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锋，刘新庚

（1.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话语体系之型构

关于中国话语、中国模式的讨论，近年来成为国际政界、学界，乃至企业界纷纷关注的热点，“北京共识”、G2 模式等西方学者的新提法不绝于耳，此问题也是国内或左或右各种思潮冲突论战绕不过去的交锋点。

中国话语、中国模式、学术话语、语语权等概念，虽难以清晰准确地定义，但首先应对其基本内涵和相互的结构关系做一个清楚描述。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话语权的竞争，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文化吸引力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竞争，所以话语或话语权是一种“综合体”，并常以某种“模式”统而称之加以命名。理论化、系统化的学术话语，正是针对这一奠基于杂多社会实践经验之上的综合体，进行自觉反省地体系化成果，就象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似的“显意识”，而提出、引导国际议题的能力，则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作为当今世界话语体系的中心，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人权问题、乃至碳关税交易等议题，虽然都有各种问题，但无论一个国家是支持还是反对，毫无疑问都必须要面对这些议题，这正是其话语权的体现。

对话语体系的研究应注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实际也提供了一个分析的理论模型和框架。

首先，应特别强调的是，理论是实践这一黄昏的“猫头鹰”。许多学者强调学术发展的纯粹性与理想性，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奠定于人性的普世性基础之上的学术，这是象牙塔中的空想，其实，具体某民族文化中的普世性洞见恰恰经常是由某种特殊的民族实践激发出来的。整体来看，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弱小的国家文明可以有一流的学术话语传世，只有一流的实践才可以开创出一流的学术理论，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洞见所揭示的。话语影响力当然是一种软实力，其表现是自发的吸引力，而不是奠基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强迫性权力。但是，没有硬实力做基础，无论软实力或巧实力都只是唬人的东西而已，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话语权最终决不可能建立在软实力的基础之上。显然，今天中国广受关注，还不是由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深入的理论成果，而是由于中国实践的巨大成功，当然，学术界对实践的进功进行深入的理论总结和拓展也将是我们下一步的重要历史任务。

其次，对于学术话语的研究还应关注其综合性的特点，即学术话语应是多要素在特定结构之下构成的一个动态的、完备的系统。诸多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会有一种追求“片面而深刻”的习惯，即过于强调复杂现实中的某个单一因素，而有流于“单因论”的嫌疑。比如在国际政治、社会的分析中，马基雅维利、摩根索过于强调权力的一维，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过于强调经济物质的一维，亨廷顿、马克斯-韦伯、汤因比、约瑟夫-奈等过于强调文化的一维。当然，这些学者的理论——特别是其晚年的总结——也是强调某种辩证性，但就学界公认的理论影响来看，还是倾向于寻找某一种“中轴”做为主要的解释者。但现实是复杂的、综合的、多轴互动共存的，在阶段性的研究中固然可以关注某个具体的变量、视角，但总体性的语语体系分析则应综合这些具体的视角并超越之，应在综合考量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传统、地理、人口等诸多因子之后，寻求一种总体性的系统认知与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话语的主体，也正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实践的综合概括与总结，是由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文化观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国际政治观等根本性的理念，在理论层面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

进而言之，国际话语体系的划分，也要跳出冷战时期北约、华约等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单因划分模式，而要结合诸多因子来综合划分。当今国际重要的话语体系，应划分为11 个，即东亚远东的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西方的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以及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当然，这些文明又亲疏有别，详见下文。

再次，还应注意话语体系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仅用一些因子来分析、划分话语体系还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是不够的，此外还要研究话语的动态发展性。比如，世界话语甚至世界本身的历史发展，有无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黑格尔的“自由国家”或德日进的“欧米伽点”等指明强调的方向性呢，即历史的发展，会如福山所讲走向一元化的终结呢，还是如亨廷顿所讲走向多元化的共存呢？一个话语体系正如一个有机的生物系统，是动态发展的，当然也是对外在环境开放的，所以还要思考其对外关系的理念，比如，是坚持一种威尔逊式的道德主义主动干预呢，还是罗斯福式的均衡主义呢？当然，动态发展观与对外理念也是综合对应的，比如多元论多对应于均衡主义，因为既然大家会共同存在，那就只能找一种势力的均衡了，而持一元论发展观的，则多是道德主义，既然最终道德标准与目标很明确，那么就易于导致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简单划分和强硬干涉了。

