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清

[摘 要]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地理环境；红军长征；陕北根据地

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无不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并与之发生紧密联系。地理环境不仅是人类政治军事活动的客观物质基础，同时，它又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各种政治军事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不仅为红军战略转移寻找了适当的落脚点，也为后来创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提供了正确指向。这是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根据革命斗争形势作出的科学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一、背靠苏联和外蒙的国际地缘政治优势

从国际地缘政治来看，西北地区同苏联和外蒙接壤，苏联在这个区域有重要影响。尤其是1933年新疆督办盛世才同苏联结盟，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在新疆及西北地区的影响力。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苏联同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中共中央把革命领导中心放在这个地区，有利于加强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也便于获得它们提供的物质技术援助。

共产国际和苏联通过西北地区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经过了长时期酝酿。斯大林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就是与苏联毗连。1930年，斯大林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红军向四川发展的设想[1]。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四川、在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康生和王明根据共产国际建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接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从而接通苏联的任务。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佛雷德向国际提交了建议书，认为中国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共产国际还开始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在1935年形成了《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提出了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哈密进入甘肃西部，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并分析了两条道路各自的优劣。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还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1935年8月，中共代表团接受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指示，派林育英回国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意见：“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2]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通过西北地区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到1935年已经基本形成了。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战略及西北地区的国际地缘政治优势，必然对中共中央制定一系列战略方针和红军的行动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成功，首先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要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援。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抉择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中共中央认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地区有“极大胜利的前途”，“我们可能在短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样就能够迅速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3]中共中央这种指导思想促成了红军长征最终落脚陕北。

二、远离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腹心地带

西北地区远离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腹心地带，有利于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激烈对抗，实现由国内战争向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根本转型。毛泽东说：“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4]同时，西北地区也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区域，各派之间矛盾重重、尔虞我诈；它们同国民党中央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又缺乏同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尤其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间，有相当一部分官兵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对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政策很不满意。因此，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地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3]。这不但有利于打垮敌人的进攻，而且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从1924年开始，中国的革命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决定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而国民党建立起了全国性政权。国共两党之间以军事上的“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进行了严重对抗。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长征之前，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特别是集中在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地。这些根据地围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腹心地带的周围，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其威胁严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进攻”[5]。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不惜投入力量，反复“围剿”红军和根据地，势必要斩尽杀绝。红军长征到西北之后，远离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极大地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直接威胁。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国共两党开始调整各自的政策，从而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最终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根本转型。

三、绾毂华北和西北的战略支点

地理位置是一种重要战略资源，其优劣状况对战争双方的战略地位、战争进程及结局等有着深刻影响。陕北位于黄土高原中部，北面与鄂尔多斯沙漠相接，南面延伸至渭河流域边缘，西面紧连甘宁高原和六盘山麓，东面以黄河与山西分界。北面是广阔的沙漠，极难用兵；东面的黄河天险隔断了华北之敌，这一地理位置使红军可以摆脱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危险；西邻甘肃宁夏，敌人统治比较薄弱，有广大发展空间；南向关中，虽然是敌人盘踞的中心，但由于搞好了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局部统战关系，以后这边成了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和物资补给线。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形成了包括陕、甘、宁三省部分地区的广阔疆界。1937年5月，根据地改称为陕甘宁特区，9月又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林伯渠说：“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临山西，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边区在军事上来说，它是绾毂华北和西北的战略支点。”[6]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干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提出：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这段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陕北根据地对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陕北根据地作为落脚点，为长途跋涉的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整与恢复的环境，提供了一个集结力量和走上抗日前线的战略依托，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一个适当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总后方。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写道：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对此，毛泽东多次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7]；“陕北是两个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8]；“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固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9]

解决了落脚点，革命才能再出发。长征之前，中共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绝大部分在南方，党提出的抗日方针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停留在政治宣传层面，难以得到具体落实。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之际，正值华北事变发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而陕北根据地处于抗日前沿阵线，中共中央和红军在这里落脚，有利于扩大共产党和红军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有利于抗日宣传和抗战动员，有利于开展对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北成为了出兵抗日的重要基地。红军主力在这里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全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不仅对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北地区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习仲勋指出：陕甘边区“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0]

四、富足的自然资源和自给的经济条件

以陕北为中心的根据地位于黄土高原中部，这一带被称为“陇东·陕北高原”。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地势开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具有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同时，也有很多不利因素。这里属于大陆性半干旱高原气候，降水稀少，而且集中多暴雨，植被覆盖差，水土流失严重等，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战乱不休，造成了经济文化落后、民生调敝的衰落景象。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说：“现在的这个边区，在十年以前，原来是个最落后而又最复杂的区域，这里的人民在经济上受着民族的与封建的残酷剥削，在文化上落后到几乎意想不到的程度。”[6]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远远不能同较为富庶的陕南甘南等地相比较，更无法同隔黄河相望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山西相提并论。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些干部战士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对陕北的破窑洞没有信心。如，林彪曾写信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

