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净

（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南京210096）

2001年起，南京市政府启动了大报恩寺塔的重建项目。大报恩寺建造于1413-1428年，是明朝永乐皇帝为纪念他的父亲和母亲而下令建造。大报恩寺中有一座高八十米左右，以五彩琉璃贴面的佛塔。该塔被视为15-19世纪南京城的象征，并给16世纪以后来到南京的欧洲传教士、外交使团和军队留下深刻印象。1854年，大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战争，仅留下几处遗迹与几个地名。大报恩寺塔的重建项目启动迄今已十余年，不仅政策支持与投入资金不断增长，一套关于塔的话语也在此过程中被逐渐建构，并转而影响项目进程。

与大报恩寺塔项目类似的，涉及历史纪念物重新呈现的工程并非孤例。仅仅在南京，最近十年中，类似项目就有近二十处。而在中国，几乎每座城市中都有一批历史纪念物或被重建、修复，或被展示。另一方面，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当代城市处于快速现代化的进程，高楼大厦被认为代表着先进的技术与文明，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的标志。那么，为何类似大报恩寺塔项目这样的历史纪念物的修复或重建却又如此普遍？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纪念物必定承担着一个地点的真实历史，历史纪念物的重新呈现能够为今天的人们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对历史纪念物的重视代表着中国当下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然而，这些观点隐含着对于“真实”历史的想象，而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的“真实”总是与历史写作的“意图”紧密相连。这些观点也隐藏了历史纪念物重建过程中不同利益与话语间的差异，并忽略了当代城市中历史纪念物重现与破坏几乎总是同时发生这一事实。不同的力量如何操纵围绕历史纪念物重建而呈现的历史与记忆？为何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历史纪念物得到重现？历史话语的建构与历史纪念物的重现在中国当代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仍然是有待考察的问题。南京的大报恩寺塔，由于其历史上曾经具有的重要地位以及重建项目过程的复杂性，成为一个合适的案例，可供我们对历史纪念物的重现及其话语建构在中国当代城市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意义的生产

2001年开始，关于大报恩寺塔及其重建项 目的文章不时见诸于各类媒体，它们通常涉及三方面话题，结合对项目的追踪报道，反复陈述大报恩寺塔的价值与重要性，同时也对重建项目本身进行定义。一组丰富且复杂的意义逐渐围绕着大报恩寺塔及其重建项目浮现。在此过程中，历史学家、建筑师、政府以大众媒体为中介，既是意义的构建者，也是意义的接收者。这组意义不仅塑造了大报恩寺塔在人们心目中的图像，而且赋予了南京城独特的价值。寺塔的历史与城市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以此为核心而被挑选与组织。

历史学家，特别是建筑史学家，是最先认识到大报恩寺塔价值的一个群体，他们从文献材料中挖掘并尝试复原大报恩寺塔的形象。政府对重建项目的支持以及考古发掘发现的新材料，鼓励了历史学家的进一步研究。为了推动项目进展而对塔的定位的需求，显然也影响了史学家的关注点，使其产生了从建筑史到佛教史的转变①现代学者对大报恩寺塔的兴趣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但是系统研究出现在1980年代以后。首先是建筑史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塔的复原，其出发点正是对于塔与琉璃技术的建筑成就的推崇，并通过历史写作使大报恩寺琉璃塔成为中国建筑史中的重要案例。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同时也是建筑师，他们不仅对琉璃塔的重建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主导了之后重建项目的设计工作。琉璃塔在欧洲的影响构成学者关注的另一个主题，在中国对欧洲园林与建筑的影响的文字中，大报恩寺琉璃塔是公认的原型之一，但只是到了大报恩寺重建项目被提出，大报恩寺琉璃塔在欧洲游记中的脉络才得到梳理。南京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则在2007年大报恩寺地宫考古发掘开始后才得到关注，宋长干寺地宫的发现以及阿育王塔和佛顶舍利的出土又迅速催生了一批相关研究的论文。。