最后，对话语体系的分析，还应注意寻找其中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些充满张力的基本矛盾的博弈斗争，成为推动话语体系这一系统前进发展的动力。这些矛盾大体有三类，一是国际竞争的矛盾，如资源配置与国际分工之争、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等；二是国内政制体制不断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问题，即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三是人的无限欲望与自然物质环境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当今政治体制改革设想的各种所谓左右之争，主要是第二类矛盾张力的体现，这种矛盾除了少数时间会引发革命性的突变、质变外，绝大部分时间是要求一种不断地、充满连续性地改良。今天中国面临的经济转型、城镇化等问题，则需要将这三大方面的矛盾综合考虑了。对这些矛盾，不同话语体系，都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给出独特的系统回答而不存在普适的答案。

二、西方主导的话语格局

当今世界话语体系的首要特点是一超主导。所谓的主导性一超，即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话语，狭义上可以仅指美国，广义上则可以泛指整个西方社会。

GDP、军费开支、卫星在轨数量、电影业收入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军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美国不仅在所有领域领先，而且其指标数值往往远超第二名数倍甚至近十倍，其做为超级大国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并且，在诸指标排名的前列，除中国外，其它国家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西方文明做为一个整体，其影响力也是首屈一指的。除了上述几个重要指标外，还有其它各种指标，如世界级高质量论文数量及引用率、专利数量、最高计算机速度、人文类作品获国际大奖情况、常驻国际大型政治机构数、常态国际会展数（如巴黎、米兰时装周等）、大型航天项目（如登月、火星探险等）、世界500 强公司占比、外汇贮备增长等，美国及西方的强势结果大同小异，此不赘述。

这些指标说明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巨大的硬件、软件上的实力，以此为基础，其话语权自然也有着超级的地位。此超级地位不仅表现为气候、人权等国际议题的引导力量，而且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世界图景的定位等高层次的学术话语模式，已扩展到了整个世界，成为众多领域通用的“标准”。比如西医方法使中医、蒙医、藏医等土著医学成为只有考古意义的前科学，其数学化定量分析等实证方法也使中国传统的“涵泳体察”不复存在，甚至世界各国论文写作的格式要求也全面西化，word 或PDF 成为了国际通用的文本载体。总而言之，西方社会文艺复兴以来展现的现代性世界图景已成为全世界不可回避的一个基本“座架”，此现代性“座架”的世界性扩展使之成为当今人类难以祛除的思维模式或思考问题的背景性预设或基调，这才是西方社会话语权的真正力量所在。

但一面，西方现代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也将现代性弊端的一面充分显现，西方各种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地反省与批判，这对中国现今的发展应特别关注、借鉴的。

首先，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是有着各种原罪的，比如殖民掠夺、海盗式商贸、黑奴交易、印第安人的灭绝等，即使在今天，由于其先发优势，在国际分工中也是处于掠夺控制性的上层，这些问题将使其话语权的道德合法性受到永久地置疑。与之不同，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启动资金”更多是靠中国自身的环境代价、国际分工中的低价劳动力付出等国内资源实现的，而不是靠对外掠夺实现的。虽然我们都不想污染环境、都想改善工人条件，但从整体性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要发展就必然要付出“第一桶金”的代价，要点在于，这个代价是中国自己付出的，而不是转嫁给别人，这是中国话语在道德上的先天优势。

其次，西方社会现今展现了现代性的各种问题，这种先行实践为后来者尝试规避、化解提供了启示与可能，这是中国话语建设的后发优势。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的影响，中国学界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其前期问题、弊端的批判是很丰富的，比如消费主义的泛滥、货币拜物教、人的异化、启蒙带来的工具理性、同质化单向度化、过分世俗化、唯科学主义等。又比如美国棱镜门所展示的，我们所担心的《1984》一书中所描写的极权统治不是出现在前苏联的集权之下，而是出现在美国这样的“美丽新世界”之中，网络带来交流与平等之外，还会带来新的更方便的控制，无论是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还是大国对小国的控制。

