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葆德

讲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文学，必须讲到赵树理和阮章竞。抗日战争一爆发，赵树理从阳城县、阮章竞从陵川县同时上了太行山，开始了他们的革命根据地文艺生涯。赵树理一边编报，一边关心戏曲工作。阮章竞呢，则在剧团工作，编导歌剧、活报剧。赵树理说，四十年代是他创作最顺畅的时期。阮章竞说，太行山时期是他创作作品最多的时期。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阮章竞创作了《圈套》《赤叶河》《漳河水》。他们的作品是根据地文学创作的经典，同时也使他们成为根据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一、太行山上的不同

在太行山，赵树理与阮章竞二人的创作理念和文学主张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处，这种不同，主要暴露在阮章竞晚年的反思中。从阮章竞未出版的口述回忆录《太行山》（暂定名）中，可以看出他对1942年1月的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有自己的表述和看法：

赵树理也在会议上讲了文化普及的问题。过后，便比较沉默，会议结束后，他常找人谈话，当时他的情绪不大高。赵大我十岁左右，搞旧瓶装新酒不大成功，缺乏艺术性。《小二黑结婚》写成后，没有人愿意发，一直到彭德怀题了字之后，才得以面世。

在这次会议上，赵树理确实发了言，当年参加会议的华山等同志都有生动的回忆。“比较沉默”，符合赵树理的性格，说他“常找人谈话”——是第一次，说他“情绪不大高”有可能。当时，赵的发言引起激烈的争论，许多人不同意他的大众化的创作主张。和徐懋庸的回忆录一样，阮把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的时间和《小二黑结婚》的时间搞混了。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是1942年1月，而《小二黑结婚》出版是1943年9月。说“《小二黑结婚》写成后，没有人愿意发”，是不符合实际的。许多当事人回忆，《小二黑结婚》的出版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人压制《小二黑结婚》的出版。

赵树理编辑《黄河日报?山地副刊》时，发表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人们争相阅读，不少同志写了回忆文章，告诉了我们当年的情况，“贴到哪里读者就挤到哪里”但阮章竞却认为赵树理和老舍的“旧瓶装新酒”都不成功，是“生搬硬套”，“甚至无批判地接受其中落后和庸俗的东西，或者将旧形式和新内容极不调和地结合在一起”……把阮的回忆录和徐懋庸的回忆录结合起来读，联系到阮章竞推荐剧团演大戏的情况，则可以看出，在关于大众化的创作观点的争论中，阮章竞和徐懋庸是比较一致的，就在赵发表了《小二黑结婚》等小说之后，在成功地开创了根据地文学的新文风之后，我们也没有看到阮章竞对赵树理的赞许之词，这是值得深思的。当时，反对赵树理创作观点的人很多，我们可以理解阮章竞。

在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文艺青年中，许多人来自城市，他们怀着满腔热血，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实现着报效国家的壮志。但是他们面临的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面临的是极其艰苦的环境。陌生的地域，陌生的生活，陌生的人群，使得他们许多人在短时间内很难熟悉太行山的斗争生活，特别是不熟悉太行山群众的语言。而赵树理则不一样了，他生在太行山，长在太行山，太行山的人，太行山人民的语言，他们非常熟悉，太行山的农村文化哺育了他们。在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之后，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在革命的实践中又使他们产生了用通俗化的文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思想。赵树理通俗化的创作思想萌芽很早，但只有在从事了抗日文艺宣传后，他才如鱼得水，使他由一个成熟的作家成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942年，我们党正领导人民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还没有制定出一个革命文艺的路线、方针来，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革命文艺理论，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还比较混乱，这从延安当时文艺界的状况可以看出来。思想没有统一，特别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要让大家接受赵树理大众化的文学主张是不可能的。刚从城市学校毕业和尚未毕业的青年学生，接受赵树理以北方农村语言为基础的文学语言，是不可能的。阮章竞和徐懋庸、高咏等从城市来的作家不接受赵树理的主张，就是很正常的。

二、根据地“能长艺术”