在结合项目进展而展开的各种表述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或“西方人”对大报恩寺塔的评价被反复引用，以佐证过去大报恩寺塔在建筑上的成就。其中，“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这一称号，因简短有力且又将大报恩寺塔置于国际的视野中加以评价，深得媒体青睐。同时，媒体的引用并没有试图告诉读者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一观点，匿名而笼统的“外国人”或“西方人”掩盖了欧洲各类相关文本间的差异，使得这些评价似乎是来自某种集体的认识，从而大大加强了它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因为这表明对于大报恩寺塔成就的评价，依据的是某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标准，而非坐井观天的臆测。这样一种外来者的眼光使这一评语看上去客观而中立。

然而，在这些欧洲人的大多数文字里②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London：Lohn Crook，1655），荷兰使团随员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的《荷使初访中国记》（荷文版与法文版初版于1665年），及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New Memoir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China，巴黎，1696），都是作者依据亲身经历所作，并且对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有较大影响。他们都到过南京，但曾德昭很可能并未亲自访问过大报恩寺，不仅记错了塔的层数，叙述的口吻也相当不肯定，但他却说“这座建筑物可列入古罗马最著名的建筑”，尼霍夫与李明则不仅访问过大报恩寺，也亲自登上过大报恩寺塔。其中尼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被认为是“关于十七世纪中国的知识的最早和最可靠的源泉，迄今人们还认为它有很大价值”（［荷］包乐史、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尽管塔身的琉璃与色彩以及塔顶的景观确实令他们印象深刻③清康熙年间访问南京的李明对塔的描述最为详细，尼霍夫则描绘了站在塔顶所见之景象。1843年，George Newenham Wright与 Thomas Allom 合作编撰的China：In a Series of Views，Displaying the Scenery，Architecture，and Social Habits，of That Ancient Empire中引用了曾德昭与李明对大报恩寺塔的评价，书中选择的画面包括塔、寺以及从塔顶所见之南京城市景象。1844年，W．D．Bernard在《“复仇者号”轮舰航行作战记》（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to 1843；and of the Combined Naval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中 的记录，是大报恩寺塔在被最终毁坏之前最后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文字中，塔身瓷砖的美丽色彩与登塔后所俯瞰之城市景观，仍是英国人赞叹的核心。，但并未出现中世纪世界第七大奇迹的说法，一再被引用的口号事实上来自于由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之兄亨利·尼霍夫（Hennry Nieuhoff）整理、编辑的尼霍夫游记。这份游记在20世纪初被中国学者张惠衣见到，并引用于1937年出版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中，进一步发挥为“中古时期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与罗马大剧场、亚历山大茔窟、批莎斜塔等，并称于世”④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张惠衣的表述是此后中国学者及媒体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说法的直接来源。

然而亨利·尼霍夫整理的尼霍夫游记尽管在欧洲影响广泛，其用辞夸张的特点却早已引起注意，也早有学者怀疑出版的游记与尼霍夫原稿间存在差异。①［荷］包乐史、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1984年，荷兰学者Leonard Blussé发现了约翰·尼霍夫的手稿，证明欧洲风行一时的尼霍夫游记，无论是正文还是插图都是在尼霍夫原文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夸张而成。《〈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的中译本1989年已经出版，并曾为中国学者所引用，却没有改变任何中文媒体关于大报恩寺塔的表述。“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几乎成了大报恩寺塔的固定标签之一，没有人关心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否确切。

除“西方人”的“世界七大奇观”，今人论塔也爱引用张岱《陶庵梦忆》中的文字：

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略才智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信属鬼工。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天日高霁，霏霏霭霭，摇摇曳曳，有光怪出其上……永乐时，海外蛮夷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②张岱：《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马兴荣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页。

这段文字里，包含着今日有关大报恩寺塔话语的一切核心因素：时代的表征，工艺的精巧，建筑的奇观，以及海外蛮夷的崇敬。然而，《陶庵梦忆》之于张岱是在记忆中构筑的逝去的世界。它与其说是个人对往昔生活的眷恋，不如说是亡国臣民的故国之思。③［美］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故全书以南京的钟山与大报恩塔开篇，通过文字的追忆，将大报恩寺塔从皇家纪念物转换成为一个特定王朝的象征。今人引《陶庵梦忆》的文字，并不深究张岱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情境，只是欣然接受它们，他的说法充分满足了当代人对于城市历史纪念物的想象与需求：南京城市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明王朝——的伟大、富庶与繁盛，也仍存于今日之人的梦忆中。