但另一方面，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应注意一个误区，即不能希望直接用前现代的资源去解决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后现代的观点与传统的前现代观点当然有一种表面上的相近，但不是相同而是一种新的否定之否定后的回归。比如中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的、绿色有机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中国今天不用化肥、农药，粮食产量会立刻大幅下降，面对13 亿人口的需求会立刻引发无法想象的巨大动荡与危机，一些诗意的想象或感性的批评易于吸引普通民众的同情理解，但没有建设性、可行性的实际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与充分发展的现代性结合之后才可以新生，正如宋明新儒学是孔孟先秦儒学真精神与佛学整合的新成果一样，这是现今新国学或保守主义思潮应考虑的。

再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其长期积累的优秀技术，发展中国家要以之为学习、赶超的目标，但切不可将美国想象成一个集中所有理想的超级符号。华尔街金融及以前的凯恩斯主义早就表明了国家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面，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在经济制度上的争论，只是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比例问题，两者都是一种混合经济[1]P51。美国国家拥有经济力量的30%、欧陆占50%、北欧则占60%。[1]P81不同于一些中国学者所强调的中美经济制度上的差异性，福山等西方学者反而强调中美经济制度上的共同性，中美的差异更多是政治制度。[1]P81

其实，美国等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想的民主。以其选举为例，表面上人手一票，且每人捐献给竞选者的助选资金都有固定限额，以保证穷人与富人平等的影响力。但问题在于，民众的思想从何而来？人的思想，特别是普通民众没有时间与兴趣象少数学者一样长期思考政治问题，民众的思想更多是通过报纸、电台的宣传被动输灌而得的。那些大型传媒集团背后的倾向性就起了关键的作用，而跨国公司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表达，通过对大型传媒集团或显或隐的参股控股就可以实现了。显然，真正的民主并不是人手一票这么简单就可以实现的，美国式的人手一票已变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民主符号，这个符号使我们忽视了具体的、更繁琐细致的、科学执政设计的努力，这对真正推进民主反而是有害的，这是面对自由主义思潮所应注意的。

最后，也是要特别强调的是西方信仰的危机。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是从西方发展的内在维度来讲的，认为一个文明如其它事物一样，总有其成长与衰亡的历程。但结合中国等东方文明的特质来看，更可以看到西方内部的问题。其信仰危机最大的问题是近现代科学理性对传统基督教位格神信仰的打击，科学理性使现代人很难相信真实存在一个有情感、有意志，可以用神迹对人类生活进行干预的位格神上帝的存在，但如果信仰只是周未聚会寻找的一种社群认同与心理安慰，那信仰实际就空壳化了。[2]P173-174西方人现在的基督教信仰相比近代已大大衰落，而印度瑜伽、藏传佛教等东方宗教在西方也有了大量信奉实践者，这正表明了西方信仰文化的危机。

西方文化危机不仅表现在理论层面，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心态的老龄化。整体性的生活心态等国民精神风貌属于社会心理，是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因子或结果性表征，中西之间差别很大。西方是悠闲自在的，没有太多压力，贫富差距也较小，对各种物质性追求也大多淡然处之，一个相机手机用很多年很平常，而中国人手机更换率是世界上最快的。中国人求新求变的年轻心态、及至重新定位信仰的焦虑等，正是其文化大发展与活力的表征。

三、多极共存的话语体系

汤因比认为，“应该可以说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3]P14按其观点，文化圈或文明体系（亦即话语体系）划分的基本单位不能是国家，因为国家并不能成为完整解释说明的最小单位。其划分应综合考量一个国家群落的民族种族归属、地域临近性、文化传统共融性、政治经济交往密切性等因素，文化传统的共融相关于历史上的交往联系，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则表现为当下共同参与的各种国际性政治组织。具体而言，世界话语体系应划分为11 个，如下图所示：

第一，就亚洲的所谓远东部分而言，是中日印三足鼎立。中日印有一定的差异性，中国是汉藏语系，印度则是印欧语系，日语源自阿尔泰语系还是南岛语系虽有争议，但原初土著居民与语言都不是来自中国[4]P40-41，其土著绳纹人、弥生人皆早于徐福东渡的传说，日本只是后来大受中国影响而已。但另一面，中日印三者又皆属于东方文化，其内在相融、相通性都很大，比如都是多重信仰者，其超越模式都是内在超越，不认可西方信仰的一神论传统，所以在全球交流的今天，基督教信徒在这三个国家依然是少数，这是东西文化差异导致的必然结果。

