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她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端。夏瑞芳作为创始人之一，自然就以其抱负，开创性的事业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成为中国近现代民族出版业的第一人。然而，人们谈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总是首先想起把商务印书馆带到世界前三、亚洲第一的张元济和王云五，总是想到茅盾、郑振铎和胡愈之这样的文化名人，以及杜亚泉、蒋梦麟、顾颉刚这样的学术和思想巨匠，对于夏瑞芳似乎所谈甚少，这当然与其英年早逝不无关系。2014年适逢夏瑞芳先生遇刺身亡100周年，笔者撰写此文以资纪念，以表达对先辈的敬仰之情。

一、从“留守儿童”到近现代民族出版的开创者

夏瑞芳，1871年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沈巷乡南库村。祖辈世代务农，由于年景不好，其父放弃土地和耕作，离家改作小买卖谋生，起初挑担卖糖，后来在上海开了一个小杂货铺。父亲的小买卖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因此其母也远走上海，靠做佣人填补家用。父母双双外出打工，夏瑞芳只能寄养在大伯家，成了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1882年，11岁的夏瑞芳瞒着伯父到上海寻找母亲，当时他母亲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牧师家中帮佣。范约翰牧师是夏瑞芳遇到的第一位改变其人生命运的“贵人”。范约翰和妻子玛莉·珍妮在1860年即来到上海，并创办了一所学校——清心学堂。1880年，他们把清心学堂更名为“清心书院”。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般不容许佣人带孩子住在主人家中，范约翰牧师夫妇不仅打破常规，让无家可归的夏瑞芳留了下来，还把正值上学年龄的夏瑞芳带进了他们创办的清心书院，这是夏瑞芳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清心书院，夏瑞芳不仅学会了英文，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更开阔了眼界和心胸，他不仅看到了上海，更通过开始“洋化”的上海和学到的“全球性”知识，看到了整个世界。顺便说一句，从清心书院还走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者郭秉文，新闻报刊界的翘楚董显光和物理学家李政道等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心书院“孕育”了商务印书馆，因为夏瑞芳不仅在这里学到了印刷知识，而且还结识了同窗好友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和高凤池等人，正是这三人与夏瑞芳共同创立了商务印书馆，尤其是鲍氏兄弟对夏瑞芳帮助最大。夏瑞芳还娶了鲍氏兄弟的妹妹，因此成为鲍氏大家庭中的一员。鲍氏当时在江浙一带是个大家族，鲍氏兄弟的父亲鲍哲才为宁波人，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作为排字技师的重要一员，协助传教士创办和经营以印中文本《圣经》为主的美华印书馆，他对鲍氏兄弟和夏瑞芳走上印刷、出版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华印书馆由美国传教士威廉·甘伯牧师创立，她可以说是商务印书馆的摇篮，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创始人都出自美华印书馆。实际上，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的广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建立印刷厂，主要印行《圣经》和其他用于传教的小册子，重要的包括广州的石印所、上海的墨海书馆、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后来迁到上海，更名为美华印书馆）和上海的点石斋印书局等。

1889年，夏瑞芳的父亲去世，在清心书院半工半读的夏瑞芳也已年满18岁，为了养家糊口，他开始了正式的职业生涯。由于在清心书院学过英文和印刷技术，他很快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在洋人报馆里做英文排字工，先后在文汇西报馆、字林西报馆和捷报馆工作，成为排字工人领袖。《字林西报》相当于英国在华设立的“官报”，一直到1951年才停刊。当时，不仅在洋人开办的报馆，在所有洋人设立的机构中，中国雇员都是饱受歧视的。1895年，因不满资方克扣工人工资，夏瑞芳曾率领排字工人罢工，致使当日的报纸未能出版。夏瑞芳不愿忍气吞声地为洋人干活，便联合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同窗好友，立下了摆脱洋人控制自主创业的志向。

夏瑞芳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政治动荡、经济贫弱、文化衰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然而，一个新的时代胚胎正在旧时代的混沌母体中呼之欲出。1897年2月11日，不甘为洋人奴使的夏瑞芳联合鲍氏兄弟等姻亲及好友高凤池等，集资了3750元大洋，于上海的江西路德昌里创办了一家印书作坊，取名为商务印书馆。夏瑞芳时年26岁，几个年轻人都刚刚开始工作，手头都不富裕，夏瑞芳所占的一股500元还有赖其妻鲍翠玉向其女校同学借贷凑齐，由此可见年轻人创业的意志多么坚定。无疑，这样坚定的意志与其胸中所怀有的报国理想密不可分。