由此，在这最初的意义构建中，大报恩寺塔就被剥离了建筑物以及相关话语赖以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作为封建帝国皇家建筑物的意识形态含义，皇帝的私人纪念物与场地的宗教意义，以及传教士的想象——只有可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筑杰作相媲美的“伟大建筑物”这一身份被选择并刻意强调，并与特定城市以及城市的特定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尽管建筑物本身已经毁弃不可寻，但经由对各种文献中文字的引用，隐藏在历史中的大报恩寺塔得以超越自身，指向更宏观的空间与时间，带着无时间性的壮丽进入当下公众的集体想象，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对象。

但是，项目的推进并不因此就一帆风顺，南京市政府对项目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在2008年前始终非常有限。最初该项目希望通过市场运作而不是政府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实施，但“建筑奇迹”对于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的投资者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资金成为项目获得实质性推进的首要障碍。如何吸引市政府及投资者的兴趣就成为项目推动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夜之间将大报恩寺塔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并重构相关论述的，是2008年考古发掘中10－12世纪长干寺地宫的发现与阿育王塔的出土。2010年，最珍贵的佛教圣物之一——佛顶骨舍利的发现，也为进一步扩大场地的价值提供了实物证据。于是大报恩寺所在场地的历史得到进一步梳理，以强调南京这座城市在佛教史中的地位。④朱凯、卢咏梅：《“塔王效应”带来发展契机——重现南京佛教文化的鼎盛与辉煌》，载《南京日报》，2008年11月27日。而且也正是在2010年，万达集团老总个人一次性向大报恩寺重建项目投资了10亿元人民币，初步解决了重建项目一期的费用，这显然并非巧合。考古发现也直接导致南京市政府考虑扩大大报恩寺项目的规模，并将融资目标从10亿元扩大到了25亿元。

2010年11月9日《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是此时关于大报恩寺塔及其重建项目话语的集中表述。①李冀等：《王健林捐赠10亿元支持南京金陵大报恩寺重建》，载《南京日报》，2010年11月9日。在这段文字里，早期佛教遗迹与遗物的发现，成为大报恩寺塔与城市及历史间的重要纽带，并突破了特定朝代的局限，为该场地建立起层叠累积的城市历史与记忆。意义凝聚的空间从单一的塔延展至场地与城市，直至佛教世界；意义延伸的时间也从单一的王朝扩展至从公元6世纪开始的城市历史。于是，首先被强调的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城市又被置于江南与中国的视野中，并最终扩展到世界，塔就在这逐层展开的空间领域以及悠久的时间脉络中获得定位。而永乐皇帝建造寺塔的私人原因却不再被提及。这样，围绕着“建筑奇迹”和“佛教圣地”这两个可以跨越时代与地域限制的核心，与塔的建造相关的名人“郑和”以及一个帝国与一座城市都被话语操纵着，构成一组包围着“大报恩寺塔”的意义丛。

在意义丛的建构及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媒体，尤其是南京地方报纸，始终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例如，大报恩寺塔地宫考古发掘报道的公开化，以及紧随而来的各种电视节目宣传，使得这一事件成为普通市民关注的话题。政府、学者、市民的观点都经由这一媒介为公众知晓。其中《南京日报》这样带有官方背景的报纸具有特殊地位，它随时追踪报道政府的各项政策、决定，成为南京市民获取城市建设信息的重要渠道。阅读与获取的方便使南京市民可以及时了解城市中发生的各类事件，从而感觉自己不仅仅是被动的执行者，也是城市事件的参与者甚至监督者。正是报纸宣布大报恩寺塔的重建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从而建立起支持该项目的舆论倾向。然而事实上，对于重建项目本身，各方意见并不一致，但反对意见从未出现在南京主要的地方报纸与杂志中。