地域 话语体系 文化信仰 国际组织中华文明远东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本土儒道、中国化的佛教 东盟(ASEAN)、东亚峰会日本文明 本土神道教及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印度文明 印度教与西方文化中东 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教，抵制西方文化 阿盟（LAS）犹太文明 犹太教美国文明 新教为主 北约（NATO）欧洲文明 天主教和新教 欧盟（EU）俄罗斯文明 东正教拉美 拉美文明 玛雅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西方拉共体（CLACS）非洲 非洲文明 非洲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 非盟（AU）

中国话语文明体系一直是东亚的引领者，其儒化的伦理规则、行为方式之影响至今在这一区域随处可见。做为主体的中国大陆及外缘的港、台、新加坡、韩国、南亚等共同构成了大“中华圈”这一中华文明。[5]P146-147它与西方文化有着最大的差异性、独立性，其历史有着最完整的连续性。

中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情况等原因，其传统文化是当今世界最有别于西方的“他者”，比如于连为了找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文明体系反观自身的特性，最终只能是找到了中国。[6]P3-4文化的多元化正如生物群落物种的多样性一样弥足珍贵，多样性为系统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提供了可能，面对西方话语体系在全世界的扩散，最有异质性的中国话语是提供与之不同的独特视角的宝贵资源，这正是中国话语建设可提供世界性贡献的可能所在。

不同于中国巨大国体带来的坚守历史传统的强大惯性，印度由于殖民及印欧语系与西方的内在相通性、日本由于国小，都快速地“调头”西化了。后两者对西方文化吸收比中国要多，当然这也使西方社会对两者更为了解。比如，西方对佛教禅宗的思想了解更多是从日本而不是中国获得的，印度瑜珈也是风行欧美。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西方的影响则要小很多。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等活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大师进行了长期系统的打击，从而使传统文化的真正理解奉行者几近消失，中国现在还没有印度阿罗频多、日本池田大作等真正深入传统又全面理解西方，并将两者有机对话创新的原创性大师。

就政治经济的互融而言，虽然有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贸区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设想，但中日印政治经济互信共融还面临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一是由于近代日本挑战中国并失败遗留的历史问题，一是西方诸国的离间干扰。因此，东亚并没有真正象欧共体、非盟等促进一体化的政治组织，东盟、东亚峰会更多是南亚诸小国的联盟，虽将中日印等拉入对话，但又有了俄美以对话者的身份加入搅局，从而使话语建设的政治经济基础受到影响。

第二，就西方诸文明话语体系而言，其内在的相通性与差异性比通常理解的都要巨大。首先，整体上应将中东的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统一归到西方话语体系，虽前者属闪含语系、后者属印欧语系，但他们是同源于一个一神论的信仰传统，都认为国家的教权要大于世俗的政权。最初从中东的犹太文明分化出基督教并传入了欧洲大陆，罗马教会第一次分裂出的东正教是俄罗斯的重要文化传统，再次分裂出的新教是美国文明的重要文化传统，而英国和欧陆更是新教与传统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虽然现在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对抗性很大，但两者都是一神论信仰，都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伊斯兰教只是将耶稣视为先知之一，所以这几个传统内在的相通性确实很大。但另一方面，这几个话语体系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且不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就是在基督教国家内部斗争也是很丰富的，比如法国民众多次对美国麦当劳、迪士尼乐园的抵制甚至恐怖袭击，都说明其内部的差异性之巨大，而这些原本应受到中国特别关注的差异性却常被笼而统之的“西方”一词所掩盖。

西方话语最强势是在近代，以其科技、武力及殖民主义风行世界，中日印等东方诸国无法抵抗，美洲土著印度安人几乎被彻底消灭，非洲亦被黑奴贸易、掠夺所控制。但二战之后，西方文明话语之弊突显，而被西方压迫的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解放，西方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已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西方文化本为攻击性文化，如科技的武器化、信仰的传教化等，面对东方文明，固然在开始时会有所突破，但很快就会被东方文化化解吸收。

第三，就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而言，其土著文明受到西方文明毁灭式的冲击，甚至许多国家的民族语言并不是官方语言。虽然近年来有非盟和拉共体的成立，但其话语的影响力还是很小，发展的路还很长。