但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并不等于没有发展前景。根据地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业生产虽然不够发达，但也是西北地区主要粮棉产区之一。甘肃陇东在历史上素有粮仓之称；陕北各县盛产小麦和杂粮；安塞、清涧、吴堡、延川等地是棉花产地；再加上这里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人少地多，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证。陕北的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这里盛产石油、煤炭、食盐等，建有一些初具规模的工矿企业，不仅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而且使根据地有了相当的自力更生能力，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具有特殊意义。斯诺认为，从经济上说，西北绝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活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5]。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聂荣臻回忆说：“我们初到陕北，看到陕北一些荒凉衰败景象，一般稍有头脑的同志，都能理解这是统治阶级多年残酷剥削压迫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多年战争来回拉锯造成的必然景象，只要路线纠正了，加强建设，根据地是可以逐渐恢复过来的。”[11]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加强了根据地建设，这里的自然资源开始得到大量的开发利用，经济社会获得了迅速进步。到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拥有了200万人口，广大的土地；可耕地面仅以延安等18县统计，即有4000万亩，已耕面积仅为900万亩，尚有广大地面可供开发；粮食和棉花的出产极为丰富，石油与食盐也是大宗出产，畜牧业发达，煤铁蕴藏亦多，从这些自然条件看，边区是一个坚持抗战的好地方[6]118。富足的自然资源和自给的经济条件，为中共自力更生地建设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然基础。

五、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严重的自然灾害

由于西北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这里自然灾害连绵，灾情深重，在全国处于凸出位置。例如，在1928-1930年，大灾荒遍及了西北地区，旱灾、蝗灾、瘟疫交相肆虐，造成了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惨象。1929年6月18日，上海《申报》报道，陕甘两省“死亡人数在调查限度内五月以来达23万以上”，甚至多次发生“为维持自己生命杀人而食”的惨事。1930年9月10日，《民国日报》报道“陕省旱蝗交相肆虐……收获已完全绝望，生机断绝”；这篇报道还列出了9个县的请赈呈文，如：临潼县“该县麦收，仅只一、二分”，“一般人民，求生无路，尽皆逃往北山”；兴平县“自十七年天旱以来……人民死亡之数，达2/3以上”，“今岁夏收以后，又遭匪劫，加以蝗虫滋生，遮天盖地，秋禾被噬，几无留成……收获失望，生路已绝”；同官县“匪灾旱灾，接续不断，三年以来，五料未收，人口由7万减至4万余人，死亡逃户，家家缘有，种种惨事，实难惨举”等。1929年8月，陕北的共产党人记述：“去、今两年又逢大旱，……普通人民多以树皮煮熟为日常食品，往西与甘肃附近等地（定边、安边、横山）的人民连树皮草根都没有，牛粪泥土都不可多得，各地饿死的饥民，堆满道旁，强壮的农民都携幼扶老往山西逃走，……发展到最近（人们）互相残杀，食其肉的都有，一个小女孩（八九岁），五、六元即可买到，大女孩（十四、五），八、九元即可买到，贩卖人口的因此非常之多。”

与此同时，人祸甚于天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社会动荡，匪患蜂起，加上地主、官吏、商人囤积居奇，完全不顾民众生死，极大地加剧了灾情。1929年，斯诺访问绥远省几个灾区，他看到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自己眼前活活饿死，但是“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是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同时，由于军阀混战，交通阻断，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在国外收集的捐物“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停留在北京、天津等地，却无法用来救济灾民；“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斯诺估计，在那些年月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一般都同意300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也并不怀疑其他高达600万的估计数字[5]。因此，在西北地区，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共产党人面对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动荡局势和人民严重的生存危机，积极发动群众自救，竭力宣传革命思想，揭露灾荒的社会根源，使革命影响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断发展，极大地打击和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后来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外，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峦叠障，交通不便，有良好的游击战争战场，革命力量有广大的回旋余地等。

六、结语

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使之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种积极能动性是居于主导方面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正值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在长征中开始形成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密切合作，把握历史的关键，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卓有成效地及时领导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拓展，红军得到发展和壮大。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长征取得了完全胜利，不仅集结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而且结束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至此，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由东南转到西北的战略任务胜利完成，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J].近代史研究，1995（1）.

[2]郝成铭，朱永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92.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

[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1.

[8]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7.

[9]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698.

[1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261.

[1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3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