二、由家族合作向现代企业管理转型

商务印书馆创立之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鲍氏的家族企业，集资是3750元按每股500元计，总共7.5股，鲍家的女婿夏瑞芳、鲍氏兄弟咸恩、咸昌各出一股的股金，鲍家的另一位女婿张桂华和鲍咸昌的小舅子郁厚坤各占半股。首倡者夏瑞芳被推举为总经理，鲍氏兄弟用其所长主管排校和印务。遗憾的是，这时影响他们走上民族出版事业的家长鲍哲才没能看到女婿和儿子们创业，他在两年前就去世了。夏瑞芳的母亲也已经去世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从创办之日起，就是一个以家族为背景的股份制企业，她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家族的痕迹消除了，而成为一个纯粹的现代企业，这与总经理夏瑞芳的远见卓识、宽广胸怀和理想抱负具有很大关联。

商务印书馆在创业初期仅有几部手动印刷设备，这对于胸怀大志的夏瑞芳来说，是远远不能满足的。他不断委派技术人员赴日本、美国、德国等国考察，学习最新的印刷技术。他还亲自赴国外学习、考察，不断购买新式机器，大量聘请外国技师来商务印书馆工作，设备和技术很快得到极大的提升。1900年，在纱厂老板印锡璋（有模）的帮助下，商务印书馆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修文印刷局。修文印刷局当时是上海最大的一家印刷机构，设备先进而且齐全，制版等技术领先，不仅能印一般的商业文件，而且能印中文、日文和西文书籍。收购日本修文印刷局对商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用创始人之一高凤池的话说，“商务基础之稳固乃发韧于此”。而且，商务印书馆迅速成为国内具有凸版、凹版、平版技术的机构，这一切还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印刷业的基础。随后，夏瑞芳为了企业长远发展，成立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等。

随着企业的发展，夏瑞芳迅速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淡化姻亲色彩，不断增资扩股，改造股权结构，并根据业务需要，迅速将盈利用于扩大企业规模。1901年，即商务印书馆创立的第五年，夏瑞芳便对商务印书馆实行了第一次增资扩股，吸收张元济和印有模入股。这时商务印书馆的资本经估价已达26250元，张元济和印有模投资23750元，总资本5万元。商务印书馆正式改组更名为“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夏瑞芳继续担任总经理。这次的增资扩股以及重组，标志着商务印书馆已经完全摆脱了家族的色彩，而成为不折不扣的现代企业。

第一次增资扩股不仅引进了资金，不仅实现了向现代企业的华丽转身，更重要的是引进了一位后来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出版和文化史上堪称文化领袖的人才——张元济。在张元济入股的第二年（即1902年），他便应夏瑞芳之邀，正式加入了商务印书馆，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型印刷企业转变而成现代出版企业，从而揭开了商务印书馆历史的新篇章。

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进第二次股份制改造，更是石破天惊的开创之举，夏瑞芳不仅引进外资、开创了中外合资企业的先河，更为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民族出版业的现代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资方是在日本极具声誉的出版机构——金港堂，金港堂名列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四大教科书出版社之首。上海作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吸引了很多外国企业进入，日本的金港堂自然也看到了在上海发展的商机，意欲进入上海。面对难以匹敌的强大外国竞争对手，夏瑞芳审时度势，作出了与其以卵击石地与之竞争，不如以我为主地与之合作的战略决策。经过与日本大出版商金港堂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合资协议，要点包括各出资10万元，重组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由中方完全控制经营权，由中方出任总经理等条件。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曾对此评论：夏公在商务与日本金港堂的十年成功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令人钦佩。夏公采取与其联营的办法，利用日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中国的民族出版业。在联营中，夏公坚持由中方承担日常经营、人事、行政权，日方只在董事会中派员行检察之职。这在列强侵华、国势颓危之际，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坚持主权利益的一次中外合资。

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合资经营，不但引进了大量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而且率先引进了外籍的编辑人才和出版印刷技术人才，以及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利用与日方合资经营的便利条件，商务印书馆派遣大量的人员赴日学习，对民族出版业的队伍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现代的教科书编撰、出版理念，使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中国的教科书出版领域独占鳌头，更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这一次引进外资的股份制改造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商务印书馆建立和完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股东大会推荐董事和监事，董事会推举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等。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持续了10年，这10年正是企业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10年。辛亥革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全国性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人的合资也遭到人们反对，董事会和夏瑞芳于是果断决策，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日股。夏瑞芳几经往返上海和日本之间斡旋，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说服日方放弃股份，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出版企业。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公司为完全由国人集资经营的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额购回。日后，关于收回金港堂所持股份，商务印书馆在向股东大会汇报时特别指出：“此事关系重大，本应召集股东会筹议办法，只因商机宜密宜速，故由董事会担负责任，先行议决。此事应请股东原谅。……此项收回日股均系夏总经理苦心经营，乃得达此目的。”