同样重要的是，媒体文字的重点总是在定义塔的重要性，事实性的资料只是作为辅助说明的材料，出现在文章的某个角落，似乎只要有了这些看上去是确凿事实的信息，塔的意义就不言自明。然而媒体中的历史“事实”，却又随着意义的表述而转换。当“建筑奇迹”占据主导地位时，历史“事实”就是对塔与皇帝的关系、塔的尺度、塔身琉璃的色彩、铜铃与灯的数量以及“世界七大建筑奇观之一”的详细描述；当南京成了“佛教之都”，阿育王塔的细节、长干寺到大报恩寺的变迁史、曾经埋藏的玄奘顶骨的故事以及类似的西安法门寺佛指骨舍利的发现都成了津津乐道的故事。换言之，人们通过媒体所获得的历史信息总是在支持着意义的建构，历史传说被围绕着几个挑选的核心观点组织起来。

对于一般市民，大报恩寺塔是一个带有神秘故事的存在。关于大报恩寺及塔的传说故事，例如永乐皇帝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在明王朝还未覆灭时就已出现。这些皇家八卦，无论是真是假，非常符合平民百姓对正史的怀疑心理以及对皇室秘闻的好奇心。

总体而言，学者、市民、媒体等不同角色既是话语的创造者，也是接收者。建筑史学家首先将大报恩寺塔塑造为伟大的中国建筑传统中的重要案例；在项目开始以后，呼应着项目的需要，学者们塑造出更为丰富与复杂的塔的形象。媒体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细节的好奇心，帮助人们将模糊的皇家传说、片段的遗迹、地名与故事连缀成完整而有意义的叙述，更重要的是，媒体也是一个筛选的媒介，通过对不同论述的选择性呈现，媒体构建与传达意义，历史传说也围绕着相关的意义而被组织，从而引导，或者更准确地说，操纵了公众心目中塔的形象。

由此，不同的力量共同从历史文献、考古遗迹与传说故事中构建了关于大报恩寺塔的想象与话语。将大报恩寺塔从最初的皇帝的私人纪念物转化为永恒的城市纪念碑，它既是繁荣时代的象征物，也凝聚着城市与逝去帝国的历史，成为城市荣光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从而使已经消失的历史纪念物获得了在当下的意义。

二、作为城市策略的历史纪念物重建

1.物质与话语，过去与当下

更进一步地，这一由不同力量共同构建的大报恩寺塔的形象，也成为建立当代城市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从而将建设项目合理化。

1995年发表在《现代城市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珍惜历史再造辉煌——论南京的建筑》表述了重要的尽管并非独创的观点：①潘谷西：《珍惜历史，再造辉煌》，载《现代城市研究》，1995年第4期，第4-10页。

（1）建筑与时代。“建筑是时代文明的象征……标志着各个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众所周知，这一观点的源头可以上溯至黑格尔，如贡布里希所说，虽然人们不再谈论精神自觉，但艺术作品仍被视为时代精神的表现。这使单个作品得以与某种集体意识联系在一起。②Ernst Gombrich，“Hegel and Art History，”in：Architectural Design，1981，（6／7），pp．3-9．根据这一认识，同一时代的个别建筑物背后必定存在着共同的哲学、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状况，即所谓时代精神。从而赋予单个建筑物象征或表现某个特定时期、特定集体的能力。

（2）建筑与城市。“建筑是城市的肌体和仪表”，“一个城市由于各个时期留下的众多建筑物而能清晰地勾勒出它曾经走过的历史轨迹，也能展示出它的独有风貌和个性”。也就是说，城市的视觉呈现依赖于建筑的物质性存在。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物在当下的共存，是城市所经历的时间的直接物证。同时，城市不仅仅是建筑物的集合，也是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形式，因而城市具有个性。城市中的建筑和城市的集体意识联系在一起，成为城市个性的载体。

这些观点使个体的建筑与时代、社会及城市共同体不仅在象征层面也在物的层面相关联，同时也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之流联系在一起。从这一观点来看，不同时代建筑的物理存在与视觉呈现，将使城市的共同历史和记忆从抽象话语转变为大众可感知、可理解、可传达的对象，从而能够帮助建立一部可见的城市历史，并由此展现城市独一无二的特点。

