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富春　朱威

2012年9月18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洁白恬静——故宫博物院定窑瓷器展”，举办定窑瓷器学术研讨会后，北京艺术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先后推出定窑瓷特展。北京故宫的展览以展示院藏定窑瓷器为主，辅以定窑遗址、临安市钱宽墓、西安市火烧壁窖藏以及湖南几处墓葬考古发现所得，反映了传世和出土定窑瓷器的风貌。台北故宫的展览侧重定窑瓷器的纹饰，从不同时代的器型与纹饰演变展现定窑花瓷的神韵。北京艺术博物馆、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展览，则突出了河北地区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定窑遗存精品。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的发表、相关图录的出版，掀起了新一轮的定窑研究热。

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先生，请他介绍当前定窑研究的部分热点问题。

《文物天地》：您的研究领域主要在古陶瓷方面，故宫这几年来的瓷器特展、学术研讨会、相关展览图录出版也多数由您主持，就定窑瓷器而言，当前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哪些方面？

吕成龙：近几年，定窑瓷器确实是古陶瓷学术研究的热点。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黄釉瓷等。遗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在唐、五代、北宋时隶属定州而名定窑。明清时期一些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20世纪30年代定窑遗址被发现以来，研究者陆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定窑研究的论文，出版了几部专著，内容涉及定窑的遗址情况、烧造历史、烧造品种、定窑系白瓷及定窑瓷器上的铭文等，取得了丰硕成果。定窑遗址所在地及烧造历史、烧造品种在学术界不存在大的争议，争议较多的是五代、北宋定窑产品与辽代瓷窑产品的区分、北宋定窑瓷器和金代定窑瓷器的划分。

《文物天地》：五大名窑中定窑在宋代丈献中记录较为清晰，历年孝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成果表现在哪些方面？

吕成龙：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研究界前辈叶麟趾教授（1888—1963年）在河北省曲阳县调查，提出润磁村为定窑遗址，1934年出版《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肯定涧磁村为定窑窑址。

新中国成立后，定窑曾经过三次发掘。

1960年至1962年5月底，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调查与试掘，开9个探方，试掘面积420平方米，获得晚唐至金元时期遗物35件。在试掘中获得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和窑具26件、铜钱67枚。

1985年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北镇村、涧磁岭、野北村、燕川村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近2000平方米，发现大量窑炉和作坊遗迹，出土基本完整的遗物标本万余件、残片约37万片。

2009年9月至12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4个地点布方发掘，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发掘出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瓷器和窑具标本，其中，完整和可复原的标本达数千件。这次发掘对于全面了解定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面貌和烧造工艺特征、促进定窑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发掘成果入闱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9年定窑考古发掘发表了简报，但是这三次考古发掘均未出版考古报告，这也是研究者翘首以盼的事情。

《文物天地》：定窑的古窑的古窑址及发展脉络清晰，是否可以说宋代五代名窑中数定窑烧造时间较长，产品数量也较大？

吕成龙：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证明，定窑烧造瓷器始于唐代，具体是唐代早期，还是中期，或者晚期，尚需深入研究。较一致的观点是：晚唐至五代时期定窑获得较快发展；北宋至金代达到繁荣昌盛；元代以后逐渐衰落停烧，前后烧制时间长达六七百年。

定窑以烧造白瓷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划、刻、印花和描金花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受到评价最高，其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耀州窑刻花被推为“刻花之冠”），流行的观点是定窑印花受到定州缂丝技法的影响。定窑除大量烧造民间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和官府用瓷，传世品、考古出土品中的云龙纹图案瓷器，“尚食局”“尚药局”等款识的瓷器应该就是为人贡宫廷烧制的品种。北宋至金代，定窑瓷器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南北方一些窑场也常仿烧定窑瓷器。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均有定窑瓷器标本。

《文物天地》：一般认为，北宋时期定窑瓷器的艺术成就最高，其烧造品种及艺术特色大致是怎样的？

吕成龙：北宋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此外，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瓷及低温铅黄、绿两色釉瓷。定窑产品以民间用瓷为大宗，由于瓷质精良和纹饰优美，曾一度奉命向宫廷提供用瓷。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洁白，因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氧化焰烧成后釉色多白中泛黄，有象牙般的质感，柔和悦目、温润恬静。

北宋定瓷造型丰富，主要为碗、盘、杯、碟、盏、盏托、渣斗、净瓶、海螺、龟、盒、洗、壶、罐、瓶、枕、炉、俑、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具。河北正定静众院、净志寺北宋塔基中发现的150多件定窑瓷器，全面反映了北宋定窑瓷器的烧造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定窑产品中还有仿青铜器造型的产品，如北京故宫收藏的仿青铜弦纹三足樽，台北故宫收藏的仿青铜方壶。这类仿青铜器的定窑白瓷产品制作工艺复杂，生产数量应该极为有限，传世品稀少，是否是当时用于祭祀的器物，尚有待考证。

