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羊

贪官的出现，与大脑有关，因为贪官的大脑与常人不同。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李纾在最新一期国际期刊《行为神经科学前沿》上发表论文说，“大脑左侧额下回稍上方的一小块区域”确定了“人们是否宁可牺牲道德准则去追求财富”。左侧额下回活动程度越强的人士，就越倾向于牺牲公平原则追求金钱。换言之，他们更容易被收买。研究人员为二十八名实验对象模拟了收受贿赂的场景，给予他们从八元到三千元不等的“贿金”，结果发现，不管给的钱多钱少，都会刺激他们右脑前额叶皮层及双侧脑岛，让他们感到愉悦；拿的钱越多，激活程度越高，愉悦感越强。

北京大学神经病学博士葛鉴桥认为，研究贪官的大脑或有助于发现大脑与腐败行为之间的联系。如果发现受贿行为与大脑有关，科学家就可以研究替代方法来调整人的行为，包括药物或心理治疗。

也有人认为这事有点“奇葩”、“荒唐”，有人认为是“雷人研究”、“雷人试验”，有人认为这种对腐败原因的解释是基因决定论，属偏见与歧视。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研究，精神可嘉，启示颇多。我首先想到的是，科学家为中纪委排忧解难，在人的大脑里找到了“贪腐欲望区”，解答了“官员为什么贪污受贿”的重大问题。说明了贪官见钱眼开、贪得无厌，不是教育、制约、监督等问题，而是大脑结构问题。以后招录公务员，不仅要笔试面试，体检时还要扫描大脑结构，对有“贪腐欲望区”的考生，一律“一票否决”。对现有的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体检时也要扫描大脑，如有“贪腐欲望区”的，要马上劝退。个别不愿退又确实工作需要的，则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如是，官员们脑子里没有贪腐欲望了，官场风清气正了，多好啊！

但我还是有些困惑，同一个官员，脑子里同样的“贪腐欲望区”，为什么开始不贪后来贪，在A单位不贪到B单位却贪呢？比如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他初入官场时，小心谨慎，廉洁自律。别人给他一包烟，他都感到烫手，“发了疯一样退回去”。后来时间长了，看得多了，在身边人的言传身教下，对吃拿卡要慢慢习惯了，由收几千元到来者不拒，“出门一看到建筑工地，就想起百分之五的工程介绍费”……李真之所以由不贪到贪，不是“贪腐欲望区”起作用，而是“环境”的教育和纵容。

还有香港官员，与内地官员一样，都是炎黄子孙，同样的黄皮肤、黑眼睛，大脑结构也大致相同。可香港的官员贪污受贿的极少，香港被誉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难道香港官员的脑子里都没有“贪腐欲望区”？显然不是。香港对腐败“零容忍”，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教育、管理、监督、惩处制度，组建了敬业、高效、独立的廉政公署，全香港新闻媒体曝光力度大，监督的眼睛无处不在，官员不敢伸手，伸手必被捉。

假如李真到香港当局长，哪怕他脑子里“贪腐欲望区”再发达，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若实在忍不住伸了手，在他是苍蝇时就可能被抓住了，不至于走上不归路。

从此角度看，贪官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后天的贪腐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绝对的权力、不健全的制度、虚化的监督等，有了这些条件，贪官会成为贪官，一些清官也会成为贪官。吴凯时先生说得好：“我在徐才厚的位置，不敢保证我不是徐才厚。”

人们的大脑肯定有所不同，有天才脑袋，也有傻瓜脑袋。但这只是智商差异，不属道德范畴，与贪腐无必然联系。

当贪官层出不穷、前赴后继时，我们可以研究贪官的大脑有没有特殊结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研究和改变贪官滋生的土壤与环境。

【原载2014年10月17日《讽刺与幽默·众生相》】

插图 / 反思 / 钮雨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