这些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认为正是这样的主张，为当代中国城市重建、修复与展示历史纪念物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如该文提及了一系列南京的重要历史纪念物，在南京市，大报恩寺塔的重建项目并非孤立的历史纪念物重建、修复项目。2001年公布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富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国际影响较大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南京的三大城市发展目标之一。《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也对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地上、地下与文献中的）进行了全面梳理。接着，各区政府迅速将这一城市总体策略转化为一系列历史文化遗存相关的建设项目。这些项目中的大多数与大报恩寺一样，既有对已有遗存遗迹的保存修复，也包含复原与重建。也和大报恩寺一样，这些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在物质面貌逐渐呈现的同时，对象的历史与价值也得到精心阐述。

然而，与《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梳理出的五百多处文物古迹相比，被修复、重建和展示的历史纪念物的数量仍是有限的。哪些遗存具有优先性，哪些遗存更值得重建或展示？以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同时期推进的项目为例，类似的遗址公园包括古猿人洞遗址公园、石头城考古遗址公园、明皇宫遗址公园与牛首山遗址公园，其中古猿人洞遗址将南京的历史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而石头城与明皇宫遗址是南京城市历史中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皇家工程遗址，牛首山遗址则以佛教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而在此之前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的甘熙故居、阅江楼、江宁织造博物馆等，都与南京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关。换言之，历史纪念物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评价者试图塑造的城市历史的贡献。

《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颁布十年后，《南京日报》将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总结为“将保护历史文脉和挖掘整理文化资源贯穿于新一轮城市现代化建设始终，凸显南京现代文明时尚与历史文化神韵交相融合的城市特色”③邢红、朱凯：《“文化南京”建设硕果累累》，载《南京日报》，2011年1月8日。。

在此，“文化”与“城市特色”是这一城市策略的核心，这一策略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城市的过去，而是现在，是要借助过去来确立南京在当下的、有别于其他城市和地方的形象，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进而“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而这个形象必须通过“打造”而获得。①宁建新、陈艳秋、邹伟：《保护古都风貌，打造南京特色》，载《南京日报》，2009年7月29日。历史纪念物的遗存为“打造”提供了原料，经过保存、恢复或重建之后，才能生产出有助于形成城市特色的产品。根据这一策略，大报恩寺琉璃塔复建工程正是“提升南京辐射力、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和工程”之一。②李冀、毛庆：《高水平打造一批有震撼和影响力的一流文化精品和文化产业标志性工程》，载《南京日报》，2010年11月6日。

这样，无论在话语的层面还是在物质的层面，南京的大报恩寺以及其他类似的纪念物，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被发掘出来。学者与媒体围绕历史纪念物的写作，与其说揭示了某一座建筑物或城市的历史与意义，不如说构建了话语与物质、过去与当下以及建筑与城市间的联系。也正是藉由这一联系所赋予的现实性，使历史纪念物在物质和视觉上被重新呈现于世人面前，成为城市发展策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2.作为城市资产的历史纪念物

然而，要理解城市管理者对于大报恩寺塔重建及其他与之类似的项目的态度，以及因此而赋予此类项目在城市发展策略中的角色，还需要在更广泛的背景中做进一步考察。

在中国，1990年代的房地产制度改革与分税制度改革，以及对外市场的开放，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如同企业一样，一座城市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超过其他城市。③赵燕菁：《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经营》，载《城市规划》，2002年第11期，第7-15页。2000年开始，“经营城市”忽然成为学术期刊、媒体与政策中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加强城市竞争力，打败其他城市以获得资金与人口，城市管理者需要整合并合理配置利用城市资产，从而将城市经济总量最大化。而经济发展也是评价城市管理者业绩最重要的标准之一，甚至引发了城市内部次一级政府间的竞争。由于城市资产中土地、基础设施等占据主要地位，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也就成为中国城市管理者“经营城市”的重要工具，这导致了过去十余年里中国城市建设的普遍高潮。而与显示度不高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旧城整治改造，以及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化标志的摩天楼相比，以“打造”历史文化资源为中心的文化策略在确立城市唯一性与可识别性（品牌和名片）方面独具优势，从而成为成功的城市经营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南京的管理者对此也非常清楚。