走上太行山以后，赵树理与阮章竞都接触了戏剧。不同的是，赵树理关心的是传统戏曲，创作了历史题材的戏曲《韩玉娘》和现实题材的戏曲《万象楼》。他深知戏曲在群众中的作用，一生把编戏和看戏当作自己的生命中的重要内容。抗战初期，新文艺在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阮章竞直接参与了新戏的创作排演活动和组织领导工作，编导了不少的话报剧、歌剧和话剧。这些创作活动对于阮章竞这个天性热爱绘画的人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文学创作实践，不但在剧本的构思和情节安排上得到了锻炼，而且在歌词的编织上，也是重要的锻炼。尽管他很快离开了剧团，但这一段新戏创作活动，对于他今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和赵树理不同，阮章竞明智地及早离开了戏剧，离开了剧团。甚至在以后半个世纪的生涯中，他和戏剧很疏离。他到了太行文联，可以像赵树理那样自由地从事创作了。而赵树理却一生钟情于戏曲，不断地看戏，一有机会就编戏、写戏，在受到批判和封杀后，仍然毫无悔改，最后“死于《十里店》”。阮章竞很早就看出了戏剧的麻烦，用他的话说是“好菜太多，消化不了”。从他这不无情绪的话里，联系几十年我们的戏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戏剧，特别是新编剧目和政治形势和领导者的好恶，关系极大，干预的人太多，和体制捆绑太紧。赵树理则很憨直，始终没有从戏曲中拔出身来。

1944年至1946年，阮章竞确实没有写什么东西，但在1947年1月担任太行文联戏剧部长一个月后，他就写出了俚歌故事《圈套》，9月写出了《赤叶河》。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把阮的这两部作品和赵树理的三篇小说都列为解放区文艺的成功作品。是什么使他的创作获得了成功呢？整风使他心灵的创伤平复了吗？不是。整风使他看到了阴暗面，这个阴暗面影响了他一辈子。但整风的光明又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创作的道路。他在《太行山》中没有谈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给他造成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定是深刻而远大的，影响一生的。《讲话》的学习，对作家来说是精神洗礼。而《讲话》是整风中必学的文件，是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纲领性文件，阮章竞会服膺于这个《讲话》的，并且会按照《讲话》的要求来进行创作的，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阮章竞参加完整风后，沉寂了一段时间，这是很正常的。他苦闷过，甚至气愤过，但他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当他回到太行文联后，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之情又一次温暖了他，特别是当时太行区党委的领导者们，从李雪峰到彭涛，宽容大度，平等待人，营造出一个自由的环境，平复了他精神上的伤痕，这是他重新开始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阮章竞参加整风学习和停笔的1944年到1946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篇重要作品问世，这在太行山根据地成了一件大事，在当时的文艺界也引起极大的反响。小说不但受到彭德怀、李大章、张磐石、杨献珍等领导人的肯定，而且受到周扬、郭沫若、茅盾等文坛巨头的高度赞扬，评价文章大量出现。不光在解放区，甚至在国统区，小说也广为传诵。特别是当《小二黑结婚》改编为戏曲上演后，它的影响就更大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大会召开后，陈荒煤把“赵树理方向”提出来了。一边是神圣的《讲话》，一边是前进的方向。赵树理作为一个榜样，出现在文艺界，也出现在阮章竞的面前。作为并未完全同意赵树理大众化创作主张的，阮章竞是把赵树理的成就作为鞭策、激励、比赛而又正视承认，于是方有了他的“老三篇”：《圈套》《赤叶河》《漳河水》。阮章竞没有用小说，而是用新诗写成了根据地代表性作品，并且使他成为根据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其实，阮章竞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十二年，不仅收获了丰厚的诗歌创作的素材，而且他还收获了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这就是民歌。太行山的民歌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太行山根据地中心的左权民歌，它和陕北民歌、晋北民歌一样，是民间文化的奇葩。千百年来，它在民间传承、发展，成为有独特魅力的歌唱曲调。特别是抒发和倾诉男女哀怨之情，它又独具特色。田间地头、河边树下，它已成了左权人民的重要生活方式。左权民歌不拘格律，不计段落、句式、字数，只要是触景生情，只要是托物寄志，只要是心中的喜怒哀乐，或叙述，或议论，灵活巧妙，声声动人。南国才子阮章竞刚到太行山，不管他多么聪颖灵悟，总是不服水土，不会像赵树理那样如鱼得水。他在剧团工作后，由于业务的关系，他开始接触并注意了左权民歌，并且派人加以搜集。