《文物天地》：定窑划花工艺起源较早，是否可以认为其纹饰演变大致经历了划花——刻花——印花这样一个过程？就您的研究，北宋定窑瓷器装饰纹饰、方法有哪些突出的艺术成就？

吕成龙：北宋定窑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剔花和描金花等。从出土实物分析，北宋早期多采用刻花和划花装饰。印花装饰出现在北宋中期，成熟于晚期，流行于金代。

北宋早期，定窑瓷器刻划花装饰构图简练，以莲瓣纹居多，另见有对蝶、缠枝菊、海水纹等。莲瓣虽从一层、两层到三层、四层不等，但均饱满、优美，具有浅浮雕感。

北宋中晚期，定窑瓷器刻花装饰亦精妙，图案布局富有变化，独具一格。此时采用刻花与篦划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在盘、碗的里面或瓶、罐的外部肩、腹等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再在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出筋脉。装饰纹样以两朵花卉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或两花朵绽放；或一朵盛开、一朵含苞待放。也有两枝荷花、荷叶交错并生的。定窑瓷器刻花装饰还常常在花果、莲鸭、禽鸟、游鱼、云龙等纹饰轮廓的外侧辅以划出的细线，既增强了纹饰的立体感，又突出了主题。定窑瓷器胎体较薄，虽不宜深刻花纹，但通体釉色仍随刻花线条的深浅改变而有所变化，刻刀深处，釉色略深，刻刀浅处，釉色略淡，与瓷釉本色形成对比。

装饰技法以印花最为人称道，宋、金时期使用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定窑瓷器上的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多见，云龙、走兽、禽鸟、水波、游鱼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较少见。

花卉纹以牡丹、莲花、萱草最为多见，菊花次之，表现形式除了写实以外，还采用折枝、缠枝等方法，布局讲究均衡对称。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雁、鸭等，多与花卉组合在一起。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里遗留较多，造型多数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条姿态矫健生动的三爪蟠龙，龙身弯曲，首尾相接。印花婴戏纹可分为婴戏莲花、婴戏牡丹、婴戏三果和童子赶鸭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稀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三果即寿桃、石榴、枇杷，三婴姿态各异，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裸体，体态丰腴可爱。此种纹饰布局为宋代其他瓷窑所不见。

定窑白瓷中还发现印有博古图案的，这种博古图反应了当时宋人的一种复古倾向。定窑印花装饰具有构图严谨、图案繁缛、层次分明、纹样清晰、画面富丽雅致等特点。

描金花定器是指在白釉、黑釉或酱釉瓷器上描画金彩花纹，这类瓷器传世比例极少。从统计资料看，日本收藏有三件、北京故宫藏有三件、河南巩县博物馆藏有一件、安徽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有一件，这些描金花定器上的金彩都有不同程度的脱落。

《文物天地》：关于定窑“官”字款、“新官”字款的研完，具代表性的观点有哪些？

吕成龙：“官”“新官”款白瓷在陕西、河南、河北、辽宁、北京、山东、内蒙古、四川、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及海外北非埃及福斯塔特遗址、韩国庆州黄龙寺遗址等都有出土。198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助理研究员谢明良先生统计定窑遗址以外出土和发现的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官”“新官”款白瓷计有150件，绝大多数署“官”款，署“新官”款者只有20余件；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权奎山先生将新的考古发现计算在内，统计出定窑遗址以外出土和发现的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官”“新官”款白瓷累计达169件，认为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

若加上定窑遗址出土的刻这两种款的瓷片标本，那么，目前总数已超过200件。造型有碗、盘、碟、洗、钵、瓶、枕、罐、托盏、水盂、水丞、注壶、温碗、执壶、净瓶、长颈瓶、盘口瓶、海棠式杯、高足杯、葫芦形执壶、盘口穿带壶、高足盘、高足盒等，器形多种多样。

对“官”“新官”款白瓷的产地，学术界大致存在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非定窑莫属；二是认为绝大多数是定窑产品，也有少量邢窑产品；三是认为除了定窑、邢窑以外，尚有浙江窑口、湖南窑口、辽代官窑、北京龙泉务窑、安徽繁昌窑等。

这类瓷器基本上都是定窑产品。2003年8月河北省内丘县城邢窑遗址首次出土“官”字款白釉碗底标本十佘件，其中一件“官”字款白釉碗残片标本的外壁粘连大半个匣钵，因此，足以证实晚唐至五代邢窑烧造“官”款白瓷。也就是说在目前发现的“官”款白瓷中，可能有极少量邢窑产品，但究竟哪些是邢窑产品，还有待于邢窑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对标本和完整器进行科学测试。

一般认为“新官”是对“官”而言，即“官”在前，“新官”在后。关于“官”字的涵义，有人认为是指官窑，有人认为是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有人认为“官”“新官”是“官样”“新官样”的省写，均为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北宋早期以后，“官”铭就消亡不见了。有人认为是指地方官窑，是地方官府“官搭民烧”或地方官府自营烧造的产品。有学者认为，要解开“官”“新官”字款的内涵和烧造这种瓷器的窑场的性质，必须联系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范畴的种种因素，以及金属器、漆器、砖瓦等其他门类文物上所署同类标识。