同样重要的是，经过“打造”的历史纪念物本身也和其他工程一样，有可能给城市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从一开始，在建构历史意义的同时，大报恩寺塔项目的经济利益就得到仔细计算。而2008年以后的重大考古发现，更增加了对该项目影响力与经济收益的预期。

2008年发布的《金陵大报恩寺重建项目招商书》使我们得以充分了解，对于项目推动者，大报恩寺塔项目具有多重身份。在该文件中，为了说服投资者，大报恩寺塔的历史意义（杂糅了各种说法）与重建项目的当代角色（宗教、文化、历史、旅游、商业的综合体）被整合在一个文本中，看上去项目方试图由此建立起一幅有文化的现代城市人的生活图景。但项目的真正意图与经营方式隐藏在文本最后的投资收益估算部分，根据这份文件的描述，投资收入将来自配套的商业面积及配套商业地块的转让，换言之，这一项目的实质是旅游商业地产开发，即依托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旅游点，开发商业服务设施，拉升周边地块的地价，以通过商业经营或土地转让获得收益。这一旅游业与房地产间的交叉产业被视为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地产开发模式。就此而言，大报恩寺塔所被赋予的时代、地域、技术、宗教等各类意义，只是为了将它转变为一个视觉化的商业符号，以吸引旅游消费人群，并帮助提升土地与商业服务的价值。

正是对大报恩寺塔及其遗址的经济利益的认识，导致参与各方的利益博弈始终贯穿于项目推进过程中，甚至导致了对建设权以及舍利的争夺。而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十余年里，不断增加的投资估算——在招商不利的情况下，市政府甚至愿意通过银行贷款获得启动资金，以推动大报恩寺塔项目的运作进入实际操作的环节，以及项目主导方自下而上的转移①在招商不利的情况下，南京市政府组建的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接手了大报恩寺项目。并在国资集团下专门成立了南京市大明文化实业公司与金陵大报恩寺塔文化发展基金会，用以管理和募集项目资金。，都意味着大报恩寺塔及其遗址被正式认可为值得投资的国有资产，能为城市带来社会的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3.建筑师的工作

大报恩寺塔项目被委托给一个以建筑史学家为首的设计团队。建筑师们被期待着用他们的设计将意义的话语与利益的预期转化为物质的视觉化表述。大报恩寺塔项目最初的任务书中不仅包含塔的复原，也包含了一座新的寺院的建造，以及一定的商业面积。在设计过程中，建筑师们始终面临着三方面的问题，如何处理新塔与遗址的空间关系，如何使设计与现代城市衔接，以及如何在宗教场所、遗址保护与商业开发的不同要求间取得平衡（见图2和图3）。

图3 项目基地位置及范围变化

图2 考古发掘前后的基地

大报恩寺塔重建项目最终的名称是“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方案据说总共经历了十三轮重大修改，从外部事件引发的设计策略重大调整来看，也可认为存在着三个阶段。

（1）2001-2008年考古发掘之前，即在地宫位置与寺院基址范围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曾经公示过两个概念性规划方案。两个方案中新建的塔都避开了遗址，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对新建寺院的处理。建筑师在方案二中将明代寺院遗址可能分布的范围与塔基遗址全部作为遗址展示区处理，新建的寺院则与新建的塔一起，构成一条新的轴线，并与推测的原明代寺院轴线平行。由于遗址公园与新建寺院和塔占据了整个基地的面积，商业部分被安排在寺院与塔的下层，即将新建寺院整体抬高至一层平台上。这一处理使整个商业部分被覆盖在巨大的室内空间中。而另一个方案在寺院遗址可能的分布区上设置了一座包含大殿与围廊的新寺院，并在基地的西北侧安排独立的商业区域。公众的选择结果显示出，在如何对待遗址的问题上，建筑师与公众的观点有明显冲突。对于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遗址意味着真实的历史信息，他们期望公众通过对遗址的解读来认识大报恩寺的真正形象。因而他们所倾向的方案二对可能存在的寺院遗址的保护更为有利，同时隐藏了世俗的商业，突出佛教寺院的神圣。但对于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公众，缺乏视觉表现力的遗址显得贫乏。换言之，当方案提交给公众进行选择时，与真实性相比，视觉的呈现变得更为重要。