令人扼腕的是，当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宣布全部收回日股的当天傍晚，夏瑞芳在河南路发行所门前被暗杀。关于夏瑞芳遇刺之谜，有不同的说法，在此不作赘述。夏瑞芳去世是商务印书馆和近代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此时的商务，刚刚成立17年。17年间，商务已经由3750元规模的一个小小印刷作坊，成长为规模一家具有200万元企业资本、分馆遍布全国的企业，执全国文化出版机构之牛耳。在他去世前夕，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亚洲一流的出版公司，后来更成为跻身世界前三甲的文化和出版巨擘。

三、企业家精神的诠释者

夏瑞芳有着“民国第一CEO”的美誉，在他身上闪耀着许多企业家精神，诸如创业精神、创新精神、责任意识、市场意识和人才意识等，这些极具个人色彩的特性，为企业的现代性注入了应有的活力。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发展是与作为开创者和总经理的夏瑞芳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的。

首先是创业精神，主要包括吃苦精神、勤俭精神和谦逊的品格。

说到吃苦，夏瑞芳真实地践行了总经理是第一员工的现代企业理念。商务印书馆创办初期，夏瑞芳几乎承担了除内容编译之外的所有经营性工作。他身兼数职，既是总经理，又是收账员、校对员、采办员，有时候还得亲自坐到铅字架前去找铅字。

创业艰难，资金的不足几乎成为所有创业者都无法回避的难题，这就要求创业者不仅在经营上要做到胼手胝足，还要克勤克俭。在这方面，夏瑞芳堪称企业家之楷模。例如，创业初期，夏瑞芳乘船去日本考察业务，身为总经理，坚持坐三等舱前往（当时一等舱70元，二等舱47元，三等舱14元6角），尽可能为企业节省。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股份，他不过持有七分之一。甚至一度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车间，装订折页的工作都是由一些做义工的女眷完成。这种创业精神，赢得了良好口碑和信任。

所谓的创业，就是开创未曾有的事业，至少是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事业，谦逊、好学就成为企业家必备的精神和品质。身为总经理，夏瑞芳并不自视高人一等，他尽力接近职工。他还自己动手做些校对、收账、采办的具体工作，每天工作至晚八九点钟才能休息。他读书不多，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但他善于团结众多人才为己所用。他尊重读书人，尊他们为“老夫子”，让工友称他们为“师爷”。馆内大事，处处征求读书人的意见。因此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技师，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却在这种宽松环境中和睦相处，坐在一起工作，甚至吸引一些宁可舍弃高薪，情愿到商务印书馆做事的高人。

其次是创新精神和探险精神。夏瑞芳具有敢于争先、不怕风险的创新精神，这种魄力和胆识是卓越企业家的必备素质。他带领商务印书馆不断革新印刷技术，采用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他又根据市场需要，不断开发出适应新形势新时代的产品，扩大市场影响力；他勇于探索新制度，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他面向市场勇于竞争，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不断使自己发展壮大。

第三是责任意识。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本身就是一种有责任感的举动，其源于夏瑞芳等年轻人不甘为洋人打工，而要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事业的初衷。商务印书馆所印行的出版物引进和宣扬进步思想，也反映出对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担当。例如，“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在其遗作《仁学》中，痛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痛斥封建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是万恶之源，公开宣扬“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夏瑞芳在接受这本书的承印之托时，很坦然地说：“没有关系，我在租界，不怕清廷。”

第四是市场意识。夏瑞芳的市场意识与其责任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他的市场意识并不局限在具体人群的市场需求方面，而往往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方面，这就是大企业家的眼光和眼界。对于这样的企业家而言，市场才真正是广阔和远大的。例如，在封建皇帝的统治之下，面对已经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大形势，外国的文化与知识大量随之涌入，商务印书馆果断地开始印行英文书籍，包括教科书和工具书等，以适应“开放”之需。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籍就是英语书《华英初阶》，胡适、梁漱溟、巴金和丁玲等都曾受益于《华英初阶》。商务印书馆创建之时，不过是一个以承印商业簿册和教会宣传品的小小印刷所，出资的核心股东，都是社会中下层的技术工人。然而，夏瑞芳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潮流：新旧交替，东西融合，维新思潮大兴，知识阶层渴求吸收新思想新知识；作为东部的贸易中心，上海云集了各国商贾，外语学习成为社会的风潮与机会。夏瑞芳将在教会使用过的英文课本《Primar》翻印出版，一时热销。后来又找谢洪赉牧师，编出商务印书馆第一本书《华英初阶》，初印的2000册，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如果考虑到当时连识汉字的人口都占极少比例的国情，这样的产品策略不能不说具有先见之明，不能不说具有社会前瞻性。

