantekutli）等等。古埃及冥王夫妇的麾下，亦有死神（亡灵的接引者）、作为法官的正义女神以及守护死者四种内脏的四位小神等，由此构成冥界政府的领导阶层。其中一部分女妖和女巫来自祖母神系M1，是和善女神发生恶性蜕变的产物。

六、始祖母神和始祖父神

始祖母神和始祖父神，是巴别神中最著名的对偶神系。但跟其他神祇的诞生程序全然不同，祂们可能是日常语词投射在宗教帷幕上的产物。世俗母亲或父亲的慈爱影像，像一束尘世的光线，越过人与神的宽阔鸿沟，照亮了神坛的主位。这是大神母和大父神诞生的秘密。这个系列包含始祖神M1、始祖神B／P、始祖神I和始祖神E四个部分（后两种因篇幅关系从略）。

始祖神M1（Mother-Goddess）是巴别神系中最特殊的系列。它在非洲祭坛上的地位并不突出，只是温柔地存在，成为流亡者的亲密庇护，其意义在智人长征的中晚期得到大幅升华。放弃阴郁的洞穴生活之后，人类的自然视界被打开了。他们每天环顾茅屋家园的四周，看见大地、河流、森林和天空上的星辰，那些美丽的景观充满爱意，跟母亲形象发生亲密的融合。M神的地位开始急剧提升，成为遍及自然界的无所不在的神灵。这是从祖先崇拜迈向性别政治的重大突破。它继续支持万物有灵观，但要从众多祖先中筛选出最有力量的神系，而这就是M1神。仰韶文化的村落布局，证实了母权社会在东亚的存在。

在M1神统治的年月里，神圣业务被小心地加以分工，变得日益精细起来，它包括祭司组合和工匠组合，而工匠则进一步细分为修造师傅（祭坛建造）、治龟师傅（占卜用具整治）和雕塑师傅（偶像制造）等。那些被挑选出来的男人，用黏土塑造女神的形象，令她们具有硕大的乳房、臀部和怀孕的腹部，由此昭示母神的强大生殖力。此类大母神雕像作品遍涉欧洲的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从3．2万年前到2．6万年前）和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从3．4万年前到7000年前）。这是祖先崇拜的进化版，它以一种女性主宰的方式，支配着晚期智人的意识形态。

对于非洲智人而言，M／P的意义就在于祂们是最高的祖先、最初始的母亲和父亲。这是血缘政治和祖先崇拜的核心理念，所有现今存活的非洲神话都显示出这种极为古老的文化特征。非洲智人从巴别语系的日常词汇表里，选取了“妈妈”（Ma、Mama、Ama）和“爸爸”（Pa、Papa、Apa、ba、baba、aba）来命名他们的始祖神。这一选取穿越10万年的岁月，造成经久不息的回音，以致今天的全球家庭都在广泛使用这对亲属称谓。

跟其他始祖神完全相同，B／P神没有性别差异，它最初是男神和女神的混合班，而在母权制退位后逐渐向男神倾斜，形成庞大的男神军团，由此跟女神化的M1神系形成全球性对偶。在上古汉音体系中，“父”的发音正是 ba ，而这个发音同时也代表男性生殖器。

进入巴别神系之后，P和M开始越过边界而彼此对渗，形成典型的性别漂移现象。这是因为，巴别神系在权力关系上是混沌的，还没有来得及分化成泾渭分明的性别集团。而在走出非洲之后到克罗马农人的奥瑞纳文化期间，M神系和B神系依然没有划出明确的性别界限，显示母神尚未获取最高权力，或者说，母神和父神的权力分配模棱两可，没有出现政治神学上的激烈对抗。“前性别政治”时代的特点就是如此。

来自古老的泰坦神系的奥林匹斯众神，是一个以P为主题的典型神系，它的神有一半以上“姓”P，这意味着，在希腊的世俗社会体系中，已经确立了男性／父权的坚硬地位。正是这种日常政治，推动了神名的性别转移。希腊的阴茎神普里阿波斯，是一枚最犀利的P族符号，像短剑一样刺穿了M1神，向祂宣示着性和繁殖的主权。

“伟大的父亲”的出现，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重大变革。母亲是大地、田野、谷地、湖沼、河流、洞穴、鲜花、蛇、绵羊、母牛和月亮，而父亲则是高山、岩石、大树、雷雨、公牛、大熊、大鸟和太阳。在父权革命的时代，这种美学上的区别受到了严格的重申。女性被视为软弱和贪婪的，她最先受到魔鬼的诱惑，继而把男人一起拖入原罪的深渊。《圣经》所要阐释的这一立场，正是男权革命纲领的道德核心。

面容暧昧和丑陋的妖灵，则分属于“U／V／W”、“R／L”和“S”系列。此外还有祭司“MA”和巫师“SA”系列，以及人文英雄H系列，等等。本文不再一一赘述。所有这些神魔，汇聚于庞大的巴别神系之中，形成强悍的神圣兵团，定型于非洲，而后随殖民者向全球扩散，主宰各地居民，不倦地指导着他们的精神事务。

七、神名音素标记的四种状态

尽管神名音素标记具有钻石般的文化硬度，能够抵抗时间的侵蚀，但这只是一种相对其他语词的特性。就语言的文化本性而言，变异才是真正符合“进化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全球神话版图中，神名音素标记的实际状况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第一，在向全球移民的过程中完好地延续下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异和损害（N／G／H／M），而它们的存在，是描绘巴别神系的坚实基础。

第二，在新语系形成中，神名发生了某种对应性转移。如前所述，A／E／O大多转为 ／n／q（经过转换的音素，本文以小写字母标出）。这种语音对转现象发生于所有语系。早在19世纪，语言学家雅各布·格雷姆（Jacob Grimm）就已发现，古代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或梵语）中的p／t／k，在英语中变成f／th／h，而在高地德语中则变成f／d／h。这种世俗语音的有规则“漂变”，势必会对神名的发音和书写产生影响。①［意］卡瓦利·斯福扎：《人类的大迁徙——我们是来自非洲吗》，乐俊河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

第三，发生了某种无规则转换，原名完全丢失，这就是《旧约》所描述的“巴别塔效应”，也即神与人的多重断裂。这一状况为神话分析制造了严重障碍。由于神名的大规模丢失，非洲“巴别神系”简表就只是一个露出水面的尖顶，而更多的神名犹如庞大的山体，被时间之海淹没于水面之下，需要耗费更多时间去搜寻。对它们的扩展性研究，有待于更多学者的介入。

第四，后世的宗教阐释，试图把来自“巴别神系”的神名，按本土语言的逻辑加以拆卸和解构（拆字），这种惯常做法对上古神名具有严重的颠覆作用。例如，祆教解构其神名Mazda（来自古老的巴别神系），把它分解为“梅赫”（Mah）和“兹达”（Zda），前者在波斯语中意为“伟大的”，而后者意为“绝对的智慧”，两者一旦合并，即成“伟大的绝对智慧”。②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这种神名解构法制造出大量疑案，增大了巴别神祇的识别难度。

但无论如何，基于对神名音素标记的确认，巴别神系的存在已是一个坚硬和无可辩驳的事实。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人类神话／宗教起源于非洲的重要证据。这种“历时性阐释模型”不仅将挑战传统的“共时性阐释模型”，而且有助于修正人类意识形态起源的既定观念。③对本文观点的深入阐释，可参看笔者专著《华夏上古神系》（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之绪论和第一、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