（2）2008年及2010年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整个设计的走向，一方面委托方对设计任务的要求转变成以佛顶舍利供奉为核心而展开，并要展示明文化、佛文化与报恩文化三大主线。项目基地范围也向南扩大至2平方公里；另一方面，寺院遗址的发现及其保护要求促使规划设计回归至原方案二中以遗址保护与展示为重的基本思路。①在轰动世人的中世纪地宫与佛顶舍利之外，大报恩寺的主要格局也在考古发掘中得到揭示。寺院与地宫遗址的发现直接导致国家文物局对项目的介入，遗址被纳入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中，遗址的原址保护与展示成为不容置疑的决定。在这一轮方案中，明代大报恩寺的格局以及考古发掘中揭示的技术细节都被完整地展示于观者面前，覆盖于部分遗址上的保护建筑以廊庑的形式再现并界定了遗址公园的范围。奉安舍利的地宫被安排于新塔之下，参观的路线也得到仔细组织，不仅能充分展示遗址，也营造出参拜佛教圣物所需要的神秘与神圣。建筑师、考古学家与遗产保护工作者一起，藉由对场地历史真实性的还原，以及对来访者所见之物及其顺序与空间体验的仔细设计而参与了寺塔的想象，从而与话语一起，完成了城市历史之一部分的建构，并将其呈现于当下。最终，建筑师与文物保护者所追求的真实似乎终于得以实现，并与公众追求的视觉呈现获得平衡。但这一次，遗址的面积比原先推测的更大，几乎占据了原基地三分之二的面积，因而项目向南扩大的用地一半成为新建的商业区域，完全补偿了被遗址占据而损失的商业面积，扩大用地的另一半则设想成为文化产业园区。

（3）在市政府决定将佛顶骨舍利转至牛首山供奉后，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方案再次出现重大变化。最终新塔建设被取消，转而在塔的考古遗址上覆盖形式更为现代的“轻质塔形保护性建筑”，成为原大报恩寺基地中唯一占据主导地位的视觉中心。同时，原先形式复古、半覆盖于寺院考古遗址上的廊庑也改为使用当代建筑材料与结构的现代化博物馆。新塔、博物馆和基地中的碑、桥等遗存一起表现与标识了原大报恩寺的主要格局。这一最终实施的方案，特别是遗址博物馆部分，形式更为纯净，也摆脱了与传统风格的纠缠，更清晰地展示出当下建造与历史遗迹的层叠与共存关系。

当然，作为整个项目的核心部分，新建的大报恩寺塔始终是设计的重点。然而，随着项目进展与方案修改，以复原古代建筑成就为出发点的新塔设计最终却被转换为摩天楼般的新“都市奇观”，以现代技术与材料的炫目表现取代了对历史纪念物的重新呈现，但这也赋予了新塔更为明确的连接过去与当下的象征意义。最初的方案中，塔的设计被认为应当对琉璃塔进行严格的原形式、原工艺复原。但矛盾很快就出现了，相当于30层楼高度的新塔，必须在内部安装电梯以满足参观者登塔的需求。增加的交通核心筒也增加了每一层的面积和尺寸。在随后的修改中，原样重建实际被放弃，新琉璃制品取代了原工艺的复原，塔的形象追求明代建筑的特点以及与当代城市建筑高度的关系，而不是复制文献记载的尺寸与样式。同时为了获得完整的中央空间，电梯布置采用了类似偏核心筒的方式。在新塔与寺院大殿内部，富丽豪华的装饰阐释了佛的世界。换言之，建筑师改变了设计策略，从原样复制转变为以明代建筑知识及当代建筑技术为基础，设计一座具有明代建筑外观特征的新摩天楼，并运用现代的声、光、电技术营造五光十色的佛国氛围。之后舍利供奉地点的争执及改变尽管导致了新塔建设的取消，但在塔的遗址上重新设计的“轻质塔形保护性建筑”进一步摆脱了历史形象的束缚，而致力于现代建造技术的华丽展现。最终，塔的设计彻底颠覆了大报恩寺塔项目最初的用意。新的大报恩寺塔不再是历史纪念物的重建，而是新城市地标的浮现。