最后是人才意识，这也是最关键的。人类社会一切的事业，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事业，最终都是仰仗着人才能实现的。越是高远的理想，越需要集聚团队的智慧，众人的力量。夏瑞芳胸怀宽厚，气质温和，这种人格赢得了全馆和同业的尊重，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赢得了内在动力和发展空间。夏瑞芳的人才意识首先体现在其求贤若渴的态度，以及追求群贤毕至的局面上。说到引进人才，博得头筹的当属张元济这位清朝翰林的加入，有了他的加入，商务印书馆才有了日后的辉煌和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可以说完全是夏瑞芳求贤若渴的结果。夏瑞芳因为业务关系与张元济相识于1899年，当时张元济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的印刷业务交由商务印书馆承担，两人一接触便互生好感。张元济翰林出身，夏瑞芳被他深厚的国学知识和西学学养所吸引。夏瑞芳排字工出身，但张元济对其勤勉、事业心和好学敏求的精神颇为赞赏。鉴于一些出版物因质量问题而投入市场无人问津的窘境，夏瑞芳意识到“组织书稿出版图书不是门外汉所能胜任，必须要由真才实学之士担任，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编译所”。他想到理想的总编辑，非张元济莫属。“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对知识分子敬重和依靠，反映了夏瑞芳的不凡格局和远大抱负。胸怀大略的夏瑞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张元济的戏言——每月350块大洋的“天价”高薪，其诚意、气度和才干，打动了张元济。夏瑞芳和张元济能够走到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两人怀有共同的理想，即他们共同定下的“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约定，商务印书馆的格局从此定立。“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陈叔通语）。张元济的加入对促进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不仅使商务印书馆真正成为了一家以编书、印书为主的出版企业，张元济还吸引了包括蔡元培、严复和林纾等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或紧密的作者，许多思想进步、才学出众的知名人士，如蒋维乔、庄百俞、寿孝天、高梦旦、杜亚泉和黄元吉等先后加入商务印书馆，这不仅改变了编辑队伍的人员组成和知识结构，编辑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而且从此商务印书馆便成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的重要舞台。中国近现代的知名知识分子，无不与商务印书馆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张元济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面旗帜，自此商务印书馆成为张元济及其一代知识分子开启民智、变革社会的实验田。时代成就了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大格局，夏瑞芳也由一名普通的印刷工人，完成了向一位卓越企业家的升华。

夏瑞芳的人才意识，除了求贤若渴地引进那个时代的能人、高人之外，还体现在对一般员工尤其是年轻人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夏瑞芳对青年工友关怀备至，安排他们练习书法、学习珠算，那些求知欲强的人，则送进技术学校进修。商务印书馆还自行创办艺徒学校，专门培训高级印刷技术人才，品学兼优者会被安排独当一面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先后开办了师范讲习班、函授学校、附属小学、养真幼稚园等。商务印书馆员工的生活与成长，大都在种种方面受惠于企业，许多人对夏瑞芳怀有知遇之恩。员工的稳定和忠诚，成为商务完成远大抱负和实现其文化理想的基础。

四、出版家的文化责任

称得上企业家的人，心中必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以产品和企业行为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出版家，由于其产品和企业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更应该把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是幸运的，其创立者不仅是卓越的企业家，还是难得的出版家。夏瑞芳自身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教育、知识和文化对于国民和国家的重要性，张元济参与维新变法的失败更是让其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宏愿。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但是在现代出版业之前，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只是少数士大夫之间的唱和，几千年文化跟普通民众几乎不发生太多关联。全社会识字的人极少，文盲率极高，国民教育还是私塾教育，贫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1901年，在南洋公学主持译书工作的张元济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张元济之所以应夏瑞芳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还因为他认识到出版是通过传播知识、文化和思想而达成教育之目的，于是他便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所以商务印书馆便明确了“从教育着手，改变中国，变法图强”的方向，把“开启民智，昌明教育”确立为自己的使命，商务印书馆的百余年发展史，无论是单纯的书刊出版还是从事其他文化、教育事业，始终是沿着这一方向，遵循这一使命而前行的。

商务印书馆开办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贫民夜校和各种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等，使得很多贫苦百姓的子女得享受教育的机会和掌握各种工作技能。商务印书馆以企业的一己之力建立的涵芬楼资料馆，日后更发展成对公众开放的全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创立的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也是为了教育的目的，以教育片、时事片、戏曲片和风光片为主，宗旨是“表彰吾国文化”，“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商务印书馆的图书产品更是紧紧地围绕着“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八字使命而展开，无论是编撰最新教科书和工具书，还是整理和出版中国传统古籍，以及译介反映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学术著作，都体现了夏瑞芳和张元济们对时代需求的把握，以及对自己作为出版人的使命和责任的理解。对比时下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出版业出现的种种“见利忘义”的不良现象，不由得我们对先辈们更多生出几分敬仰和怀念。以先辈为师，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事业，为新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正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职责所在。

（于殿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