再看《漳河水》的创作，实际上阮章竞也走上了文学大众化的道路。

我没有去学习旧剧，而是在新话剧的形式上，适当吸取一些民歌、小调、民谣。我的诗歌创作受民歌小调民谣影响较大。……我走的是向民歌学习的道路，我是极想把民歌和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结合起来的。从我的经历看，我受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个讲话的精神的影响很大。

赵树理说：“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大家都有了土地，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太行十二年，给了阮章竞生活，给了他艺术，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冲动，给了他创作的成果和收获。阮章竞能以一个优秀的诗人出现在诗坛，就在于根据地“能长艺术”。在根据地，赵树理和阮章竞都创作出了各自的“老三篇”。

三、“逃”“跑”不忘太行山

解放后，阮章竞和赵树理都来到北京，华北局撤销后，阮来到中国作协。赵在北京文联和中宣部待了几年也来到作协。阮和赵都定为行政十级干部，只不过阮是有实际领导职务的作家，而赵成了不享受双重待遇的“专业作家”。短短几年，阮章竞经历了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和批判丁陈的运动，他深感“这个地方不能再干了”，他要“逃离”。他找到李雪峰，他到了包头。赵树理呢？一如既往地跑，跑晋东南，跑农村，跑合作化。1956年，他的《三里湾》获得极大声誉，周扬称他和茅盾等人是语言艺术大师，他成了文坛旗手式的人物。

阮章竞到了包钢。作为宣传部长，有责任用自己手中的笔去描写包钢，宣传包钢，作为有影响的诗人，有责任去歌颂包钢的工人阶级和他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于是，他写了《白云鄂博交响诗》。但是，他没有找到足够的素材，也没有找到能够表现工业生产的艺术形式。有评论指出：“至于叙事诗《白云鄂博交响诗》没有达到《漳河水》那样的高度，则明显是因为诗人对内蒙古兄弟民族的生活并不像太行山区漳河一带的人民生活那样熟悉，诗中生活不足的表现是很明显的。”（《阮章竞的艺术道路》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由于身体原因，阮章竞回到《诗刊》编辑部。在战战兢兢地担任了两年副主编后，他又一次选择了“逃离”，来到了新组建的华北局，又一次来到老领导李雪峰的麾下。李雪峰这样交代属下：“章竞同志是文化人，在太行山写了不少东西。现在提出要写太行山的小说。为便于写作，照顾他来华北局工作。”“少布置他具体工作，他要写书”。（阮援朝采访黄道霞记）。他利用这段时间，整理出版了两本诗集《勘探者之歌》《四月的哈瓦那》，出版了《白云鄂博交响诗》，写了说唱剧《红松山》，他多次去太行山，为写作长篇小说作准备。

难道农村就真的是淳朴无邪的天地，是桃花源，逃到那里就天下太平了吗？阮章竞只逃出了作协机关，而又进了党政机关，他们不知道农村也进入了多事之秋。赵树理呢，他跑到了农村，跑到了农民的地头。《三里湾》出版后，他继续跑，飞速发展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赞成初级合作社，但对于一夜就变成高级社，使他接受不了，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开始出现问题。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影响了农村生产力，部分农村出现了缺粮、缺草、缺钱的问题，他一面给上级领导写信，反映基层的问题，一面放下了手中的笔。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赵树理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写了七篇小说。在党的工作和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他没有美化生活，他没有写出《艳阳天》。

解放以后，阮章竞和赵树理努力配合政治形势，努力创作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作品，但始终没有写出像《圈套》《赤叶河》《漳河水》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那样优秀的作品，责任不在他们，因为他们始终是忠实于党的事业、忠实于生活的人民作家。

解放后，阮章竞虽多次回太行，可我没有看到关于他和住在山西的赵树理交往的文献资料。但我想，他们是有神交的，因为在太行陵川县，当年的“第一山林场”场长桑永林保留下了1963年二人同游陵川的佳话，阮章竞、赵树理诗词唱和：

赵树理写下了诗两首，其一：辛勤经营已数秋，英雄日日展宏筹。不矜鳞甲披丛岭，愿促松荫复石头。其二：栉风沐雨种油松，日计无多岁计半。莫道眼前犹似昨，重游过客识英雄。

阮章竞也写了诗二首，其一：蒙蒙紫雾罩翠峦，袅袅炊烟上春川。连云百里晨天号，绿化太行第一山。其二：朝花烂漫群峰青，故垒岭头春练兵。东崖报数千谷应，万山骄松万山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