就此而言，在当代中国城市中，南京的大报恩寺塔也非孤例。完成于2004年左右的杭州雷峰塔也是古代著名佛塔的重建，与大报恩寺塔项目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经过全国性的方案竞赛之后，杭州市政府选择了在遗址上部重建新塔作为塔基遗址保护罩的做法。新塔中设置电梯，装饰精美富丽，外观则是中古时期中国佛塔的形式。另一个例证为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该公园完成后评价极佳，成为之后很多中国城市的效仿对象。这几个项目在中国都已经广为人知，成为所在城市的著名景点，获得了旅游和商业的巨大成功。在修改后的南京大报恩寺方案中，富于现代材料与建造技术表现的塔，充满想象的室内设计，以及以真实性为前提的寺院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方法，都可以说与这些先例有着相通之处。也正如这些先例一样，新的大报恩寺塔与遗址公园被期待着成为南京城的新“都市奇观”。

三、结 语

通过对南京大报恩寺塔重建项目的追溯，我们首先得以理解历史纪念物的重建为何在过去十余年中如此普遍并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者所青睐的“城市经营”策略的重要部分——在历史与文化的表象之下，资本是最终的驱动力量，书写、宣传、设计都以此为服务对象。

在城市间政治、经济竞争的背景中，城市集体历史记忆的话语建构可以赋予城市独一无二的特性，并给予历史纪念物以当下的意义与价值，而视觉的重现更能将其转变为新“都市奇观”，并建立城市的独特形象。这种独特性在当代激烈的城市间竞争中如同商业品牌，能够有效提升所在城市的声望，使之获取投资者的关注，吸引资金与人进入城市。因而，历史纪念物被视为与土地、基础设施等一样能够带来实际经济利益的城市资产。也因此，尽管可以梳理出各式各样的历史文化遗产，但遗产的各种价值都会被进一步评估，进而被挑选，既要有助于城市的历史塑造，又要满足资本运作的要求。

这一类资产几乎在每座中国城市中，都已经或正在被竭力从文字与物质两方面进行挖掘。围绕这些资产所进行的写作、宣传与设计，是将其转化为可带来现实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物质产品的必要手段。于是，历史纪念物的重建成为中国当代城市管理者在经营城市时偏爱的策略之一。这重新呈现的历史纪念物，新“都市奇观”，只能属于当下，它与被视为现代化象征的摩天楼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城市的两副面孔。

其次，对大报恩寺塔项目的回溯也显示出大众媒体对话语的选择，并形成利益一致性的假象。在这一城市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各种话语以大众媒体为平台而展开，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话语主体共同塑造的意义的不断变换与繁衍。然而，也正如前文所述，媒体也构成了筛选的媒介，不仅在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围绕着核心的意义丛筛选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体展现的似乎是不同话语主体间——政府、投资者、学者、市民等——共同一致的利益取向。然而，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种变动本身已经显示了这种一致性的虚假。于是，围绕这一项目，似乎从未有过反对的声音，然而事实上，在主流媒体以外的某些角落，还能看到一些争论的蛛丝马迹。换个角度看，大众媒体的一致性假象突显的是理性范围内的公共批评空间的缺失。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建筑师在这一项目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话语与意义必须通过物质化的表达才能转化为可见的资产，这使得建筑师在城市策略的实施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建筑行业本身对这一资本与权力运作体系的依赖，也使建筑师失去了质疑与批判该策略之社会意义的能力，只能以所拥有的一定限度内的形式与技术的自由，帮助推进这一城市策略。于是，在大报恩寺塔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师平衡不同话语主体之诉求的努力。最终，他们将真实与想象整合在一起，将重新呈现后的历史纪念物转化成为具有文化身份的新“都市奇观”，从而建立起新的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