这些话语体系多极并存、多元共生，构成了国际话语体系之生态系统的另一面特征。

四、中国话语的方位与机遇

中国近几十年快速兴起，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四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不容抹煞的。脱贫率、摩天大楼数、GDP 等等经济发展中的硬性指标，中国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趋向全球顶级水平。除此之外，更为潜在的中国话语等软实力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有充分话语权的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等相继成立，全球性的智库论坛、金融峰会乃至世界佛学大会、各种耶儒、耶佛国际对话等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更是层出不穷。

但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国依然处于西强我弱的格局之下，我们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话语的建设还有很多问题。经济上要转型，从国际分工造成的低层次制造业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型，政治体制也面临进一步改革的强烈要求。无论经济转型，还是反腐问题、城镇化推进与城乡二元制问题、城市负债率、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医改、教改、社保、城镇化、二胎人口政策、老龄化问题及退休政策、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关住权力之笼子的设计问题、环保标准的高低调整、工人最低工资与小企业发展的张力、公平与效率的张力及贫富分化问题等等，都是科学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各种话语之争，要超越非左即右等标签式、大而化之的空洞地意识形态化争论，而要沉下心来进行切实的、细节化、专业化的科学设计。

面对中西文明话语体系的大冲撞，中国应有如何的定位呢？对此问题，学界长期试图以体用之分来进行基本的定位，分化形成了中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会通、中西互为体用等诸多理论。此体用之分的视角可以看成一种“逻辑”上的定位，除此“逻辑”视角外还应关注历史发展的维度，今日中西话语的冲撞可以历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为借鉴，即两个文化传统之交流对话要经过格义比附、潜隐外化、互镜创新三个阶段。[7]P111-118

两种文明话语相遇之初，迁强附会的格义比附在所难免，但随着对外来文化本义之真正理解及进而引发的推崇，外来文化会成为显学，本土文化反而会在一定时期被遮蔽潜隐。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佛学曾一度长期全方位地吸引了中国的学术精英，如方立天先生所说，“自隋初迄至武则天时，可以说全国第一流的思想家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佛学界”[8]P46，亦如韦政通先生所言，“鸠摩罗什以后，佛学趋于独立性的发展，直到慧能又是三百年，佛学已立于中国思想史的主坛地位。其间儒、道两家没有出现一个重要哲学家”[9]P494。这正是中印交流的一个潜隐外化期。与之类似，今日中西话语冲撞中现在处于西强我弱的局面，也正是中国全面学习西学的一个新的潜隐外化期。此时期固然有全面西化的外在表象，如今天治学方法、思维方式、甚至伦理行为习惯等皆有全面西化之嫌，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中国本土的传统会用一段时间充分与西学融合并复兴，从而开出一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话语体系，正如宋明时期儒学融合佛学而成新儒学的盛况。此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当然不是传统的原样复兴，也不是全面的西化，而是中国传统以西学为镜反观自身，完成一个创造性转化。

此中国话语之建设或复兴，实有着特别的优势与机遇。中国近代的内忧外患，使中国大众普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学习变革的心态，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年轻心态，所以中国总是以急切的心情学习西方、不断批判改进自身，因而总是在日新月异之中，而西方并没有急切学习中国的心理动力。并且，西方文明重在逻辑理性，此类思维方式通过长期学习是相对容易把握的，而东方文明的直觉灵感性特征是难以学习的，只能是长期历史积累而成，是难以学习的，所以西方学习东方是更加困难的。所以，在中国这一环境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文明之积淀，而且近来也充分吸收了西方文明之养分，此得天独厚的机遇使两大话语体系在中国相遇，有望越过临界体积而产生一“核聚变”。

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体系已初露端倪，比如既不同于科学理性、也不同于位格神信仰的内在超越模式，既不同于自由放任、也不同于苏式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既超越权力逻辑、也超越资本逻辑的“人本文化精神”[10]P195，既不同于道德主义也不同于均衡主义的“和而不同”的外交模式，民主集中的集体领导负责制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应清醒意识到此中国话语体系还处于建设之中，是远未成熟完成的，就中西冲撞的历史进程而言，还处于潜隐外化的阶段，这正需要我们不断开出新的思考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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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世锋.理性、位格与境界：比较视域下的超越问题[J].船山学刊,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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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世锋.格义比附、潜隐外化、互镜创新——论中西对话三阶段[J].孔子研究,2013,(4).

[8]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韦政通.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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