我个人认为“官”“新官”款是标识，署有这类款的瓷器，应是官方认可的供官方征用瓷器参考的所应达到的最起码质量标准。不仅定窑发现这类款识的白瓷标本，唐五代的铜镜上也有“官”字款识，五代越窑、耀州窑也发现有标本。

《文物天地》：定窑瓷器上的铭文有数十种之多，这些铭文是否多数是官款，具代表性的有哪些？

吕成龙：目前所见晚唐、五代、宋、金时期定窑瓷器上题刻的铭文有几十种，内容大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其中的“官”“新官”“东宫”“乔位”“子温”“尚食局”“尚药局”“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等题铭一般都是在烧窑前刻划于器物上。刻有“尚食局”“尚药局”铭款的定窑白瓷，应该是专门为供奉宫廷御膳和用药而烧造的。

“殿”“坤”“苑”“婉”“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内苑”“后苑”“内司”“承光”“锺秀”“苑天”“贵戊”“关位”“陈位”“嘉位”“荣国”“希哲”“寿成殿”“寿慈殿”“德寿苑”“后苑三”“婉仪位”“才人位”“高平郡”“陈押班”“皇太后殿”“口秋押班”“婉仪位阁子库”“供大官食合用”“□贡君用十只”等，皆系产品进入宫廷或官府后，被人刻划于器物外底。在上述各种题铭中，以“官”字款最为多见。

《文物天地》：定瓷芒口器以金银铜包镶口沿历来说法众多，应该如何正确理解？

吕成龙：为增产、降成本，北宋定窑工匠发明了先进的支圈窑具“覆烧”工艺，即将碗、盘之类器物倒置，口部朝下，放在内壁呈锯齿状的耐火匣钵内，层层相叠。“覆烧”工艺有明显的缺点：为防止器口与垫圈粘连，口部不能有釉，必须刮掉一圈釉，露出胎骨，这样就形成毛口，俗称“芒口”。为弥补芒口的缺陷，当时人往往以金、银、铜等金属包镶口沿，形成所谓“金钿”“银釦”“铜釦”，遮掩器口毛涩之弊，金、银、铜釦与洁白的瓷釉形成对比，使器物更显豪华尊贵，同时也能保护瓷器口沿，避免因磕碰而损伤，还发现有镶足的瓷器。

但是，以金属包镶瓷器口沿则并非是因定瓷“覆烧”而形成芒口才采用的装饰工艺，晚唐五代瓷器中也有不是芒口而包镶金属釦者。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一件定窑白釉洗不是芒口（圈足边无釉，使用仰烧法烧成）亦镶有金釦，说明包镶金属钿与芒口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芒口不一定非得包镶金属钿，包镶金属釦者也不一定都是芒口瓷。也并非所有有芒口的定瓷都需要包镶，河北定县的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定瓷中，近十件有芒口却没包镶金属釦。瓷器口边包镶金属釦虽可遮蔽芒口，但主要目的还应是被用作装饰来提高器物的身价。

《文物天地》：是否有学者做过定窑瓷器的流布范围统计，定瓷完整器收藏数量大致怎样？

吕成龙：目前只有学者对历年考古出土的定窑瓷器做过统计，数1969年河北省定县两座北宋塔基出土的完整器数量最多，150余件，刻“官”字款的瓷器16件，1件刻“新官”字款。传世品尚无人详细统计，但就宋代五大名窑的传世品数量看，的确是以定窑瓷器量较大，海内外的博物馆中很多都收藏有定瓷。博物馆收藏中数量最大的是两岸故宫，台北故宫收藏有定瓷约800件，北京故宫大约有二三百件，较著名是以北宋白釉孩儿枕、刻花渣斗、刻花梅瓶为代表，但数量较多的还是碗、盘一类的圆器。民间私人收藏的定瓷数量也不少，尤其是日本及海外地区。

《文物天地》：您前面提到的北宋定窑产品与辽代广品的断代区分，北宋与金代产品的断代区分。您对此是否有新的看法？

吕成龙：以往出版物中，有不少定窑白瓷被定为辽代瓷窑产品。学术界长期以来忽视辽代、金代瓷器的研究，杭州曾出土过大量定窑白瓷，应该是南宋与金产生贸易流传到浙江地区的。不仅浙江，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曾出过定窑瓷器。

准确区分北宋与辽、金的定窑产品，需要通过大量纪年墓考古出土实物（或纪年瓷）来排比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比如，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那批北宋早期定窑瓷器实物，就是很好的断代标准器，静志寺出土115件，净众院出土55件，器型有碗、盘、杯、瓶、炉、盒、罐、轿、净瓶、法螺等，堪称北宋早期定窑纪年瓷出土数量最大一批。近年有学者详细统计过历年国内各地考古出土的定窑瓷器，为以后定窑瓷器的断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定窑瓷器的断代，相信以后将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